原本大學微言-南懷瑾

導 讀

　　懷師近來講述的《大學》錄音帶，終於整理成冊，定名《原本大學微言》。

　　本書名所以取「原本」（又稱古本）兩字，是為了有別於流行八百多年的朱子章句本。《大學》原本，是指西漢戴聖所傳《禮記》的第四十二篇原文。自宋朝朱子的章句本流行以後，其他許多註解《大學》的書，如司馬光的《大學廣義》等，都已失傳，甚至坊間連原本《大學》也久不流通。所以到明朝嘉靖年間，王陽明把原本《大學》刻印出來，當時的文士還驚怪起來，不相信還有這一種本子。甚至清朝的李惇還說：「學者有老死不見原文者。」因為大家既然只讀朱子的章句，刻《禮記》的人索性就把其中的《大學》、《中庸》只存其目錄，把文字都刪除了。本書所採用的原文，是依據清未阮元重刊的《宋本禮記疏本》。

　　至於懷師為什麼要用原本《大學》來講述，詳見本書《開宗明義篇》。至於其微言大義，更遍佈全書，有待善為體會。懷師此次講述《大學》，彷若懸河，滔滔不絕，又旁徵博引，融會古今中外史實與學說於一爐，實難加以分段，但為便利讀者閱讀，勉強分為九篇，計含六十四章。現略述九篇內容摘下，以便先有個概印象：

　　一、開宗明義。首先請讀者先熟讀原本《大學》本文，以便閱讀下去時，可以隨時回到《大學》本旨，加以體會、印證。然後從一位教授的來訪，談到自幼誦讀經書的受用，以及延續中華文化的多年心願，因此而想到流傳已久的《四書》，本有其超越時空的價值，可惜長久以來只被作考取功名的敲門磚，於今猶有其流弊。於是回想傳統的農村教育的情景，而肯定《千字文》等啟蒙讀物，對天奠定做人的良好基礎，深具意義。

　　　　然後，對道、德、天、大人等關鍵字先作說明，並點《大學》的思想是源自《易經·乾卦·文言》而來，而《大學》原為古代中原文化、文學的代表作，自有其理路脈絡，而不必去篡改原文，對於朱子把「大學之道」竟說成「初學入德之門」，更不以為然。接下來談到《大學》的綱目，以及內明外用的修養次第，使讀者先把握住《大學》的重點。由此而進入《大學》本文的探討，即「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個總綱。並為了恢復原本《大學的真面目，先對朱子的把「親明」當作「新民」，以及改編〈大學〉次序，提出了批判，對於朱子把「明德」說成「虛靈不昧」，更詳加探究，而強調要從自知之明做起。

　　二、七證的修養功夫。本篇旨在闡釋《大學》所說：「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的道理，這七證（知、止、定、靜、安、慮、得）功夫，實為中國原創的儒家心傳入中土時，借用來說明禪定的方法，影響後世甚為深遠。只是這七證的功夫如何修，曾子未加說明，而宋元明清以來的理學家，困於門戶之見，也無法疏解得清楚，更談不到發揚光大。故特借用佛、道兩家學術來加以闡明。對於內證學養有興趣的讀者，此篇最宜深思體會。

　　三、內明之學。本篇先闡釋《大學》所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並說明向來學者都把「誠意」前面的「格物致知」及「物格知至」的關健所在，略而不談，而不知其中內明與外用之環環相扣的密切關係。進而講到要做到「誠意、正心、修身、」，就先須「格物致知」，以達到「格物知至」，故對「所知」與「能知」，及「心」、「意」、「識」細加明辨，再講到心物一元、心能轉物的道理，而警醒世人，不再被物質文明帶向自我毀滅之途。

　　　　總之，此篇闡明自「格物」至「正心」屬內明之學，如果內明修養達到「明德」的境界，由此外用天「齊家、治國、平天下」，就須從「修身」做起，故「修身」為內明外用之間的重大關健，也就是《大學》所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四、外用之學。本篇旨在闡釋「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的道理。首先說明「齊家」的「家」是家族的家，不是現代小家庭的家，並推崇中國歷史文化中，母德、母教的偉大。從東周以來直到清末，每個朝代的帝王家庭，大多是大有問題的家庭，本篇即以齊桓公（兼述管仲為政之道）、秦始皇（兼述呂不韋的「奇貨」計劃）、劉邦（兼述與他勾心鬥角的呂後）為例，詳加闡述。而給予正面評價的，則以虞舜、漢文帝為例，加以闡述。漢文帝得力於母教，而虞舜則成長於父母、弟弟都有心理問題的家庭，卻能孝順父母、友愛弟弟，尤為難得，故特推崇。

　　五、內外兼修之道。本篇從《大學》原文：「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講到「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止。這段原本《大學》的原文，被朱子抽調得最厲害。懷師則恢復其原來次序，就原本《大學》所說」誠意「內外兼修的「八正知」，詳加闡述，再講述「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並引述老子、管子、莊子、佛家、醫家有關身心的學說來加以說明。

　　　　進而講述「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有關「修身齊家」容易因「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的心理偏差而產生重大問題，並分別引述趙太后、武姜、弦章、章景公與晏子、邴吉與漢宣帝、元帝，以及陶朱公及其兒子的史實，來加以說明，並闡釋其給現代人的啟示。

　　六、齊家治國。本篇《大學》所說「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講到「此謂治國在齊其家」。首先談到中國上古社會以「禮治」為主，並引述周室治國齊家的史實，來說明孝、弟、慈的道理，以及周文王以前，為何會有多人推位讓國的原因。至於後來帝王講求」法治「，則須把握治國當家的原則，從歷史中得到教訓。最後再從《大學》所引的《詩經》，詳加闡釋不論古今，婦德在齊家（或及治國）中的重要性。

　　七、治國平地天下。本篇講述《大學》最後一段，從」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至「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首先說明古代對」天下「的原義，以及「絜矩之道」的意義，以及當政者要先「立德」才能得到民心，尤其要注意一言一行。其次，講述魏晉南北朝在「胡」、「華」民族混和中，那些「家天下」王朝更替的前因後果，以及秦穆公如何重用百里奚，如何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來闡述「治國平天下」之道。最後，對於事關國計民生的財經學說，則以曾子、子貢的故事，《史記·貨殖的列傳》的觀點，以歷史上注重財政的名相、名臣的言論、策略，為長期以來傳統儒家學者陷於義利的矛盾糾結而解套，並期勉國人朝著「民富即國強，國富則民強」的大道前進。

　　八、儒學演化與國家發展。在依序講述《大學》原文完畢的，本篇則總論在佛教傳入中土後，儒家學說，尤其是《四書》、《五經》，在中國歷史文化中的演化，以及它與歷朝盛衰的關係。從魏晉南北的玄學談起，歷經唐代的儒佛道禪，以及《原道》、《復性書》的出現，宋儒理學的興起，元朝以藏密為主下的儒家，明清的科舉利弊，陽明學說的興起，最後並談到清朝的外示儒學，內用佛老，並以康熙、雍正、乾隆為例，加以說明。這是一篇非常生動的文化融會史。

　　九、西方文化與中國。本篇從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交流談起，並略述清初以來，西方國家的重大變革，以及美國的興起及其文化對世界的強力影響；進而提出國人應加以反思、檢討的三大問題。最後的結語則在說明，在悠久的中國歷史文化中，雖有所謂「諸子百家」之說，而立國的精神主要還是奠定在儒家的基礎上，而儒家思想的精義在國際之間，向來是主張「興滅國，繼絕世」，盡力輔助弱小國家民族的。至於西方人會有「黃禍」的誤解，則起於非儒家文化所及的蒙古的西征，這是中國歷史中的特案，有其特別的歷史背景（詳見第五十八章）。因此正告西方學者如亨廷頓之流，不應挑起文化之間的互相敵視，引起人類爭戰的悲劇。中國是由歷史上許多民族混和而成的，而中國文化也在歷史上融合了西域、印度等地的文化。「有容乃大」，中國及其文化永遠是開放心胸，希望「禮運大同」，以達到和平共存、互相繁榮文明的世界。

　　以上九篇概要，只是給讀者鳥瞰全書的來龍去脈，至於其中高山流水、柳暗花明之風光，處處引人入勝，時興慧解，則有賴讀者親自一遊。

　　最後應該說明的是，在把近百卷的錄音帶整理成初稿的過程中，曾經參與文字整理工作中的有：蔡策、李淑君、勞政武等先生。參與校訂的有：李素美、劉雨虹、來新國、李表原、韋志暢、趙海英、朱守正、彭嘉恆、馬有慧、陳定國、陳美珍、杜忠誥、謝錦楊、陳照風、歐陽哲、郭姮晏等先生小姐。參與打字及校對的有宏忍法師，傅莉、李儀華、李茵麗等小姐。在如此群智群力合作下，終於完成文字初稿，最後交由我再作整理，雖自知學識粗淺，不足以荷任，只因退休下來，較有時間，而無理由可以推辭。而今兢兢將此懷師講述大作出版，若仍有錯誤，其咎在我，敬祈各位先進不吝賜正為感。

周勳男

1998年1月30日

一、原本《大學》的原貌

　　我們在開始講解、研究《大學》之前，先把這份原本《大學》的原文發給大家，希望平時多加熟讀，要能背誦，那就更好了。那麼，我們以後在講解、研究時，就方便多了。現在，請大家看看原本《大學》的原文是怎樣說的：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詩云：「瞻彼淇澳(音郁)，菉(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云：「於戲(嗚呼)！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音烏)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zhi憤怒)，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僻)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fen敗壞)事，一人定國。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te差錯)，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xie)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lu羞辱)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誥曰：「惟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災)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這就是原本《大學》的原貌。大家如果讀過朱子所改編的《大學》章句，可能一時不能習慣，甚至有突兀之感。但我們這次講解，為什麼不用朱子的改編本，而要用原本《大學》的本來面貌呢？我們在以後的講解中，會充分地說明其中的緣故。現在，再次希望大家，先把這篇富有齊魯文化之美的大塊文章，先行熟讀、背誦。

二、從教授來訪說起

　　丙子年的初秋，也就是一九九六年的八月底，有一位美國哈佛大學的教授來訪，他是剛從美國到湖南，參加岳麓書院孔子會議返美，路過香港，事先經人約好時間，所以才有見面一談的機會。不是這樣，我實在沒有剩餘的時間，可以與賓客應酬。平常有人問我，你這麼大的年紀，還忙些什麼呢？我只有對之苦笑，實在說不清楚。因為一個真正立心做學問的人，實在永遠沒有空閒的時間。尤其是畢生求證「內明」之學的人，必須把一生一世，全部的身心精力，投入好學深思的領域中，然後才可能有衝破時空，擺脫身心束縛的自由。這種境界，實在無法和一般人說，說了別人也不易明白。

　　自幼誦讀益處多

　　話說回來，這位名教授來訪，談到在哈佛大學的一次漢學（中國文化）會議上，中外學者到了不少，大家共同研究讀「四書」之首的《大學》一書。當大家研究開宗明義第一章，討論「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各人都發揮自己的觀點，很久，還沒有一致的結論。有一位來自國內某一有名大學的學者便搶著發言說，我看這個問題，何必浪費精神，花很多時間去討論，只需把「明明德」的第一個「明」字去掉就好了！全場的人聽了，為之瞠目結舌、啼笑皆非。

　　這位教授說完了這個故事，當時我們在座的人，也只有為之一笑。我便問：後來怎麼辦呢？他說：後來我就私下對他說，你太狂妄了……。這個人最後才向大家道歉。我聽完了說：我幾十年，在國外，甚至在國內，聽過這樣的妄人妙（謬）論太多了，所謂「司空見慣，不足為奇」。但我心裡不但震驚萬分，同時也慚愧自責，感慨不已。

　　因為我在童年正式讀家熟（就是請先生到家裡來家教），開始就是先讀《大學》，要認真背誦《大學》。長大以後，轉到民國初年所謂的洋學堂讀書，對於《大學》、《中庸》，早已置之不理。但因為基本上有童子功背誦的根底，所以在記憶的影子裡，始終並未去掉。後來在中央軍校教授政治課，又碰到要講《大學》、《中庸》，因此，駕輕就熟，至少，我自己認為講得揮灑自如。接著在抗日戰爭的大後方四川五通橋，為了地方人士的要求，又講過一次《大學》、《中庸》。每次所講的，大要原理不變，但因教和學互相增長的關係，加上人生經驗和閱歷的不同，深入程度就大有不同了。

　　但開風氣不為師

　　到了台灣以後，步入中年，再經過歷史時代的大轉變，對人對事的瞭解更加深入。正如清人錢謙益的詩所說：「櫪中老馬空知道，爨下車勞枉作薪」，頗有感慨。所謂「櫪中老馬空知道」，錢詩是感歎自己雖然是一匹識途的老馬，但馬老了，畢竟是無用了，只能作廢，把它豢養在馬廄裡，當作一匹千里馬的活標本罷了。「爨下車勞枉作薪」，十九世紀以前，中國用的車輪，都是木頭做的。這種木頭的輪子，在長年累月的旋轉奔走之下，外表已磨得損壞不堪了。鄉下人把它換掉，拿來當柴燒。當些燒沒有多大的價值，因為叫它做「車勞」。「爨下」，就是指燒飯的灶下。你只要讀懂了這兩句詩，也就可想而知我的心境了！

　　因此，當時對蔣校長所著的《科學的學庸》，雖然並不能認同其見地，而且我對學問的態度，也決不苟且，但政治部邀請我去講，如果我拒絕，在當時的人情面子上，也是勢所不能。這中間微妙關係的自處之道，正如《大學》後文所講「緡蠻黃鳥，止於丘隅」，「於止，知其所止」，完全在於操之一心了。

　　而今回想起來，我也真的有過很多次衝動，希望有一兩個後起之秀，能夠立志研習原始儒家的學問，我將為之先驅，如清人龔定庵所說的「但開風氣不為師」。然而，我也畢竟失望了。我也曾經對一般成年的學者同學們講過幾次，希望記錄成編，但每次的記錄，我都不滿意，又加捨棄。不是同學記不好，實在是我講得不透徹，講得不好。古人說：「百無一用是書生。」不過，要真正做到百無一用的書生，確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代價也太高大了。

三、沉冤莫白的「四書」

　　《大學》，是「四書」的第一本書。《中庸》，算是第二。其實，這樣的推算，是根據歷來「四書」印本的編排次序而說的。說實在一點，《大學》是孔子的學生，曾子（參）所寫的一篇學習心得論文。《中庸》是曾子的學生，也是孔子的孫子，子思所寫的一篇學習心得論文。從宋代開始，把編入《禮記》中的這兩篇論文抽出，和《論語》、《孟子》合在一起，總名便叫「四書」。

　　被誤用於考取功名

　　如果我們把時光倒流，退回到八九十年前，提起「四書」，幾乎是無人不知。它的威名，把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知識分子－－讀書人的所有思想，十足牢籠了一千多年，中國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大致都不敢輕越雷池一步。特別從宋代以後，再嚴謹一點來說，從南宋以後，一個知識分子，想尋一條生活的出路，尤其以考取功名，達到讀書做官的謀生之道，非熟記四書，牢牢背得四書不可，尤其要依據朱熹的見解，就別無偷巧的辦法。這也等於現在的年輕人，起考進學校，取得學位，就要死背活啃課本上的問答題，都是一樣「消磨天下英雄氣」的關限。除非你像明末清初時期山西太谷一帶的同鄉們，第一流頭腦人才，必要經商致富，真正沒有這個勇氣和膽識的，才勉勉強強去讀書考功名。

　　元、明以後到清朝六七百年來，所謂三級取士的階梯，由縣試考秀才，進而從鄉試（全省會考）考取舉人，到全國大考，進京考進士，中狀元，始終不離開四書、五經－－《詩經》、《書經》、《易經》、《禮記》、《春秋》，這一連串編成的書本。不然，縱使學富五車，才高八斗，能通諸子百家之學，但文不對題，離開考試取士所用的四書、五經範圍，那就休想取得功名，與讀書做官的通途，永遠是背道而馳了。

　　變本加厲的八股

　　而且從明朝開始，把考取功名的作文格式，創製成一種特別文體，叫作「八股」。你如認為自己學問比韓愈、蘇東坡還好，文章格式不照八股來寫，也就只有自己拍拍屁股走路了！這種八股意識的發展，自滿清下台以後，尤其厲害，在國民黨當政時期，考試文章中，如果沒有講一點三民主義的黨八股，就休想有出路。後來的政黨，也不能免於類似的框框。所以幾十年前，打倒孔家店、楊棄八股文，變成大革命的浪潮，那也是事所必至，勢有固然的結果。誰知舊八股去了，新的八股還比舊的變本加厲，以前的八股，只是文章規格的限制，現在的八股，反成為思想控制的工具，我真是感歎這個年代，是進步了，還是退化了。真不知中國的文化，何年何月才得以復興它的燦爛輝煌啊！

四、書生大半出農村

　　講到這裡，有時我也覺得很有趣，而且還很有幸，生在這個古今新舊大轉變的歷史時代。當然，其中經歷的艱危辛苦，也是一言難盡。傳統的農村生活

　　我從小生長在海濱的一個鄉村裡，其中的居民，過的是半農半漁的生活。這個東南海濱小角落的鄉村，也是一個山明水秀（其實水是又鹹又濁）、朝嵐夕霞、海氣波瀾的好地方。因為是瀕海的地方，到底是得風氣之先，東洋、西洋的洋風很快吹到小村裡。做飯燒火用的打火石還未完全消失，新的綠頭洋火（火柴）一盒一盒地來了。在海上驕氣十足，橫衝直撞的火輪船，一聲聲嗚嗚號叫的汽笛鳴聲，使大家趕快跑到海岸邊去看熱鬧，既好奇，又驚歎！慢慢的，又看到了天上飛的飛輪機，問時也看得到坐在飛輪機前面的人。當然，飛得還不算太高，所以才看得見。人們更加奇怪，人怎麼會飛上天呢？晚上用的青油燈、蠟燭，慢慢退位給大為不同的洋油燈，比蠟燭光亮過太多倍也有了。可是鄉村里長年累月都是平平靜靜地過，沒有什麼警察或鄉長、村長。只有一個年紀比較老的「地保」，是滿清遺制，地方最小的芝麻綠豆大的官，叫做「保正」。不過，都是熟人，他保他的正、與大家了不相干，除非衙門裡來了公事，他出來貼佈告，或者上門來打一聲招呼。偶然聽到人們亂哄哄的談話，找「保正」山來，那一定是那一家的雞被人偷走了。地方上來了偷雞賊，這比以前長毛(太平天國)造反還要新奇，還要可怕。

　　這種江南村居生活，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初期，歷代除了兵亂或饑荒外，幾乎從來沒有變化。宋代詩人就描寫得很詩情畫意，如范成大的田園詩：

　　綠遍山原白滿川，子規聲裡雨如煙。
　　鄉村四月閒人少，才了蠶桑又插田。

　　尤其是雷震的一首《村晚》：

　　草滿池塘水江陂，山銜落日浸寒漪。
　　牧童歸去橫牛背，短笛無腔信口吹。

　　每當斜風細雨或黃昏向晚的時候，我站在自家門口，真看得出神入化，很想自己爬上牛背，學一學他們的信口吹笛。可惜，我沒行達到目的，只是—生信口吹牛，吹到七八十歲，還不及當年橫身牛背小朋友的高明，真太洩氣了!

　　農村自動自發助教育

　　在這樣—個寧靜的小鄉村裡，有幾家的孩子們想讀書，其實，也是大人們起哄，鄉村的孩子，根本不知道讀書是怎麼一回事，而且聽說請來了先生、書讀不好還要挨打手掌心，這對孩子們來說，實在沒有興趣。不過，大人們都還要說：「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所以總要讀書才對。

　　話說中國人三千多年的教育，歷來都是全國人民由農村開始，自動自發的教育；在二十世紀以前，所有當朝政府，掌管教育的權威，都是只顧讀書人中已經學而有成的高層知識分子，所謂歷朝的考試選舉士子，都是當朝政府，揀現成的選拔民間的讀書人，給他官做。事實上，做官是—種釣餌，當局者以此釣取天下英才收歸己用。從來沒有像現代政府，編有教育經費的預算，培養人民最起碼義務教育的計劃。

　　從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的初期，鄉村家塾的教育，是內—家或幾家熱心子弟讀書的家庭發起，請來了落第秀才，或是所謂「命薄不如趁早死，家貧無奈做先生」的老師，呼朋喚友，約了幾個孩子或十幾個兒童，開始讀書。這種情形，讓我引用—首清人的詩來概括它：

　　一群烏鴉噪晚風，諸生齊放好喉嚨。
　　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玄黃宇宙洪。
　　三字經完翻鑒略，千家詩畢念神童。
　　其中有個聰明者，一日三行讀大中。

　　現在大家看了這首詩，一定覺得很有趣，但是不一定懂是什麼意思。在這裡，首先要瞭解我們八九十年前兒童啟蒙書本(讀物)。最基本的有八本書，《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千家詩》、《神童》、《鑒略》。深入一點的，加上《大學》、《中庸》。

五、啟蒙教育的審思

　　《百家姓》是四個子一句，第一句是「趙、錢、孫、李」，第二句是「周、吳、鄭、王」。有人問，為什麼第一個姓是趙字呢？因為這本書是宋朝編的，宋朝的皇帝世家姓趙，所以第一。第二個是江南浙江封王的錢鏐，所以第二是錢，當然不是說趙皇帝第一，有錢人算是第二位。但是為什麼這首詩裡第二句只寫到周、吳、鄭為止呢？那是為了作詩，七言的詩，不能用到八個字，所以到此為止。下面的話，當然，大家一看都明白的，就不必多說了。

　　《千字文》也是四個字一句，那是一本了不起的好書，用一千個中文不同的字句，寫出一部中國文化基本的大要。這本書的第一句是「天地玄黃」，第二句是「宇宙洪荒」。但上首詩裡，為了拼湊七個字一句，只好把這兩句話截去一字，變成「天地玄黃宇宙洪」。既合平仄，又正好押韻。

　　一夜發白《千字文》

　　《千字文》的作者，是梁武帝時代官拜散騎員外郎的周興嗣。歷來在正史上的記載，就這樣一筆帶過，但據私家筆記的野史記載，內容不是這樣簡單了。周興嗣同梁武帝本來便是文字之交的朋友，在蕭齊時代，還在朝廷上有過同僚之誼。到了梁武帝當了皇帝，那就變成君臣的關係。由朋友變君臣，說是關係不錯，其實，伴君如伴虎，反是最糟糕的事，周興嗣有一次不小心得罪了梁武帝，梁武帝一怒之下，想殺他或很嚴厲地處分他，到底還是於心不忍，只好下令把先關起來再說。但梁武帝又說了一句話，你不是文才很好嗎？你能在一夜之間，把一千個不同的字，寫一篇好文章，就赦你無罪。因此，周興嗣就在一夜之間，挖空心思，寫了這篇《千字文》。文章寫好了，可是在一夜之間，頭髮、眉毛、鬍子也都白了！大家要注意，用一千個不同的中文字，一夜之間，寫出有關宇宙、物理、人情、世故的文間，等於寫了一篇非常精簡的「中國文化綱領要點」，雖然，只寫到南北時期的梁朝為止，實在也太難了。梁武帝本人，才華文學都自命不凡，看了周興嗣一夜之間之間所寫的《千字文》，也不能不佩服。周興嗣因此得到寬恕，而且還特加賞賜。

　　《三字經》是三個字一句的，先由儒家學說中的孔子觀點「人之初，性本善」開始，闡發儒家的其本理念，以教育後代青少年。在過去時代，是屬於兒童啟蒙的書，現在，應歸國文研究所的課。

　　《千家詩》是集唐、宋各家的名詩，比較偏向於初學作詩的課本。在清末民初的石印本上，有的還附有李漁（笠翁）的韻對，如「天對地」、「雨對風」、「山花對海樹」、「赤日對蒼穹」，等等，很有趣。過去讀書考功名，不管你有沒有作詩的天才，一定要考你作詩。要作詩先學對對子。尤其到了清朝，作對子比作詩還要盛行。這種風氣，由唐代開始，一直到了民國，只要讀過幾年書，好詩不會作，歪詩也要歪幾句。有人說，過去中國，是詩人的國土。這未免有點誇張，但也有些諷刺的意味。

　　先學做人，再談政治

　　《鑒略》是全部中國通史濃縮再濃縮的書，是便於青少年初懂自已本國史，先記其大綱大要的書。

　　《神童》或《弟子規》，都是教孩子們先學做人，敦品勵行的書，當然，並不太注重政治意識。到了清末時期開始要維新變法，廢掉了科舉，辦起了洋學堂，仿照日本明治維新的作風，法定不承認家塾和書院的教育，並且依法叫家塾為私塾，新式學校才叫正規教育。一直到滿清被推翻，民國成立，起初還在北洋政權時代的民國小學、中學裡，不用什麼《神童》、《弟子規》等老古董，由教育部編了《修身》的課本。用到北伐時期以後，國民政府成立，又廢了《修身》，改作《公民》一課。抗日戰爭前後，改成《政訓》。隨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就變成《政治》課了。由《政訓》到《政治》，要教育全國人民都懂得政治，但如果做一個人的基本教育還沒有根基，叫他怎樣能做好一個好國民，或公僕呢！

六、烏鴉式的讀書法

　　除了以上所講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等之外，在當時的家塾、民間社會裡，還普遍流行一本書，叫《增廣昔時賢文》，這也算是課外讀本。這本書收集了古人的名言好句，有關人生處世的格言，有消極的，也有積極的，反正男女老幼，容易讀懂，也容易上口背誦，幾乎是大家共同首肯，好像是人性的共鳴一樣。例如「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馬行無力皆因瘦，人不風流只為貧」等，有趣而有意義的句子多得很。其中有許多是唐、宋詩人的名句，也有些是從小說上來的，還有的是民間口口相傳的谷語，但都很有文學和人生哲學的意味，所以特別一提。

　　但求能夠寫信記賬

　　那麼，當年農村裡家塾讀書都很成功嗎？可以說，大半都很失敗。有許多人，把孩子送來讀書，特別聲明，只要他認識幾個字，將來能夠記賬就好了。農家人手不夠，需要幫手，並不希望讀書做官，如果能夠寫信，那就算是鄉下才人了！事實如此，我所見到當年的鄉下人，家裡有人外出，要寫一封信寄出，或在外面的人寄信回來，都要拿到街上或別人那裡，請教那些讀過書而考不上功名，專門擺張桌子，為別人寫信、記賬謀生的先生來講解。有個故事說，有個丈夫外出謀生，忘了帶雨傘，寫信回家說：「有錢帶錢來，無錢帶命來。」嚇壞了一家人，後來才弄清楚，把「傘」字寫作「命」字了。

　　另外，有一個我親自經歷的故事，當年在我們鄉下，有一位年齡和我不相上下的鄰居，他也在鄉下先生教書時讀過書。二十多年後，我們在台灣碰到，真有「視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的感覺。他是知道我，我幾乎認不出他了！我問他在這裡做什麼，他說：「作生意，比較順利，發點小財，現在要開一家大飯店。老婆在家鄉，但在此地又娶了一個老婆，家裡不知道。知道你也來了，真高興得不得了。你知道我家底細，我要寫信，不敢找別人，你就幫幫我吧！」我說：「你不是也讀過書嗎？他說：「啊喲，你還不知道我是怎麼一塊料嗎？當年讀了一兩年書，斗大的字會認得幾個。現在都還給先生了。」老鄉，又是童年小朋友，我當然義不容辭每次代他寫信。這種秘書很難做，要設法寫鄉下人看得懂的話，還要合於方言。

　　有一次，他有急事跑來找我，我正在忙，他就站著急催，要我快動筆寫信。我說：「你怎麼這樣不通情理，你不是看到我正在忙嗎？你急就自已寫吧！」他說：「我拿起筆，就好像扛一根槓子一樣，你用鋼筆畫幾下就對了，很輕鬆。」我聽他這樣講，就說：「你知道我代你寫一封信，要花多少代價嗎？」他聽我這樣一說，眼睛瞪大了，就說：「咦！你不過花一兩張紙，手動動就好了，何必說得這樣難聽。」我說：「你真不懂，你想想看，從我媽媽十月懷胎，生了我，幾年吃奶，把我帶大，後來再加二十多年的辛苦讀書，不說學費，飯錢要多少？到了現在，才能為你作秘書，寫一封信，你想，這一路算來，成本多大嗎？」他聽我這樣一說，楞住了，想了一陣，笑著說：「你說得也對，同時罵我也罵得慘，不管怎樣說，還是快代我寫封信吧！」

　　學童「齊放好喉嚨」

　　前面的話，是由那首描寫從前舊社會裡家塾啟（發）蒙教育的情形說起，這首詩作者並未留名，大概是失意的文人，為了生活，擔任教書先生的作品。第一、第二兩句，描寫當年家塾兒童讀書的情景，真是活龍活現。鄉下的兒童，真正喜歡讀書的並不多，這便是現代學教育的要研究孩子的「性向」問題。兒童們最高興的，是盼到黃昏傍晚的時候，要放學回家了，先生坐在上面，叫學生們好好讀幾遍書，就可放學。於是，每個學生精神來了，各自拿出自已的課本，照先生今天所教的，放聲大叫地朗誦起來，那不是為自已讀，是為了讀給先生聽。低年級讀《百家姓》或《三字經》，高年級讀《千字文》或《千家詩》等，搖頭擺尾，彼此瞪瞪眼，偷偷地你拍我一把，我打你一下，一邊笑，一邊叫著唸書，真像「一群烏鴉噪晚風，諸生齊放好喉嚨」。有讀《百家姓》的，「趙錢孫李周吳鄭」；有讀《千字文》的，「天地玄黃宇宙洪」。「《三字經》完翻《鑒略》，《千家詩》畢念《神童》」都是實際的情形。

　　最後兩句「其中有個聰明者，一日三行讀《大》、《中》」。這是說學生中真有一個比較聰明一點的，將來準備讀書上進考功名的，先生就每天照書本多教他幾行，《大學》或者《中庸》，可是教是教你認字，《大學》、《中庸》真正深奧的意義，那就不一定講給你聽了！事實上，先生未必真懂，大多只是叫你死背記得，將來慢慢地會懂。以我來說，一二十年後，對於當時先生教我背書，將來慢慢會懂的說法，反省過來，還真覺得他有先見之明，反而很敬佩他的搪塞教育法，真夠雋永有味的幽默感！

七、先擺幾個方塊陣

　　我們在式講解《大學》、《中庸》之前，首先須要瞭解中國文化中三個重要文字的內涵：「道」字、「德」字、「天」字，再加一個「大人」名詞的意義。然後再研讀《大學》或《中庸》，就好辦得多了。

　　我們中國的文字，自遠古以來，就不同於其他一些民族的文字。中國字是方塊字，它與印度的梵文，埃及上古的形象文字，都以個體形圖來表達思維語言的內涵意義。所以到了漢代，使有專門研究文字學的學問，以「六書」來說明中國文字的形成及其用法。所謂「六書」的內容，包括：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這屬於漢學中最出色的「小學」和「訓詁」的範圍。但是，這是一門專門的學問，我們不必在這裡多講，免得浪費時間。不過，這裡所講的「漢學」，是專門指漢代文字學、考證學，並不是現代外國人對中國文學或學術都稱作「漢學」的意思。

　　那麼，我提出讀古書須先理解「道」、「德」、「天」等字，以及「大人」一詞是什麼意思呢？這也與漢代文字學的「小學」、「訓詁」很有相關之處。因為我們要研究從春秋、戰國時期以來的諸子百家書籍，尤其是儒、道兩家的書，對以上的幾個字，用在不同語句、不同篇章裡的涵義，並不可只作同一意義的理解。否則，很容易把自已的思維意識，引入歧途，那就偏差太遠了。

　　「道」字的五個內涵

　　「道」字，便有五個不同用處：

　　一是道路的道。換言之，一條路，就叫作道。很多古代書上的註解：「道者，逕路也。」就是這個意思。

　　二為一個理則，或為一個方法上的原理、原則的濃縮之名詞，例如，《易經·系傳》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在醫藥上的定理，有叫醫道，或藥物之道。用於政治上的原則，便叫政道。用事軍事，叫兵道。又如《孫子》十三中所用的一句話：兵者，詭道也。」甚至自古以來，已經為人們慣用的口頭語，所謂「盜亦有道」。或者「天道」、「地道」、「人道」等等的「道」字，都是指有某一個特定法則的道。

　　三是形而上哲學的代號，如《易經·系傳》所說「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學者謂之道」。形而下，是指物理世界、物質世界有形有相的東西；「器」字，就是指有形相的東西而言。那麼，超越於物質或物理的有形有相之上，那個本來體性，那個能為「萬象之主」的又是什麼東西呢？它是實在唯物的，還是抽像唯心的呢？這是我們自古祖先傳統的答案，不是「物」，也不是「是」，心物兩樣，也還是它的作用現象而已。這無以名的它，便叫作道。例如《老子》一書，首先，「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就是從形而上說起。其實，「大學之道」的道，也是從形而上而來的理念，且聽後面慢慢道來。

　　四是講話的意思，這是古代中原文化習慣的用詞，你只要多看看中國古典民間通俗小說，就處處可見，「且聽我慢慢道來」、或是「他道」、「老婆子道」，等等，真是隨手拈來，多不勝數。

　　五是漢、魏時期以後，這個「道」字，又變成某一個學術宗派的最高主旨，或是主義的代號和標誌。例如「俠義道」或「五斗米道」之道等。到了唐代，佛家（教）也用它來作代號，如「道在尋常日用間」。道家（教）更不用說，把它視為唯我道家獨有的道了。推而衍之，到了宋代，非常有趣的，在儒家學說學派之外，卻另立一「道學」名詞，自以為在「儒家」或「儒林」之外，別有薪傳於孔、孟心法之外的「道學」的道，豈不奇而怪哉！

　　「德」字的內涵

　　「德」字，我們現代人，一看到「德」字，很自然地就會聯想到「道德」，而且毫無疑問的，「道德」就是代表好人，不好的，便叫他「缺德」。其實，把這兩個字聯繫在一起，是漢、魏以後，漸漸變成口語的習慣，尤其是從唐代開始，把《老子》一書稱作《道德經》。因此，道德便成為人格行為最普通，又是最高的標準了。但是，根據傳統的五經文化，又有另一種解釋，「德者，得也」。這是指已經達到某一種行為目的，便叫德。《尚書·皋陶謨》篇中的定義，共有九德——九種行為的標準：「寬而栗，柔而立，願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在《尚書·洪範》篇中，另外說到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在《周禮·地官》篇中，又有講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

　　另外有關「德」字，在魏、晉以後，因為佛教、佛學的普及，提倡「佈施」，教導人們必須將自已所有，盡心施放恩惠，給與眾生，這樣才有修行的功績基礎。由此採用《書經》上一個同義詞，叫做「功德」。後代人們有時講到「德」字，就慣性地與「功德」一詞的觀念連在一起，所以附帶說明，以便大家瞭解。

　　我們瞭解到上古傳統文化對於「德」字的內涵以後，把它歸納起來，再加簡化一點來講，「道」字是指體，「德」字是指用。所謂用，是指人們由生理、心理上所發出的種種行為的作用。這對於研究《大學》一書，尤其是最重要的認識。不然，到了「明德」和「明明德」關頭，就很容模糊、混淆不清。因為古文以簡化為要，到了現在，中國人的教育，不從文字學入手，搞得自已不懂自已的文化，反而認為古人真該死，自已的傳統文化真糟糕。

　　「天」字的五個內涵

　　「天」字，真是「我的天哪」！讀古書，碰到這個天字，如果要仔細研究，也不是那麼容易，同是一「天」看它用在哪一「天」的意義，我們現在把它歸納起來，也與「道」字一樣，有五個內涵。

　　一是指天文學上天體之天，也可以說，包括了無量無邊的太空。可不是嗎？外國叫航行太空，我們叫航天，並沒有兩樣，各自文化不同，用字不同而已。這是科學的天。

　　二是宗教性的天，這是表示在地球人類之上，另外有個彷彿依稀，看不見、摸不著的主宰，叫它為天。在我們上古以來的傳統習慣上，有時和「帝」字、「皇」字是同一意義。不過，「帝」或「皇」是把那個莫名其妙的東西，加上些人格化的意思而已。如果用「天」字，就抽像得多。在意識上，便有「天人之際」，自有一個主宰存在的意思。

　　三是形而上哲學的天，它既不代表陳列日月星辰的天體，統屬於自然科學的範圍，又不是宗教性的唯心之天。它既非心和物，又是心和物與一切萬象的根源。它猶如蕭梁時代，傅善慧大師所說的一首詩「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的天。簡言之，它是哲學所謂的「本體」之天。

　　四是心理情緒上的天。它如一般人習慣性所默認的「命」和「運」關聯的天。所謂「天理良心」，這是心理道德行為上所倚仗的精神的天。又如說：「窮極則呼天，痛極則呼父母」，是純粹唯心的天。

　　五是屬於自然科學的範圍，作為時間和空間連鎖代號的天，例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今天、明天、昨天，以及西天、東天等等。

　　總之，先要瞭解這幾個中國古書中，「天」字的差別意義，這在研究《中庸》一書時，更為重要。好了，我們為了講《大學》，又是「過了一天又一天」了！

八、大人之學的探討

　　為了講解研究《大學》，有關於「大人」這個名詞，也必須在研究本文之先，要有一番瞭解。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禮記》中記載：古人八歲入「小學」。先由學習灑掃應對開始，漸漸地學習「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灑掃，是人生基本的生活衛生和勞作。

　　應對，是人與人之間，所謂人倫之際的言語、禮貌、態度。

　　「六藝」所包括內容很廣：

　　　　禮：是文化的統稱。

　　　　樂：是生活的藝術，當然也包括了音樂。

　　　　射：是學習武功，上古遠程攻擊的武器，以弓箭為主，所以用射箭的射字作代表。

　　　　御：是駕御馬匹和馬車等駕駛技能。

　　　　書：是指文字學，包括對公文的學習。

　　　　數：是指算術和數學，是上古科學的基本先驅。

　　由八歲入「小學」，到二十歲，已經不算是童子，在家族中，要舉行「冠禮」，算是正式成人了。但是「冠禮」之前，又有一說，十八歲束髮，也算成人了。所謂「束髮而冠」以後，再要進修就學，那就要學「大學」了。

　　怎樣才算是「大人」？

　　那麼，我們現在要研究的這本《大學》，是不是古代所說的成之人學呢？或是如宋儒朱熹（晦庵）先生所注，含糊其辭地說，「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呢？假定說，《大學》劈頭第一句所說的「大學之道」，確是指定是大人之學。那麼，怎樣才算是大人？或者如中國文化三千年來的習慣，凡是做官，甚至捐官並未補實缺的，都稱作大人哪！但不管是曾子的原意，或朱熹的註解《大學》一書，絕不是專門教做官做吏的人學習的。

　　從字源學上來看，「大人」這個名詞，首先出在中國文化寶典中。所謂群經之首的《易經》裡，就有二十九處之多。例如：在乾卦九二、九五、「利見大人」，升卦的「用見大人」，革卦九五「大人虎變」，等等。但很遺憾的，在《易經》上，每次提到大人，也都沒有確切的定義，是指做大官的大人，或是年齡成長的大人。但《乾卦·文言》上說：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這樣的「大人」，連鬼神也都無可奈何他，天也改變不了他，這又是個什麼東西呢？說到這裡，我先說一段往事。

　　《乾卦·文言》新解

　　當年我在成都時，曾經和一位宿儒老師，蓬溪梁子彥先生，暢論這個問題。梁先生是對朱熹的「道問學」和陸象山「尊德性」的調和論者。可是我們經過辯證，他只有說，依子之見如何？我就對他說，如果高推《大學》、《中庸》為孔門傳承的大學問，那我便可說，《大學》是從《乾卦·文言》引申而來的發揮；《中庸》是從《乾卦·文言》引申而來的闡揚。《乾卦·文言》說：「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梁先生聽了說，你這一說法，真有發前人所未說的見地。只是這樣一來，這個「大人」就很難有了。我說，不然！宋儒們不是主張人人可以堯舜嗎？那麼，人人也即是「大人」啊！

　　梁先生被我逼急了，便說，你已經是這樣的境界，達到這樣「大人」的學養嗎？我說，豈止我而已，你梁先生也是如此。他說，請你詳說之。我便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我從來沒有把天當作地，也沒有把地當成天。上面是天，足踏是地，誰說不合其德呢！「與日月合其明」，我從來沒有晝夜顛倒，把夜裡當白天啊：「與四時合其序」，我不會夏天穿皮袍，冬天穿單絲的衣服，春暖夏熱，秋涼冬寒，我清楚得很，誰又不合其時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誰也相信鬼神的渺茫難知，當然避之大吉，就如孔子也說「敬鬼神而遠之」。趨吉避凶，即使是小孩子，也都自然知道。假使有個東西，生在天地之先，但即有了天地，它也不可以超過天地運行變化的規律之中，除非它另有一個天地。所以說：「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就是有鬼神，鬼神也跳不出天地自然的規律，所以說：「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我這樣一說，梁先生便離開他的座位，突然抓住我的肩膀說，我已年過六十，平生第一次聽到你這樣明白的人倫之道的高論，照你所說，正好說明聖人本來就是一個常人。我太高興了，要向你頂禮。這一下，慌得我趕快扶著他說，我是後生小子，出言狂放，不足為訓，望老先生見諒，勿怪！勿罪！這一故事，就到此為止，但梁先生從此便到處宣揚我，為我吹噓。現在回想當年前輩的風範，如今就不容見到了！

　　說到這裡，我已經把《大學》裡的「大人」說得很清楚了，如果還不瞭解，勉強下個定義吧！凡有志於學，內養的功夫和外用的知識，皆能達到某一個水準，稱之做「大人」。至於內養的功夫，外用的知識，要怎麼養，研究下去，自然就會知道。

　　還它的本來面目

　　現在我們要正式講解研究《大學》的原文，首先須說明所謂的原文，也叫做「原本大學」或「大學原本」。

　　為什麼呢？因為自宋代以來，尤其是南宋以後，所有印刷流傳的《大學》，都是朱熹先生根據他的師承二程（即程明道、程伊川）先生重新改編原本，加上朱熹先生的心得做註解的《大學》章句。最嚴重的是，自明朝以後，不但根據「四書」考功名，而且規定都要以朱熹為標準。

　　而我們現在講解《大學》，就要返本還原，恢復曾子原著的《大學》論文，如果照古人尊稱的意思，應該說恢復曾子原經的本來面目，這樣並不過分吧！程伊川與朱熹兩位先生，對孔、孟之學的造旨，的確有其獨到高深之處，也的確可以自成一家之言，但沒有必要，更沒有理由隨便篡改經文，他們的學問主旨，都要「主敬」、「存誠」，隨便篡改前賢的原文，豈不是大不敬，太不誠嗎？這樣就犯了邏輯上「自語相違」的過錯了。

　　但是，我們也須先看一看，聽一聽程、朱之說是怎樣講呢？如果我們瞭解程、朱的錯誤，而《大學》的真面目也自然就出現了。大家且看在《大學》的前面，朱子寫道：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嘿！嘿！程朱的理學，最重尊師重道，更重尊敬先聖先賢。《大學》一書，是理學家的儒者們，一致公認是孔門弟子、所謂「先賢」曾子的遺書。但他朱先生一開始，就非常尊重他的師承，叫程子還不夠，在程子上面還要加上一個特別尊稱的「子」字。不只撇開了曾子不理，而且也摘掉孔子的「子」字，輕慢地換成「孔氏」，竟變成「大學，孔氏之遺書」。這真像明清以來衙門裡刑名師爺的筆法，把曾子的著作權，輕輕易易地判歸孔子門下，而且還不是指定是孔子受益，不過是孔氏門下的公有而已，因此，宋朝以後，理學家的儒者們，都是自認為直接繼承孔、孟之學，當然就可自作主張，隨便篡改，曾子又其奈我何：（眾笑過後，老師自說：口過！口過！）

　　不但如此，朱先生又說：「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啊喲！明明本書開宗明義第一句就是「大學之道」。而他卻說是初學入德之門。這種筆法、這種寫法，如果朱先生在北宋神宗時代碰到蘇東坡，他一定寫文章大大批一番。如果說碰到清初的金聖歎，可惜他本來就不大注重理學家們，否則，由他來一批朱文，那就更加精彩幽默了！

　　但是大家不要小看這一段五十六個字的短文，如果我們生在明、清兩朝六百年間，想考取什麼秀才、舉人、進士的功名，就非照此背熟不可，還要牢牢記住朱子的章句是這樣說的。假使有半點違反這種思想意識，小則，永遠取消考試資格；大則，也許吃飯的傢伙也保不住了！學問被禁錮到種程度，還說什麼文字獄有多麼可怕嗎？中國過去的帝王或大政治家們，都有這種人性特點的偏狹習氣。以古例今，所以中國文化、文明的進步，始終只能在某一特定的圈圈中打轉。孔、孟以後的儒家，也永遠只能口是心非的，在高呼萬歲陛下聲中，承虛唼(sha)響，討個官做，聊以自已鳴高，學問之道如此而已矣。《大學》中所說的「修身」學問，真的就是這樣嗎？

九、中原文化的精品

　　現在我們先讀《大學》原文第一段，也是《大學》最基本的宗旨所在：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大家讀完了《大學》第一段原後，我要先講正反兩點，請大家留意。所謂正面的：《大學》和《中庸》兩本書，文章很簡要而且美麗，後來的《孟子》一書，也是這樣。我小時候讀書，要學寫作古文，老師們便告訴我們要熟讀、熟背《大學》、《中庸》、《孟子》的文章。那麼，文章一定會寫得四平八穩，而且很好。至於《大學》、《中庸》、《孟子》、《楚辭》的文章，初學不宜，不然，會流於奔放，容易變成狂妄。

　　北方與南方的文學風格

　　事實上，《大學》、《中庸》的文章，不僅簡練，也真有溫柔敦厚之美。我個人在三十以後，在多讀古書，多學習瞭解以後，我又大膽下了一個定論：《大學》、《中庸》、《孟子》是齊、魯文化的精品，也代表了古代中原文學的精華。當然，如《禮記》、《春秋》的文章，也大多如此。

　　至於《老子》、《莊子》、乃至《楚辭》，卻代表了南方文化和文學的精華，使人心胸開豁，意境灑脫。如果比方的說，中原文化猶如唐代杜甫的詩，渾厚有味，好比吃河南、山西的麵食，北方的餃子、饅頭。南方的文學猶如唐人李白的詩，豪情奔放，好像白米飯配上魚肉菜餚。換言之，古代中原的文化—文學猶如德國—日耳曼民族的文明，渾厚樸實。南方的文化—文學，猶如法國—法蘭西的文明，風流瀟灑。總之，希望大家多讀、多念、多背誦，當歌一樣地唱著來讀。那麼，必定有如我當年讀書時，老師並不太給你講解，只說，你讀熟了，將來你自已會懂。現在套一句成語來說，你讀得背熟記牢了，將來你會自已開悟。這是正面的經驗。

　　《大學》首文竟可以治病！

　　另一方面，我可告訴你一個非常有趣的經歷故事，我在年輕的時候，興趣是多方面的，而且也如大家一樣，好奇、好神秘，到處求師訪道，想變成超人，成仙成佛最好。在三十年代的時候，湖南有一派道門，由一個姓蕭的道長領導，據說有道又有法術。那多好啊！本人當然千方百計找人介紹去求道羅！真奇怪，見面了，他正替一個人唸咒治病，左手拿一杯水，右手捏個劍訣，指天畫地，口中唸唸有詞，不知念些什麼。念完了，叫那個病人喝下去，那個病人說：感覺好多了。我看了心想，這不是跟出家的和尚們，念《大悲咒》水叫人喝一樣嗎？但別人告訴我，這不是《大悲咒》的法門。好了，我當然要試探一番，先請他教我這個唸咒水的法門也不錯啊！

　　經過百般刁難，我又再三懇求，他終於說我有緣，又是上天允許了教我。到了真正傳道、傳口訣那一天，當然賭咒發誓，不可洩漏天機，所謂「六耳不傳」也就是說，一個對一個的傳授，口傳心授，不能公開，真是秘中之秘。他傳了，我也學了，不但使我大失所望，幾乎使我笑掉大牙。你說他傳個什麼咒啊！告訴你，就是我剛才念的《大學》開頭一段。我想，天哪！我早知道你傳的是這個，我在十二歲起，背得比你還熟、還快，早可當你的祖師了！（眾笑）但是你不要笑喔！他們誠心誠意念了這一段，給鄉下人治病，有時候真地有效，所以人們才相信他。如果是我或你們來念，保證不靈，因為你我不信。這是精神學上一個問題，也不簡單。知識分子不信，不一定對。愚民的迷信，不一定是錯。這其中的道理，還有很深的學問哩！

　　附帶講一個故事：有一次，我在西南邊區碰到一個人，會「祝由科」，唸咒畫符能治病。我看到他替受傷的人止血。我也要學，他傳授給我。等我知道了這個咒語以後，實在笑不出來。我知道我如照作，百分之百保證不靈。你說它的止血咒怎麼念呢：「東方來個紅孩兒，身穿大紅袍，頭戴紅纓帽……太上老君，急急如敕令，止！」他把手一止，別人傷口的血真不流了。因為他有信心。這都是精神學上的問題，所有宗教的迷信作為，都有此來的。

　　剛才所講用「大學之道」一段來治病，當年這一派，是清末民初，民間秘密道門，所謂「同善社」一派的支流。那時，還沒有什麼「一貫道」呢！至於這些人物和宗派來源，後來我都一清二楚，實在不足一談，我們現在是講《大學》，不是在講旁門左道的史料。

十、《大學》修養的次第

　　現在我們正式研究《大學》第一段的四句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古文就是這樣簡化。如果用現代的觀點來說，這種古文，就是春秋、戰國時代的簡體文。把人類的意識思想、言語，經過濃縮，變成文字，但永遠保存意識思想的原有成分，流之久遠。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古文。

　　這四句書，到了南宋開始，經過宋儒理學家們的研究註解，尤其是程、朱學派以後的學者，大多必要遵守程、朱章句之說，因此習慣地說《大學》書中的要領，便有「三綱八目」的說法。綱，是綱要；目，是條目。綱目，是朱熹首先習用的創作。例如，他對於中國歷史的批判，不完全同意司馬光《資治通鑒》的觀點，自創一格，他對歷史的編寫，被後人稱作「紫陽綱目」。

　　其實，綱目是寫作文章和對學術分類的邏輯方法。綱，是前提，也可以說是標題。目，是分類的引申。很有趣的，我們現代在政治術語上，聽慣了「上綱」這個名詞，但大家還不知道，首先使用這個名詞的導師，也是採取儒家學說中來的，並非導師自已的創作。只是大家書讀得不及他多，就不知道他當年也是此中的健者。

　　過去所講的《大學》一書中有「三綱八目」的說法。是哪個「三綱」？是哪個「八目呢？

　　答案是這樣的：《大學》書中首先提出的「明德」、「親民」、「至善」，便是三綱。不是古代傳統文化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那八目呢？

　　答案是《大學》後面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其實，對於《大學》一書，指出有「三綱」之說，也不盡然！事實俱在，如說《大學》一書的綱目，應該說它有四綱、七證、八目才對。

　　四綱、七證、八目

　　那麼，四綱是什麼呢？就是在「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之上，一個最重要的前提「道」字，也可以說是大學之道的「大道」。詳細的理由，待我們慢慢地「明辨」。但可以從「以經注經」的原則去探討，只要從《大學》開頭兩段的本文中，就可看出來事實俱在。本文中不是明明白白地寫出「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嗎？所以「大道」或道，才是首綱。

　　那麼，為什麼又特別提出「七證」因為《大學》本文，在四綱以後，跟著就提出有七個求證大道與明德的學問程序，也可說它是求證大道的學養步驟。如果你高興要說它是七步學養的功夫，也未嘗不可。這就是知、止、定、靜、安、慮、得。這就是《大學》學問的綱要所在。過此以後，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八目，才是「親民」的實際學問和修養。

　　也可以說，初由大道到明明德，每個人自立自修的學問。也就是宋儒理學們冒用莊子學說，作為自已廣告的「內聖外王（用）」之說的「內聖」之學。也可以說是「內明」之學。再由明明德到親民，才算做到真正修、齊、治、平的功德，便是自立而立人，自利而利他的「外王（用）」之致用。但無論是自立的「內明」，或立人之道的「外用」，都要達到「至善」的境界，才算是人倫大道的完成。

　　瞭解了這些預備學識以後，我們再來用白話文的方式，試著簡單的直譯《大學》首先的四句書看看。

　　「大學的道，首先在明白明德的修養，然後才能深入民間做親民的工作，達到極其圓滿的至善境界」。

　　當然囉！這樣直譯了《大學》的原文，無論怎樣說，已經是隔夜油炒飯，肯定不是原來的本味了！況且對這四句書的四個句詞的內涵，也是隔靴搔癢，始終抓不到重點。因此，還要一點一點、一層一層來抽絲剝繭再加研究。

　　既然知道用白話文直譯古文的內涵，畢竟似是而非，完全不是那個味道，那只有用孔門所教治學的方法，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來抉擇它，也就是現代所說用分析、歸納的方法來研究了。

　　自立立人而達於至善

　　第一，在兩千多年前的中國，所謂春秋末期、戰國先期的階段，中國的傳統文化，本來就儒、道並不分家的一個道統時代。即使諸子百家之說，也都是標榜一個「道」字作定點。

　　《大學》作者曾子，就生在這個時代，而且在孔門七十二賢之中，他是傳承道統心法的中堅分子。在那個時代裡，在政治系統、社會風俗習慣上，至少表面上還是宗奉周朝皇為中央，尤其在文化習俗上，還是以周禮為準。所謂子弟八歲入小學，到束髮而冠的十八、二十歲，再進習成人之學，也就是準備作一個真正大人，已經不是童子的細（小）人了。

　　那麼，大人之學所教授的，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人倫之道是什麼呢？那就是先要明白這個「明德」。所以這一句書裡有兩個明字，第一個明字當動詞用，第二個明字當形容詞或名詞用。這種用法，在上古時代，是很平常的。例如：父子，子子，親親等，都是把第一個字當作動詞，第二個才是名詞。就是說：對父親而言，要做父親的本分；對兒子而言，要做兒子的本分；對自已的親人而言，要做到對親人的本分。

　　瞭解了以上的道理，同時也可以知道我們上古傳統教育的主要宗旨，就是教導你做一個人，完成一個人道、人倫的本分。不是只教你知識和技能，而不管你做人做得好不好。因為做工、做衣、做小販、做官、做學者、做皇帝，那都是職業的不同。職位雖不同，但都須要做人，才是本分。你的職業職位果然榮耀值赫，而人都做不好，做人不成功，那就免談其他了。

　　第二，「大學之道」的道，是根本，也可以說是體。「明德」是由道的致用，是從道體出發的心理和身體力行的行為。「親民」是由個人學問的道和德的成就，投向人間，親身走入人群社會，親近人民而為之服務。這便是明德立已以後，外用到立人的目的。最終的結果。無論是個人立已的明德，或是外用立人的親民，都要達成「至善」的境界。

　　第三，如果我們照這樣的說法，怎樣才可以表達得更明白一點呢？那只有用「因明」（邏輯）的辦法，借用相似的比類做譬喻、做例子，或者可以比較明白一點。怎樣借譬呢？那只有向鄰居的佛家去商量，暫借用佛學來做說明了！

　　自覺覺他而覺行圓滿

　　佛，是古代印度梵文「佛陀」的簡譯。佛是什麼，在中文來說：佛者，覺也。覺個什麼？覺悟心性的自體。怎樣才能自能自覺心性自體成佛呢？那必須先要修行大乘菩薩道的功德，所謂：自利（等於儒家的自立）、利他（等於儒家的立人），達到福（功）德資糧圓滿，智慧資糧圓滿，才可以成佛。所以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就叫作佛。如果用佛學來比方儒家學說，佛就是聖人的境界，菩薩就是賢人的境界。菩薩是梵文「菩提（覺悟）薩埵（有情）」的簡稱，中國初期的翻譯，也叫做「開士開車」大士「。

　　我們借用了佛學這個比例來說明《大學》的「大學之道」。那麼，明明德是自覺，親民是覺他。止於至善便是覺行圓滿而得道成聖了！這樣一來，恰恰如道家的列子所說：「東方有聖人，西方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是不是如此呢！大家再去想想看，再做研究吧！

　　瞭解了前面所講的理念之後，就可以明白這四句綱要的下文，所謂知、止、定、靜、安、慮、得七個層次的學問修養次序，完全是銜接上文四句的註腳。不然，讀了半天《大學》，好像在看教條式的條文，聯貫不起來。就如說。「知止而後有定」到最後一句的「慮而後能得」，它究竟得個什麼呢？

　　如果我們照前面所講的理念，那就可以明白「慮而後能得」，便是得到明德之目的了。不然，這個「明明德」，也不知道從怎樣明起？當然，既能達到明德的境地，那就真能達成「大學之道」這個道的境界。

　　這樣便可能瞭解從漢、魏以後，儒家、佛（釋）家、道家，把各個自家修行的成果，都用中國傳統文化的習慣用語，統統叫做「得道」。其實，得道這個名稱，也就是從《大學》「慮而後能得」這個理念而來的。由此演變，到了唐、宋以後，佛家的禪宗普及流行，大致標榜禪以「明心見性」而得道。道家也相隨而來，標榜以「修心煉性」而得道。儒家的理學們，當然不甘落後，也自標榜以「存心養性」而得道。你們看看，曾子這一句「慮而後能得」的內涵，是多麼雋永有味啊！

　　同時，禪宗把得道叫「開悟」，真正開悟了才是明白佛學的理念，也有叫做「明覺」的說法，這明覺或覺明，與明得和得道，都只在名詞的表達現象上，依稀恍惚，僅有輕雲薄霧，忽隱忽現的界別而已。解脫這些「名相」的束縛，就並不無多大差別了。

十一、朱晦昧改《大學》

　　講到這裡，本來就要接著研究由「知止」到「慮而後能得」這一段的求證學問。但是，從南宋以來，因程、朱章句之學對中國文化七八百年來的影響太大了，我們也不能不加重視，先來探討，這樣也是對先輩學者的尊敬態度，不能隨隨便便就一律抹煞。現在且看朱子（熹）的章句：

　　程子曰：親當作新。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

　　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

　　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

　　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大家不要小看了這一段文字，它的思想，後來影響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使漢唐以來中國文化發展受到障礙，嚴重的說，中華民族國家的積弱成性，也是由此種因。民國初期的五四運動，大喊打倒孔家店，實在不是胡鬧。其實，孔家老店，倒還貨真價實，只是從南宋以後，這一班宋儒學家們，加入了孔家店，喧賓奪主，改變了孔家店原來的產品，摻入的冒牌太多。尤其以程、朱之說，更為明顯。

　　「親民」改作「新民」！

　　第一，先說朱子冒用其師程頤的意見，非常大膽地將古《大學》首列的「在親民」一句，硬要說，程子曰：「親」當作「新」。這真叫做作造反有理，這不是明明白塗改文書，等於秦檜加在岳飛身上的判決「莫須有」嗎？

　　因為把親民的親，當作「新」字來解釋，他可非常有力地把後文「苟日新，日日新」來證明自已塗改有理。因此，他便可以大談靜坐觀心，暢論心性微言妙論的教化，認為人人如此，才是學問，才能革新改過，才算是個新人（民）。

　　豈不知下文由格物、致知，到誠意、正心、修身的個人學養成就以後，跟著而來的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正是真實做到親民的學問嗎？如果要人們天天換作新民，那就要隨時變更政策，常常要來一次什麼大革命才對嗎？所以這個思想，後遺的流毒太大了！

　　擅自改編《大學》次序

　　朱子不但如此，又將原文《大學》的文章，運用他自已的觀點，重新改編次序，分為十章。因此，在南宋以後的《大學》、《中庸》，便有「右一章」、「右十章」的註釋。當我在童年時候，一般同學們讀書讀得疲勞了，便大喊，啊喲！媽喲，我現在又讀到「發昏」第一章啊！

　　這便是由南宋以後到清末民初，讀書人為考功名，不得不永遠墨守成規，以程、朱「章句」之學為準則。但當朱子在世的當時，當權派提出反對程、朱之學的大有人在。只可惜他們在歷史上的「政治品格」太差，不但在當時起不了作用，就在後世，大家也絕口不提他們。你說是誰，就是南宋的秦檜（反對程頤）、韓侂胄（反對朱熹）。他們指摘程、朱是偽學，要求禁止。如果排除了歷史上奸臣的罪名，就學術而言，恐怕也未可厚非。

　　倘使在北宋時期，有如歐陽修、司馬光、蘇東坡等在位，恐怕朱子之說，必遭批駁。當時，如王安石的經學造旨，未必不及朱熹，甚至，宋神宗神明令規定考試經義，都以王安石的註解為標準，結果也遭到反對，所以，王安石的註解，未能流傳後世。

　　以此為例，朱子豈非是時代的幸運者？這正如曾國藩晚年所說：「不信書，信運氣。」宋、元以後，程、朱之學大行其道，並非朱子自已，實為當政的領導者——帝王們，想靠它牢籠天下之士，為其所用，並且要乖乖聽話，不敢違背先儒，更不敢違背君父，如此而已。

　　一字之差的故事

　　講到這裡，忽然想起一個禪宗的公案（故事），頗有類同之處，不妨講給大家輕鬆一下。當在盛唐的時期，禪宗大行其道。百丈禪師在江西的百丈山，開堂說法，座下學僧聽眾不下千人。在聽眾中，有一個白髮老翁，天天都來，而且都是最後離開。長期如此，引起百丈禪師的注意。有一天，百丈說法完畢，大家都散去，這個才能老翁還沒有走。百丈禪師就特別過來問他，你為什麼每次都遲遲不忍去，應該是別有問題吧？老翁聽了就說：「我正有一個重大的疑問，請師代我解脫。」

　　百丈就說：「你問吧：」老翁說：「我在五百生以前，也是一個講佛法的法師。有人問我，『大修行人，還落因果否？』我就答他說：『不落因果。』因此果報，墮落變成野狐的身命，不得解脫。請問大師，我究竟錯在那裡？

　　百丈禪師聽完了，便說，：「你再問我吧！那老翁就照舊重複原句向百丈禪師請教。百丈就很嚴肅地大聲回答說：「不昧因果。」這個老翁聽了這話，就很高興地跪下來拜謝說：」我得解脫了。明天，請老和尚（指百丈禪師）慈悲，到後山山洞裡，為我火化這個身體。但希望您老人家不要把我當作異類（畜生），請你還是把我當五百生前一樣，用一個出家人的禮儀，燒化我吧！

　　百丈師點頭答應了。第二天，百丈穿起正式僧服的袈裟，告示大眾，跟我到後山燒化一位亡僧呢！大家聽了很奇怪，因為近日內，都沒有哪個出家同學死亡，怎麼老和尚要大家去送一位亡僧呢！結果，到了後山，在一個山洞裡，百丈去拖出一隻死去的狐狸，身體如剛生的小牛那樣大，親自舉火，依出家人的禮法燒化了他。

　　這就是後世相傳，對一般亂講禪道的人，叫他「野狐狸」的來歷。我講這一個故事，不是對朱子的悔辱。明明曾子所著《大學》原文是「親民」，為什麼一定要改為「新民」？假如曾子有知，豈不笑他胡鬧嗎？如果朱子說，這親民的親字，還包涵有「做一個新民」的意義，或說「親者，義亦如新」即可；這就無可厚非了！其實，明儒理學家王陽明，也已發現朱子太過分了，他也不同意改親民作新民。

十二、「明明德」要「明」什麼？

　　接著，朱子解釋「明德」，他的奇言論就出來了。

　　在這裡我們先要瞭解，從朱子的老師二程夫子（程頤、程顥兩弟兄）被後世所稱謂理學家的理學，是宋代中期以後突然崛起的學術思想，在中國的哲學思想史上，形成為宋儒學術的大系。

　　宋儒理學興起的背景

　　其實追溯起來，理學的興起也不算太突然。因為唐、宋以來的知識分子，早已看不慣、也受不了他們當時所處的情況：那就是由唐到宋，由於佛教禪宗的教法和道教思想的流行，普及到上下層各色社會，而幾乎使傳統的孔、孟之教，黯然無光。因此，在學習佛、道兩家學問以後，便漸漸形成以儒家的孔、孟之道為中心，左傾反道，右傾排佛，建立了宋儒理學的特色。這是由民族意識的頑固偏見出發，不瞭解人類整體文化的胸襟所致。但對古人而言，這種胸襟，固亦不可厚非。

　　同時，他們上取唐代韓愈一篇論《原道》的文章，標榜中國固有的傳統之道，由「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孟」的傳承，雖然到了孟子而斬，但他們宋儒又重新悟道而承接上了。所以我常說，中國固有傳統文化的讀書人，無論老儒新儒，常常容易犯一種自尊狂的毛病，他們自認為從堯、腕、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後，誰也不是真儒，當今天下，唯我獨尊，孔、孟以後，只有我才夠得上是真正明白儒家學理的人。這樣的儒家，我數十年來接觸到的、看到的太多了。因此，很瞭解宋儒理學們的心態動機，也不外此理。

　　但在韓愈的《原道》以外，更重要的，是受教育昌黎先生的弟子李翱一篇《復性書》的啟發。殊不知李翱的《復性書》，正是受到他的皈八月師父藥山禪師的激勵而來。

　　因為禪宗所主張的明心見性而得道，是根源於佛說一切眾生的自性本體，原是光明清淨的。只因受慾念情思等心的習氣所染污，所以便墮落在生死輪迴之中（所謂輪迴，就是循環往復、旋轉不停的意義）。一個人能一念回機，明自本心，見自本性，就可返本還原，得道成佛了。

　　同樣的，唐、宋以後的道家，也與禪宗互有關聯，例如道教《清靜經》的主旨，也說：「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人生在任何一個時代，要想做到思想、學術、生活完全能脫離現實而獨立生存，肯定的說，是絕對不可能的。尤其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儒者，如二程夫子、朱熹先生等讀書人，當時學了佛、道兩家的學問修養，就回來返求諸已，重新打開孔家店、自立門戶成家，那也是無可厚非、情有可原的事。這些確實資料，你只要遍讀程、朱兩家遺集，及明瞭歷史演變，就到處可見。但最不能使人贊同的，明明是借了別家的資本，或是偷用了別人的本錢，卻又指著別人的大門大罵「異端」，實在是令人齒冷，令人反而覺得假道學倒不及真小人了。

　　朱子「虛靈不昧」說的探究

　　現在，我們且看朱子怎樣註解明明德和親（新）民的涵義。這段註解在前一章已經引述出來。現在我們為了講解方便，也為了加深印象，再次引述他的註解如下。他說：「明，明之也。明德者，人像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國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

　　這一段話，可以說是朱熹先生的代表宋儒，以及程、朱理學的最高哲學的主旨。我們把它試著用現代白話來說清楚。他說，《大學》所講明德的內涵，是說什麼呢？那是說人們生命中本有之性，原來本是虛靈不昧的，它能夠具備一切的道理，而且能夠適應萬事的作用。

　　注意啊！這是朱子說，天生人性，本來便是「虛靈不昧」的，人性本來是具備理性，能夠適應萬事（萬物）的。

　　但是，天生生命的稟賦，同時為氣質的功能所拘束了，又為人心自已的慾望所蒙蔽了，所以有時候就昏迷不清醒了，也可說不理性了。不過，那個人性的本體，還是照樣很清明的，並沒有停息過。所以學問之道，就是在它發動氣稟、發動人欲的時候來明白它，就立刻恢復它的最初面目。

　　注意啊！孟子認為人性本善。朱子當然知道，但他不用「性善論」做定位，卻用「虛靈不昧」四個字來說明人的本性，這就不知所云了！等於和尚不信佛經佛說，專門學那些五花八門的特異功能之說來當佛學。

　　虛靈不昧是心理上的一種境界，也可以說是意識形成的知覺或感覺的心態，這是由父母所生以後的後天現象作用，說它是後天的個性還馬馬虎虎。如果說是父母未生以前的先天之性，就大有問題了！況且虛靈不昧，是他從佛家的禪宗，和道家講究心地做功夫的術語因襲而來的。莊子的「虛室生白，吉祥。止，止。」百丈禪師所講的「靈光獨耀」，甚至禪師們慣用的「一念靈明」，這些都是做靜定修養功夫中，心理上所呈現的境界狀態，怎麼就硬塞進去，指定這就是曾子所作《大學》明德的內義呢？

　　好了！我們姑且承認天生人性本來就是虛靈不昧吧！但朱子又是有一個氣稟的氣質之性是很厲害的，它拘束了這個虛靈不昧，而被人性朦朧蔽。那麼，一個虛靈不昧的人生自性，同時也並存有兩個魔性，一個是氣稟，一個是人欲。它們兩個又從哪裡來呢？是不是如朱夫子自已所說，也都多自性本體中來呢？怪不得後世人辯講宋儒程、朱的理學，說它是「理氣二元論」。其實，他對人欲和本體的關係還交代不清，可以說是「理、氣、欲」的三元論啊！

　　朱子又說，虛靈不昧的理性，它本身是明白的，並未停息過，只要你在人欲發動的時候，明白了它的作用，就可恢復到當初的虛靈不昧了！這也就是理學家所說的，「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的大機大用了。朱這個「復其初也」一保存，使是從李翱的《復性書》而來的。如果有人要問：既然復其初了，是不是永遠會在虛靈不昧之是國民經濟？問題來了：

　　（一）那個氣稟（質）之性增強力量。比你虛靈不昧還大，是不是又被它所拘，虛靈不昧又被它拖垮呢？

　　（二）如果人欲投靠了氣稟（質）之性，氣質幫忙人欲，你的虛靈不昧敵不過它兩個合力進攻時，又如何呢？

　　　　　倘使這樣詭辯下去，正如西方文化中所說的上帝萬能，卻永遠消滅不了撒旦（魔王）。所以撒旦永遠與上帝並存，萬參就等於無能了！

　　　　　但我們只能到此打住，不必再論辯下去。正如禪宗的德山禪師所說：「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言說論辯，終歸是「戲論」而已。我們最重要的結論是：朱子所說的「虛靈不昧」，只能說它是《大學》下文「止、定、安、靜」求證功夫中的一種境界，不可以用它來詮釋註解明明德就是虛靈不昧。更不可以就把它當作人生天性原初的本體。不然，朱子會被人認為是權威學閥的武斷，至少是魚目混珠的誤用吧！豈不太可惜了嗎？

　　（三）如果說，人活著的時候，還可修養到虛靈不昧，那人死了以後，這個虛靈不昧又到哪裡去了呢？它還存在嗎？還是死了，就不存在了？不論死後是否存在，這個理性的作用，它是生物的，還是純粹物理的？本體究竟是物還是心？到今天為止，整體人類文化，無論宗教的、哲學的、科學的，都還無定論。即使已有定論，實在也一言難盡，以後專題再說。

　　　　　至於朱子強改《大學》親民的親字作新字，雖然也言之成理，煞有介事，但畢竟是妄加塗改，未免牽強，前面已經說過，在這裡就不必再提了。

　　總之，我們反反覆覆，檢點討論了那麼多，現在應該老老實實，歸到結論上來：明明德，究竟是什麼意思呢？答案：是自明」內明「學問的準則，為「大學之道」的綱要。至於怎樣才能達到明明德的實際，那就在下文用「止、定、靜、慮」等學問層次去證得了。

　　如果說我們胸襟放大，不學宋儒那樣，把儒家變成宗教式的排他性，則可借用他家的話作比類瞭解，就容易明白得多了。譬如老子所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可以借來用做明明德的發揮。因為世上的人們，幾乎都苦於不自知。換言之，人都缺乏自知之明。等於禪師們所說，人人都不知自已的本來面目，因此自心不明自心而不能見道。又如早於孔子的管仲也說，「聖人畏微，愚人畏明」、「聰明當物，生之德也」，都是相同的道理，所以學問之道，首在「明明德」。

好了！《大學》綱要，已經研究過了，現在再來開始探討下文知、止、定、靜、安、慮、得的七證學問。

十三、千古難明唯自「知」

　　至於《大學》一書中，有關「知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我所謂這是「大學之道」的「七證」（七個修證的層次），看來平平淡淡，其實，這不但是曾子特別提出孔門心法求證實驗的修養功夫，同時也代表周、秦以前儒道本不分家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教化學養的特色。

　　如果我們對中國佛、道兩家的發展史略有瞭解，就知道這個「知、止、定、靜、安、慮、得」的「七證」說法，從秦、漢以後，就被道家修煉神仙之道所引用。到東漢以後，佛學傳入中國，講究修習小乘禪定的羅漢果位和修證大乘道菩薩地位的止觀方法，也借用了「止、定、靜、慮」的說法。直到現在兩千多年，仍然猶如擎天一柱，屹立萬古而不毀。曾子著《大學》時，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還剛出生。佛學開始傳入中國，約在西元開始六十五年以後。距離曾子時期，約有五百年的差距。

　　我們先要瞭解這個文化歷史的差距，然後再反過來借用佛、道兩家的學術來加以說明，就比較自然，以免有先入為主的觀念，容易發生礙難接受的反感！

　　但《大學》所列舉這七個修證層次，第一個便是「知」字。我們是中國人，當然明白這個「知」字是「知道」的「知」。由知覺到知識，知己到知心，乃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知，都是假借這個「知」字而來。「知」就是「知」，還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你仔細研究，問題可多著咧！我們的生命，為什麼會有一個作用，能自然知道一切事和一切物（東西）呢？自古以來，大家也都認為天生而知，或者說，因為我們有靈性、有心，所以便能知一切事物。依照現代人來講，因為生物有腦的作用，所以便能知一切。但是無論你說是靈性也好、心也好、腦也好，這還只是人類文化文明所產生的，人們自己認定的學說。究竟「能知之性」的第一因，從何而來，如何產生，仍然還是科學、哲學上一個大問題。

　　這和宋儒理學家所主張「性理」或「理性」之知，以及明代著名理學家王陽明先生，特別從孟子學理中提出的「良知」、「良能」之說等，實在也還存在人類文化史上從來也未解決的基本問題。

　　如果我們從中國哲學史來看，尤其是佛家的哲學傳入中國以後，往往把「知」和「覺」字隨便解釋為同一義語。但從邏輯（推理）和科學分析來講，這兩個字義又不能隨隨便便含糊同用。所以在心理學和醫學上，知覺與感覺，必須清楚地分別。

　　例如在唐初時期，禪宗六祖慧能大師的弟子，荷澤神會禪師，就直接提出「知之一字，眾妙之門」。這是肯定地說，知，就是入德之門。知，便是明道悟道的最基本的作用。無知的，就如木頭石塊，與道無關了！

　　以現代人來說，一個人，如果變成了植物人，他的些許反應，算是有知無知呢，或只是生理的反射而已呢？可以說，這還是一個存有爭辯問題。人如死了，這靈知之性，究竟還存在不存在？這也還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即便不談這些問題，這一知，就是人性生命的第一因嗎？荷澤所說，「知之一字，眾妙之門」，以及王陽明的良知、良能之說的「知性」，完全對嗎？

　　謝謝你沒有說破

　　這個問題，在中唐、晚唐時期，當禪宗正在光芒四射的時代，早已有禪師們對「知之一字，眾妙之門」提出無言的反應。最有名的如禪宗公案記載，有一位香嚴禪師，跟溈山大師參學很久了，溈山禪師卻對他說，你問一答十，問十答百，這些都是你的聰明伶俐，意解識想。對於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你試說一句看？溈山這樣一逼，弄得他茫然不知所云。他便自歎說，畫餅不可充飢。請求溈山為他說破。溈山說，假如我告訴你，你以後一定會罵我，我說的是我的，始終與你無干。

　　香嚴禪師聽了，就把平常所看經書文字燒了，憤恨地說，這一生決定不學佛法了，只做一個到處旅遊，混飯吃的和尚算了，免得自己勞役心神。因此，就向溈山拜辭，哭著走了。有一次，到了南陽，住在慧忠國師過去住過的寺院裡，他很喜歡這個地方。一天，他起來鏟草，碰到一塊瓦塊，隨手一拋，瓦塊打到竹子，啪的一聲響，他就忽然開悟明白了！立刻回到住處，洗好澡，點上香，向溈山住的方向叩拜說，老和尚，你真是大慈悲，恩逾父母。如果你當時為我說破，我哪裡有今天的事啊！因此他就寫了一首偈說：

　　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鹹言上上機。

　　溈山知道了便說，這個小子，總算徹底明白了！

　　這就說明忘其所知，才可近於入道之門了！

　　「渾沌」竟不得好報！

　　另外，如大家公認為道家的祖宗老子，早就提出「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他明顯否定那些自認得道的聖人，認為他們便是擾亂蒼生的傢伙，那些自稱有知識的智者愈多，人世間就愈不得太平了！所以他又主張「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大道無名」等說法。

　　再如道家的莊子，便用一個寓言故事說：南海有個大帝，名字叫倏。北海有個大帝，名字叫忽。中央有個大帝，名字叫渾沌。

　　有一天，南北兩個大帝在渾沌那裡碰頭。渾沌對他們太好了。這南北兩個大帝一商量，我們怎樣才能還報渾沌的恩德呢？會議結果，認為人人面上都有七竅，所以能夠看，能夠聽，能夠吃，能夠呼吸，只有渾沌沒有這樣的功用，太可惜了！開罷！我們有志一同，同心協力為他開竅。於是，每天為他打一個洞，到了第七天，七竅開了，渾沌也就死了！這真變成因福得禍，報德以怨了！

　　我們引用佛、道兩家的一些故事，說明他們都同樣認為「知」，並不是心性道體無上妙法。「知」，不是道的本體。換言之，「知」不是「能」。「知」是由一個能知的「所」生起的一個最初作用而已。

十四、沿流不「止」問如何

　　《大學》所講「知、止、定、靜、安、慮、得」的七個修證學養的層次，我們已討論過第一要領的「知」字。現在應該研究第二個層次的「止」字。當然，大家都明白「止」，便是停止的意思。但是，要停止什麼呢？這個問題，可以說真正不容易隨隨便便就可以講得清楚。最好的辦法是，先要瞭解「止」字有兩個內涵：

　　一是內在的——「內明」之學的「止」。也就是宋儒理學家們借用莊子所說的「內聖」之學的「止」。

　　二是外用的「止」。也就是莊子所說的「外王」外用之學的「止」。不論是上為領導天下的帝王，下及做一件事業（包括工、農、商、學）的領導人，或是只做一個家長，或是只做一個極普通的平凡人，怎樣把自己的思想行為，做到恰如其分的止。

　　「知」與「止」的互動關係

　　我們瞭解了這個「止」字的定義，涵有內明（內聖）外用（外王）的兩重作用。其次，再從內明的「止」字講起，才能引申到外用「止」的作用。

　　但不論是內明的「止」，或外用的「止」，首先又必須從「知止」這個名言辭句的邏輯次序講起。因為「知止」這兩個字聯結在一起的話，便有這個問題，先「知」道了才能夠「止」？或是先「止」了才能夠「知」？答案是，先「知」道了才能夠「止」。這是理性的智知作主觀，是主導。那這一「知」便是主；「止」便是賓，是客觀的，是被領導的作用。譬如看到前面有火，便自行停止前進。這便是「知」是主；停止的作用是賓。又如肚子吃飽了，再不想吃了，脾胃滿足了，反應到意識或腦，必須停止不吃了。這便是「知」為主；「知」道飽了應該不吃，這「知」就是賓了。朱子註釋《大學》，在這個要領上，只從「止」字著眼，對這「知」並未特別注意，或是有意、無意地忽略過去，不得而知。但這是關鍵所在，不能含糊放過。

　　瞭解了這個關鍵以後，再來研究「知止」或「知止而後有定」，就有理路可循了。換言之，就合於推理的程序，比較容易明白「內明」的性理之路了。這樣的結論，當然是「知」為主，「知」為先導；「止」為賓，「止」是主導所造作的一種境界。

　　講了半天，大家可以問我，你這樣自說自話，東拉西扯說些什麼呢？是的，我要說了！所謂「知止」的「內明」之學，是要每一個人，先來明白知道自己的心理心態，或更明白地說，自己的心思和情緒。無論是上為天子（帝王），下為平民（遮人），人們的心思和情緒，從睡醒起來，再到進入睡眠的時候，在這一天的生命歷程中，能夠數得清、記得完全經過多少思想、亂想、幻想嗎？至於其中所起浮生滅的各種大大小小的情緒，就更不用說了。而且這些複雜萬分的思緒，在我們進入睡眠時，還會如多面鏡子般地互相曲折反映，幻化出各種奇怪難解的夢哪！誰能把此心思緒，清清靜靜、平平安安地時常擺在一個清明、清靜、安祥的境界中呢？恐怕是絕對不能做到的吧？答案是能夠做到的。問題是人們不知道自己怎麼來「知止」。所以我常說，英雄可以征服天下，而不能征服自己。聖人之道，首先要征服自己，不想征服天下。征服天下易，征服自己難。降伏自己的心思而反歸平靜，初步能做到如老子所說的：「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才能漸漸達到「知止」而進入「明德」的境地。

　　在這裡，我們再借用禪宗一首偈語來說個明白。一生嚴格教化子弟的臨濟大師，在他臨終前，還寫了一首偈語，特別垂示弟子們要嚴謹修行，不可懈怠。他說：

　　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
　　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

　　吹毛用了急需磨

　　這首偈子的文字意思是怎樣說呢？第一句，「沿流不止問如何」？是說：我們人的思想、慾望、情緒、意識等等，由生到死，每一天，每時、每秒，所有這些心思，猶如一股流滾滾洪流，滔滔不絕，對境動心，或起心造境，綿延不斷地流動，永遠無法使其停止，自問、問你，怎麼辦才能得止啊？

　　第二句，「真照無邊說似他」。但你要自己反省，認識自己天生自性本來就有一個「能知」之性的作用存在。你要自己提起那個「知性」，如無邊際的照妖鏡一樣，自己來看住、管住那些妄想和妄情。猶如自己注定視線，對鏡照面，一直照，不動搖地照，漸漸就看不見鏡子裡的面上幻影了。鏡子清靜了！空靈了！如果這樣用功反省反照，那便可以說很像接近「他」了！「他」是誰？勉強說，「他」是道啊！便是即使是這樣，還只能說好像「似他」，但並非是究竟的大道。

　　第三句，「離相離名人不稟」。這是說，人的生命自性究竟的道體，是離一切現象的名和相的。但是人們始終自己不明白，自己不理解，也就不清楚。它也不是永遠稟賦在你身上。因為些身長短是虛空啊！

　　第四句，「吹毛用了急須磨」。吹毛，是古代形容鋒利的寶劍，只要把毛髮對著劍峰，一吹就斷，它太鋒利了。這是形容人們的聰明智慮，不管你有多麼鋒利，多麼敏捷能幹，如果不能隨時回轉反省自修而還歸平靜，包你很快完蛋，而且此心被習氣所污染，就如滾滾旋轉的車輪，不停不回，墮落不堪了。所以說，就算你聰明伶俐得像一把吹毛寶劍一樣，也必須再磨礪乾淨啊！

　　臨濟大師到底是禪宗五宗的開山之祖，他這一首偈子，我是欣賞佩服之極，它把性理修養和文字，輕輕易易地聯結在一起，決非一般詩人所及。現在，我們借用他來說明「知止」的學問修養境界，應該是比較明白了！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我們也應該是「吹毛用了急須磨」了！

十五、實在難能說一「定」

　　前面研究討論的，是「知止」的「止」是屬於「內明」學問的「止」。等於佛學所說的「制心一處」和「系心一緣」的「制止」的「止」是都屬於佛家小乘觀心地法門的原則。如果從整個地球的人類學立場出發，認真研究這些學問，你可發現在公元前四五百年之間，同時同樣地，講究人類自己身心性命的修養學問，只有中國和印度，有這一門的科學同步發展。其他職埃及、巴比倫、希臘，雖然早已有了哲學的雛形，但仍似依稀彷彿，具體而微，後來漸漸形成以宗教為主導的西方前期文化。

　　但講究「止、定、靜、安」的具體研究，毋庸諱言的，以印度佛學為最精祥，也最科學（注意，我說的是指這身心性命修養的一門科學。並非說它就是自然科學，如聲、光、電、化等應用科學一樣。這個觀念，不可以隨便混淆）。

　　「止」與「定」的因果關係

　　因此，我們現在繼續研究下去，便須從「知止而後有定」這句話所指出，由「止」到「定」的兩個層次來討論。簡單地分別來說，「止」是「定」的因，「定」是「止」的果。也可以說，「止」是「定」的前奏，「定」是「止」的成效。

　　因為照這樣的思路來講，我認為對孔門心法《大學》的研究，比較更有價值，而且對上古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更顯出特色。但這不是從民族國家意識立場來強調其說，事實確實如此。不過，這樣一來，不從佛學，或者說不借用佛學來說明，仍然還是含糊不清。宋、元、明、清以來的儒家理學家們，就因為困於門戶之見，死守固有藩蘺，不但無法發揚光大，反而純置儒道所長於無用之地，很是可惜！

　　大小乘的佛學，它的修證原則，最基本的，便是「戒、定、慧」三學。所謂戒學，猶如中國上古文化中的禮學，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屬於由心理行為起點，推及到立身處世，甚至和世間生物的整體道德息息相關。它和人類世界所有法律的法理哲學，有很重要的密切關係。但是人們很隨便地把它歸入宗教的檔案裡了，真也一言難盡。在這裡，我們不能離題太遠，暫且不論。

　　至於關於「止」和「定」的修證學問，更是佛學求證大覺的中心。從印度梵文翻譯成中文，流傳影響最廣的，就是「禪定」這個名詞。其實，梵文的「禪那」（dhyiana）含有寂靜精思的內涵。而魏晉以後初期的翻譯，便借用《大學》的「知止而後有定」，保留原來的「禪」音，配合一個「定」字，因此就叫做「禪定」了。到了初唐，玄奘法師又改譯作「靜慮」，這樣一來，更明顯地是借用「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充分表達出是「思維修」的內涵。

　　可是，在佛學修證上，嚴格說來，「止」和「定」，它的作用和境界，又各有界別、功果的不同。例如佛說：「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這是很恰當的形容，人們要把這個紛紛擾擾的心思暫停「止」下來，就必須如力大無比的大象，有能從奔濤滾滾中，截斷眾流，橫身而過的大勇才可，這便是「知止」而「止」的狀態。

　　至於「止」的外用方面，大略說來，每個人立身於這個社會，都要給自己定位，也就是自己要確定這一生要幹什麼。在做一件事的時候，要知道自己怎麼做，「止」於這一理念上，才能處變而寵辱不驚，處事而無悔。如能做到這個樣子，在滾滾紅塵裡，也算得是一等一的人了。

　　九次第的修證功夫

　　然而，在大小乘的佛學裡，又把「止」和「定」的功果境界，統名為「三摩地」，舊譯為「三昧」，玄奘法師的新譯，叫「奢摩他」，這都是文字言語發音有差異，所以用字不同。另有一個譯名叫「三摩缽底」，這是指「定」和「慧」同一境界之果。好像等於《大學》的「知、止、定、靜、安、慮、得」的總和。

　　希望你們大家要稍安毋躁，暫且聽一聽佛學修證方法這一部分的簡介，才好詳細地研究下去。那麼，佛學對於「定」學有什麼說法呢？這說要提出大小乘佛法對於定學有不同的原則了！

　　佛說小乘的「內明」、「定學」，通稱為四禪八定，那是佛法和世間任何宗教、宗派，或一般學者都可能進入的一種身心修養境界。它的進度層次分作四禪：初禪，心一境性，離生喜樂；二禪，定生喜樂；三禪，離喜妙樂；四禪，捨念清淨。它的心智境界，分作四定：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

　　但佛說四禪八家是共法。也就是說：佛法和其他方面的修證程序，在身心的過程上，自有彼此經驗相同，身心相同感受之處。至於佛法另有不同於共法的「定」境，就是阿羅漢的「滅盡處定」。所以佛學把它綜合起來，便叫做「九次第定」。這便是小乘佛學修證功夫的學問。

　　如果以中國上古傳統文化，儒道尚未分家的道學來講，這是「內視」和「精思」的實際學養的內涵，並非徒托空言、虛構玄想的空話，它是有科學性的實驗，更非盲目迷信來崇拜信仰，就能達到的境界。如早於孔子而生的管仲，便提出「心術」的重要，而且說「思之，思之，鬼神通之」的形容詞。遲於孔子而生的莊子，就用「神明來捨」來表達。但須知管子、莊子所說的鬼啊、神啊，並非如童話和民間通俗小說的鬼神。鬼，是指精神陰暗不明狀態的代號。神，是指上下通達的名詞。莊子所說的神明，也是相同的意思。如照小乘佛學的四禪八定來講，都性於「非想非非想處定」的境界。

　　在大乘的佛學裡，固然也肯定四禪八定的重要，但卻以「止」（奢摩他）的「觀」（梵言：毗缽捨那）兩個中心，概括了「定學」和、「慧學」的整體功用。當然，最主要的，也是最後的，必須以「慧學」的成就，才是入佛智覺的真諦。

　　「覺」與「觀」的四個層次
佛學大小乘中有關「止」和「定」的大要原則，已經概略知道。但在心理作用上，還有一層最重要的說明，那就是說，怎樣才能達到止定的用心方法呢？

　　這在小乘的「禪觀」的方法，又指出有「覺」和「觀」的兩個作用。「覺」是包括知覺和感覺。「觀」是指理性「智知」的心態。當你自己反照，追索自己的思想心念時，你一定可以知道自己現在的心念思想現狀。

　　舉例來說，剛才我正在想吸煙或喝酒，可是在這個正在想吸煙或喝酒的同時，我們一定也有一個知道正在想什麼的知覺，同時了然在心。再細一點來說，當你意識正在思維或在煩憂的時候，同時也有一個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這個作用，在心理學上，也可以叫它是監察意識。在哲學的理論上，便可叫它是理性或理智的作用。換言之，無論你在思想紛飛，或是喜怒哀樂發作的時候，自己必然知道。不然，你在心煩意亂的時候，你怎麼會說我煩死了，或者說，氣死我了呢？

　　明白了這種淺顯的道理，就可知道小乘禪觀所說的「覺」，便是指這種知覺和感覺的作用。「觀」是指同時有瞭解自心，觀察自心的本能。因此，要達到修止修定的成果。可另作四個程式：一為有覺有觀。是初步的禪修境界。二為有覺無觀。可能是半昏晦沉沒的境界。三為無覺有觀。可能是心思出位，浮想紛散的境界。四是無覺無觀。達到心境一片清明，也就同朱熹注《大學》「明明德」的解釋中，所提出的「虛靈不昧」的境界。其他理學家們，也有叫它是「昭昭靈靈」的。禪師們也有叫它是「歷歷孤明」的。如果一個人對心性修養，真能達到這種程度，當然是合於「大人之學」的「知止而後有定」的一種標準。但在大乘佛學來講，即使修養到此程度，也只可以說達到半途，未盡全程。

　　大家試想，宋儒理學家們，根據《大學》的「自天子以到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要求做皇帝的天子，以及做人臣的的王侯將相，必須要個個具備這樣的學問修養，做到「虛靈不昧」，去盡人欲，為天下表率。這豈不是要他們比和尚更和尚，能嗎？他們說，堯、舜能的！人人都可為堯、舜，有何不能！真是迂拙空疏到極點。所以使南宋的江山，上下臣工，都在「平時靜坐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中完結了！怪不得高明的漢文帝要說，「請卑之，毋高論」，才能使那些帝王老闆們聽得進去啊！因為他們的命運機會好，不幸做了帝王，當了老闆，但他們的人品，畢竟還是一個平凡的人，甚至比平凡人還要平庸呢！

　　那麼，大乘佛學對於修習止定的說法，又是怎樣一個原則呢？那你就要瞭解玄奘法師翻譯的佛學裡，不用「有覺有觀」的字樣，卻有更精細的描寫，叫「有尋有伺」。尋，譬如靈貓捕鼠，目睛不瞬，四足踞地，首尾一直等在那裡。我用現代語的解釋：尋，猶如拿一支手電筒來找東西。伺，猶如千萬支電燈光下，照到物件投入光中。所以，初步用「有尋有伺」的心態去捕捉自己此心的一番清淨增地。慢慢純熟了，便到達第二步的「無尋唯伺」的心境。也就是已經不用太費心力，自然可以到達了。最後達到「無尋無伺」的地步，才能使意識清明，心如明鏡的境界。

　　此外，還有配合心理生理作用的喜、樂情況，和暖、頂、忍等身心同步轉化的作用，一言難盡。

　　總之，我們已經用了最大力氣，花了很多時間，借用佛學來發揮「知止而後有定」的學問修養的概念。也等於褒揚了朱子學養，他對「虛靈不昧」之功，並非托空妄語，實在有他的見地。不過，不能含混加在《大學》「明明德」的意旨上而已。

十六、寧「靜」致遠究如何

　　現在我們要繼續研究的，便是「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這兩句話中的「靜」和「安」的道理了。

　　如果只從人們的心理意識來講，一個人如果把心一定下來時，當然便有一種較為寧靜的感受。尤其人的生活，每天活在極度的忙碌緊張當中，只要能夠得到片刻的寧靜，就會覺得是很大的享受。但也不一定，有些人習慣於忙碌緊張的生活，一旦寧靜無事下來，反而覺得無比的寂寞，甚至自生悲哀之感。在人群社會中，這種人的比例，比愛好寧靜的人，至少超過三分之二以上。那麼，只有那些學者、文人、藝術家、科學家、詩人們，才是愛好寧靜的囉！其實不然，這些人的思想意識和情緒變化，也非常忙碌，並無片刻的寧靜。只是並不太注重外物的環境，而習慣於一種相似的「定」境之中。有時，忽然撞著一個特別的知覺或感覺，那便是一般人所說的靈感、直覺，甚至叫它是直觀。其實，始終還跳不出意識的範圍，並非是真正的寧靜中來。

　　重點在「淡泊」上

　　好了，有人提出問題來了問他說，諸葛亮的千古名言「淡泊明志，寧靜致遠」，這總算是真正的寧靜吧答案：差不多了不過，你須要特別注意的，孔明先生這兩句話的要點，首先在於「淡泊明志」的「淡泊」上，既然肯淡泊，而又甘於淡泊，甚至享受淡泊，那當然可以「寧靜致遠」了一個人淡泊到了如孔子所說的，「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那當然是人生修養達到一種高度的寧靜意境。孔明一生的學問修養，就得力在這兩句心腹之言，所以隆中決策，已明明知道漢末的局勢，必定只有天下三分的可能。但他碰到了窮途無所定止的劉備，要使他在兩強之間站起來。又很不幸的，碰到一個天下第一號的庸才少主，永遠扶不起來的阿斗。無論在當時或後世，如果甘於三分天下，抱著阿斗在蜀中安安穩穩地過一生，你想，他的生平歷史，又是一個怎麼的描寫呢?所以他只有自求死得其所，六出祁山，鞠躬盡瘁，正所以表明他的「淡泊明志」的本心而已。後人說孔明不聽魏延出子午谷的提議是他的失策，所以陳壽對他的定評。也說他善於政治，而不善於用兵。殊不知他早已知道盡他一生的時勢，只有三分之一的定局。祁山六出，目的只在防衛西蜀，並不在僥倖的進取攻擊。我知，敵人也知，而且對手並非弱者。如果出子午谷，勝算並不太高。假使由魏延向這一路線出兵，萬一他中途叛變，勢必腹背受敵。恐怕一生英名，毀於一旦而不得死所，所以否定這個計劃。這是「寧靜致遠」，正是諸葛亮之所以之為「亮」也。他的用心，唐代詩人杜甫也早已看出來了，所以杜詩贊諸葛亮，便有「志決身殲軍務勞」之句。身殲，便是他要以身死國的決心。

　　「動」與「靜」的現象

　　現在我們要書歸正傳，首先要在科學和哲學的觀點上，研究這個世界，這個宇宙；怎樣叫做「靜」或「靜態」而且，真正有一個「靜」的作用嗎五六十年前，有一位名氣很大的先生講哲學，說，中國文化，就害在靜字上。而且只知道「守靜」、「主敬」、「存誠」，這都是儒家哲學的過錯。有人問我，中國文化真的如他所講的嗎我聽了哈哈大笑，怪不得他對哲學搞不通，只浪得虛名而已。中國文化，基本上，並未在哪裡真正說過宇宙是靜態的，也沒有確認有一個靜的作用。例如大家公認為中國文化的群經之首的《易經》，開始便在《乾卦·象辭》上說，「天行健」。怎麼叫做「天行健」呢?這是說，這個宇宙天體，它永遠在動。「行」字，就是行走運轉的道理。至於下一句「君子以自強不息」，那是教人們也要傚法天地，永遠要自立自強，不要偷懶止息。天地宇宙，如不運轉，那麼，便如《易經》所說的道理，乾坤息矣息不但天地宇宙永遠是在動中，萬有的生命，也永遠在動中。所謂的靜，只是緩慢的動，或可說是太過快速的動，所以在感覺上叫它是靜。其實，並沒有一個真正的靜。例如老子說：「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覆命。」這不是很明顯可知，所謂的靜，是一種生生不已，綿綿不絕，極大快速而卻像緩慢的動作而已。譬如物理的真空，並非絕對的沒有，它具有壓力，也同時存在反壓力，它能破一切，也能存在一切，只是人們還沒有完全知道如何利用它而已。

　　地球在宇宙間永遠在動，並沒有一分一秒停止，但我們在大動中生存習慣了，反而覺得大地好安靜。人們在車中、船上、飛機上，可以安靜的休息或睡眠，並不會隨時覺得車和船在行駛中，或飛機在推進中。當然，如果引用自然科學中的物理、化學，甚至電啊、光啊等等原理，有太多理由和事實說明，並沒有一個真正的「靜」。

　　但是相反的，天地宇宙之間，也沒有一個真正的「動」。所謂「動」和「靜」，只是正反、陰陽．一體兩面的一種變化規律，在人們的意識、知識上，假名它是「動」是「靜」而已。同樣的道理，「空」和「有」，也同是這個原則。「生」和「滅」也不例外。

　　形而上之道的「靜」

　　那麼，究竟有沒有一個真正的靜態呢答案：有。這是說在心理意識作用上，在物質世界的現象上，都是有的。換言之，說並無一個真正的動和靜的分別，是指形而上的道體功能而言。至於在有形有質的後天作用上，動和靜，的確是有比量比較的不同。尤其在注重「內明」之學，作心理修養方面，更容易體會到靜態，它和起心動念之間，大有差別的不同。其實，也可以說．在心性修養上，它和「止」「定」的境界，是在程度上有深淺的差別而已。講到這裡，只好用偷巧的辦法來作說明，我們心理意識的思潮，連帶情緒的波動．正如「黃河之水天上來」，夾泥沙而俱下，無法制止。歷來治水的辦法，一是疏導，一是堵防。《大學》所說治心的方法，第一步便是「知止」。所謂「止」的方法，就如治水一樣，姑且打了一道堤防，先用智知來制心一處，漸漸分散流量，加以疏導。將此心猶如奔競的流水，引入渠道以後，歸到一個平原湖泊的時候，漸漸變成止水澄波，清風徐來，微波不興。就是達到了「知止而後有定」的境界了。

　　但必須要知道，這樣的「定」境，只是「內明」自修治心的一種現象，還不是定慧的一種最高境界。然後由「定」到「靜」，那便是指「定境」上量和用的不同。靜到了與外界隔絕，猶如《書經》記載大舜：「烈風雷雨弗迷。」又如說，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就是山崩地裂，也如不見不聞，只有一個心境的靜境存在。但縱使這樣，也還是靜的一種過程。如由靜境再進深入，就可到達沒有內境外在的不同，到這裡很難說清楚，只好用佛學《楞嚴經》上的活「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來表達。不過，特別要注意，它所說的「光通達」的光，並非如一般宗教迷信者所解說的，如電光，或是太陽、月亮似的光，或者在頭頂上，畫一個光圈的光。這裡所說的光，是形容詞，是智慧成就的光，並非有相的光亮。

　　千斤之重的「能」字

　　我們有了前面所講的理解，然後，再回轉來讀曾子的《大學》，所謂「定而後能靜」的句子，他所用每一個「能」字，都不是只為寫文章做介詞或語助詞而用的!先由「知止」，才能夠得「定」。再由「定」了，才能夠得「靜」。這一直連下來的「能」字，實在是一字千斤之重，不可輕易忽略過去。有些年輕同學，學了幾天或幾個月的靜養功夫，便自吹的太大了我只好笑說：「你真能，我愧未能。」中國的俗語說得好，你真「能幹」能才幹。不能而干，安得不糟且糕哉糕再說，「定」和「靜」的差別，只好再借用水作譬喻：我們把流動中的濁水，裝到一個容器玻璃杯子裡，先讓它不再流動了，便似「止」的狀態。然後投進一點明礬，漸漸使水質澄清了，便似「定」的狀態。等到水裡所有混濁的泥沙，完全沉到杯底，水淨沙明，玻璃與水，內外通明一色，便似「靜」境的類比了。好了!聽了不要用心去求靜；一有用心，「君心正鬧在」，早已不靜了了

十七、無處將心為汝「安」

　　既然已經「靜」了，為什麼義說「靜而後能安」呢通常我們都說安靜一點，安定了才會靜，為什麼《大學》卻說靜了才能安呢你說對了，我們個人或人群社會，和外物的情形一樣，當亂哄哄的時候，只要安定下來，才有寧靜現象的出現，所以便有慣用的「安靜」這個口語。但《大學》所講的「靜而後能安」，是由講究心性修養的「內明」的實踐經驗，以及「外用」在人群社會的歷史經驗得來的總結定論，由靜才能安。心亂則身不能安，社會動亂則國不能安，這是很平凡的現實。至於說到「內明」之學，由心性修養到「靜而後能安」的境界，它的實際情形，曾子在《大學》本文中，並無進一步的說明。即如宋儒理學家們，也輕輕易易繞過這個「安」字而不說了。事實上，「安」之一字，真的很難說。不得已，只好再向左鄰右舍去找。但道家說的太玄，是偏於生理和物理的變化而言，恐怕大家誤解，又胡亂去弄什麼特異功能等花樣，反而離道愈遠了!因此，還是向佛家借用，較為合於邏輯。

　　須先做到身心「輕安」

　　無論如何，如果要講修「止」、修「定」的方法和理論，向佛家輸入的確是貨真價實，一點欺人不得。我們在前面研究「定」學時，已經提過佛家還有「暖」、「頂」、「忍」和「世第一法」這些現象，名為「四加行」。所謂「加行」，猶如現代工商業慣語叫做「加工」的意味。無論在大小乘哪一種修「定」的方法，都有這種「四加行」的附帶作用。但在大乘的修習「止」、「觀」的原則上，總結經驗，便把這種「四加行」，歸到一個很扼要的名詞，叫做「輕安」。它包括「心輕安」和「身輕安」兩個方面。所以真正作「內明」之學的心性修養功夫，到了「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的層次，有如宋儒理學家們所說「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的境界時，便會「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此心此身，兩者都有一種「輕安」清新的感覺。不過，還沒有到達如《易經·系辭上傳》所說，「洗心退藏於密」的高層次。

　　明白了這個道理以後，便可知道與「輕安」相反的，就是「粗重」了我們平常一個人，心粗氣浮，那是很習慣的自然現象。至於這個身體麼，事實上，無時無刻不在病態的粗重拖累之中。不過，人們已習慣於這種粗重感覺，如果忽然覺到輕靈的沒有身體感受．一定會發狂，自認為沒有我了!所以，道家和佛家傳入西藏的密宗一樣，有些人拚命修氣、修脈明點、拙火等等。想把自身轉化而飛空無跡，卻忘了佛所再三告誡，以致去不掉「身見」，反而增加「見惑」的障礙。同樣的，也不明白老子所說，「外其身而身存」的原理。

　　徹底「安心」的故事

　　如果要再進一步瞭解心安和安心的上乘道理，那麼，且讓我們簡略介紹中國的彈宗二祖神光的故事，可供大家參考。神光禪師，在他出家以前，是一位研究《易經》等學問，很有造詣的大學者。為了追求形而上道，自己在香山河南打坐修定很多年。注意，他在很多年修習「定」、「靜」等的工夫，當然已有相當的心得，並非泛泛之輩。後來，他聽說傳佛心印的禪宗祖師達摩大師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他就來求見大師，向他求法。達摩祖師一見，反而大加訓斥他一頓，使他難堪。但他為了表示極其至誠懇切的決心，甚至砍下了自己的臂膀。達摩大師因此而逼問他：「你要求什麼?」神光便說：「我心未寧，乞師與安。」達摩大師說：「將心來與汝安。」你拿心來，我為你安。神光聽了，愣了半天，說：「覓心了不可得。」我找我的心，怎麼也找不到在哪裡啊!達摩大師就說：「與汝安心竟」我已經為你安了心了神光因此大悟，成為中國禪宗的第二代祖師。請想，這個故事，同《大學》的「靜而後能安」，你說有關還是無關呢到底達摩和神光是怎樣安心的，這便是「洗心退藏於密」的真奧妙了但須達到「靜而後」再來體會才行。

十八、眾裡尋他千百「度」

　　接著「靜而後能安」以後，便是「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我們為了節省時間，快速一點作出結論。可以說，由「知止」開始，一直到「定、靜、安」的程序，是「內明」學養「定」學的功夫層次。所謂「靜、安」，是「定」學效果境界的擴充。至於「慮」和「得」，那便是「慧觀」智知的成果。

　　「慮」及「思」、「想」的意義

　　「慮」字，原來是作思想的思字解，同時也有轉注為憂思的意義。到了我們現代，慣用的名詞，如憂慮、顧慮、考慮、思慮等，雖然每個名詞的內涵，都有一些大同小異之處，但大體上，還是屬於以思想的思字為中心。讀古書古文，首先必須先從認識中國字的訓詁著手，因為文字是思想言語的符號，尤其中文的方塊字，用一個字做符號，就可歸納了好幾個類同的意思。不像其他的文字，用好幾個字母的符號，結合在一起，代表了一個意思。但到我們現在，因為社會結構形態不同了，又受古今中外文化交流的匯通，所以現代文字，也變成集合好幾個字，才代表一個意識思想的內涵。

　　《大學》用「慮」字代表「精思」的意思，是當時的習慣。但在秦、漢以後，就跟著時代的變易，以用「思」字為多，而普通說活，是用「想」字為普遍。再下來到了魏、晉以後，直到隋、唐之間，因有梵文佛學的輸入中國，必須要注重「因明」(邏輯)的思辨，所以把平常通用語言的「思」和「想」字混合互用的習慣，必須分開說明。因此，「想」字，是屬於在心理上，頭腦裡的粗淺現象。叫它為「妄想」，甚至叫它是「妄心」。因為這種現象，它足跳躍不定，莫名其妙地一會兒自來，而又不知所以， 一會幾又轉過去了。它是虛妄不實在的，所以命名它是「妄想」。至於「思」字，它跟「妄想」不同，它是細緻的、寧靜的，並不像「妄想」一樣，有擾亂自心的作用。譬如我們讀過的書，或經過了的事，忽然忘記了，便要拚命去追憶、尋找，這便是「想」的作用。如果記得非常熟悉的書或事情，根本不用費心去找，自然而然．輕輕鬆鬆就知道了，這便是「思」的作用。

　　「慮而得」的道理

　　有了前面所講的瞭解，就可明白「慮而後能得」的內涵了。甚至可說這個「慮而得」的道理，就如子思著《中庸》所說「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境界。等於佛學所說的「慧觀」或「觀慧」是相同的情形。那麼，慮而後能得，得個什麼呢?答案：因為經過「知、止、定、靜、安」的治心修養以後，思慮的慧力開發了，就可得入「明明德」而見道的真正成果。這便是關照上文，「大學之道」與「明明德」，不是空言思想，是有它實際的學養內涵啊!因此，他的下文，便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的結語。他是說，任何一樣東西，都有一個根本的基因，也有一個頂點的末端。任何一件事情，總有最初開始的動因，然後，才有最後成就的終結。如果一個人能夠知道哪個應該是在先要做的，才能得到最後好的成果。那麼，他就可以接近入道之門了!同樣的道理，你要明白「大學之道」、「明明德」的學問成果，必須要知道先從「知、止」開始，逐步漸修，進入「定、靜、安、慮」，而得到明悟「明德」，才可以說真的能夠接近「大學之道」的大道了!

　　說來真可笑，也很慚愧，曾子著作《大學》，為我們所講的開頭一段，他只用了在十八個字，我們卻費了那麼多的時間和精力，還不知道瞭解得對了沒有。如果碰到莊子，他又大笑我們在偷啃死人骨頭，可能還咬錯了地方，把足趾頭當頂骨用呢!不過，不要緊，我們這樣研究，總比六七十年前，三家村的老學究，稍好一點。為了研究《大學》，昨天劉雨虹老師還為我講了個笑活，從前有一個鄉村裡的財主，開了一個家塾，請了兩位先生來教書，一位先生帶一班學生在樓上，一位先生帶一班學生在樓下。樓上樓下，都先教學生讀《大學》。樓上的先生教的是，「知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啊喲，怎麼少了一個「得」字呢?樓下的先生也正在教《大學》，「知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啊喲!怎麼多了一個「得」字呢?有一位學生就說，先生，樓上的先生說少了一個「得」字，這位先生一聽便說，那好，我們把這個「得」字借給樓上好了!

　　故事很有趣，好像瞎編的，其實，過去時代確有這樣一類似通不通的教書先生。我在童年的時候，聽過很多這一類的故事，現在，我也算得是其中的一個。

十九、萬古帝王師之學

　　《大學》一書的第一節原文，我們的研究總算告一段落，接著而來。便是古人叫得最響的「八目」，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是，他們好像有意或者無意，卻把在「誠意」之先的「格物致知」和「物格知至」的聯繫要點，放棄不顧。似乎又把孔家店裡少東（少老闆）曾子的珍品輕易拋棄，專賣那些可「被讀書人當作陞官發財的敲門磚。然後又拿它來威脅那些做皇帝的大佬倌，要他學做堯、舜。致使那些本來就是孤（通辜字用）負天下人的「孤家」，本來就是寡德自私的「寡人」，連一個最平凡的「我」字都不肯說，偏偏要說大家都不理會的「朕」寧。這樣若不變成千古以來上下交相欺騙的歷史，那才真是奇事呢!

　　時到現在，外國那些小學生們，又提出來「中國威脅論」的口號，說儒家思想學說對西方文化是一大敵手、一大威脅。這要再使孔家店所賣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仁愛珍品，又要被誣蔑為假貨了!此所以佛說為「至可憐憫」者也。

　　曾子「內聖外王」的大手筆

　　現在我們再來讀一讀曾子文章是怎樣的大手筆且看原文：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我們讀過這一段文章，是不是覺得與上文一節沒有銜接緊湊，且突兀，好像隨便撒下天羅地網，漫天蓋地而來似的。尤其是受現代教育的人，寫慣了博士八股式的論文，更會覺得不合邏輯。

　　事實上，大為不然，仔細研讀曾子這篇文章，你會發現他真是齊魯文化的大手筆。他是銜接上文說「內明」之學以後，接著便說如果你真明白了「明明德」，要想自立立人，自利利他，親自涉世來「親民」濟世，把「內明」之學付之「外用」，求得天下太平，而功德圓滿，那你必須要知道「外用」「明明德」的重點是從何做起。所以他先來一記劈頭痛棒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然後又來「物格而後知至……」一路又倒轉回來。這樣一反一正，儼然唐宋之間，禪宗大師們棒喝的教育法，有時是賞棒，有時是罰棒，有時一棒不當一棒用。如果講文章的邏輯，他是非常合於邏輯的原則。因為他先把問題的「平天下」用做前提，然後一正一反來歸結定論，統在一句「致知在格物」，和他起先講「內明」之學的「知止」的智知，互相呼應，嚴謹明快．毫無半點滲漏。，至於有關怎樣才是「誠意」、「正心」等修齊治平之學的細節，統在後文分別開示，小落一步三擺的風騷小器格局。

　　我們讀了曾子這一段文章，暫且拋開現代人的觀點，來設想他生在存秋、戰國之間，傳統文化墮落，社會道德衰敗，諸侯之間的政治道德濁亂。尤其自夫子崩喪之後，他本身父母之邦的魯國，也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所謂世風不古，人慾橫流，他是何等的傷心，何等的無奈!新興而強有力的諸侯們，既不知道什麼是「王道」之學來平天下，也不知道什麼是「霸道」之學來治國家。但是個個都想爭名奪利而做頭頭，那是普遍的現象。所以他只有把平生所學，筆之成文，希望傳之於後世。這等於後來司馬遷所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藏之名山，以俟百世聖人君子」，都是具有一番悲天憫人的情懷。

　　莊子所見略同

　　但我們讀了這一段文章之後，也很容易聯想到一個他的晚輩，也便是所謂道家的莊子。在莊子的著作裡，有一段文章的觀點，正好用來作《大學》這一段內涵的註腳，那你便會豁然而悟，歎息宋儒理學家們分門別戶之見的不通之處了!

　　現在，且讓我們列舉莊子所說的：

　　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

　　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有關於莊子，我另有專講。現在引用他的話，用來反映曾子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段內涵。說明古來中外的英雄帝王，或是現代的英明領導們、老闆們，是否都能自知有沒有聖人之才，有沒有聖人之道。並且還有一個，便是曾子提出的最重要的「明明德」之德呢？如果缺德，即使是有聖人之才，有聖人之道，也都不夠格做一個平天下的人。

　　「聖王」須德術兼備

　　同樣的道理，非常奇怪的。從印度輸入的佛學，釋迦牟尼也有相同的說法。佛學說到真能治平天下而致太平的帝王（領導），他的功德已等同於佛。這種明王，叫做「轉輪聖王」。但他也和中國文化中春秋三世「衰世、昇平、太平」的觀點一樣，轉輪聖王也分幾等，上等是能致天下太平的金輪聖王，其次是銀輪聖王，乃至銅輪聖王、鐵輪聖王。昕謂轉輪的意思，便是力能挽救一個時代，等於轉動時輪，使它轉進太平，才算在歷史上具有聖王的功德。那可不是民俗所誤解的，只在閻王殿上坐著，要人死命，鬼餛一場，便叫他是「轉輪王」。其實，那些都是混世魔王啊!

　　因此，佛也講了一次治世帝王學。弟子們記載下來，便叫作《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經》。其實，他所說的「仁王」，是翻譯中文時，為切合中國文化，借用儒家所說仁愛的「仁」字。換言之，就是「聖王」之學。不過，佛說的太過偏重於「內明」之學的修養，但說聖人之道，而不說聖人之治術，所以只好在佛教寺廟裡流傳，當作和尚們修「護國息災」用的祈禱文了!總之，治世的德術，在兩千年前，在中國整體文化中的儒、道兩家為主，連帶法家、兵家、縱橫家等學術之外，後世中外所有的著作，可以大膽地肯定，都是末流枝節而已，可以救一時之弊，而不足為千秋定論。也許，我也已落在偏見之中，不可認為定論，敬請見諒。

二十、知所先後的知性

　　現在再從「明明德」開始，一路下來，由「知止」直到「慮而後能得」一節，我們把它暫且歸到個人自利的「內明」修養，而達到自立的「明明德」。每一個進步的程序，都有它的境界和實效。現在又忽然來一個峰迴路轉，把「明明德」推廣到「齊家、治國、平天下」上去。也等於說，把它推展到「在親民」的作為上去，倒也順理成章，言之有理。但指標擺得那樣高，目標又那麼大，卻又把它的中心重點，緊箍在個人學養的「誠意、正心、修身」的範圍。

　　這就好像要你出來試一下身手，去做一番「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事業，卻又要你稱量一下自己，是否自己的學養已經達到真正「誠意、正心、修身」的標準呢？這豈不像叫一個人已經躍馬揮鞭，正要揚長而去，他卻又來當頭潑你一桶冰水，使你只好兜轉馬頭，趕快回家去抱枕頭，靜思反省一番嗎？

　　要你沉思反省，那也可以，但他又再出一個難題，告訴你說，你要做到真正的「誠意、正心、修身」嗎？

　　那你必須要明白「致知」的「知」啊!你想要明白這個「致知」的「知」嗎？你必須「格物」了才可以啊!反過來說，你真能做到了「物格」，便對那個「知至」的「知」就一定明白了!明白了「知至」的「知」以後，你才知道當初由「知、止」到「慮、得」所明悟的「明德」之妙用，才能真止做到「誠意、正心、修身」品德，然後才可以有自知之明，可以知道自己立身處世的方向。那麼，「齊家」也好，「治國」也好，「平天下」也好；或是盡此畢生一世，高臥林泉，老死牖下也好，都可以無憾平生矣!但「物格知至」的「知」，以及與最初「知止而後有定」的「知」，是同？是異？卻不可籠統認定，此中大有文章啊!

　　胎兒是否有「知」？

　　現在先由「知」這個字說起。當然囉! 「知」，就是人性本有能知道的知覺作用。如果只當作這樣理解，那「知」的作用，也夠下上是什麼「眾妙之門」了。我們照現代的習慣，用研究科學的分析探討來說，例如一個嬰兒，當他在胎兒的階段，你說是有知？還是無知？這也正是現代生物學與醫學所追尋的問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真正確切的定論。

　　其實，當嬰兒住胎的時候，是已經有知的。不過，人們卻將胎兒的這種「知」性，叫他是本能反應，或是生理反應而已。當嬰兒出生以後，這個知性，似乎遠不及生理的物理反應明顯，換言之，不及感覺作用的明顯。這是因在嬰兒初生及其成長階段，後天知性的意識分別作用，尚未成長熟習，所以他的所「知」性，只偏重在生理物理的感覺狀態上發生作用。如餓了、痛了，或不舒服時，就會哭。其實，知道有感覺，也可以說感覺知道了，都是知性的所「知」之作用。只是我們成人，把純屬於思想、思維的作用，叫做「知性」，萇全只把知性的比較善良面的，叫它是「理性」。把屬於感官及其神經作用的生理反應，叫做「感覺」。在感覺的時候，如果起了辨識的作用，就叫「知覺」。在感覺或知覺的過程中，同時又起了所謂七情六慾等作用，這種一時的心情狀態就叫作「情緒」，這種情緒持續較長的時間，就叫作「感情」。不論是一時的情緒，或較持久的感情（現代人又叫做「感性」），經年累月累積下來，又形成了每個人的習性，而成為人格的一部分。這些複雜細微的各種心理狀態，其實，都是涉及廣義的「知」的一個妙用。

　　如果要再深一層研究探討，那麼，一切生物中的動物，是有知性的嗎？答案，有的。只是和人類的知性相比較，在許多種生物類中，它在知性的作用上，佔有多少成份的差異而已。所以說一切具有靈知之性的，便叫做「眾生」，這個名稱，最初出於《莊子》，後來翻譯佛學，被久借而不歸了，似乎變成佛學所獨創的專有名稱。那麼，例如細菌、微生物、植物等，也都有知性的嗎？答案：這個很難說。照現在科學的分類，這些只有生生不已的功能作用，是屬於化學物理的作用；但如再向上細推，自然物理的化合，生生不已，它是一種形而上本體功能的生知，或是感知，待將來科學與哲學重新會合時再說吧!

　　王陽明如何「致知」？

　　好了!我們自賣風騷，在這裡大吹大擂，亂扯到自然科學的問題上去，那會把專學科學的人們笑掉大牙的。但我們為什麼會在講到「致知格物」的時候，牽扯到這些問題呢？

　　第一，大家要知道，在八九十年前，即將推翻滿清的時期。也是中華民族大革命的前期，由西方學術源源而來，輸入東方的時候，我們同時通過日本，翻譯西方丈明中自然科學的知識。當初，便把自然科學叫作「格致」之學。這個譯名，就是取自《大學》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的字義而來的。所以我們在講解的推理過程中，也不知不覺地牽扯到了。

　　第二，大家要知道明代理學的大儒王陽明，他在少年時期，研究探討儒家的理學，好學深思，要想明白「致知在格物」的真義，便曾對著竹子，用心去格。竹子是物，用心對著竹子在格物，這不能說是不對吧!他是打起精神，用心不亂，專心致志去格竹子。不像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那樣輕鬆瀟灑；也不像李白的「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那樣的閒情逸致。所以他格了不久，格到心胸發病了!因此，後來他才下一定論，「格物」的意思，是格去心中的物慾，並非是對著外物來硬格的。

　　明辨「能知」與「所知」

　　現在最重要的，仍然先要回轉到知性之「知」的問題上去。前面我們提過當嬰兒初生的時候，本來就具備有先天而來的「知」性，但他經常處於一種安穩的狀態中，自有一種明暗不分、恍恍惚惚的境界。當然不是成人以後那樣已經形成意識，能夠分別是非好惡的作用。換言之，嬰兒在成長過程中。腦門的頭骨合攏，也就是醫學所說的囟門嚴封以後，受到成人生活動作的影響，以及眼見、耳聞，有關外界環境等等的薰習作用。那個自我與生俱來知性的「知」，就會分化演變，形成後天的意識，並且具有思想的知覺作用，同時又具有觸受的感覺作用。由於知覺和感覺兩種作用交織，便形成有了意識思想以後的「所知」性。

　　這個「所知」性的「知」，足我們姑且把它劃了一道界限。另把那先天與生俱來的本能知性的「知」（並沒有加上後天成長以後，所知分別的善惡是非等的習染），叫它是「能知」的「知」。這也就跟王陽明取用《大學》、《孟子》的說法，所謂「良知」、「良能」的「能知」相同。但這裡所說的這個能知，是限於人類有這個現實生命的階段。是從生為嬰兒開始，本自俱有知性而命名的「能知」之「知」。並不概括最初的原始生命，如哲學所說的形而上本體功能的「知」。這點必須要特別交代明白，因為我們現在不是在講形而上學的本體論。

　　如果你瞭解了這個與生俱來的「能知」之「知」，和後天意識形成以後的「所知」之「知」，那你再回轉來讀「大學之道」的開始，他首先所提出「知止而後能定」的「知」，是指人們從成人以後「所知」性的「知」開始修養，漸漸進修而達到「慮而後能得」的「明明德」的「內明」境界。他繼「慮而得」以後，既要開發「明明德」的「外用」、「親民」之學，耍想做到「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功，必須先要達到「誠意、正心、修身」的學養時，再又提出來「致知在格物」的「知」。它和「知止」的「知」效用不同。因此，就可以明白它有「能知」、「所知」的界別了。因為上古文字，習慣於簡化，以一字概括多重概念，屢見不鮮。倘使弄不清這個道理，那你讀古書古文如《大學》的「知」啊「知」的，一路知知到底，反而使我們越讀越不知其所以了!還不如不知的好。

　　那麼，這個「能知」、「所知」的「知」，它和我們能思想，能知覺的「知」，同是一個功能嗎？在所起的作用上，它有差別的效用，所以在辨別的名稱上，就有各種不同的名詞嗎？答案：你說對了。所以《大學》開始所提出的「知止」的「知」，到了後來便轉用「慮而後能得」的「慮」字，因為古文的「慮」，就是後世所用的「思」字。換言之，思慮的思，正是知性功能的前驅作用。

　　「生而神靈」參《內經》

　　在我們上古以來的傳統文化中，周、秦之先，諸侯各國的文字語言尚未完全統一，因此，對於這個與生命俱來的「能知」的「知」，用處不同，所用的文字符號也就各有不同。有的叫它是「神」，有的叫它是「靈」，有的叫它是「思」。甚至，如漢、魏以後，翻譯佛學，又叫它是「智」，或者，乾脆用梵文音譯。叫它是「般若」。例如我們的上佔史上描述老祖宗黃帝軒轅，便有「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的記載。所謂「生而神靈」就是說他具有生而「知」之的天才。這裡是把神和靈兩個字合起來用的。如果我們再向中國古代的科學書中去瞭解，那就必須要向黃帝《內經》去求證了。不過，我說的是中國古代科學，與現代科學各有邏輯範疇的不同。《內經》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的醫理學、生命學、生物學等等的始祖。

　　《內經》從唯物觀點開始，說到人的生命生化的作用，提到黃帝問歧伯：

　　「寒、暑、燥、濕、風、火，在人合之奈何？其於萬物，何以生化？」歧伯曰： 「其在天為玄（指物理世界的本元）。在人為道。在地為化（物質的互相化合），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帝曰：「何謂神？」歧伯曰：「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存，口弗能言，俱視獨見，視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
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

　　在這裡要注意，他提到神的「獨存」、 「獨見」、「獨明」三個要點，與《大學》後面所說的「慎獨」最關重要。

　　總之，我們首先引用了這些資料，就是要你明白這些道理，它與「致知」格物的「知至」，都有極重要的關係。

二一、致知與格物

　　我們為了探討《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的關鍵所在「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兩句話的內義，已經花了很多時間，先說明「知性」的作用。並且特別提出「能知」與「所知」的界說。然後可以總結來說，《大學》開始第一節由「知止而後有定」，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都是從人生成長以後，利用意識思維分別的「所知」起修，達到「明明德」的「內明」學養境地。雖然如此，但仍然屬於個人的「自立」（自利）之學。如果要由已得「內明」之學而起用，進而「親民」，做到「立人」（利世利人）的德業，必須要再進一步修養，徹底瞭解「能知」之性的大機大用才可。因此他又提出「致知格物」、「物格知至」關鍵性的指標。但對於這兩句話的要點所在，便先要對「致知」、「格物」兩個名詞的定義有所瞭解。

　　從「知人」到「知物」之性

　　首先，所謂「致」字，便是到達的「到」字同義語。「知」，就是「知性」的「知」。湊合這兩個字在一起，構成一個名詞，它的含義，就是先要反察自己這個「能知」之性的本根，所以叫做「致知」，也可以說「知至」。這個道理，很明顯的，就在原本《大學》首段的結論中，「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但朱子偏偏把這兩句結論割裂開來，拿到後面，單獨編成一章，叫做「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這豈不是千古以來自欺欺人的大誑話。

　　其次，我們再引證一些上古文字，來說明「格」的意思，例如「有神來格」、「有苗來格」，等等。並非如後世的我們，只知道這個格字，猶如隔開一樣的格，或如方格子一樣的格。所以說到知性的「知」，真能到達「能知」的本根，同樣就可知道萬事萬物的性理。因為萬事萬物理性的本元，與「明德」的「能知」之性，是一體的兩面。換言之，這便是曾子指出儒家孔門之學「心物一元論」的根本學說。所以後世儒家也知道，「民吾同胞」，人人都是同胞。「物吾與也」，萬物都與我有密切相連的關係。因此說，把「物」字與「格」字聯合在一起，湊成一個名詞，叫做「格物」，並非完全

　　是指格去心中的物慾才叫做「格物」。換言之，「致知格物」的道理，只要在孔子的孫子、曾子的門人子思所著的《中庸》中，就有明顯的解釋，如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由此可知盡人之性，還只是自我「內明」學養的一段功夫。進而必須達到盡物之性的「格物致知」，才是內聖外用的學問。

　　如果我們瞭解了上面所講「致知」、「恪物」兩個名詞的意義，便可知道「致知格物」的指標，統統是為了「誠意、正心、修身」而點題。這也是《大學》之所以為成人之學的要點。因此他便有後文的結論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對於這個道理，如果要最簡單明白的理解，請大家原諒我又要向他家借用。但是，我這樣做，是被一般世俗學者們最討厭、最反感的。因為他們的門派之見太深了，好在我夠不上是個學者，一輩子也不想當學者。所以可以「隨心所欲」 而說。其實，這也是「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攻錯）」的意思。那麼，「致知格物」、「物格知至」的內涵，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引

　　用佛學的一句話便知道了，那便是佛的「心能轉物，即同如來」。也就是禪宗大師們所說，「心物一如，渾然全體，本無內外之分」。如果一定要根據傳統儒家學理以及上古儒道本不分家的學說來講，那可有的是，而且不少，且待另外再講吧!

　　《易經·系傳》可旁通

　　現在，我們只從傳統文化中儒家的理念來理解「致知格物」的道理。那麼，我們必須要搬出《易經》了!尤其以宋儒理學家程、朱之說來講，他們認為曾子所著的《大學》，是為「大人之學」而作。什麼是「大人」，他們可沒有明確的交代。當然不能僅如朱熹所說，十五歲入大學，開始就是學的這些「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人之學」啊!

　　我們在研究《大學》之先，也從「大人之學」這個觀念出發，曾經提出《易經·乾卦·文言》所講「大人」的風規，並以說明曾子著《大學》的傳承，是從《乾卦·文言》引申而來。那麼，對於他的「致知格物」之說，我們再引用《易經·系傳》來印證，那也是順理成章，更為明顯不過!以下特別列舉《系傳》有關「致知格物」的研究資料十二則，提供大家參考：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

　　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知幾其神乎!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將以順性命之理。

　　至於有關《易經·系傳》的內涵，我已經有《易經系傳別講》，不在這裡再用白話解釋，我想，諸位一讀就明白了!

　　但在所引用的《系傳》十二則中，再加簡化，有關「格物」的，如「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曲成萬物而不遺」、「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開物成務」、「興神物以前民用」、「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遂知來物」、「精氣為物」，共有八處最為重要，其他的暫不引用。

　　窮理盡性，以濟天下

　　有關於「致知」的，如，「知幾其神乎!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將以順性命之理」，共有三處最為重要，其他的暫不引用。由於濃縮再濃縮，簡化再簡化，便可知道「致知格物」而到「誠意、正心、修身」的要點，是在「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將以順性命之理」的「格物」，以達到「修身」為明德外用最重要的根本。這才正是孔子所說的，「其身正，不令而從。其身不正，雖令不行」的要旨。因為明白了性命的真理，就可瞭解到我們這個人身，也正是外物。那個「能知」之性，「明德」之體的根元之「道」，才是「心物一元」的真諦。

　　至於「心物一元」的「道」，便不是「能知」、「所知」所能透徹，所以在《系傳》上便有「陰陽不測之謂神」之說了!不過，「道」，也並非絕對的不可知。所以孔子又說：「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因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由此可知曾子作《大學》，特別提出「致知格物」、「物格知至」反覆綜合的叮嚀，其推崇內聖（內明）外王（外用）的「明德」，著重在「修身」的用意，實在是秉受孔門心法「吾道一以貫之」的傳承。

　　那麼，我們對於《大學》所講的「致知格物」的原則，已經有了確切的瞭解，那就是《易經·系傳》所說的，「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這就是說，將知性的學養，提升到不只知人的理性，而且周遍知識萬事萬物的理性。學養到達這個境界，能盡知人的理性，能盡知物的理性，然後才能真正做到「誠意、正心、修身」，可以擔任以道濟天下，而使天下平治了!

二二、智知萬物自知難

　　對於「致知格物」、「物格知至」的研究，現在我們理解它的內涵，並不完全如宋明理學家們的觀念，只要格去心中的物慾，就算是「致知格物」的意義。我們已引證到《系傳》所謂「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的指標，也就是我們在前面已提到過「心物一元」、「心能轉物」的道理。尤其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了現代，姑且習用公元的計程，已經快要到了二十一世紀開始，即將來臨的人類社會中，人們幾乎喪失了人性，完全是「心被物轉」的時代，工商業的科技文明愈發達，精神文明愈形墮落。有如一把秤的兩頭，要做到比重平衡，非常不易。所以對於孔門心法「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的先賢明見，的確有重新認識、從頭反思的必要。

　　至於物與心之間的關係，怎樣來治心制物？對於人類社會，在歷史的過程上，有它自然而必然的發展趨勢。孔子早在《易經·序卦》上下篇中，已經有了啟示。如《序卦》上篇說：「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如果從這個唯物觀點來看，所謂人類，也不過是天地之間萬物的一類。唯有「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的類別而已。所以在上古的中國文化中，人類也叫做人群。人類自稱為萬物之靈，那是人類文化的自我封號。講到這裡，又牽涉到哲學與人類學問題，不必離題太遠，多加討論。

　　同時我們為了鬆散一下神經，讓我引用明末清初山東一位明朝遺老賈鳧西的鼓兒詞說：

　　太倉裡老鼠吃的撐撐飽。老牛耕地使死倒把皮來剝。河裡的游魚犯下了什麼罪？刮淨鮮鱗還嫌剌扎。那老虎前生修下幾般福，生嚼人肉不怕塞牙。野雞兔子不敢惹禍，剁成肉醬還加上蔥花。……莫不是玉皇爺受了張三的哄，黑洞洞的一本賬簿那裡去查。

　　雖然他是抱著國破家亡的痛苫，滿腹牢騷，無處發洩，故意以唱大鼓來消遣人生，但對於歷史，卻有他自己的一種哲學觀點，也非常警辟。如果照賈鳧西所說，他如代表萬物的律師來告人類，那就難辦了。

　　看萬物如何分類

　　關於心物問題，孔於在《序卦》下篇同樣劈頭就說：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這是很明顯的說明人類自我建立了一套人文文化，所以與萬物有分類差別的界限。

　　但天地之大，萬物之多，在上古，用什麼觀點去分類呢？這又要講到中國與印度的文化，各有一套說法。以中國上佔文化來講，把物理世界，化作八類，叫做八卦，那就是天、地、 日（火）、月（水）、風（氣）、雷（電）、山、澤（海）。其中存在的生物，如飛禽、定獸、魚龍等，都是屬於動態的生命，所以叫做動物。此外，與動物生命存在有息息相關的，如草、木，叫做植物。如土地、山、巖、礦藏等，叫做礦物。這些上古的資料，多讀中國古代科學的醫藥書籍，就可明白。

　　但在印度上古的分類，把宇宙萬物的形成，分為地、水、火、風（氣）四種大類，簡稱四大。後來在佛學中，又加一空大，共為五大類。這是印度文化對天地萬物和物理世界的分類。它和希臘上古文化一樣，也有說物理世界的最初生成的是水大。除此以外，後來印度的佛學，又分生物的生命為四種類生，叫做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更詳細的，又分生命有十二種類，幾乎包括人類以及看不見的鬼神一類生命。但這些任何一種生命，都和地、水、火、風（氣）有關，是心、物分不開的混合一體。其次，大家也都知道希臘文化，到了比曾子後生的柏拉圖手裡，他把世界分為兩類，一是理念世界，一是物理世界。至於埃及上古文化，相當接近於印度上佔婆羅門的觀點。

　　仁民愛物天下平

　　我們大略明白了這些人類傳統文化的研究，再回轉來看人類最初對物理世界中萬物的關係。可以說，人類自始至終，也如各種動物一樣，都是靠征服殘殺別的生命來養活自己，正如達爾文所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但人類和其他動物到底有兩種不同的特性，一方面是為生存而想征服萬物，一方面也具有愛惜憐憫生物的心情。這就是人類之所以不同於其他動物，自有人文文化的特點。這在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文化中，叫做「仁」，是儒家孔、孟一系所極力要想發揚光大的主旨，也就是後世儒家所謂「親親、仁民、愛物」的宗旨。在印度佛學中叫「慈悲」，希望做到「眾生平等」。在西方文化中，叫「愛」或「博愛」。

　　而在這些人類文化三大主旨中，尤其從儒家觀點來說。對於「慈悲」或「博愛」，是很準確高遠的目標，無可厚非，但似乎有大而無當之概。只有從各各自我立足點出發，先由「親吾親而及入之親」開始，逐步擴充「仁民」、「愛物」，才有序可行。但要達到這個目的而使「天下平」，首先必須學養達到「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的「物格知至」。也就同佛學所說的「如所有性，盡所有性」，然後才能有「大智、大勇」的「大雄」才德。唯有具備這種才德，才可能領導人類文化走向「民胞物與」、「心能轉物」，而不被物質文明帶向自我毀滅之途。

二三、物慾催人肯自憐

　　至於人生天地之間，與萬物共同生存的關係，及其發展趨勢，在《易經·序卦》上下篇裡，早已有一套心物發展史觀，在這裡不必細說。我們只是依照過去人類幾千年來對歷史發展的過程，反觀人類用盡心智來役使萬物，如果再不設法使「物格而後知至」、「知止而後有定」，勢必自使人類甘心永為物的奴役。而且最後使心物之間的矛盾加劇．不但自己毀了精神文明的世界，同時也自我摧毀了這個整體的物質世界。

　　反觀人類發展史

　　現在我們回轉來，反觀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暫且不說遠古，僅從三五千年來的上古說起，當人類初由母系社會，而變成父系氏族社會，起初還沒有城邦國家的雅形，只是血緣關係的氏族社會的階段。人們用知性的個能，征服了有限動物和植物，如服牛乘馬，豢養豬狗牛羊等作為家畜，砍伐樹木石塊，構築居屋。最大的空間界限，都是依山傍水。換言之，一群氏族的四周，以有高山或較大的江河流域，阻擋去路，便自封守為界。對於無法用原始的心智來把握征服的，如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天災地震等，只有視之為神力的安排，頂禮膜拜，祈禱保佑而已。

　　漸漸智知開發，知道製造舟車，可以征服江河與海洋。高山峻嶺，也可以用智力來開發。便有氏族聯盟，團結組織起來，然後就有城邦國家的出現。漸漸在政治體制上，形成諸侯封建。因物資交易的需要，形成了商賈。至於再發展，知道大量開發鹽鐵礦物的利益，已經轉型到大城市、大國家的歷史文明了!在過去三五千年以來，無論社會文明如何不同，人智的效用開發，在地球上東西兩洋，除語言文字不同以外，大致不相上下。尤其在中國，因為地緣和人文的關係，經濟的重心，始終只以農業為主，工商業一直是屬於農業經濟的附庸。而國家與世界的最大關限，就是海洋。所以舟車牛馬之利，始終還沒有辦法征服海洋，當然更不能控制海洋。例如中國、印度，甚至埃及，大致都不外於此例。

　　但在地球的另一邊，我們現在所稱的西洋（歐洲）呢？他們在遠古、中古的歷史階段，幾乎與我們沒有什麼不同，只是在由氏族社會，轉變為西洋式的封建。後來又形成以血緣為主的國家民族、政治制度等等，各有不同。尤其以北歐為主的少數城邦國家，絕對難與中國相比，可以坐享農業之利，安於田園之樂而甘於平淡。他們為了生存，勢必要向海洋冒風浪之險，另求生存發展的機會。因此而有海上航業的開展，漸漸形成越海貿易，溝通重洋而尋求市場。

　　東西方分野的關鍵

　　然後到了公元十五六世紀的時期，我們正在一直沉湎欣賞自己東方中國式的文明，而在西洋，卻從中古文明黑暗末期中覺醒。由文藝復興開始，接著而來的是科學技術文明的進步。尤其用科技文明來製造鐵（輪）船以後，人們漸漸征服了海洋，打破了以洪濤巨浪作為屏障，各自閉關稱尊的東西洋國界。當然，最重要的，是利用科技製造了以火為主的槍炮，配合遠航的輪船，帶動工商業進步的新文明。因此而有新大陸發現後美國的新興，因此而有黑船初到日本，因此而有鴉片輸入中國，因此而有假貿易之名而侵佔了印度，如此等等的國際之間的重大變化。

　　當然，同時也包括了西洋文化東來，由矛盾而融合的變化。換言之，由公元十七、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時期，所謂人類文明，已經突破了海洋的限制。同時也因科學文明的發展，漸漸能夠操縱時空的限制，打開人類的心知和眼界，知道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世界觀。但從工業革命以後，追求科技的發展，享受物質文明的慾望，也逐步提高了。

　　到了二十世紀開始．終於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跟著而來的，為了爭取殖民地，為了經濟傾銷市場，換言之，各國民族為了爭取侵佔財富，佔有物質資源的利益，醞釀停頓了十幾年以後，由日本、德國開始，再發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達八年之久。因此而促進航空飛機的發展，快速超過以海洋為屏障的阻礙，縮短了人類吋空的限制。

　　追逐消費的危機

　　但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際，在北美洲地區，有一個歐、非民族雜拼而成的美國，湊巧利用了文藝復興運動以後的自由、民主思想。接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科技，坐守北美。一面傾銷軍火而大談其消費刺激生產的經濟利益，一面而得天時、地利之便，大事鼓吹它美式的政治體制，以民主、自由為人類最崇高的文化。他們崇拜「雅典」文化，但也忘了「雅典」為什麼在歷史上只剩有一個美麗的幻影。這個問題，當我在歐、美的吋候，每每與他們後起之秀們研究討論，卻發現西方青年的思想，止在醞釀另一種政體意識，尤其非常鄙視美式的文明。不過，我們暫且擱置，不要又離題太遠，扯到現代的政治思想上去。

　　總之，現在的世界人類知識，盡量利用物質，在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已經初步登陸月球。還正在追尋外星球是否有生物的存在。同時，武器的發展，使殺傷力到達不可計數程度。電腦網絡的發達，可使人們完全進入「迷心逐物」的境界。可是，卻忘了地球和人身一樣，是一個整體的生命。我們現在所用的資源，都是取自這個生命的內部。這些生在地球外表皮膚的寄生蟲一族，所謂人類，卻拚命鑽進內部去挖取它的骨髓。也許很快的就走上樹倒籐枯的結局，還歸原始的渾沌世界，才算了事。

二四、身心情智與物化

　　我們反反覆覆，為了「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議論了很久，好像忘了下文的「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乃至「家齊、國治、天下平」，以及「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前後有絕對相關的一節。其實，前面雖然為「格物」這個名詞的內涵，稍作發揮，略微啟發。但如果真要瞭解傳統文化「格物」的道理，除非研究自上古以來，儒道本不分家的科學史觀，甚至如後世所謂的道學養生科學與物理等學識才行。

　　人身只有使用權

　　因為我們的上古科學史觀，認為這個天地宇宙與萬物，都是一個「物化」作用的「造化」生機而已。換言之，這個天地宇宙，是一個大化學的熔爐，萬物和人，都是這個大化學洪爐中的化物。這個能知之性的神靈妙用，是發動「造化」的能源。但它又被「物化」的引力吸住，混在一起。除非再自覺醒，擺脫「物化」的吸引力，超然物外，回歸道體，才是究竟。

　　因此類推，不但天地萬物都屬於外物，就是我們所認為是我現在生命的人身，也同樣是外物，但有使用權，並沒有永久擁為已有的主權。例如我們從古以來，就有一句很漂亮的哲學性口頭語：「身外之物，並不在乎!」其實，大家忘了這個偶然暫時佔有的人身，也只是「心外之物」，你更無法永遠據為已有呢!所以當你現在擁有此身，就要好好的「誠意、正心」去使用它，為己為人，做一番自利利他「明德」的功德。這才是「物格而後知至」的「明明德」之學。

　　那麼，此身如何去修呢？我們既已知道了身亦是物，但這個現在已經是我所依的身子，雖然和我好像是分不開彼此的一體。事實上，我的「能知」之性，並非屬於這個身體。只是在此身內外任何部分，都共同依存有「能知」之性所分化的「所知」，和感覺的作用而已。不過，在普通一般人，沒有經過「知止而後有定」，進而達到「靜、安、慮、得」的學養境界，就不會瞭解「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的層次。因此，平常都由「所知」的分別思維作用，被身體生理的「感觸」所左右，隨時隨地落在「感覺」所起的情緒之中。即傳統文化所渭的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的作用上打轉。到了漢、魏以後，佛學東來，又加上由「色、聲、香、味、觸、法」所起的六欲作用。所以在唐、末以後，統名叫做七情六慾，它左右了人的一生。

　　那麼，在這個人身生命中，當他和「身外之物」的物質世界各種環境接觸，以及和人事的互相交觸感受的時候，便隨時引發了喜、怒、哀、樂等情緒。其中的關鍵作用，那便是上古儒道本不分家所說的「氣」（氣）。所以從曾子以後，由子思再傳的弟子孟子手裡，就極力主張「養氣」之說。孟子所謂，「志者，氣之帥也」。便是說明「所知性」所形成的意志，可以作為主導情緒統帥的功用。如果能夠把義氣「直養而無害」，可以充塞於天地之間，變成「浩然正氣」。但也須要有一步一步的實證程序，並非徒托空言就可做到。這在《孟子·盡心篇》裡，已經有比較具體的說明，姑且不加詳說。因為我們現在所講說研究的，是孟子的太老師曾子的原本《大學》，不是講曾子的徒孫孟子的學問。

　　從《內經》看修身的內涵

　　如果再要探究修身內涵的學識，勢必要借用道家養生之學的始祖，也就是中國醫學的老祖宗《黃帝內經》，就可更為明白了。現在簡略列舉上佔醫聖岐伯答黃帝所問的，以及與「修身」治事有關的問題，便可知《大學》的「修身」之說，並非只是理性抽像的空言。例如《內經》說：

　　東方生風（先以地球物理作指標來說），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以人體五臟互相生化作說明）。其在天為玄。在人為道。在地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化生氣。神在天為風……在藏為肝，其性為暄。其德為和。其用為動……其政為散……其志為怒，怒傷肝，悲勝怒。苦生心，心生血……其德為顯，其用為躁……其政為明……其志為喜，喜傷心，恐勝喜。甘生脾，脾生肉……其德為濡，其用為化……其政為謚……其志為思，思傷脾，怒勝思。辛生肺，肺生皮毛……其德為清，其用為固……其政為勁……其志為憂，憂傷肺，喜勝憂。

　　鹹生腎，腎生骨髓……其德為寒，其用為肅……其政為靜……其志為恐，恐傷腎，思勝恐。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故曰：知之則強，不知則老（謂調和七損八益的重要）。智者察同，愚者察異。愚者不足，智者有餘。有餘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強，老者復壯，壯者益治。是以聖人為無為之事，樂恬澹之能，從欲快志於虛無之守。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聖人之治身也。

　　現在我們對於所引用《黃帝內經》生化互克的理論，如果對於上古的傳統科學沒有基本知識，你讀了會覺得很好笑，認為太玄了!也很矛盾，好像很不合於現代人的科學邏輯觀點。其實，上古中國文化中的醫學、天文、地理等學問，它的立論，都從科學的哲學基本出發。所謂上古傳統的科學的哲學，它是從「心物一元」、「天人合一」的立足點來發揮。因此莊子而有「天地與我同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名言。又如道家所說，「人身是一小天地」，換言之，大地萬物乃是一個整體生命。如果你從這個認識去探討，精密研究《內經》等學識，就可知道《內經》之學的內涵，並非只屬於醫藥的範疇。我們為了研究討論「格物致知」、「物格知至」而到「修身」，所以特別提到它，引用了有關「心物」、「身心」理論的一小部分，而且簡略濃縮。這也就是《易經·系傳》所指示的簡易原則，所謂「近取諸（於）身，遠取諸（於）物」，取近就便「格物致知」的辦法。

　　心物一元防「物化」

　　我們一路依文解義，講到「明明德」的「外用」之學，由「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而先行提出、討論「修身」。這個理念，是從中國上古以來的傳統觀念，根據「心物一元」的基本原則，認知我們現在生命存在的一身，正是物我齊觀的生物。換言之，這個人身，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性命」之「命」的主要部分，是屬於生理的、物理的。而運用這個生命的另一主要功能，根據傳統文化的命名，便叫做「性」，它是屬於心理的、精神的。而在上古儒道本不分家的其他的書本上，也有別名叫做「靈」，或叫做「神」。而綜合性命、心物為一體，圓融貫通形而上與形而下的總和，便統稱之為「道」。

　　我們如果有了這個認識，便可明白曾子所著述的「大學之道」，以及其弟子子思所著述的《中庸》，確是秉承孔門心法，根據《易經》乾、坤兩卦的大義而來發揮，應用在人道的行為修養，而形成後世所稱的儒學。他最明白的根據，就是乾卦的彖辭：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所以「修身」的重要，正為自正其命的「正命」之要旨。至於「誠意」、「正心」，是與「明德」的「能知」、「所知」的知性有關，統屬於天道和人道的知覺、感覺作用的「覺性」範疇。

　　那麼，為什麼《大學》在「知止而後有定」，直到「物格而後知至」，「此謂知之至也」以外，又提出一個「誠意」的「意」和一個「正心」的「心」呢？難道人們生而「能知」之性，它不就是「意」？不就是「心」嗎？如果在身心之外，還另外存在有個知性與意識，它的存在，它的分別功能，又是如何分類呢？依據現在生理學與醫學的觀念，這些都是腦的作用，是一切唯物的反應而已。何必巧立名目，故弄玄虛呢？同時，在身體的部分，就算承認在人活著的時候，有它生理五臟互相關聯生剋的變化，但哪裡還有一種「五運」、「六氣」的作用？它和知性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一連串的問題，在古代讀書，只要接受、相信就可以，除了對文字文句，做些考證改訂之外，那是當然的毋庸疑議。但在現代，就完全不同了。如果這些問題沒有瞭解清楚，那對《大學》這一本書，只能視作傳統的格言信條，有他自成一家之言的權威性價值而已。用來談什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恐怕是了不相干吧!

二五、誠意正心修身與知至

　　為了清楚瞭解所提出的這些關鍵性問題，我們的討論難免重提前面已經講過的舊話，犯丫繁複的語病。但為了交代得更明白，只好不避重複，再來說明清楚。

　　從「性」到「性理」之學

　　從中國上古以來傳統文化的總匯資料來說，當然只有根據經過孔子整理編集的五經--《易經》、《禮記》、《尚書》、《詩經》、《春秋》，最為可靠。《尚書》（書經）是以保留上古政治哲學的史料為主。《春秋》是孔子著作的政治史觀。《詩經》是收集保留歷史、政治、社會演變等各階層民意反映的資料。如果要研究有關天人之際，以及人道的傳統學術思想，只有在《易經》、《禮記》中去尋根。而在《易經》與《禮記》的傳統文化中，對於人性問題早已提出，性與情兩者，是現實生命存在一體的兩用。關於人性問題，尢其以《周易·系傳》更為明白，如說：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總之，在傳統的中國文化中，以統攝天人之際，為天地萬物總體的功能，名之為道。道的本能，自然具備有一陰一陽，正反相成相制的作用。在陰陽正反的相互衍變中，各有各的同等功用，無所謂陽善陰惡，或陰善陽惡，這兩者的功用，都是「至善」的。所以曾了著《大學》，開始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他對「大學之道」的前提宗旨，完全是有所本而來的，也就是以「繼之者善也」的發揮。但他對於「成之者性」乃至「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卻只用「明明德」一詞來表達人性光輝的一面，不另加詳說。第一個明字，是作動詞來用，也就是說，人性天然有自明其德的功能。所以到了子思受業於曾子之後，跟著著述《中庸》，便換了一種說法，一開始便說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所以在中國文化中，無論曾子所著述的《大學》，和子思繼承著述的《中庸》之後，便把從人道出發的性情二字的性字，特別流行作為明通形而上道的表示。但要知道，曾子、子思，是春秋的末代人物，比釋迦牟尼後生幾十年，比蘇格拉底、柏拉圖又早生幾十年。

　　所以後來佛學輸入中國，譯文所用的佛性、覺性，乃至明心見性，也都照樣引用性字，作為現實人生的生命之源，作為表詮。因此後世道家神仙的丹道之學，有所謂性命雙修之說等。尤其在隋、唐以後，因為禪宗的興盛，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主旨，在中國文化中，形成聯繫儒、釋、道三家中心之學的台柱。因此而有南北宋儒家理學家們起來學步，大力主張以孔孟之學的心法，大倡其性理之學。我們瞭解了這個文化歷史演變的過程，再回轉到《大學》主旨的探討，就更為明白。

　　自性如何「止於至善」？

　　既然人性的本來，本能自己具有自明其德，本自「至善」。為什麼在起心動念，變成人的行為時，又有善惡對立，作用完全不同呢？這個問題，從儒家的觀點來說，是因為人性的變易，主要是受到後天環境的影響，也就是孔子所說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換言之，天生人性，本來是個個良善的，只是受後天的影響，受生理的環境的種種影響，由習氣的污染而變成善惡混濁的習慣。所以學問之道，便是要隨時隨處洗煉自性所受污染的習氣，使它重新返還到「明德」、「止於至善」的境界。

　　那麼，怎樣才能使自性返還到「止於至善」的境界呢？那只有利用自性本自具有的「能知之性」的功用，隨時反省存察，了了明白，處理每一個起心動念，每一樁行為的善、惡，分別加以洗煉，使它還歸於純淨「明德」的本相。所以在言辭表達上，又把「性自明淨」的知性作用，以邏輯的理念，叫它作「能知」。再把這個知性，用在起心動念，向外對人對事對物的分別作用上，叫它作「所知」。

　　例如：人性自出生為嬰兒，直到老死，餓了知道要吃；冷了知道要避寒取暖；看到好看的、美麗的，想要取為已有；不好的、厭惡的，想要趕快』棄。那都是天然「知性」的「能知」的作用。不過，其中又有不同的分別。知道飽、暖、饑、寒、好、惡的，是由天然「能知之性」的感覺部分所反應而知的，所以也可以叫做「感知」或「感覺」。在佛學的名詞，叫做「觸受」。但知道這個好吃不好吃，這個可要不可要，這樣能不能要，該不該要，那就屬於「能知之性」生起「所知」的分別作用，這個作用，叫它是「知覺」。知覺與思維、思想有密切關聯，隨時不可或分。當知覺的作用，要仔細分別、追尋、分析、歸納、回憶、構想吋，又別名叫它是思想、思維，等等。

　　但無論「能知」或「所知」，從《大學》本書的名詞來講，都屬於能自明其德的「明德」自性的起用。如果明瞭「明德」自性，它是本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那所謂「能知」與「所知」，也只是「明德」起用的波動而已。攝用歸體，「知性」也並無另有一個自性的存在。譬如波澄浪靜、水源清澈，原本就是「止於至善」，這樣才是「知本」，這樣才是「知之至也」。

　　但是，在一般人而言，從有生命以來，始終是被「所知」的分別作用牽引波動，並無片刻安寧。從少到老，收集累積「所知」的「習氣」，便形成了「意」。也可叫它是「意識」。然後，又自分不清楚，認為「意」便是「知性」。其實，「意」是「知性」的「所知」累積而形成。「知性」收集累積成「意」以後，譬如銀幕上的演員與幕景，能夠分別演出音容笑貌、悲歡離合等情節，如幻如真。事實上，這些情節變化，都是幕後的一盤磁帶的播出而已。所謂磁帶，就猶如「意」。銀幕上的種種人物活動，猶如「所知」的種種投影。

　　由「意」衍生的各種心態

　　如果用文字藝術來比方，例如李後主的詞說：「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那想剪斷它、想理順它的，是「所知」。剪也不斷，理也不順，似乎在心中去不了的，便是「意」的作用。又如蘇東坡的詞說：「十午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自己並不想去思念它，但在心中，永遠存在著、排遣不開的，這就是「意」。所以「意」的作用，又有一個別名，也叫做「念」。就是唸唸難忘的「念」。又有形容「意」是具有強力的作用，便叫做「意志」。它配合生理的作用，就叫做「意氣」了。人生多意氣，大丈夫立身處世，意氣如虹，那是多麼美麗的豪語。「意氣」加上思想、思維以後，主觀認定的作用，便又換了一個不同的名詞，叫做「意見」。

　　說到「意氣」，問題可大了! 「意」是「能知」、「所知」接受外物環境等所影響，在不知不覺中，漸漸形成為自我知性的堅固影像，也可叫它為形態。但從邏輯的界別來說，它是唯心的。然而它每每在起作用時，必然的，同時關聯生理內部的情緒，兩者互相結合，所以叫做「意氣」。一部幾千年來的人類歷史、人類社會。「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作故鄉」，十之七八，都是人我「意氣」所造成的錯誤。宋儒理學家陸象山說過兩句名言：「小人之爭在利害，士大夫（知識分子）之爭在意見。」這的確是很有見地的觀點。

　　其實，我們平常做人處事，大部分的行為言語，都在「意氣」用事，絕少在清明理智的「明德」知性之中。加果要做到事事合於理性，那是很難的事。除非真能做到經過「大學之道」的基本修養。所渭「定、靜、安、慮、得」的學問工夫。不然，對於自己理性的真實面貌是什麼樣子，根本就無法自知，所以老子便有「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感言。因此，曾子特別指出「知至而後意誠」的重點。但是因為用了一個「誠」字，又被後人誤解不少，這真如禪宗洛浦禪師的話說：「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所以，從《大學》的「誠意、正心、修身」的觀點，來參證一部二十六史上的領導人物（帝王們），以及一個普通人物創業守成的成敗得失，就有得戲看了!

　　心、意、識（知性）的差別

　　對於知性與意志或意識的作用，大概已有分別的說明。但照一般通常的瞭解，所謂「意」，就是心理的一種活動作用。換言之，「意」就是「心」，只是在習慣上所用的名詞有不同而已。其實，「心」和「意」，不就是同一的東西嗎？如果籠統含糊地說「心」和「意」，好像就是一個東西，等於是思想和情緒的總和。但從嚴格辨別來講，「意」是不能概括「心」的。所渭「心」的現量境界，是我們沒有起意識思維，更沒有動用知性的分別思量作用時，即沒有睡眠，也沒有昏昧的情況，好像無所事事，但又清清明明的存在，那便是「心」的現象。例如，明代蒼雪大師的詩說：

　　南台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亡。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緣無事可思量。

　　事實上，當我們心中無事，意識不起作用，當下忘去「所知」的分別活動，好像空空洞洞愣住一樣，這便是「心」的現象。通常一般人，尤其是大忙人，偶然一剎那之間，有時候，都會碰到這種情況，不過，一般人碰到這種情況吋，反而會起恐怖，自己會懷疑自己腦子有問題，或是心臟停止活動。便自尋煩惱，憑一知半解的醫學常識，找醫生，量血壓，檢查心電圖，大多就因為自起恐慌而真的生病了。事實上，這起因是一種人我自己的心理病。如果在這種狀況中，坦然而住，反而得大休息。不過平常沒有經驗，對自己沒有認識，沒有信心的，剎那即成過去，是不可能長久保持這種現量狀況的。

　　如在睡眠，或受外界刺激，或因病痛發暈昏悶過去，那就不可能有這種「心」量境界的出現。甚至夢中也不可能。做夢，廣東話叫做發夢，那是「意識」所起反面的作用，不是」心」的作用。如在夢中，忽然心力特強，覺得是夢，一下便清醒了，那就是恢復「心」的境界。不過，在平常人的習慣，從夢境中一醒來，便即運用「意識」去思量，以「所知」的習慣，去追憶夢境，或以「所知」去尋求新知，永遠不會停止休息的。

　　如果瞭解這樣的粗淺分解，便可知道心、意、知性三者，的確都別有它的不同領域。非常巧合的是，魏晉以後，佛學東來，也同樣提到心、意、識這三層次的差別。這真是合了一句古語，賢者所見略同。總之，再用一個譬喻來說，「心」好像一個盤子，「意」好像盤子裡一顆圓珠。「知性」好像盤子和珠子放射的光芒，內照自身，外照外物。但這整盤，又裝在一個血肉所製造的皮袋裡，那就是人身。但要知道，這只是勉強的譬喻而已，並非事實的真相。在中國小說中，古人早已有很趣味的譬喻，那就是《西遊記》的四五個人物，作者把心身意識演化成小說，將心猿意馬，化出代表「心」的孫猴子。代表意氣的是一匹龍馬。豬八戒代表了人的大欲，特別喜歡男女飲食。一個晦氣色的沙僧，代表沒有主見的情緒，只能挑著行李，擔起這個皮囊跟著猴子、豬八戒跑。那代表整個完整的心身生命的，便是唐僧。從表面看來，他是世界上最老實的笨人、善人、好人，雖然一路上他所遭遇到的，處處是艱難險阻，都是妖魔鬼怪，而在這三四個鬼精靈伴隨下，走完一段人生的道路，但由於他的「誠意、正心、修身」，所以他成功了!

　　知道了心、意和知性的三層次作用，還是屬於「明德」的「內明」範疇。這心、意、知性必須憑借外物的人身，才能對這個物理的現實世界發生作用。我們一般把人生生命的整體，叫做身心，那是很確切的說法。這個生命，是由身心組合而成的。身體是生理的、物理的，是生生不已，是「生」的功能所呈現。心是心理的、精神的，也是生生不已，綿延續絕，形成「命」的功能。如果引用《易經》的說法，心性屬剛，身體屬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交互變化，呈現出生命的作用。因此．必須知道，人生的一切作為，還要看每一個人所稟受生理的情況，而形成「外用」行為的結果。很明顯可知的，當一個人「知性」在理智上明明知道這樣做不可以的，但是自身另有一個力量強過了理性，結果就非做不可。或者說，當自己在「知性」的理智上認為這樣應該做，而且是一樁好事，但是自身卻另有一個厭倦疲懶的力量，使自己始終沒有去做。最後又悲歎懊悔，自怨自艾，無可奈何!這就是說明人生的一切，以及行為的善惡是非，有一半是屬於人身生理所影響的結果。所以《大學》特別提出「修身」的重要。

　　從人身生命的形成說起

　　至於這個人身的形成，為什麼會有這樣一種力量，可以左右理智，那就要從傳統醫學的黃帝《內經》去認識，配合現在的生理、生物等科學去理解，自可瞭然於胸。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出過《內經》有關喜、怒、哀、樂等生理上情緒的變化，就是這個緣故。如果要比較深入一點去探討，首先要擱置形而上先天性的哲學範圍，只從後天人身生命的形成說起。

　　我們都知道現在醫學的說法，我們的身體，起初是由男性的一個精蟲，和女性的一個卵子，兩相結合，產生一種「生命的動力」，古人叫它為「氣」，也有叫它為「風」。因此在母胎中分合變化，將近十個月而完成為一個胎兒，出生以後便叫嬰兒。他雖稟受父母兩性的遺傳，還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碰上精蟲和卵子本身的強弱好壞，又是另一個重要的因素。住胎時期，母性的生活、飲食、情緒、思想，以及父母兩性的生活環境、外界的時代背景等，非常複雜的種種因素，湊合一齊，幸而出生入世，變出一個人身。但是他內部的結構，血肉、神經、骨骼等，形成所謂五臟（心、肝、脾、肺、腎）、六腑（膽、胃、膀胱、三焦、大腸、小腸），以及外形的眼、耳、鼻、舌、身體。全盤聯結在一起，大如外形軀體，細如每一毛孔，整個系統，自己都具有一種觸覺的作用，這是生理的、物理的反應。當觸覺的反應交感與知性的知覺相結合，便形成為心理、意識的種種感受。由此配合「所知」發生作用，便成為人之所以為人的行為。

　　行為大半受情緒影響

　　換言之，每一個人的行為，通常大半是受情緒的影響最為有力。例如，我們經常說某人的脾氣我知道，或是說某人的個性我知道，這所謂的「脾氣」和「個性」，就是情緒為主。情緒並不是代表某個人「所知性」的分別意識所生的聰明才智。情緒的作用，是來源於生理稟賦，由於身體內部健康狀況的作用。換言之，健康與不健康，和情緒關係很重要。如《內經》所說：五精所並。精氣並於心則喜，並於肺則悲，並於肝則憂，並於脾則畏，並於腎則恐。是謂五並，虛而相並者也。

　　所以子思著《中庸》，開頭就先從天命之道的「知性」，提到《大學》所謂「誠意」的「慎獨」。以後便特別說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歷來關於《中庸》開始的第一節，人多數都把喜、怒、哀、樂當作心理的狀況，加以解釋，那是絕對錯誤的。不管他是古聖賢或今儒家，錯了就是錯了，實在不敢苟同。喜、怒、哀、樂是情緒，屬於修身範圍，不屬於修心的心、意、知性範圍。還有一點更重要的，就是讀《中庸》一書的「中」字，固然可以把它當作中心的中，中肯的中來理解，但可能是不完全準確的。《中庸》的「中」，應該以古代中州音發音；例如以太行山為中心的山西、山東，以及中州的河南音來讀，等於南方人發音的「種」字音就對了。所有中原地帶的人，劉於某一件事，某一個東西，認為是對了，便說是「中」 （音種）。如果你有這樣的瞭解以後，對於《中庸》的道理，「雖不中，亦不遠矣」。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指「情緒」沒有發動的境界。換言之，是並未動情，更未引發「意氣」的情況。但人到底是有情的動物，「無情何必生斯世」，「天下誰能不動情」，只要「發乎情，止乎禮義」。「知止而後有定」，便能做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了因此子思把「中和」的境界和作用，高推到「大地位焉，萬物育焉」的聖境上去，是多麼的真善美，而且又很切實於人情的平凡狀況，這就是人道的真現實，並不外於人情。可是，我們瞭解了這個道理以後，再回轉來看「大學之道」，要教化社會上的人，上至天子，下及任何一個平民，都須具有這種儒者的學問修養，才算是完成了一個國民人格的教育標準。如曾子所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能嗎？尤其從南宋以後，推崇尊敬程、朱之學的後儒，硬想把《大學》、《中庸》變做帝王們必讀之書，必修之課，而且還要他們做到安靜修心，不動心、不動情，學做想像中的堯、舜，豈不真到了迂腐不可救藥的地步嗎？看看歷史上的帝王們，連要找出心理正常的，都不可多得啊得

二六、堯舜不來周孔遠

　　我們講論《大學》，到現在為止，還是停留在「明德」的「內明」範圍．由「致知」到「修身」，雖然研探了五個學養綱目，除了「修身」是介於「內明」（聖）與「外用」（王）之間外，前面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等綱目，始終還屬於「內聖」之學。如果「內明」（聖）得達「明德」境界，由此起而「外用」用（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就須從「修身」立德開始，所以便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這個非常肯定的提示。由此可以瞭解孔門心法，始終是遵從孔子著《春秋》的宗旨，志在責備賢者。但須瞭解，在春秋前後時代，所謂「賢者」這個名詞，並非如秦、漢以後，專門把聖賢兩個字，當作學養兼備、修道有成者的代號。在春秋的前後階段，賢者一詞，有時候是對在職在位當權者的禮貌稱呼。

　　堯舜周公的好榜樣

　　曾子著述《大學》，是在夫子逝世以後，當時上至中央的周天於，下及列國的諸侯們，都是做君上者，不成其為人君；做臣下者，不成其為人臣的丑角，既乏內養的品性，亦無立身處事外用的德行。因此他以悲天憫人的心情著述《大學），宏揚孔子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心法，留傳後世。這也就是孔子「刪詩書，訂禮樂」，只以師道自居的精神所在。那麼，中國文化中「內聖」、「外王」之學的中心精神是什麼呢？那你必須要冷靜地好好研讀《禮記》中的《禮運》篇，它與《大學》、《中庸》是互相關聯、綿密一致的孔門心法。其次，還須從孔子刪定的《尚書》（書經）去瞭解。那是用斷代史的手法，截去遠古史的殘破資料不講，只取有文獻可征的史料開始，以唐堯、虞舜作先驅的榜樣。然後從傳統歷史的變革，以夏、商、週三代為繼統。但在三代之後，尤其推崇周文王的品德。對於周武王，只是循歷史的趨勢，當然承認他是一個劃時代革命性的象徵，有如成湯一樣，可以相提並論。但對周室七百餘年的政績，只是如記流水賬而已，可取者並不多。特別值得崇拜的卻是周公姬旦，尊敬他為中國文化集大成者；又為周室設計分封諸侯建國，聯合治天下的封建制度；以及士地公有、權益均等的井田制度，為當時奠定以農業經濟建國的好榜樣。

　　孔子重視仁民愛物而尊王

　　換言之，孔子的尊王主張，是他眼見當時春秋時代的政治、社會演變趨勢、文化墮落，當權有力者不以「立德」為功，只以智謀權力作為霸業的手段，天下將必大亂。大亂的結果，當然是民不聊生，吃苦受害的還是老百姓。所以他主張，仍然尊重周室的政權王統，要使他隨勢「漸變」，不至於大亂。如果要求「突變」，必會造成再來一次如「湯、武」一樣的革命，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所以當時孔子的尊王主張，是由於仁民、愛物的思想出發，並不是如後世的儒生們，只要是那個稱王的，就可以如俗話所說，「有奶便是娘」，甘願臣服而事之。只知道孔子開口堯舜，閉口堯舜，就是尊王。因此後世的儒生，為了出賣學問知識，爭取功名富貴，便臣事於人，不管是什麼樣的皇帝老闆，便稱他為「當今堯舜」，豈不可笑之至。孔於所標榜的堯舜，是真民主，假帝王。後世與現代的民主，是真帝王，假民主。這個道理界限弄不清楚，便好像《紅樓夢》上林黛玉笑賈寶玉的詩所說，「不悔自家無見識，翻將醜語詆他人」，那就無話可說了。

　　如果你要徹底瞭解這個道理，明白孔子所代表中國文化史現的奧妙，必須仔細研究子思所述著的《中庸》。我們現在只摘出其中的兩句話，作為這個觀點的一隻眼。那就是于思說的，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即如大禹，也並不提到。因為以堯舜禪讓為立德而「止於至善」的標準來看，大禹立功，澤及萬世，固然功德很大，但很遺憾的是，他井未在生前安排好繼承堯舜之德，卻從他的兒子「啟」的手裡，將中國傳統禪讓美德，變成了「家天下」，為三代以後所借口，永為天下私有的法式。因此使曹操的兒子曹丕篡位時，說自己總算明白了上古歷史所謂的禪讓，是怎麼一回事了。但大禹治水的功德，的確不能輕視，所以孔子只有在平常對弟子講學的時候，很感慨地說了一句，「禹，吾無間然矣」。換言之，孔子說，對於大禹，我實在不可以再在他的功業當中，挑剔什麼啊!

二七 三代以後的帝王與平民

　　繼「誠意、正心、修身」等「內明」（聖）之後，真正轉入「外用」（王）之學，便自「齊家」開始。所謂「家齊而後國治」的標榜，是從孔子開始提到堯、舜與周文王、武王之外，在後來的歷史上，幾年來是絕無僅有的事。不過，討論「齊家」問題，必須要特別瞭解，在中國的上古歷史上，「家」是聚族而居的群體大家庭，也就是宗法社會的中心代表。用現代話來講，「家」就是一個族姓社團，並不像二十世紀初期以來，學步西方文化，只有一對夫妻，或加上父母、子女的小家庭。當然，無論為聚族而居，幾世同堂的大家庭，或是小兩口子的小家庭，總是以父母、夫妻、兄弟、姊妹、子女為主體所組成的。

　　「齊家」的婦女真偉大

　　天下、國家、社會的基本單位便是「家」。所謂「齊家」的「齊」，在古代讀作持家的「持」，也有讀作治國的「治」，同時也包括有維持和治理的兩重意義。

　　如果瞭解了這個基本道理，可以說，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儒家理想中的「齊家」，只有在過去樸實無華的農村家庭裡，每每可以看見那種「滿眼兒孫滿簷日，飯香時節午雞啼」的情況。不過，這樣的殷實家庭，一定是有一個有德而有持家之道的老祖母或主婦，作為真正幕後的主持者，並不一定是當家的男人或老祖父的成果。所以我經常說，中國文化中，維持傳統的家族人倫之道的，都是歷代中國婦女犧牲自我的成果，是母德的偉大，不是男士們的功勞。至少由上古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還是如此，中國宗法社會的大家族觀念，還未完全轉變。也許我的所見不盡然，但須要人家再冷靜一點仔細去研究，母教，才是天下文化教育的大教化事業。大至國家、民族，小至一個兒女，沒有優良傳統賢妻良母的教育基礎，那就什麼都免淡了!

　　帝王家庭問題多

　　從東周開始，直自秦漢以下而到清末，每朝每代的帝王家庭，都是有大問題的家庭。甚至可以說，大多數都是一團糟的宮廷，哪裡夠得上是「家齊而後國治」的標準。所以孔子著《春秋》，第一筆賬，「鄭伯克段干鄢」，就是記載由於鄭莊公的母親武姜，有偏愛心理所造成的過錯。從此以後，所謂春秋時期一兩百年間的「五霸」，如齊桓公、晉文公等輩開始，直到戰國時期，各國的諸侯君主，大部分都是出生在大有問題的家庭，造成心理不正常的因素，當然夠不上講什麼「修身、齊家、治國」的道理了。

　　戰國時期結束，秦始皇的王朝建立，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間，為中國的歷史文明劃了一道重要的界限。從此以後，中國才真正步入以一家一姓建立的帝室王朝，長達兩千年左右。不過，由秦而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一路下來，除了幾個創業帝王，可說是有份量的英雄人物之外，其他的子孫皇帝，我叫他們是「職業皇帝」。因為他們命定出生在現成帝室家庭，生在深宮之中，長養在宮妃太監之手，菽麥不分，完全不能親自體認民間疾苦。這些職業皇帝，可以說大部分是不懂事的血肉機器人，但他們要想不做皇帝也不可能。如果要求他們講究「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豈不是對牛彈琴，白費心力嗎？也許我又說錯了，據說，牛也會懂得琴聲，只是我不懂而已。況且，這些天生做職業皇帝的，其中也真有幾個是了不起的人物，不可一筆抹煞。

　　中國有句古話，「以德服人者王，以力假仁者霸」。簡簡單單十二個字，就把中國歷史文化「王道」和「霸道」的界別說得一清二楚了。假定三代以上，在唐堯、虞舜時代的政治。是「以德服人」的「王道」。三代以下，尤其在東周以後，都是「以力假仁」的「霸道」治權。在古漢語中的「假」字，不完全當作真假的假，假當作「借」字用。所謂「以力假仁」的意思，是說，雖然都是用權力來統治，但也必須借重仁義之道來作號召。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首先提出春秋五霸之首的齊桓公與管仲坦白的對話，便可瞭解秦、漢以後，一兩千年的皇權政治，與「通儒」的知識分子結合的道理。

　　管仲與齊桓公的精彩對話

　　在歷史上有準確的資料，齊桓公名小白，照舊歷史的習慣，叫公子小白，他有個哥哥、叫公子糾。彼此同胞，生在帝王的家庭中，當然，命運注定是有問題的家庭。等於後來歷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哥哥弟弟爭權奪位是同樣的翻版。管仲和他的好友鮑叔牙，同時被分別任命輔佐公子糾與公子小白。齊國發生內亂，他兩兄弟的哥哥襄公無道，被逼流亡出走。管仲和召忽輔助公子糾逃到魯國。鮑叔牙輔助公子小白逃到莒國。

　　內亂平息了，彼此爭先回到齊國奪權登位。為了各為其主，管仲在中途爭奪戰中，曾經拉弓射過小白，正好一箭射中小白的衣帶鉤上，幸好不死，也未受傷，但那卻是致命的一箭。結果，小白和鮑叔牙爭先回到了齊國，就繼位稱齊桓公。鮑叔牙又帶兵威脅魯國說，公子糾是齊國新君桓公的親兄弟，自己不好處理，請魯國代為解決。因此魯國殺了公子糾。鮑叔牙又要求魯國說，管仲是齊桓公的仇人，有射鉤之恨，請你交給我們帶回齊國處理。因此，管仲就自請魯國把他作刑犯，交付鮑叔牙帶回齊國。然後，鮑叔牙對齊桓公說，要放過管仲，請他幫忙治國。齊桓公很氣恨管仲，並不同意。鮑叔牙說，你不想在列國中成就霸業，那就算了！如果你想要治國圖強稱霸，你就非用管仲不可，我鮑叔牙是不及他的。

　　歷史上描寫漢高祖劉邦，豁達大度。事實上，劉邦還不及齊桓公的胸襟。他因為鮑叔牙的話，提醒他的興趣，就釋免了管仲，甚至把整個政權都交給他辦，委任為相，還尊稱他叫仲父，等於現代人叫乾爸或大爺，因為管仲比他歲數大得多。

　　更有意思的一段，你看齊桓公與管仲的對話：

　　管仲說：「斧鉞之人也，幸以護生，以屬其腰領，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我是應該被你砍頭的罪人，但非常僥倖的，你能原諒放過我，還保全了我的頭和腰身連在一起活著，只要你給我一口飯吃就好了。如果要我擔任國家的大政，恐怕不是我能勝任的吧!

　　齊桓公很乾脆地說：「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只要你先生肯接受我的委任，擔任國家政治的重任，那我一定做得好國家領導的重任。如果你不肯擔任重責，我恐怕自己會攪崩了！

　　你看他說得多麼坦白誠懇，所以管仲也很快地答應了。這叫做早已兩廂情願，彼此客氣一番，當然一拍即合。好比現在京戲上唱的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都是彼此心照不宣了。歷史政治上，有時是很討厭、很可怕的。但有時，真如兒戲，一場天下大事，只在三言兩語，談笑間決定了全盤的命運。猶如賭徒，揮手一擲，滿盤皆贏，但也可能一敗塗地。所以古人說：「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但精彩的還在下文呢!

　　過了三天，齊桓公對管仲說：「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老實對你講，我這個人，有三樣很大的壞毛病，據你看，我真的還可以做大事業，可以擔當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嗎？管仲說：「臣未得聞。」我還沒有聽人講過你的缺點（其實，管仲這句話是謊話，故意給齊桓公留點面子，保存他的自尊心）。

　　齊桓公就說，第一「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田，莫不見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我真不幸，平生癖愛出去打獵，不管白天夜裡，喜歡獵捕禽獸為樂。每次打獵，一定要獵獲到很多動物，才肯回來。所以使各國來的大使，等了很久也見不到面。政府裡的百官和擔任公職的人們，沒有機會向我匯報請示。因為我只管好玩。不喜歡辦公做事。

　　管仲說，「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這種習慣，壞是很壞，但還不是最重要的關鍵。

　　齊桓公又說，第二我很不幸，喜歡喝酒，白天夜裡，連續地喝。那些外國使節，根本見不到我的面（省略原文）。

　　管仲說，這也是很壞的惡習慣，但還不是最關鍵的。

　　齊桓公再說，第三我有很不好的稟性污點，非常喜歡女色，而且亂來。因此，在長輩中的阿姑，平輩的姊妹，都有被我污染的，就不能出嫁了（這就是古代大家族社會的陰暗面）！

　　管仲說，這是壞透了的習慣，但還不算是最重要的關鍵。

　　齊桓公聽到管仲這樣答覆，真的奇怪，用一副怪模怪樣的眼光，很緊張地問管仲，你說我有這三樣很壞的惡習慣，都還可以擔當領導國家的大任，那麼，還有什麼不可以的事呢？

　　管仲說：「人君唯優與不敏則不可。優則亡眾，不敏不及事。」做一個國家主體的領導人，最要緊的不是一個優哉游哉，如果一個君王有優柔寡斷、沒有智慧、拿不定主張的個性，同時，又不夠聰明，碰到事情，反應不敏捷，有這兩種毛病，實在不足以擔當治國的重任。因為優柔寡斷、馬馬虎虎，使部下輕視，失去崇敬信仰的重心，能幹肯幹的人才就別有作為了。如果碰到事情，反應不靈敏，缺乏決斷，糊里糊塗，那還能做什麼事呢?

　　其實，管仲還不好說，齊桓公，你是一個夠聰明的壞蛋，正因太聰明，所以壞處不少。但你能聽鮑叔牙主張，放棄了仇視我的心理，說辦就辦，要我來總理國事當宰相，有決斷、有勇氣、有氣魄，敢放膽一試，可見不是一個笨蛋。尤其胸懷瀟灑，豪爽而不自欺，敢於自我批評、自我檢討，說自己的壞處，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

　　齊桓公一聽就說，好的！請你先回官捨吧！過幾天，再請你來，我們商量商量辦吧！

　　管仲說，時間是很寶貴的，哪裡可以等到明天啊！

　　齊桓公說，那，你說怎麼辦?

　　管仲立即推薦了公子舉、公子開方、曹孫宿三位人才，派出去做魯國、衛國、荊國的大使，先來穩定國際間的緊張局面。齊桓公都立刻照辦了。然後又安排了外交、農業經濟、國防軍事、司法行政、監察等五位大臣，並且對齊桓公說：「此五子者，夷吾（管仲的號）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吾不為也。」我推薦的這五位大臣，每一個都比我強，如果把我換做他們，無論哪一部的事，我是決不幹的。「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假如你只想把齊國一國政治搞好，國富兵強，只要有這五位大臣就行了。如果你想做到在列國之間做霸主，那就非我不可了。齊桓公就說，都照你說的去辦吧！

　　因此，管仲就使齊桓公在當時的歷史上，做到有名的大事。所謂「一匡天下」，一下子就匡正了當時周室衰敗的中國王朝；「九合諸侯」，在列強的國際間，九次召集國際會議，安定當時春秋時代的中國天下，達四十多年之久。所以，遲於管仲一百三四十年以後出生的孔子，也很感歎驚佩地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唉！當時如果沒有管仲出來救世救人，恐怕我們早巳淪落做沒有文化文明的野蠻人，披頭散髮，穿光著右邊臂膀的番裝囉！

廿八、帝王樣板齊桓公

　　三千年前，中國的歷史，出現以周朝王室為中心的封建諸侯聯邦政治體制，實行土地公有，以井田制度，建立農業經濟社會的典範。五六百年後，到了周朝王室的威信動搖，東遷洛陽作為首都開始，便進入所謂東周列國爭霸的春秋時代。歷史與文化，是分不開的並蒂蓮花，從春秋時代，直到戰國七雄時期，也就是中國文化所謂百家爭鳴，諸子並出的階段。

　　從表面聽來，諸子百家爭鳴，那一定是何等的熱鬧，非常的有趣。事實上，所謂爭鳴，所謂諸子的學術思想，都是圍繞著一個傳統的中心在轉。這個中心，便是「道」，也就是儒、道並未分家，諸子百家也並未分家的天人之際的「道」。尤其重在「人道」。換言之，諸子百家的學說，提出的主張，都是希望人民生活安樂，社會平安。使人人有安樂的一生，有一個圓滿歡欣的家庭，有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

　　真正的政治家是什麼?

　　所以我平常喜歡開玩笑地說，你們辦大學，給學位，隨便怎樣辦都可以。只有兩個學位，是絕對無法定位的。一是政治，一是軍事，這兩種是無法給予什麼博士頭銜的。因為這兩者並不屬於專才之學，而是通才之學的範圍。你只要看《封神榜》，姜子牙輔助周文王、武王建立了八百年的周室王朝政權，他的坐騎，叫做四不像。最後論功行賞，他一手分封天地神祇，但忘了自己，無可奈何，只好自封做一個「社稷神」拉倒。這是一個最低層起碼的小主管，從基層上保護人民土地的土地神而已。真正的政治家、軍事家，是通才，是四不像，是社稷神。姜子牙、管仲都是這種人。

　　同時，我還說，我讀了許多中西方有關的政治學的書，還不及中國民間傳統流行的十二個字，說的徹頭徹尾，清清楚楚。是哪十二個字的真言咒語呢?那就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安居樂業」。誰能領導天下國家達到這個目的，就可封神了！尤其有關天人之際的「風調雨順」啊!換言之，這四個字，包括沒有風災、水災、地震、旱災等等的內涵啊!至於人事和人道，統統在後面的兩句話中，一望便知，可惜一生也做不到。

　　但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事實很有趣，我也常把東方和西方文化相互對比，以太陽繞地球一晝夜作比方，卻發觀東西兩方人類歷史文化的變化現象，同在五百年之間，必有王者興，幾乎完全有異曲同工之妙。例如我們的歷史，到了春秋以後，名王迭起，但有道之士的哲人也應運而生。中國有個齊桓公，配上一個管仲。而在西方，也是名王配名師，湊巧的真有趣。歐洲有個亞歷山大，配上一個亞里士多德。印度也有一個阿育王，配上一個優婆鞠多尊者。當然，在這個階段，什麼日本、美國，連個影子還沒有呢!

　　但是，以中國歷史的習慣來說，三代以後，所謂歷史上的名王，最了不起的，也只能算做英雄，決不是聖人。所謂這些英雄的名王們，也都像我小時候的一位老輩的詩說，「江山代有英雄出，擾亂蒼生數十年」，如此而已。他們與《大學》的「明德」外用（王）之學，所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豈只似是而非，可說都是背道而馳的。

　　齊桓公是什麼樣的人物?

　　例如我們特別提出在春秋時期，所謂五霸之首的齊桓公，便是秦、漢以後兩千年來，大多數創業帝王的樣板。但不管是哪種版本，也都會影響他們所建立的王朝文化歷史幾百年，直到如今。無論你從唯物史觀、唯心史觀或其他角度來看，始終錯綜複雜，講得不會透徹清楚，豈不玄哉!

　　現在先讓我們來看史稱齊桓公的小白這位老兄吧!他天生是一個諸侯王的少子，照現在人用西方文化的習慣稱呼，在他少年的時期，當然是一個白馬王子。他本來就習慣於豪華奢侈的生活，尤其是他的稟賦個性，凡與「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及六欲有關的「吃、喝、玩、樂」、「嫖、賭、招、搖」，可以說無所不為、無所不會。即使他自己不會，旁邊左右跟隨他的人，為了討好他，也勢必引誘他學會。何況他自己又聰明，又敢作敢為，當然會養成他天不怕、地不怕的個性，根本談不上什麼「知止而後有定」，乃至「意誠、心正、身修」一類的戒條式的學養了。因此，他就變成一個貪玩、貪吃、酗酒、好色、亂倫等惡性重大的世家公子。

　　但他在心理意識上，會不會有煩惱、有憂患、有悲哀呢?那當然是有的。尤其在王室家族的家庭矛盾、權位爭奪的利害鬥爭上，隨時都有煩惱迫人而來。但好在他是一個嗜酒如命的人，平常大多都活在醉夢之間，正如莊子所說：「酒醉則神全。」貪杯耽酒，有時如有道之士的修養一樣，容易忘身忘物。

　　小白齊桓公，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人物，他之所以會成為歷史上的名王，第一，他具有天生王子的身份，在當時社會政治的大環境中，有了機會，自然是有資格登位稱王的。管仲、鮑叔牙縱有帝王之才，在當時的社會政治上，是決不可能自立為王的。第二，他在個人的私生活上，雖然壞習慣的惡性很大，但對於處理大事的關節眼上，他能夠識人、用人、信任人。而且還有一個關鍵性的特長，遇事反應靈敏，決斷果敢。這兩點，正是管仲所希望找到的一個好老闆。第三，他天生有四十年成為名王的好運，碰上鮑叔牙和管仲。

　　管仲怎麼報答鮑叔牙?

　　如果因人論事，可以說，使齊桓公在春秋時期成功霸業的是鮑叔牙。使管仲能輔助齊桓公而大展才能，成為千古名臣的，也是鮑叔牙。管仲能還報鮑叔牙的，就是臨死以前，堅持吩咐齊桓公不可以叫鮑叔牙繼任他的相位。因為管仲知道他死了，齊桓公也就完了，如果叫鮑叔牙繼承相位，一定死於非命，那他就對不起一生的真正知己了。

　　大家讀歷史，都知道千古以來，最好朋友的知己交情，都稱讚「管鮑之交」，有通財之義。其實，還都是向錢看的話，根本不懂「管鮑之交」的要點。我們且看鮑叔牙開始推辭相位，力薦管仲的話說：

　　臣之所不若（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

　　齊桓公聽了，就放棄仇視管仲的心結。甚至，聽到魯國把他綁起送回來，就親自出郊來迎接他。但管仲臨死前對齊桓公怎樣說呢!

　　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

　　這就是「管鮑之交」的知己明言，他不希望自己死後，把鮑叔牙一條命送到小人手裡的用心了。

　　今天還須向管仲借鏡

　　在中國的歷史上，到了春秋初期，以齊桓公作標題，管仲作內容來講，管仲的政治哲學，和他的政治體制的實施，可以說就是後來兩千年來歷史上，帝王政權的大樣板，直到現在，同樣還有他的權威價值。

　　第一，是他開始用「姜太公呂望」治齊的方針，發展工商業經濟、整頓財政、改變稅制，先求利民富國。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就是千古不朽的名訓。

　　第二，由他手裡，漸漸改變了公有的井田制度，讓人民有合理的私有財產，做到了民富則國強的目的。

　　第三，創立全民皆兵、全兵皆農的體制，以治軍的制度，編製民間社會。也可說是為後世有鄉鎮、鄰里、保甲，地方自治的創始者。

　　第四，民富國強，社會形態轉變後，必然會產生奢侈逸樂的現象。同時，為了招徠國際商賈的需要，大膽開創了公娼制度，以免社會產生負面陰影，破壞善良風俗。

　　第五，不但如此，他對於傳統文化的「形而上」道的哲學，猶如曾子著《大學》所說的「明明德」及「正心、誠意」之學，乃至「外用」於實際政治理論之間，都有很高明的深度。如果以我的觀點來看，後世的儒家理學家們，未必能望其項背。無奈後人都把他身後的著作《管子》，只視為政治學的學術，未免太可惜了!

　　從他輔佐齊桓公尊王（擁護周室的中央王朝），稱霸四十年後，他死了，這個只管亨現成福的齊桓公，第二年也就完了。

　　齊桓公死後，五千兒子，照樣翻版，各自結黨爭立，彼此攻殺。他的屍體停在宮中床上六十七天，爛了生蟲，也沒有人來顧問。這樣便是身不能修，家不能齊，自己又非治國之才的結果樣板。所以《大學》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並非只是戒條式的虛文啊!

　　不但是齊桓公，我一生親自看到好幾個白手成家發財成巨富的大老闆們，死後的狀況，兒女們停屍不葬，鬧著打官司、爭財產，還背地罵爸罵娘的多著呢!因為我看得太多了，更相信孔、孟之教開的藥方，是真對症的。可惜我國我民不肯吃藥，所以長在病中，只有莫奈他何之歎了!

　　其實，幾個有名的聖哲之教，都是針對醫治人性惡習的藥方。因為我們的民族性，存在有不仁、不義、不忠、不孝、無信、無恥的老毛病，所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開了「仁、義、忠、孝、禮、智、信」等藥方。老子開的，是「慈、儉、不敢為天下先」三味偏方，也可治百病的。印度人歷來存在階級仇視，所以釋迦牟尼開了「平等、慈悲」兩味大藥。兩千多年前的西方風氣，太過自私狹隘，又加粗暴，所以耶穌開了「博愛」一味單方。不過，現代人看不起老古方，拚命要向唯錢主義，去買新發明的西藥吃，實在不知道那些化學劑品的藥，今天說對，明天又說不對，恐怕不一定靠得住吧!小心為妙啊!人性，有善惡兼具的根底，去惡為善是健康的人生。蔽善從惡便是病態的人生。可惜人們喜歡以病為樂，因此造成人類史，是一部病理學醫案史。所以中西的聖哲們，也只好永遠擔任醫療的護理工作了。

廿九、身世堪憐一霸君

　　假如我們把周室王朝（包括春秋、戰國）劃歸中國上古史的末期，那麼，中古時期的歷史，很明顯的，當然以「贏政」王朝「秦始皇帝」作為劃時代的開始。這個時期，在中國，正是聲名煊赫的「秦政」時代。在西方的歐洲，也正是威名鼎盛的「羅馬帝國」時代。

　　秦始皇的崛起，消滅戰國末期的六國，開始建立皇權統一的中國，的確是歷史上的大事。但時勢造成一個有變態心理的秦始皇，完全是由於陽翟（開封禹縣）商人呂不韋的商業謀略所製造成功的結果。例如現代美國式的民選總統，幕後台前，都是大資本商人所製造成功的國體。幕後出錢推出民選總統，台前的政府體制，也完全學習工商管理。偉哉商人，豈可輕視。當然，只有姜太公與管仲，早有先見之明，決不輕視，而且還特別重視呢!其次，便是范蠡和子貢，他兩人才是真正下海入流的儒商呢!無人可以比擬。但千萬不要忘了，如果全民皆商，恐怕是「國將不國」矣!

　　一統中國的歷史背景

　　假如我們從哲學的觀點來看歷史和人事，誰也想不到當時一個無關大要的人物，一件漫不在乎的小事，經過時間的推移，便會形成影響後來一國或天下的歷史大事。每個朝代，每個政府，不管如何防範，怎樣禁令，都是鎮壓不住的，這就是歷史哲學所謂「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的道理了!

　　東周後期的秦國，在當時，只不過在中國西北高原上，一個文化比較落後的新興國家。但在春秋、戰國時期，五霸爭雄，七國互相侵略的戰亂中，歷史經驗給予秦國的教育，便漸漸地乘機壯大起來。秦孝公信任客卿商鞅（衛國人），實行以法治國的法治體制，廢棄井田制度，遷都咸陽，變更由周室王朝幾百年的政體，實在是一件歷史上的革命大事。但只經過二十一年，秦孝公便死了。因為秦國上上下下，不習慣法治的管理，而且廢掉習慣已久的井田制度，正如歷史所載：「民曰不便」。因此，所有埋怨憤怒的大眾情緒，就都集中到商鞅一身了。所以秦惠王即位，便殺了商鞅，但法治的政制仍然未變。

　　十年之後，整個戰國七雄就在蘇秦、張儀兩個同學手中，彼此更換謀略，用合縱、連橫的策略，以國際間相互利害關係，互結防禦協定，使戰國的局面，暫時安定了二三十年．這便是歷史上書生謀國一大奇跡。再後來便是秦昭襄王崛起，自稱「西帝」，遣使立齊國的國君為「東帝」，早已目無中央周室的王朝了!不過三十年之間，周代最後王朝，就被秦國所滅。

　　這個歷史過程，由秦孝公到秦昭襄王滅周的時期，先後也不過一百一十年左右，即公元前三百五十九年到二百五十年之間，可以說是真正新興的秦國鼎盛時期。從此以後，不出兩年，便如近代史上太平天國的翼王石達開詩中所說，「賈人居貨移秦鼎，亭長還鄉唱大風」的時代來臨了!與其說秦始皇三十多年前後，是暴君「嬴政」的時代，毋寧說那是「呂不書商號」贏利最成功的時代。

　　呂不韋的「奇貨」投資計劃

　　有關秦始皇嬴政的身世，與呂不韋奇貨可居的商業投資計劃，這都是史有明文，不必諱言的實事。這件歷史的故事，就發生在秦國滅掉周朝的前一年，也就是秦國殺名將白起的當年。

　　這個時期，秦昭襄王為了謀（戰）略上的需要，把太子嬴柱的寵妃夏姬所生的兒子，名叫異人（後來改名叫楚）的，交與趙國做人質。異人雖然是秦國的皇孫，但他是太子次妃所生，也並不十分得寵，所以秦國就隨便把他當戰略品來用。雖然有人質在趙國，照樣無所顧忌地隨時出兵打趙國。因此，異人在趙國，是被冷落監視的人，當然很受罪受苦。恰巧呂不韋為了生意到邯鄲，碰到了異人。他以一個久經商業資訊訓練的敏感眼光，便肯定地說：奇貨可居也。這是說異人是一個商場大買賣上的奇貨，「屯積居奇」了他，一定可以大發其財的。所以呂不韋便和異人結交做朋友。正在落難中的可憐人，而且隨時有被趙國處死的可能，那是多麼可憐的處境，現在居然有一個國際上的大商人、大資本家肯和他做好朋友，解決了生活上的困難，當然是高興極了。

　　過丁幾天，呂不韋就對他說，你的祖父秦王年齡大了，隨時會有問題。你的父親最寵愛的妃於是華陽夫人，但她沒有兒子。你的家族同輩兄弟二十多個，你不過是其中的一個，而且並不得寵。你祖父死了，你父親繼位，絕對沒有機會把你立為太子，你的前途實在很難說了!異人一聽，當然很明白呂不韋說的全是事實。他說，你看我要怎麼辦才好?呂不韋便說，秦國宮廷中，現在能夠提出立哪個做太子的太孫的人，只有華陽夫人才有這個資格，我雖然是小資本的買賣人，但我願意拿出千金來幫助你，並且我為你先去秦國打通關節，要使華陽夫人肯定立你做皇太孫。異人聽了便說，如果照你的計劃成功了，我如得到權位，一句話，我便和你老兄同享秦國的一切。

　　因此，呂不韋先給異人五百金，叫他盡量交際賓客朋友，結識各種人才，等於現在人們的組織人才集團。另外又拿出五百金，叫他去收買那些最名貴的首飾和稀奇古怪好玩的東西。由呂不韋帶著這些國際特等名牌的高貴物品，西去秦國。以呂不韋的生意頭腦，沒問題，到了秦國以後，先找到了華陽夫人的姊姊。當然是先吹牛又拍馬，同時又再送重禮。來往於國際間的大商人、資本家誰也不免另眼相看，況且呂不韋又彬彬有禮，「幣重言甘」，並不像個暴發戶的樣子，自然就打通門道見到華陽夫人。於是呂不韋就說，在趙國與異人結交成了好朋友，異人的做人是怎樣成功，國際上的知名之士，有學問、有才能的人，都喜歡和他做朋友，真可算是眾望所歸的賢公子。但他本人，身在外國，晝夜都在思念父親（秦國的太子）和夫人你兩人，常常偷偷地哭泣。這些情形，只有我呂不韋最清楚，所以托我特別到秦國來，代他送上這些東西給夫人，表示他的孝心。說完了這些重要的話，表示自己很忙，就起身告辭了。

　　出來以後，當然想盡辦法，向華陽夫人的姊姊做工作，教她怎樣辦。因此華陽夫人的姊姊，就進宮對妹妹說：「你在太子身邊，雖然是最得寵的妃子，但你並沒有生兒子。還不趁現在年輕得寵的時候，在這班後輩的弟兄中，挑選一個前途有希望的做養子，將來年老色衰，可能還有希望做太后．如果等到年紀大了，又不得寵了，再想培養一個有希望繼承王位的人，那就沒有機會開口了!照我看來，這個異人，被派在趙國做人質，是代表秦國去擔風險，回來了，一定是大功勞一件。他人又好，國際聲望也很高。而且他知道自己在眾多兄弟當中，是並不太被重視的一個。你如果在這個關鍵時候向太子一說，提出要收異人做兒子，太子一定會答應，那麼，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你在秦國後宮的地位，就到老有靠了！」華陽夫人一聽，認為這是最好的辦法，於是找個機會，就向太子要求，太子為了愛她，就答應照辦，並且由太子和華陽夫人出名，刻了玉符（用玉片刻上字的契約），約定以異人做華陽夫人的兒子，等於是秦王太孫，交給呂不書帶去趙國交付異人。呂不韋的計劃第一步成功了!等於做生意要收購別人的大公司，他總算拿到初步的草約了。

　　呂不韋回到邯鄲以後，一方面加緊培養異人，親如兄弟。另一方面，他自己在邯鄲找到一個絕色美人，也就是古人說「燕趙多佳人」的頂尖美女，娶過門來做自己的姨太太，很快也就懷孕了。古話說得一點也不錯，「飽暖思淫慾，饑寒起盜心」。異人出入呂家，當然很容易就看到呂不韋的新姨太，她實在太美了，所以就向呂不韋要求，將這美女讓給他做太太。呂不韋一聽，非常生氣，「朋友妻，不可嬉」。你這個人，怎麼這樣無禮，你在患難當中，我救你，還給你想盡辦法弄到當秦國的皇太孫。現在你居然忘本，還要打我老婆的主意，我要和你絕交了!當然，異人如失去了呂不韋，自己在趙國不過是一個人質而已，毫無生命的保障，生活的艱難更不用說。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只有道歉賠罪，請求原諒拉倒。

　　真戲假做，最後，呂不韋還是把這位姨太太讓給異人做老婆，做為患難夫妻，可以安慰他孤身流落在異國的痛苦，至於生活一切，當然仍由呂不韋照應。不到一年，就生了兒子，取名嬴政，就是後來的秦始皇。接著，秦國又出兵打趙國，包圍了邯鄲。趙國人要殺掉秦國的人質異人，呂不韋就用很多錢買通看守監禁他的人，放他一家三口逃回秦國的部隊裡去，那當然就被秦人護送回國。異人就穿著楚國的衣服來叩見華陽夫人，因為她是楚國人。華陽夫人看到異人穿的是楚裝，更為高興，為了紀念故鄉楚國，就替異人改了名字叫「楚」（用南方習慣，就叫阿楚了）。

　　呂不韋的運氣真好，更名楚的異人，回到秦國不到六年，滅周朝稱西帝的昭襄王嬴稷死了，歷史稱他為秦孝王。順理成章地由太子嬴柱即位，不過，只當了三天的秦王也就死了。因此，皇太孫嬴楚（異人）即位，尊華陽夫人為太后，稱自己的親生母親夏姬為夏太后，起用呂不韋為相國，封文信侯。這樣就叫做「封侯拜相」，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富貴尊榮了!所以我常對做生意經商的朋友們說，無論如何，你也做不到呂不韋的成績，他只看準一個貨色，就投資經營，結果，豈只一本萬利而已。但呂不韋真不簡單，他還想做千秋的大買賣，要在文化學術思想上變成聖人，想和管仲、孔子比上一比呢!

　　呂不韋做了秦國的相國，周朝的後裔東周君與少數的諸侯們計劃伐秦，秦王使相國率兵滅掉東周，周朝的天下，這才正式轉到「呂秦」的手裡。因為異人做了秦王之後，史稱為秦莊襄王，不到三年，也就死了。所生兒子嬴政十三歲即位，國事都委交相國文信侯呂不韋，叫他仲父。古代的仲字，是第二、中間、其次的代號。這就等於叫呂不韋是二爸爸，客氣地說，便是後代所謂的乾爸。所以在我們的歷史上，有的說秦王朝，是與周朝先後同時亡國，應該稱秦始皇為「呂政」王朝。這個問題，在歷史學的觀點上，也還存在著爭議呢!

　　史稱為秦始皇的嬴政，十三歲即位為秦王，縱使聰明絕頂，到底還是一個不成年的孩子，因此，把國家政治的大權，都交給相國文信侯呂不韋去辦。這個時候的呂不韋在秦國，是大權獨攬，出入宮廷內外，儼然就是一個攝政王。如果以後代歷史故事作比例，他猶如西漢末期的王莽，也如滿清剛剛入關初期的攝政王多爾袞。不過，呂不韋的後來，並沒有像王莽一樣，想取漢朝的政權而自做皇帝，也許有這種想法，或者自忖勢所不能，或是才所不及。而且他在武功威權上，也不如清初的多爾袞，也只在宮廷中和太后的關係，比多爾袞大有不同。

　　當他獨攬秦廷朝政的十二年之間，極力供養賓客，收羅人才，集中一般讀書的知識分子，為他個人出名，合著一部網羅諸子百家雜說的書——《呂氏春秋》，又名《呂覽》。這部書以上古儒道不分為主旨，尤其以傳統文化中的宇宙物理的五行理論科學作綱要，串連政治哲學的理論基礎。書作完成，懸之國門，公佈如有人「增損一字」，就賞賜千金，表示比孔子的著《春秋》、刪詩書、訂禮樂的氣魄還要偉大。這就是古今中外，很多發了財的大老闆們，和有了地位的人，最後都想擠進學術文化之林，表示自己並非「不學無術」，意圖洗刷只有銅臭和臭錢之譏。如果從心理學的觀點來說，正是「自卑感」在作祟，也是人情之常。但這部《呂覽》，在後世的學術著作中，仍然有它的價值。不過，把它歸入「雜家」之學的範圍。

　　呂不韋的商業政治計劃，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成功。但他只知道權位和富貴的可貴，毫無學養上的「內明」和「外用」的基礎。因此，他又徹底地失敗，終至於身敗名裂，一生很可惜，又很可憐。

　　秦始皇從整頓宮闈著手

　　呂不韋自從他的兒子「秦始皇呂政」，十二歲即位做了秦王，他表面上以皇上的乾爸之尊，兼為朝廷政府的相國、文信侯，權重一時，就如秦國的宗室大臣，也不敢當面非議。尤其新王的生母皇太后，本來就是呂不韋的侍妾，現在做了寡婦，年齡也不過三十多歲。母子兩個，從小在趙國邯鄲的時候，本來就和呂不韋是一家人一樣，現在出入宮廷，當然毫無避諱。正如史書所載，太后時吋與文信侯私通，那也可說是人情難免的事。

　　如果這種事發生在鄉下普通老百姓家庭，也會招來鄰居地方上人的輕視，何況在皇宮之中，左右前後、內內外外，所謂耳目眾多，豈能長久瞞得住的，而且兒子秦始皇漸漸長大了，哪有可能不知道的。呂不韋愈想愈不對，但是這個太后，對於男女關係的慾望又很大，在感情上，她又當斷不斷。所以呂不韋在「舍人」（隨身侍從）中，找了一個叫「嫪毐」（讀音叫lao aǐ）的人，假裝太監，送給太后。結果，太后又生了兩個私生子。要求兒子秦始皇封嫪毐為長信侯。嫪毐本是市井無賴，自是小人得志，飛揚跋扈，令人側目。因此，宮廷中有人看不下去、就向秦始皇告密，這個時候，他也是快二十歲的人了，馬上下令逮捕嫪毐。嫪毐知道了就發兵叛變。秦始皇就命相國昌平君、昌文君兩人帶兵圍攻嫪毐，抓住他，夷三族．遷太后於萯（音倍）陽宮（陝西戶縣），殺了兩個私生子。

　　但秦始皂在處理這件事上，當時始終對呂不韋並無舉動。到了第二年，才發佈命令，免了呂不韋的相國職務。而秦始皇又說呂不韋侍奉先王的功勞太大了，所以不忍心殺他，罷免了他的職位，叫他離開首都咸陽，到四川去住。

　　同時，因為這件事的刺激，經過秦廷宗室的提議，舊賬新算，決定要驅逐各國諸侯的賓客，不准在秦國從政。這個事件的發生，在歷史上，便引出一個年輕的書生李斯，當時他也是在被驅逐之列的外來賓客。為了此事，他寫了一篇對秦始皇的勸告書，就是後世所流傳的名文——李斯《諫逐客書》。其實，這件秦廷政變的事件，不應該說完全歸罪於少年時代的秦始皇。這是秦人狹隘的本土主義作祟，是對秦廷長期任用外來人才擔任政要的反彈。趁著呂不韋和嫪毐事件發生，由秦廷宗室大臣的發起，抓機會來打擊從各國外來的勢力。

　　像這樣的事，是千古以來，政治圈中派系鬥爭的常事，都由於人性具有極度自我、自私的弱點所形成。例如清代三百年間的政治歷史上，始終存在北人與南人之爭，學閥權要的門派意見之爭，朝廷與外藩的權力之爭。當然，不只是中國如此，歐美各國的歷史也是一樣，歸根結底，都是人性陰暗面所造成的結果。

　　以秦國來講，自秦孝公開始，起用商鞅、張儀、范雎、呂不韋乃至李斯，凡與秦國逐步富強壯大有關的歷史上名臣，幾乎都是外賓。秦國朝廷和秦國社會，只是坐享其成。但在濃厚的地域觀念上，又始終彼此不服氣，因此而形成中央在權力上的派系風暴，這是每個主政者最頭痛的事。不但政治圈中，例如現在的商業集團、公司、行號、工廠、店舖，只要有三個人以上的地方，就會出現人事磨擦。好在少年的秦始皇，還算明白，看了李斯的《諫逐客書》建議，就停止驅逐賓客，才使外來的人才不散。因為秦始皇從小跟著父母在趙國長大，而且見慣賓客成群的場合，知道利弊。換言之，當時所謂驅逐賓客，便同現在所謂的裁員，多少也有裁減冗員、減少預算的作用。但在國家的大政上，有時因此而受影響，可能會非同小可。因此，宋代的名臣蘇洵，對於這件事的觀點，大有感想，便寫了一篇文章《六國論》。

　　秦始皇的性格是如何形成?

　　正當少壯盛年還只二十歲剛出頭的秦始皇，登位不到十年多，就碰上宮廷內部發生重大的醜聞，而且當事人就是生母，和從小跟隨長大的仲父呂不韋。大家試想，假定我們中任何一個人是他，不可能不氣瘋了，也許，就會出家入山，或者造成另一種心理變態或精神分裂。所以他當時把生母（太后）遷出宮廷，住到首都的邊遠小邑，並且下令對這件事的處置，如有人敢諫者死。那種心理上的矛盾，是很難想像的處境。

　　但在這樣要命的嚴威中，那些死守中國文化孝道的儒生們，居然還一個接一個來勸諫，因此而被殺掉的，已經到達二十七人。這就是歷史上說秦始皇是暴君的第一幕。但正在他暴怒殺諫者的時候，居然又來了一個齊國儒生叫茅焦的人，要求當面見皇帝進諫。秦始皇一聽又有一個不怕死的來了，氣得暴跳如雷，大叫著：「快拿大鍋來，要活活地烹了這個傢伙。」茅焦看了現場一眼，慢慢地一步一步走到他的面前說：「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問也。陛下欲聞之乎?」秦始皇聽了說：「你還有什麼話要說。」茅焦說：「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車裂假父（指嫪毐，真是難聽難受的話）。囊撲二弟（指其母與嫪毐所生的二子）。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丁聞之，盡瓦解無向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我該說的，都說完了。）」就自己解開衣服，去伏在砍頭的木樁上去。等於說，你來殺吧!誰知道這個時候的少年秦始皇，反而走下寶座來，自己承認錯了，並且親自扶他起來，立刻封他為上卿的職位。並且馬上下令車隊出發，他親自駕車，空出左邊的大位，去接母親回宮，還和原來一樣親愛，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這也是歷史上真實記載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出秦始皇的殘暴作風，他是怎麼形成這種性格的?這與「大學之道」的「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的教育，關係的重點又在哪裡?同時也可看出古代知識分子的儒生，那種「擇善固執」、「死守善道」的精神。茅焦為什麼敢把生死性命當賭注，難道正如現代人的觀念，真想拿命來換取僥倖的財富和地位嗎?你能否認秦始皇不是有愛生母的孝心，原諒母親所做的一切過錯嗎?除非被歷史的主觀成見固定了。不然，你會發現秦始皇確是一個可造之才，只是環境給他的命運很不幸，自小沒有受過良好的教養。這些過錯，還是由於呂不韋「不學無術」所造成。

　　秦始皇的一封親筆信

　　但秦始皇對於呂不韋又怎麼辦呢?他躊躇考慮了一個冬天，到了第二年，罷免了他的職位，叫他到河南去住。呂不韋雖然住在河南不到一年，但各國的諸侯們，還派人隨時到河南拜訪聯絡，「不絕於道」。換言之，一個接一個，一國接一國來看他。秦始皇當然隨時會有情報，愈想愈不對，愈想愈矛盾，因為他從小跟著呂不韋長大，對於他的才能、作風，甚至個性等，當然很清楚。或者可以說，他也明白自己的身世與呂不韋之間的關係。因為他的生母，是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只會懂得享受。母子從小開始，很可能是無話不談。也許生母對呂不韋是有另一份真情的。所以可以推斷秦始皇是心裡明白，什麼都知道的。秦始皇反覆考慮了很久，又怕呂不韋不甘寂寞，另外弄出花樣生事，他便親自寫了一封信給呂不韋說：「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

　　呂不韋看了信以後，知道這個兒子，現在是個完全的秦王了，不好惹，怕被他不明不白地殺了不好，還不如自己處理了好一點。因此，呂不韋便自殺了，更了卻了秦始皇一樁為難的心事。也可以說，犧牲自我，完成兒子做秦王的事業。不能不說是呂不韋最後的奉獻，做了一輩子生意，「天下自我得之，兒子自我失之」，亦復何憾!

　　大家讀歷史，對於秦始皇這封簡短的妙文，都很容易忽略過去。其實，這封信的內涵，真是妙不可言，由此可見秦始皇的頭腦太不簡單，也許是呂不韋遺傳基因的作用。他第一句話就說：「你對秦國真有什麼功勞好處嗎?秦國還封你有十萬家稅收的富有資產，是為什麼?」第二句話說：「你和秦國有什麼親族的關係嗎?為什麼我要叫你乾爸?這些你自己都明白，不要我說。你應該老老實實地遷到四川住吧!」在古文，就是這樣的五句話，他父子兩個，心裡都明白了。換言之，秦始皇表明了，「我現在是真正的嬴秦王朝的後代，我是秦王，是主人公。你過去所做的事，真的是想為了秦國嗎?天知道，我明白，你還是規規矩矩在四川養老吧!不要再打什麼歪主意了」。就是這樣，聰明人一點就透，這是真正脫離父子關係的宣告。呂不韋知道自己調教成功的兒子，既能生之，也能殺之，所以他的一切希望都破滅了，年紀也老大了，只有走上自殺的一條路了。

　　但是，也可說，秦始皇對於沒有文化教養的生母，還是很有孝心；對於呂不韋，也是很不忍心。所以也不能一味說他是絕對的粗暴。不然，從春秋到戰國，弒君殺父的諸侯王，豈只一兩個而已。即如秦朝以後的帝王，派人送一把刀，一瓶毒酒，一條上吊的繩子，命令他自殺的多著呢!但秦始皇對呂不韋，並沒有這樣做。其故何在，殊可深思也!

　　滅六國者，六國也

　　當秦始皇從太后與呂不韋這件內宮事故以後，可以說才正式自己親政。他的運氣真不壞，在十二年之間，消滅了當時僅存的諸侯韓、趙、燕、魏、楚、齊等六國諸侯，在這中間，最有名的歷史故事，就是燕太子丹使刺客荊軻刺秦王。但在中國的舊歷史的《綱目》上，卻寫著，燕太子丹使盜劫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代兵，進圍薊。這樣記載的歷史，所謂《紫陽（朱熹）綱目》等，是否合理，很難評論。同時又認為當時的六國，並無大罪，秦要滅掉他們，就是最大的暴政之一。這些就是後儒政治哲學思想的看法和評論，對與不對，隨著時代和人類社會的文化演變，也很難說。

　　其實，燕太子丹與秦始皇小的時候，同時都在趙國做人質，而且是同在患難中的好朋友，當然也認識秦始皇的父母與呂不韋。到了秦始皇即位秦王，燕太子丹又被燕國派到秦國來做人質，但秦始皇並不買賬，沒有特別禮遇他，只把他當一般諸侯派來的人質看待。因此，燕太子丹氣憤極了，就偷偷地逃脫回國來，想盡辦法找到刺客荊軻，想用暗殺的手段刺死秦王。這個歷史上有名的故事，就是後世中國文化武俠小說的前奏。

　　如果從一個國家對敵國的角度來說，燕太子丹回國以後，不從政治、經濟、軍事上發奮圖強，來反擊秦國，卻出此下策，就他本身來說，實在還不及當時的三大公子，如齊公子孟嘗君、趙公子信陵君、魏公子平原君，他們還能做救亡圖存的工作。也許這就是戰國末期的現象，真正到了人才氣數已盡，徒使「呂政」孺子成名而已。所以唐代名臣杜牧在《阿房宮賦》裡就說過，「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

　　從此以後，秦始皇統一中同的天下，廢棄周代以來的分封諸侯制度，劃分全國行政區域為郡縣，便於統治。他絕對想不到因此一舉，恰好為中華民族的統一，奠定了千秋的基礎。其他如北逐匈奴，修築長城作為邊防前線，南收南越等地入於版圖，巡遊四方各地，在咸陽大興土木築阿房宮。甚至在死前兩年，做過歷史有名的「焚書坑儒」，成為遺臭萬年，矢上加尖的大暴政。他在王位二十五年，稱皇帝十二年，只有五十歲就死了。三年以後，由他所建立的秦朝也亡了。如果從哲學的文學觀點來看，正如宋代詞人朱敦儒所吟唱：

　　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才。
　　不須計較更安排，只管而今現在。


三十、秦始皇治國之道評議

　　大家不要忘了，我們是為了研究《大學》，因為講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才銜接「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的道理。因此提到三代以下，所謂「天子」的帝王，幾乎沒有一個可以夠得上「身修而後家齊」。而且自秦、漢以後的帝王家庭（從舊史的習慣，叫做宮廷），都是大有問題的家族，幾乎沒有一個是正常的「家齊」的好榜樣，因此而造成歷史上做領導人的帝王們，大多都是變態心理或精神病的人物。所以便引用了齊桓公與秦始皇兩個變態心理的事跡，作為參考。不要聽到歷史，好像在聽評書、講小說故事那麼有興趣，而忘了本題。

　　奉行秦孝公以來的法治

　　如果由「齊家、治國」這個觀點出發，來看秦始皇的一切，你可能不會跟著史書上的觀點，隨便叫他是一個暴君了。你可能非常同情他，他是因家庭身世的曖昧，引起心理變態的精神病者，長時壓制著內心的痛苦和憤怒，又怕天下人看不起他，所以隨時遇事，便會遷怒他人。加上他身居帝王的寶座上，由傳統的宗法社會賦予他權力，社會人群不得不尊奉他為天於，自然就使喜、怒、哀、樂任性而為，變成一個驕狂自負的帝王了。至於他的治國之道，因為他本身根本缺乏儒道或他家文化的教養，可以大膽假定的說，他是完全傳習了呂不韋的大商賈習氣而來。現就他治國之道，只提出兩點簡略地來談。

　　一、嚴刑峻法。秦國的傳統，在戰國前後的一百多年以來，從秦孝公採用商鞅的建制，建立用「法」治國開始， 一直到秦始皇時代，並無變更。這個時期的歐洲，也正是羅馬帝國和「羅馬法」建立的階段。一個國家社會，只講究法治的結果，也可以使國富兵強，處處有規律、有準則。但是整個社會人民，就變成縛手縛足，處處寸步難行，動輒得咎，隨時可能觸犯刑章，變成罪人。而且偏重用「法」治國，法埋的邏輯愈嚴密，執行的弊端愈多。因為社會隨時在變，人事也隨時隨地在變，法律規定也會隨時隨地增加。因此，立法執行的政府，變成無情的機制網。領導國家的帝王們，位在法律之上，自有特殊的裁決權，即使不是暴君，也不得不變成暴君了。任何一個大小的領導者，必定是眾望所歸、眾怨所集的焦點。例如號稱現代民主法制的美國，也正走入法律繁多的弊病，「律師」變成美國人民咒罵禍害的代名詞了。所以老子說：「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他希望的「無為」之治，是無法規的自治。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是無條例的自律。孟子也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專講法治，最後使立法執法的人，自己也走不通了。歷史上說秦始皇以「嚴刑峻法」治國，所以速其滅亡。其實，秦始皇懂得什麼法不法的，他只是奉行秦國祖宗以來的法治，加上他個人的遷怒於人的暴行而已。

　　焚書坑儒事件的真相

　　就「焚書」來說，秦始皇是把周青臣的恭維，和淳於越的爭議，命令大臣們會議。結果，承相李斯特別提出「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都燒了。李斯當時是權傾一時的首相，又是儒者荀子（卿）的學生，所以秦始皇採取他的意見，就下命令寫了一個「可」字。你說他是獨斷獨行嗎？如果現在依法平反，該判「焚書」之罪的是李斯和楚霸王項羽。而且當時所燒的書，是指私家藏書。但博士官有的藏書，集中在咸陽宮中，後來被項羽放一把火，連同阿房宮也一起燒了。但蘇東坡卻認為「焚書」的罪過，應該由荀子來負責，因為李斯是荀子的學生。

　　至於「坑儒」呢？在秦始皇統一中國稱皇帝的時候，不但設有「博士」官職，錄用來自諸侯各國的儒生們，其他在咸陽做官或吃閒飯的「賓客」還有不少人。「坑儒」的事件，發生在他死前兩年，那時阿房宮也早修成了，他天天沉湎在酒色之中，自我逃避，自我麻醉，就是朝廷中的大臣們，要找他請示也很困難，不知他在哪裡。他既怕死，又想尋找長生不老的藥吃。那當然是百病叢生，精神很不正常的人了。照現在來說，糖尿病、高血壓、前列腺肥大等，甚至還有莫名其妙的多疑和恐懼症。所以他在宮中，看見從外面經過的丞相車隊衛兵很威風，心裡很不高興。過幾天，丞相的車隊衛士減少了。他就懷疑當天跟隨身邊的人，洩漏他的狀況，統統都拿來殺了。

　　偏偏在這個時候，有儒士侯生、盧生兩個人，互相談論。背後譏笑他，並且不想為秦國做事，就偷偷逃走了。秦始皇知道了，勃然大怒說：「諸生或為妖言以亂黔首（老百姓），使御使按之（按就是查辦）。」歷史真實的記載，便是如此。為這件事，他大發脾氣，叫執法的「御史」，依法查辦，也並沒有說立刻要殺人。但「諸生轉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個餘人」。可是，一班在咸陽的儒生們，為了表示自己清白，自寫坦白書、悔過書，有的還密告他人。一個牽連一個，又互相告密，因此構成犯法的，共有四百六十人，所以弄得他更暴怒了，下令把他們統統活埋了。千古以來的書生們，都是「眼高於頂，命薄如紙」，平常喜歡高談闊論，批評說理，滔滔不絕。一旦有事，大都便推過別人，自卸罪責。這也是世情之常，令人不勝悲歎的事！

　　由於這作事，雖然他沒有下令要活埋天下的讀節人，但確實使人很震驚，引起知識分子和一般人們的反叛情緒。因此，他的大兒子扶蘇也看不下去，便來對他說：「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誰知秦始皂聽了，反而更加大怒，立刻下令外放扶蘇，派他到上郡（延安）蒙恬所管的軍區當監軍（政治部主任）去了。就這樣種下禍根，他死後，太監趙高假造他的遺命，要扶蘇、蒙恬自殺，提早促成亡秦的後果。這就是秦始皇后期精神變態到了最嚴重的時候，造成所謂暴君暴行的由來。

　　郡縣為中央的「分公司」

　　二、設置郡縣。自三代以下，以及周朝分封諸侯建國的制度，都是從宗法氏族的傳統而來，長達千年以上。所謂中國上古的分封諸侯，並不同於西方文化的部落封建，這是大有差別，不可混為一談的。而且在周、秦時期，所謂「國」字，就是地方政治單位的名稱，也並下完全同於後世「國家」的概念。歷來都說周朝初期分封諸侯，號稱八百之多，究竟諸侯有國的數字有多少，現在很難考證核實。但在周朝所封的諸侯，並非完全是「姬」姓的家族，不像秦、漢以後的帝王們，非同姓不封王的作風。因為「姬周」建國文化的精神，正如孔子《春秋大義》所標榜的，是以「興滅國、繼絕世」為宗旨。所以當時封建的諸侯，有的是找出堯、舜以前的故國，對於人民有建功立德的後代來封侯建國的，例如炎帝的後代等。甚至把革命以後的殷朝後代，也照樣分封為諸侯，決不是後世那一套趕盡殺絕的做法。這就是上古宗法社會。重視「孝」道的觀念而來。我要「孝」順我的祖宗，你也要「孝」順你的祖宗。我要尊重我的族姓，你也要尊重你的族姓。上古人口不多，人民生活的經濟來源，都靠農業生產。儘管分封諸侯各國，但農業生產的土地，仍屬中央王朝所公有，只是規劃為「井田」制度，達到共有共亨的目的。諸侯各國，相安無事，同奉中央王朝的周室為共主。

　　社會的發展，促使歷史的演變，到了春秋時期，中央王朝共主的周室威望漸衰，諸侯恃強凌弱，互相吞併。尤其是傳統文化精神衰落，所謂「春秋兩百四十二年之間，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屢見不鮮。戰伐侵攻，不可勝數。」如果是為上代復仇復國而戰的，還勉強可說是正義之戰，只有二樁，其他都是仗勢欺人的侵略戰爭而已。因此，到了戰國時期，包括秦國就只有七國在互爭雄長了。

　　秦國是周室王朝中期所封為西北高原上的諸侯，歷史文化的根基不深厚，又是新興的諸侯之邦，為了爭做雄長的霸主，就須引進外邦有文化的人才來治國建國．並且眼見自秦嶺以東的各國諸侯，沉湎在老套守舊的辦法，社會散漫，政治也不見得高明，因此，自秦孝公開始，就採用「法治」的主張，放棄「禮治」、「德治」的傳統，專重功利為主的做法。

　　恰巧在秦始皇十三歲即位那一年，韓國想用辦法把秦國搞成民窮財盡，使他再也無力向東用兵。便派了一個搞水利工程，名叫「鄭國」的人，到秦國去做間諜，設法說動秦國發展水利，打開涇河引進灌溉。工程到了一半，被秦國發現是韓國的陰謀，要殺了鄭國。他便說：「你們現在要殺了我，沒有關係，其實，我已經做到報國有功，因為你們為了做水利工程，沒有出兵打韓國，等於我使韓國遲亡了幾年。不過，你們要知道，這個水利工程做好了，便是你們秦國子孫萬世的利益啊！」因此，秦王沒有殺他。工程完成，使秦國增加四萬多頃的農業生產土地，改善環境，經濟增長，國家社會更加富有。但也可說使秦始皇開始對建築工程有了認識和興趣，所以後來要建造咸陽宮殿，建築史無前例的「阿房宮」了。

　　至於秦始皇滅六國之後，改天下為郡縣的建制，推翻千年以來的傳統，為後世中國留下大統一的大業、並非秦始皇有特別過人之處，那是因為他自小跟隨呂不韋長大，耳濡目染，懂得大商賈的經營方法。等於現代人明白商業管理，中央是個母公司，是有絕對表決權的控股公司。天下各路的郡縣，是子公司（分公司），只聽總（母）公司的決策來執行業務。秦始皇懂得呂不韋的經營手法，所以決定改「封建」為郡縣。例如明代的朱元璋，因為當過和尚，所以建立明朝的官職，有的是完全照寺院裡僧職稱呼和做法，如「都察」、「都監」，乃至封僧官為「總統」、「統領」等，都是禪門叢林制度設立的名稱。

　　但話說回來，秦始皇改建當時中國的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丞相李斯的建議，也是很有力的道理。李斯認為，「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周封子弟，子孫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天子弗能禁」等理由。

　　秦始皇才說：「天下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說是靠祖宗的保佑）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因此，決定改制，但是，須要再交「廷尉」（中央執政的大臣們）會議通過，才付執行。

　　由此來看歷史的經驗，要求政治和社會習慣的轉變，是很不容易的事。可是，所有的暴君，卻成為改變歷史的革命者，只不過坐享改革成果的，並非他本身而已。

　　張良一席關鍵性的盤算

　　當秦始皇死後三四年，輪到楚（項羽）漢（劉邦）相爭未決的時候，酈食其對劉邦建議，再來分封六國的後人，必定可以得到天下人的擁護。劉邦聽了，認為很對，馬上叫人快速刻鑄大印，就要叫酈食其代表他去分封六國的後人為王了。剛好張良進來，劉邦正在吃飯，就順便告訴張良這件事。張良就說：

　　臣請借前箸（借用你的筷子當算盤），為大王籌之（為你盤算）。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一）武王入殷，發粟散財，休馬放牛，示不復用。今大王能之乎？（二）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游者，徒慾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三）且夫楚惟無疆，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乎？（四）誠用客謀，人事去矣！

　　劉邦一聽，立刻吐出嘴裡的飯，大罵說：「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這兩句古文，如照現代話坦白地說：「他媽的，這個窮酸的書獃子，幾乎把老子害慘了！聽他的話去辦，我的大事就完蛋了！快點，快點，把那些封侯的印給我毀了！」

　　由於這件歷史的故事，你就可以知道，當時的人們，對於習慣已久的分封體制，是多麼難以忘情啊！後來劉邦打垮項羽以後，建立漢朝的政治制度，以及官職名稱和法律，大體上都是直接沿用秦朝的一套。再經過幾代以後，才慢慢地有所改變。甚至到了現代，我們如果去查宗族的家譜，就會發現，註明最先的祖宗，來自穎川郡、南陽郡等地名，那就是照秦、漢舊制行政區域的專稱，由此可見宗法氏族社會，對統一國家、團結民族堅強作用的價值。但宗法氏族，不是種族問題，這可不能混為一談。「治國」猶如「齊家」一樣，你想改變自己家族們生活的舊習慣，也是很不容易的事，須從本身的「修身」開始，以身作則，有耐性，有方法的慢慢轉化才行。何況「國家」是許許多多「家族」的組合體呢！

三一、歷代帝王修身齊家有幾人?

　　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任何人讀了《大學》的「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名言，都會為之首肯，認為是有道理。即使現代，美國式的民主社會，當他們要選舉總統的時候，就會要求候選人的人品和家庭夫婦關係等，沒有污點或缺點。這便是東方西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道德要求。你看人性是多麼的奇怪，世界上每個人都會要求別人是好人，是聖人。但對自己的行為，就會有許多理由可以原諒自己，辯解自己。等於人人手裡都有一把標準尺、有一天秤，到處衡量別人，是不是夠得上聖賢的尺碼和份量。但對於自己，就很少稱量了！

　　「修身」從自我批評做起

　　就如我們現在，講《大學》，評歷史，大膽放任批評古人，要求嚴格。說來慚愧，我們自己本身呢？那就很難說了。不過，你們也經常聽過我的自我批評，如我一生，只有兩句話，「一無所成，一無是處」，如此而已。大家喜歡研究《紅樓夢》，我是不太內行，不過我最同意作者在《紅樓夢》開頭的幾句話：「負父母養育之恩，違師友規訓之德。」實際上，這兩句話，就如我的自白一樣。其實，讀懂了《紅摟夢》，就會真知「修身、齊家」的重要，也可瞭解人性的缺點和優點。

　　由「修身、齊家」講起，我們必須要明白，它的重點，就在自我的「修身」。身不修、家不齊而奢言治國、平天下，不是不可以，只是「偏中偏」，很少能夠做到「偏中正」。為什麼孔子特別推崇堯、舜？他的重點，應該是在「修身」。別的不說，你只要看我們過去傳統文化教育，所注重宣揚的「二十四孝」，就可明白了．二十四孝裡的人物，都是發生在有問題的家庭。所以老子說：「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如果家庭沒有問題，大體上說，個個不算太壞，就沒有什麼孝不孝的問題存在了。仁義的道理也是一樣，假如人人自愛，尊重自己，同樣的，也尊重別人，愛護別人，那還要說什麼仁義不仁義呢！

　　大舜孝感天地平天下

　　就以「二十四孝」來說，榜上桂頭牌的第一個人，就是姚舜。大舜出生在一個最有問題的家庭，父親頑固而且粗暴，幾乎是毫無愛心的人。母親（有說是後母）更糟糕，她是一個潑辣而囂張的女人。他有一個弟弟，不務正業，游手好閒，而且是很自私，佔有慾甚強的個性。但是世界上的父母，大多數都有偏心。他的父母，又特別偏愛小兒子，並不喜歡大舜。生在這樣一個家庭中，所謂「動輒得咎」，沒有一天的好日子可過。但是大舜絲毫沒有怨恨，挑起一家生活的擔子，盡量對父母孝順，對兄弟友愛，結果，還是被父母趕出家門，只好自謀生活，去做陶器來賣。當然，這樣的人，這樣的家庭，自然會被別人當故事，當笑話來談論。因此就被帝堯知道了。經過考察，決心想培養他，就把自己兩個女兒嫁給舜。慢慢叫他辦事，一步一步地提升他。但他的弟弟看了眼紅，又貪圖兩個嫂嫂的姿色和家勢，就想辦法要謀殺大舜，故意要父母叫他鑿個水井，準備在他工作中活埋了他。總算大舜知道弟弟的用心，在打井工程中，橫打一個出路，沒有被活埋了。但他對弟弟仍然沒有仇恨的心理，不只原諒，而且照樣對他友愛如初。

　　古代的歷史記載，文字簡練，而且沒有花邊資料的描述，不過經過的大要，都已有了。記敘大舜是從這樣的家庭環境出生，還能「修身」「而立」，做到「齊家」。後來帝堯把他放在政治中心去歷練，叫他擔任過各部不同的工作，最後授命他總理國政。實際上，後來帝堯在位的政績，大多都是大舜的功勞。這樣，經過了二三十年，帝堯老了，快到一百歲了，才讓位於他。而在大舜擔任國政的時候，他的母親也老了，眼睛失明，看不見東西，或許是白內障之類的病。那時，醫藥並不發達，大舜就親自抱著母親的頭，自己用舌頭來舔母親的眼睛。據說，「孝感動天」，他母親的眼睛，居然被他舔好了。

　　不但如此，後來帝堯死了（但有的舊史說他並沒有死，他修道去了），姚舜做了三十多年的國家元首，也已活了一百多歲。他一邊提升大禹總理國政，一邊又自己出巡南方，過了湖南，到廣西，據說，就駕崩在九嶷山J那裡（舊史又有記載，說他也學帝堯一樣，入山修道去了）。因此，兩位帝后娥皇、女英便親自到南方來尋找大舜的下落，結果都死在湖南，據說也成神了。後世所謂的女神「湘妃」，相傳就是大舜的兩位帝后（稱娥皇為湘君，稱女英為湘妃）。

　　由於這個歷史故事所記載的反映，處於有大問題的家庭父母、兄弟、妻子之間，不但沒有反面壞的結果，反而存有正面的「修身、齊家」，乃至「治國、平天下」的好榜樣。所以孔子極力尊崇堯、舜，並非只為堯、舜開創文化的德政而已。可是，在周、秦以後，我們歷史上歷代帝王的家庭，及其自身的榜樣，又是如何呢？也許那幾個最好的開國之君，還都是齊桓公壞習氣一部分的化身。至於那些不好的，和職業皇帝們，除了少數幾個之外，更不足道矣!

三二、劉邦打天下而不能「齊家」

　　自秦始皇以後，我們的歷史，由分封諸侯的體制，改變為一個統一文化與文字，統一政治體制為郡縣，所謂「書同文，車同軌」的東方大國。這個時候，正當公元前二百二十年前後。講到這裡，使人聯想起現代歷史的故事，當在推翻滿清以後，所謂民國初年到抗日戰爭的階段，閻錫山在山西修建的鐵路，故意採用狹軌，不和全國鐵路的軌道相銜接，仍然抱著「戰國諸侯」和《三國演義》的思想。距離秦、漢兩千年後的中國，還隨時出現「戰國」時代「車不同軌」的作風，你看，這有多麼大的諷刺意義。

　　但我們現在不是研究歷史，只是討論中國文化大系中的儒家心法。因此，講到「修身」與「齊家」的問題，引用到歷史上歷朝歷代為天下主的第一家庭（族）。如果再做詳細的敘述，那就變成講歷史小說了。但是，歷史的人事問題，不正是《大學》內涵的反證嗎？

　　我們的歷史，從來以漢、唐開國為盛世。宋、明其次，元是蒙古族當家。清是滿族當家，都要另當別論，實難要求過嚴。而且我在前面講過，除了以歷代開國之君為主題之外，其餘的都算是「職業皇帝」，能夠守成的已經不錯，大多更不必要用《大學》的尺度來討論。不過，話也不能以偏概全。在職業皇帝當中，也還有幾個可算是出類拔萃的人物，「雖不中，亦足觀也矣」！

　　從劉邦的「龍顏」說起

　　以開國的帝王來講，例如漢高祖劉邦，除了歷史上讚許他是「隆準龍顏」、「豁達大度」八個字以外，應該說還有四個字，便是「知人善任」的長處。至於什麼是「隆準」，是說他鼻子長得挺拔，鼻頭特別大一點，猶如相書所說，「一鼻通天，伏犀貫頂」而已。這樣的人多的是，我一生也見過幾個乞丐和出家的和尚，都是「隆準」，並不能因鼻子大，就可當皇帝。「龍顏」嘛，誰見過？就算古畫上的「龍」吧！那副尊容，除了很有威武以外，也並不特別，平常人也有的是。用這「隆準龍顏」四個字來稱讚劉邦，完全是古人寫歷史的大手筆、妙文。因為沒有什麼特別好說的，當了皇帝，總要說他有特別過人之處才對。等於後世的什麼「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一樣的句廣，極其諂媚的筆墨。

　　我年輕時，有一個會摸骨看相的朋友，我常對他說，你賺了別人的錢，又在罵人，壞透了。假使你敢說我是有特別的骨相，或是「龍行虎步」、「虎背熊腰」，我非揍你不可。那是你明明在罵我是個禽獸，是個動物嘛！但是，他說，老兄，我是規規矩矩照書本上來的，那些歷代的英雄帝王們，不都是很喜歡這些恭維嗎？看來，你是一定做不成英雄了！我們彼此哈哈大笑拉倒。至於說劉邦「豁達大度」，這一點，比較起來，可以承認，拿他前比齊桓公，後比唐太宗李世民，都有點相似之處。但也必須看看反面的文章。例如范增對項羽說，劉邦居山東時，貪財好色。現在到了咸陽以後，居然不貪取財貨，又不擄掠美女，看來，其志不小，你不對付他，將來你必失敗在這個人手裡。後來，果不出其所料。

　　我想，《史記》與《漢書》，你們都很熟，尤其是司馬遷寫《史記》的高祖、項羽「本紀」，也是大家最喜歡讀的大文章，因此，我不需多說。

　　「豁達」背後的身世和性格

　　漢代開國之君的劉邦，他出身的家庭和父母，可以說，本來是一個殷實務農的人家。只有劉邦，在這個家庭中，素來就「不甘淡泊」、游手好閒、好說大話，在他家族的眼中，是一個不管家人生產，使父親兄弟們不大喜歡的人。不過，這樣的人，在每個地方、每個鄉村中，都隨時會出現。劉邦算是有「智、力、勇、辯」的那一類型，環境往往不能約束他的。偏偏是他運氣好，吹牛說大話，吹到了一個外地來的大財主的女兒呂雉做妻子（這個大財主，歷史上只稱他呂公。但有說在《相經》上，記他名呂文，字叔平）。東方西方人類的文化，過去歷來同樣是重男輕女，所以詳細記載她的資料並不多，只把重點記錄在她當皇后以後的事。其實，你仔細研究，在劉邦做亭長，送囚犯，放囚犯，躲在芒碭山溝裡，直到與沛縣的秘書蕭何、曹參聯絡，取得縣城，稱「沛公」起兵，他的妻子呂雉，都是知情參與其事的。所以後來做了皇后，設計殺韓信，是兩夫妻的同謀。劉邦死後，故意請張良吃飯，是她設計促使張良早死。

　　關於這一點，有人對我說，於史無據。我說，你不瞭解道家的「辟榖」，當然不明白，張良當時已修到可以「辟榖」不吃飯。功夫到此，忽然強迫他吃肥膩的食物，不但功夫盡失，甚至不死也要大病一場。世界上的知識太多，當然有所不知。可是呂後有人教她，因此，一飯之後，即致張良於死命，並非歷史上的奇事。

　　當時，在秦始皇實行「嚴刑峻法」以治國的時代，而且役使民工，不給酬勞，建造皇宮等工程，弄得民不聊生，到處逃亡避禍。在劉邦的家鄉沛縣，忽然從外地遷來一家財主呂公，等於是沛縣一樁新鮮的大事。劉邦不過是一個區區的亭長，並非聲名顯赫的人。他在呂公過生日做壽的時候，自己一個人空手走來祝賀，在呂家的賓客簽名簿上，大書送賀禮的禮金萬金，然後就大模大樣的自己坐在首席吃喝起來。因此有人報知主人，呂公會看相，他出來一看，大奇劉邦這個樣子，而且敢大膽冒充闊老，就和他結交，準備把大女兒嫁給他。當然，呂老太婆是反對的，認為這種吹牛說大話的人靠不住。似因呂公的堅持，也無可奈何。當時的婚姻，都是由父母做主，兒女本身很少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機會。

　　「驕縱」的呂後實在不簡單

　　不過在這個歷史的故事上，可以看出呂後是出身財主家庭的大小姐，不免有「驕縱」的習性，配了一個劉邦這樣的丈夫，「豁達」對「驕縱」，倒也情投意合。但對她的身世，劉邦總不免會禮讓她一點，不一定是怕老婆，只能說總有一點自卑感，這也是人之常情。況且呂後是個聰明人，從結婚以後，便一直參與外事。歷史上說，當劉邦放了囚犯，逃亡在芒碭山澤之間，只有呂後知道他在哪裡，常常送飯給他吃。暗地也有人問她，你怎麼會知道他躲在那裡？她就說，劉邦人在哪裡，哪個地方，就有雲氣罩著，只有我看得出來，所以知道他在那裡。這是「欺人」，還是「自欺」，姑且不論，但可知道她是參與同謀的。如果照近年來社會上流行迷信氣功的話，就會說，那裡有磁場，我會知道。

　　平常讀歷史或看小說，最奇怪的事，從來在歷史和小說的節骨眼兒上，幾乎很少提到金錢和經濟的事。例如說《三國演義》吧！劉、關、張三人結拜，要起義，經費哪裡來？其實，《三國誌》已有說明，是中山大商張世干、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金財」，劉備才有資本招兵買馬。曹操起兵的經費來源，據《三國誌》所載，是「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董卓」。但另如《世說》所載，「陳留孝廉衛茲，以家財資太祖（曹操），使起兵，眾有五千人」。大概古代文人自命清高，不喜歡談錢，一談錢，就俗氣了。其次，許多武俠小說，甚至愛情小說，也很少提到錢和經費來源。那些俠客，都豪氣干雲，上酒店，吃飯館，非常闊氣，既不做工，又不經商，錢從哪裡來？難道做了俠客，都有「呼風喚雨，撒豆成錢」的本事嗎？至於愛情小說，更不用說了，愛情就勝過饅頭和麵包，還談什麼錢呢！

　　我們因為講到劉邦和他妻子呂後的家世，可以大膽的假定，當劉邦在草澤中，收聚流亡起兵時的初步資財，是靠呂後娘家的資助。所以打下天下，當了皇帝以後，不但在感情上，是習慣性的敬畏老婆三分，在利害關係上，呂後始終是可以「頤指氣使」，儼然是站在「老闆娘」當家的慣例上做事。因此形成漢朝三四百年的天下，始終是受「女主」和「外戚」所左右的家族政風。從形而上哲學的觀點上講，大自天下國家的政治，小至家庭個人的處事，真正的善惡是非，是因時因地為準，很難下定論。因為時間和空間的轉變，是非善惡，也有所顛倒。但只有因果的定律，是絕對肯定的，乃至唯物世界的一切科學法則，也不能違背因果律的原則。

　　尤其劉邦和呂後，在家庭夫婦關係上，非常玄妙，歷史上的記載，也並沒有為他隱飾。劉邦與項羽的戰爭，所謂大小幾十戰鬥，劉邦都是打敗仗；最後一戰，項羽烏江自刎，都歸功於韓信的戰略成功。當劉邦在彭城打了敗仗逃走，項羽就俘虜了劉邦的父親「太公」和妻子呂後，作為人質。後來便是歷史上最有名的故事，項羽與劉邦面對面在戰線上談判，項羽綁著劉邦的父親「太公」說，再不投降，我就烹宰了你的父親。劉邦裝著很輕鬆地說，「吾翁即若翁」，「則幸分吾一杯羹」。我和你本來是好朋友，我的父親，就是你的父親。你如果烹了他，請你分一碗肉湯給我喝！這種無賴的作風，項羽是很看不起的，結果還是放了太公和呂後。

　　有一個人，叫審食其，從沛縣開始，就為劉邦、呂後做管家的總務，過去官稱的職務叫「舍人」。當太公和呂後被項羽擄去做人質的時期，審食其也一直跟隨呂後做人質的副件。歷史上只用一個字，「幸」於呂後，便知道了。事實上，他就是呂後的情夫。後來劉邦當了皇帝以後，還封審食其做「辟陽侯」。侯爵不是小官，張良有大功，也不過是「留侯」的侯爵。所以後人有詩說，「漢王真大度，容得辟陽侯」。

　　一直到劉邦死後，呂後專政，審食其與陳平同做丞相。呂後想把劉家的天下變成呂家的天下，審食其可以說是參與其事的。最後，呂氏奪權的力量垮了，由劉邦另外一個兒子劉恆即位，就是漢文帝，也沒有處置他，只把他罷免了相位，他還能老死在家中。這個審食其，也可算是歷史上的奇人奇事，豈不是俗話說的「有福之人不要忙」嗎？

　　史書給劉邦的短評

　　世界上最使人樂意拚命追求的東西，便是錢財和權位，但使人最容易墮落到喪心病狂的，也便是錢財和權位。證之歷史上古往今來，上至帝王將相，下而平民老百姓，本來在貧賤的時候，還是一個平凡的好人。如果運氣好，忽然發達了，就完全變了一個人。就以我個人的一生，見過也經過現代史上幾次大風大浪，看到的接觸到的人物各行各業也不少，對照歷史的經驗，可以說始終不因得意、失意而變更人品的，實在不多見。

　　如果以漢高祖劉邦來說，他本來就是一個沒有文化基礎的人，自起兵統將以來，直到做了皇帝，他那種「漫不在乎」的「豁達」個性，變得並不太大。只是從經驗汲取失敗的教訓，對人對事的見識增加，心機就更深沉了。

　　歷史上，對他的一生，很坦然地說：

　　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令蕭何次律令（順勢大略修改秦法）。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定度、量，衡準則）。叔孫通制禮儀。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

　　但對於文化教化，自秦政以後，劉邦並無建樹，還屬於草昧初創的格局。

　　當劉邦建立漢朝做了皇帝，在位的六七年之間，呂後還能自制，並沒有作出想奪取政權，過於跋扈囂張的舉動。只為兒子劉盈做太子的事，求張良的指教，請了「商山四皓」來保駕，使劉邦放棄了另立一個寵妃戚姬的兒子如意做太子的意圖。

　　劉邦與呂後之間的鉤心鬥角

　　等到劉邦一死，他的兒子劉盈即位為惠帝，她就設法毒死了如意。又把他的生母戚姬斬斷手足，挖去眼睛，弄壞她的聽覺，迫她吃藥變成啞巴，再把她放在廁所裡，叫做「人彘」。叫自己的皇帝兒子劉盈來看。劉盈是個好心人，看後大驚大哭，就病倒了，對他的母親呂太后說：「這不是人做的事。我雖然是你的兒子，恐怕不能擔任皇帝治理天下了。」因此，就故意服食刺激性慾的興奮劑，天天在宮中玩女人，不大理會國政。勉勉強強在位七年，只有二十歲就死了。這個時候的呂太后，還不到五十歲的人。在歷史上，就由她開始有太后「臨朝稱制」的創舉，也可以說，由她專制獨裁了八年，大量起用娘家呂氏的兄弟子侄輩，掌握軍政大權，預備把漢朝的天下，換劉家成呂家。

　　由於這個歷史真實故事，你可瞭解到夫婦家庭在權勢利害的關係上，就會變更心志，換了一個與平常正常人格不同的心思。從愛情變成仇讎，由仁慈變成凶殘，甚至親生父子之間、母子之間，也會變做仇人。當然不只是女性如此，男性也會有同樣情況。這種情形，豈只在權勢富貴中心的帝王家族，即使在三家村裡，有一兩畝薄田的農家，也隨時隨地可見的。

　　所以在戰國末期，幾乎與孟子先後同時的大儒荀子（卿），就對「人性本善」的觀點並不同意，認為「人性」天生是「惡」的，須要教化學養才能使它從善。因此，他對曾子、子思秉承孔門遺教，認定「人性本善」的說法，大加反對。所以由他教出來半途退學的學生李斯，受其影響很大，後來幫助秦始皇厲行「嚴刑峻法」的暴政，是從確信「人性本惡」的基本立場出發。歷史政治的背後，始終是受一種哲學思想所排演的活劇。因此，宋儒蘇東坡也認為李斯的罪過，是該由荀子來負責的。其實，關於人性的本來，是善或是惡，乃至不善不惡，非善非惡的問題，幾千年來，東西文化始終還爭論不休，我們這次不講這個專題，姑且不論。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只講漢朝初建的劉家媳婦呂後，由她從小驕縱個性開始，到了她的中年，丈夫劉邦打下天下做了皇帝，自己也跟著成功做了皇后，正如劉邦對他自己父親說的：「當年你都說兄弟們成器，你看我不會生產弄錢，管家裡的事，很不高興。現在你看我比兄弟們，為劉家可賺得多吧！」說得他父親「太公」很不好意思。這個從有錢的「呂家」嫁過來的大小姐，那種心情，比起劉邦，更是志得意滿，不可一世了。但她是聰明人，擔心的是自己只有一個兒子劉盈，依照傳統宗法社會的慣例，理當做太子，將來好做皇帝，管理這個劉家天下的大財富。偏偏劉邦又特別寵愛另一個妃子戚姬，還想把她所生的兒子如意立為太子。這對她的威脅太大了，真是又氣又恨。總算想盡辦法，最後請教張良，請來「商山四皓」保住了兒子做太子的職位。但由於這個刺激，造成她的恐懼、怨恨、妒嫉等錯綜複雜的心理變態。加上她正在女性更年期前後，由生理影響而促使心理變態。

　　所以劉邦一死，她就更加慌張，兒子又小，朝中和劉邦一起打天下的大臣還不少，不一定都靠得住，尤其對她也不一定服氣，自己勢孤力單，怎麼辦？當時那個宮廷局面，是太緊張了，只有哭。幸得張良有個孫子名「辟強」的，雖然只有十五歲，但見解聰明，猶如他的祖父，他為丞相陳平出主意說：「太后現在最怕的是你們這班老臣，那即位做皇帝的兒子又小，如果你們把她娘家的兄弟都封了重要職位，她心裡就比較踏實，就好辦了。」因此，呂氏娘家的兄弟們，就一舉把握了朝政。後來所形成的那種「政治心理病變」也是夠可憐的。

　　其實，她和劉邦一樣，都是很有潛在機智的人，真是漢初一對半斤八兩的活寶。當劉邦生病要死的時候，她找來醫生為他診治，劉邦就對她大罵說：「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罷之。」劉邦為什麼不肯接受呂後請來醫生的治療？他為什麼又再三要改立太子，可以說，他深知呂後，其志不小，太不簡單。由此可見，他們夫妻在權勢上的利害衝突早就存在，你看是多麼複雜。

　　為劉漢後代的悲劇奏了序曲

　　所以他的後代子孫漢武帝劉徹，想立他所愛的鉤弋夫人的兒子弗陵做太子，就很忍心地賜鉤弋夫人自殺。然後他問左右，外面的人們，怎麼評論這件事。左右對他說：「人言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劉徹聽了說：「然！是非爾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後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這就是劉邦、呂後兩夫妻鉤心鬥角的反彈，留給他的子孫漢武帝忍心殺愛人的歷史經驗談。

　　再看呂後的聰明，比劉邦也差不到哪裡去。當她臨朝稱制，等於做了八年的女皇帝，臨死以前，告誡兄弟呂祿、呂產說：「我崩，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勿送喪，為人所制。」可見她也早有先見之明，真也不簡單。只可惜她的兄弟比她差太遠了。但她們夫妻的故事，在西漢、東漢兩朝的末代，變更劇本，始終反反覆覆在重演，非常可悲可歎。由此看來歷史與人 生，再三反思，便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育學養的原則，是有多麼重要啊！既有先見之明，知道人心難測而必有變，難道就沒有其他方法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嗎？

三三、慈惠愛人的漢文帝

　　到了漢高祖劉邦死後，呂後臨朝稱制，這中間前前後後二十年，除了漢室王朝宮廷在內鬥以外，劉漢王朝初期的政治、社會、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建樹。總算天下不打仗了，全國人民可以喘一口氣。漢朝真正奠定立國基礎的，應該是從漢高祖的小兒子劉恆開始，照舊歷史的稱呼，叫他漢文帝，這個階段，正是公元前一七九年到前一五八年。

　　劉家漢朝的天下，經過呂後奪權一幕以後，當年追隨劉邦打天下的老臣們，大多已經亡故。只有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少數幾位恪守宗法社會傳統的舊規，商議在劉邦親生的兒子中，另選一個來繼位。因此，研究的結果，認為劉邦的中子代王劉恆最為合適。他就是後來歷史上所認為的寬厚、仁慈、節儉的好皇帝。在漢朝的政治上，劉恆和他的兒子劉啟漢景帝，被公認推崇為「文景之治」的仁政好榜樣。其實，劉恆與他的父親劉邦，在一起過著宮廷生活的時間不長，而且也沒有得到劉邦的好好教育。何以後來他能成為一個漢代開創守成的好皇帝？他除了命運以外，還有是得力於母教的影響，才有後來的成就。

　　得力於母親的教誨

　　漢文帝劉恆的母親姓薄，她原來本是南方的吳國人。在秦政的末期，天下大亂，魏豹自立為王。他聽漢初一位看相的名女人許負說過，薄姬有貴相，將來貴不可言。因為許負善相的名氣很大，她也相過呂後，所以魏豹就迫使薄姬的母親，把她送進魏王的內宮。後來魏豹戰敗被俘虜了。她也成為戰利品的俘虜，歸到漢王所屬的紡織廠裡做織布等工作。一個偶然的機會，劉邦看見了她，就很喜歡，把她提升到內宮來，作為自己的妃子，封她為薄姬，生個兒子就是劉恆。可以想像，她很會自處之道，所以沒有像戚妃一樣，被呂後忌妒痛恨。劉邦當了皇帝，劉恆只有八歲，就被封為代王。現在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北部一帶，就屬於當時「代」的管轄範圍，算是北方苦寒的地帶，而且是北方邊防匈奴的前線要塞。

　　薄姬母因子貴，抓住機會，認為兒子太小，封王守邊疆，不放心，懇切請求劉邦要跟著兒子去代北。其實，她早已看透漢室的宮廷，矛盾太大太複雜，又怕呂後會謀害她的兒子，所以想遠遠避開。邊防要塞雖然苦寒危險，但比起在宮廷中的危機，就平安得多了。她的聰明，正合於孔子所說，「賢者避世，其次避地」的道理。事實上，她是有文化程度、有教養的一位賢母，她喜歡讀《老子》，對老子的道家哲學有認識，懂得謙退為上策。因此，她達到了願望，跟著兒子劉恆到北方，成為代王的太后。但卻沒有想到她的兒子後來居然做了皇帝，她也正式被尊封為皇太后。事實上，漢文帝劉恆的一生，受母教影響很大，他以黃（帝）老（子）之道的學術思想治天下，正當天下人心厭亂思治的時候，全國上下，需要休養生息。他力守老子所教的「三寶」法則：「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因此，才贏得後來歷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的美譽。而且，也可以說，漢代劉家的天下，到他手裡，才是真正奠定漢朝根基的開始。劉邦提三尺劍，於馬上取天下，不能在馬上治之。他的兒子劉恆，卻能以道德文治守天下，才能建立了一兩百年的西漢王朝。所以在他死後，大家議定他的謚號，夠得上稱一個「文」字，因此被尊稱為「漢文帝」。

　　兩封信就化解了兩場兵災

　　當漢朝大臣們決定迎接代王劉恆來京的時候，他還只有二十三四歲，不免心裡有所顧慮。經過與他的部下等會議討論，郎中令（秘書長）張武意存顧忌，認為「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但中尉（主管軍事的）宋昌提出四點理由，認為應該去。因此，他就帶了宋昌、張武等六個高級部下直達長安。到了西安城外渭橋邊，漢朝的大臣們都出來接駕、跪拜稱臣，但劉恆的作風不同，他不但不以准皇帝自居，而且還不以王子的身份自重，親自下車向大臣們答拜。這個時候，重臣周勃就起來對劉恆說，要求單獨向他匯報幾句話。宋昌馬上就說：「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周勃被宋昌頂得沒有辦法了，只好跪著把璽符（皂帝的大印信）呈上。但劉恆接過印信，還說，我們大家到了城裡官邸再商量吧！

　　當然，最後還是他即位做了皇帝。他登基時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大赦天下」。第二道命令，「定振窮、養老」，「令四方毋來獻」（即通知各地不要向皇帝奉獻任何寶物）。但在那個時候，長江以南，還有一個在廣東的南越王趙佗，他是河北真定人，和漢高祖劉邦，都是同時起兵的人，因為不滿漢朝的內政，自己要獨立稱帝，情況相當嚴峻。你看漢文帝怎麼辦，他一不動兵，二不震怒，只是以後輩身份，寫了一封信給趙佗，就使趙佗乖乖地收兵稱臣了。（有關這封信，我在講《老子他說》時已經發表說明，那時還引發當代一件大事，也真有趣，將來再說吧！）後來對於長期侵略入寇北方的匈奴，他也是寫了一封信給匈奴，得以暫時和平相處。至於「減輕刑法」而除「肉刑」等等，都是被後來歷代所歌頌，引為政治的好榜樣。

　　所以歷史上對他的定評，大致都說，「慈惠愛人曰文」，又說：

　　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至刑措。至於制度禮樂，則謙遜而未遑也。

　　這些評語，其中說到他的時代，他能做到使司法公正清明，幾乎做到很少人犯重大的刑事案件。至於重興文化的工作，他自己也認為還沒有做到。因為他只有四十六歲就死了。但他的母親皇太后還健在。他死了以後，人們更欽佩敬重他儉樸的道德，說他在「帝位二十二三年間，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台，召匠計之，值百金」。他說：「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台為！」史書又記載他：

　　身衣弋（黑色）綈（厚繭絲袍）。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後世鮮及之

。

　　賈誼堪問唯鬼神

　　講到這裡，使我聯想到小的時候讀書，先生們教讀古文賈誼《過秦論》、《治安策》。又讀李商隱吊賈誼的名詩：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論。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對於賈誼，寄予無限的同情和惋惜。也認為漢文帝不用這個人才，真是失策。

　　後來自讀歷史，讀《史記》、《漢書》，加上人生的各種經歷，才發現並不如此。賈誼生在漢文帝的時代，青年有才，也有遠見。但在那個時候對漢文帝所提的意見，他實在不能接受，也無法採用。譬如一個平民，在萬分艱難中發了大財，變成了一個大富翁、大企業家。但他剛死，家庭有大變故，這個家族事業也岌岌可危。但這個兒子在危急中剛剛接手當家，要在艱難紊亂中安定整理家族事業，只能求於安穩中振興舊業。明知還有許多很嚴重的隱憂存在，但在這個階段，是不能用大刀闊斧來變更它的，否則，會牽一髮而動全身，整個事業前途會受影響，甚至前功盡棄。這種情形，只有身在其位，擔當重任的人自己心裡有數。不是像賈誼一樣，少年書生，充其量只在這個大家庭做小職員，冷眼旁觀，看出毛病，就希望少老闆要照他的意思辦就行了。古往今來，一般的有才有學的青年知識分子，猶如賈誼一樣多的是。唐代李商隱的處境，更不如賈誼，但自命不凡，所以寫了這首名詩，他不是吊賈誼，其實，是在自怨自艾。

　　漢文帝呢？他看過賈誼的文章，也很欣賞他的才華，但也知道他的空談理想是行不通的。因此，即使找他來談談哲學的形而上問題，問問他對於鬼神問題的看法或許談得起勁，直到半夜；但有關蒼生社稷的事，漢文帝心頭明亮，自認為比他清楚得多了，沒有什麼好說的。千古文人，大都如此。好在大家都不是文人，像我一樣，更是一文不名的不文之人，就無所謂了。

　　漢武帝、元帝文化政策的流弊

　　當漢文帝執政做皇帝的階段，還沒有刻意宋做重興文化的事業。直到他的孫子漢武帝時期，才開始作復興文化的措施。而漢武帝受公孫弘、董仲舒的影響，「罷黜百家，一尊於儒」，便開始扼殺「諸子百家」開放思想的發展了。尤其到了漢元帝時代，完全確定以偏重儒家學術思想為主，才形成漢儒以註疏、訓詁、考據為重的「漢學」。這個階段，距離秦始皇焚書坑儒和項羽的火燒咸陽，已有七十多年了。可見革命性的破壞打倒舊傳統是比較容易，但要重新建立文化，想做繼往開來的大事業，就不是那樣簡單了。這也正合了傳統文化的句名言：「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而貪財好色，好酒使氣容易，好文就不比好財好色那麼輕易了！漢元帝偏好儒家，並非罪惡，但心有所偏，正違反了《大學》所說的，其心已不得其正的過錯。尤其不知《易經·系傳》所說「道並行而不相悖」的傳統儒家的精神文明，因此，可說使周、秦以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散失，以及西漢王朝的衰亡，也正是從漢元帝手裡開始。

　　總之，我們為了講到《大學》的「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的一節，就插進來引用歷史上帝王家庭大多陷於「家不能齊」的事實，作為說明。因此，不知不覺耽誤了很多時間，而且說了許多有關歷史事跡的廢話。如果再來講歷來一朝一代的歷史，那就離題更遠了。所以，先到這裡煞住為妙。況且研究歷史，不免容易引發感慨，尤其要把經（四書、五經）史合參，鑒古明今，就更加吃力下討好了！到這裡忽然想起清代詩人張問陶（船山）《讀史》的一首詩，可以借用暫時作一結論：

　　一編青史太陳陳，上下千秋笑轉輪。
　　治亂憑天如有數，安危注意恐無人。
　　只聞叔世多豪傑，不信深山有隱淪。
　　歎息典謨三五冊，萬年難遇此君臣。
　　
　　有關張船山這首詩，只要把起首兩句和最後兩句合為七絕，也就足夠說明古往今來的歷史，都是古版今印，但有人事的不同，內容大體上都是輪迴旋轉，翻來覆去差不多。他說除了《尚書》上所保存的有關堯、舜、禹等三五篇上古流傳的好榜樣以外，如果後世要想再碰上那些聖帝賢相，恐怕是永遠的夢想，難以成為事實了！（詩中所說的典謨，是指《尚書》的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謨等篇。）

三四、從自淨其「意」做起

　　上面《大學》講到這裡為止，主要是先由「內明」（聖）的學養開始，兼帶涉及「外用」（王）的「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總原則，正如原文所記：「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這是《大學》最基本的提綱，也是「致知格物，物格知至」最重要的環結。現在繼續開始，便是分別講解內外兼修的道理。

　　我們在先前已經提過人的生命作用，是由生理的「身」和精神的「心」兩部分所組合形成。「心」的作用，便是和生命俱來的「知性」，也可以叫它是「理性」或「理智」。喜、怒、哀、樂等情緒的作用，是生理的關係。但「知性」的「理性」，最容易受情緒所蒙蔽蓋覆，容易被它所左右起伏。人的學養修到自能內明知性的德用，轉化情緒，調和情緒，歸到清明的本位，才得合於天性自然之道。因此，首先便要瞭解引發「心」的起心動念，乃至「動心忍性」的先鋒，便是「意」的作用。「意」也有叫它是「志」，或叫「意志」，例如孟子便說：「志者，氣之帥也。」他用「志」字代表了「意」的作用。也有叫它是「意識」，這是隋、唐以後，精密的「因明」（邏輯）佛學進入中國以後，對「意志」、「意念」等名詞加以嚴謹地定名。一直應用到現在，由哲學名稱變成普通用語。我們在前面也提到過佛學把「心物一元」的人生生命，統歸於「心、意、識」三個內涵。但在原本的《大學》，也早已把人的生命、列為「誠意、正心、修身」的身、心、意三重作用。這三重作用，我們也在前面已經大略講過，而且還把這三者跟「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關係，引證秦始皇、漢高祖、漢文帝等帝王，加以說明。現在，我們再就「意」的作用，進一步來做較深入的研究。



　　原本《大學》自釋「誠意」的八正知

　　現在先讀原本《大學》有關「意」的內外兼修，而做到「誠其意」的八重「正知」：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誠意）（一）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誠意）（二）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誠意）（三）

　　（上面首要三節，朱熹自作主張，反而把它拿到後面，編為他自己章注《大學》的第六章。）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誠意）（四）

　　（朱熹把這一節，與後面的第八節中「邦畿千里，惟民所上」一小節，抽出編為他自己章注《大學》的第三章。）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誠意）（五）

　　（朱熹也把這一節抽出，編為他自己章注《大學》的第三章裡。）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誠意）（六）

　　（朱熹把這一節抽出，編為他自己章注《大學》的首章，拿來作為「明明德」的佐證。）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誠意）（七）

　　（朱熹把這一節抽出，編為自己章注的第二章，作為篡改「親民」作「新民」的佐證。）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上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誠意）（八）

　　（朱熹把這節分割抽出，編為他自己章注《大學》的第三章及第四章。而且更有趣的，把原本《大學》前面「此謂知之至也」一句倒抽回來，放在「此謂知本」這句之後，一共兩句，作第五章。自說這是「闕文」，認為在這兩句前面另有文章，不過，被古人遺失了。）

　　由此看來，古今中外的大學問家，我慢我見，是如此的固執己見。比之玩弄權術的人，同樣是扭曲別人的「慧命」，未免罪過。但反而因此能享千古盛名，豈非命運乎！

　　其實，原本《大學》本來就有它自己的次序，也可以說它本來就有它自己的「邏輯」系統。例如現在看他個別列出「誠意」這個主題來講，無論是他自說「誠意」的內涵，或是引用經典來做說明，都是很有條理來闡明「誠意」內外兼修的作用。不需要朱熹來改正重編，好像曾子對文字寫作不懂章法，排列顛倒，必須要等千年以後，出個「朱大聖人」來修改一番，才使儒家孔門的學問重新增光。這真是中國文化一件怪事，百思不得其解。究竟如何？且聽我們慢慢分解。



　　「自欺」、欺人、被人欺三步曲

　　原本《大學》原文講到這裡，再說什麼叫做「誠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我們現在為了深入瞭解，先來分別解釋這節當中，自欺、好惡、自謙、慎獨四個名詞的內涵如下。

　　一、我讀古人筆記，看到明代有一個人，對於買賣古董的看法，說了特別高明的三句話，他說：「任何一個人，一生只做了三件事，便自去了。自欺、欺人、被人欺，如此而已。」我當時看了，拍案叫絕。豈只是買賣古董，即使是古今中外的英雄豪傑，誰又不是如此。人不自欺，幾乎是活得沒有人味。我們從生到死，今天、明天、大後天，隨時隨地，總覺得前途無量、後途無窮才有希望，才有意思。其實，那些無量、無窮的希望，都只是「意識」思想形態上的自我意境而已，可以自我陶醉，不可以自我滿足。（講到這裡，特別聲明，不要誤會了人生，就心灰意懶。你明白了大學之道，才知道做人的意義。）聲明在先，你再來看看南宋才人辛稼軒的詞說：

　　醉裡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死後名。可憐白髮生。


　　這首詞，我在少年某一階段，正是前途如錦的時候，最喜歡讀它。也許和他深有同感，便早自抽身不做「自欺」的事了。人，因為有「自欺」，才會『欺人」，最後當然要「被人欺」。換言之，人要自愛，才能愛人，最後自然可被人愛。也可以說，人要自尊，才能尊人，這樣才能使人尊你。

　　那麼，曾子所說的「誠意，毋自欺也」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你必須要先注意一個「毋」字，這個字，在古代是和「弗」、「勿」、「莫」通用的，等於現代語的「不可」、「不要」。毋自欺，就是不要自己騙自己。

　　「意識」，是「心」起分別理想作用的先鋒。它旋轉跳躍變化的非常快速，而且最容易作自我欣賞、自我陶醉、自我肯定或否定。它就在我們腦子裡盤據活動，發揮思想、理想、幻想等成千成萬的作用。但它本身是把握不住，想過了用過了便溜了。它把好壞交給我們的「知性」去判斷。它把種種影像收集歸納以後，又交給了「心」來安排收藏。要使「意識」淨化，除非你真要做到「內明」反省的學問，隨時留意它的活動，使它能「知止而定，定而後安，安而後靜，靜而後慮」，才能得到真正的「誠意」境界。這裡的「誠」字，是包括專一、安定、無私、明淨的意義。所以子思著《中庸》，便說：「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者，自成也。」同樣是發揮「誠意」的內涵。這是「內明」之學的精髓所在。

　　同樣的，我們平常生活中，對人處事，也是這個「意識」的作用最為重要。但你如果對「內明」學養不到家，那被「意識」所「自欺」、或「欺人」、「受人欺」是勢所必然，事所難免。因此，孔子特別指出對於「外用」方面就要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才好。換言之，在「外用」方面，孔於是教我們對人對事的原則，不可隨便任意妄為，不可認為必然如此，不可固執己見，不可認為非我不可，這都屬於「意識」不自欺的警覺。因此，曾子開頭便說：「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譬如說，人人都會埋怨被別人騙了，其實，人不自騙，誰又能夠騙了你呢？相傳禪宗的初祖達摩大師初到中原，將要入山面壁的時候，有人間他，大師啊！你來中國的目的是做什麼？達摩大師便對他說，我要找一個不受人欺的人。達摩大師才是真大師，人能先不自欺，才能不受人欺。（小心，也許我正在自欺，而且又欺了大家。）

　　二、接著「毋自欺」之後，他便用兩句譬喻的話說：「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好像人們對於一切事、一切東西的愛好和厭惡一樣，當你真討厭它的時候，就會立刻厭惡它，再也不會去迷戀它。當你真喜愛它的時候，你必然會馬上去愛好它，再也不會捨棄它。同樣的道理，當你明白了「意識」的顛倒反覆，自己擾亂自心時，你就要「不自欺」，立刻捨棄「意識」的亂流，歸到平靜清明的境界，正如前面七證次第所講的「知止而後有定」才對。

　　三、你真能做到使意識、意念返還到明誠、明淨的境界，那才叫做真正的「自謙」，這完全是靠自己的反觀省察，才能得到的境界。謙，並不是消極的退縮，它是崇高的平實。謙，在《易經》是一個卦名，叫做「地山謙」。它的畫像，是高山峻嶺，伏藏在地的下面，也可以說，在萬仞高山的絕頂之處，呈現一片平原，滿目晴空，白雲萬里，反而覺得平淡無奇，毫無險峻的感覺。八八六十四卦，沒有一卦是大吉大利的，都是半凶半吉，或者全凶，或是小吉。只有謙卦，才是平平吉吉。古人有一副對聯：

　　海到無邊天作岸，
　　山登絕頂我為峰。

　　看來是多麼的氣派，多麼的狂妄。但你仔細一想，實際上，它又是多麼的平實，多麼的輕盈，它是描述由極其絢爛、繁華、崇高、偉大，而終歸於平淡的寫照。如果人們的學養，能夠到達如古人經驗所得的結論，「學問深時意氣平」，這便是誠意、自謙的境界了。



　　「慎獨」要慎什麼樣的「獨」？

　　四、最難瞭解明白的，便是「意」的「慎其獨也」的「慎獨」。當然，歷來的註解，大多都把「慎獨」，說是一個人如在單獨自處的時候，最需要小心謹慎，不可讓自己放任散漫，或瞞著別人，做不善的事情。在十九世紀的末期，也有人為了配合政治民主的思想，說「慎其獨也」的意思，是指不要在政治上搞獨裁。不管如何說法，曾子在「誠意」這一節裡，兩次提出「慎獨」的重要。我們在前面也曾經提出《內經》對於「識神」的作用，便有「獨悟」、「獨見」、「獨明」三獨的境界。為了希望大家特別重視，不妨不避重複，再讀一次原文，岐伯對黃帝說：

　　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

　　我們需要知道，《內經》這一段對「識神」的三個景象的說明，比起精密「邏輯」的佛學「法相唯識」，傳入中國的時期，還早了一千年以上。就算把它拉下來算是漢代的著述吧！也早了七八百年。為什麼中國和印度的先哲們，都不謀而合，說得這樣相似呢？

　　《內經》所說「識神」的「獨悟」景象，是指意識粗浮的活動靜止以後，便會引發自性的智慧的功能，達到如有所悟的特別境界，「耳不聞，目明心開」，話也不想多說了。

　　從唐代以後，有些禪宗參撣的人，用心久了，也有達到相似的「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的境界，也有自認修為到這樣，已算開悟得道了。但以真正的禪宗來說，便會明白這是「識神」的作用，所謂：

　　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來認識神。
　　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從法相唯識學來講，這也是「別境慧」的一種現象，也是意識的現象。雖是學養進修有得的好境界，但不是「明德」達道的究竟。

　　其次「識神」所發生的「獨見」景象，它是在自我的意識中，好像什麼都看得見，但是頭腦身體，是停在昏昧的情況中，正是冥想的作用。

　　再次，「識神」所發生的「獨明」景象，幾乎等於靈魂出竅（精神狀態），或同佛學所說的「中陰」現狀，沒有身體的感覺，便有如風吹雲，飄飄欲仙的自我錯覺。

　　但綜合起來說，學問修養使意識達到知止而定、而靜、而安的情況，所出現的獨悟、獨見、獨明任何一種境界，並非是不好的現象，只是不可執著為真實。知道它是過程，是行程中的外景，並非究竟。所以必須審慎精思。這樣才是「慎獨」的「內明」道理。

　　如果用「法相唯識學」來作對比發明，《大學》所謂的誠意、慎獨，正如唯識學所講，第六意識有獨頭、獨影作用的一面。甚至有些學佛修道的人，不從學理上窮究入手，往往會把「獨頭意識」的作用，當作直觀、直覺而認為自己已經悟道了。或者把「獨影意識」所發生的境界，當作神通，或特異功能了。所以，我常說，小心！神通與神經，只隔一層薄紙，它是孿生的雙胞胎，必須要仔細弄清楚，但人苦不自知，其奈他何！

　　至於中國禪宗百丈禪師所說：「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那是形而上的第一義道的境界。也可以比作《大學》在本節所說，「道盛德至善」，「此以沒世不忘也」。

　　既然已經借用了禪佛來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那就引用到底，比較說得更明白一點。究竟什麼是「慎其獨也」「慎獨」的意義呢？曰：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這就很清楚了。但在日常意識清明的時候，可以做到純善的情況，也算已很不錯了。而最要緊的，當在睡夢中，「獨頭意識」發起「獨影境」的變相時，仍然猶如日常意識清明的純淨，不被夢影所擾，甚至還轉化夢境而能自主，這才夠得上「誠意」「慎獨」而「毋自欺」的現實境界了。（誠意）（一）



　　「誠於中，形於外」的深遠道理

　　接著，就說「誠意」、「慎獨」的學養，見之於「人道」修養的實際狀況。他說：「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這裡所說的小人，並非小孩子，但也和小孩的意義相關，比如沒有受過良好教養的大人，也是同小孩子一樣的小人。小人們在沒有事做的時候，是非常煩躁、不耐煩的。因此，不分好壞，什麼事都會做得出來。「見君子而後厭然」，當小人在亂來的時候，忽然看到大人君子來了，也會很不好意思地覺得自己做錯了。因此，拚命說謊，或想辦法掩蓋自己的過錯，「掩其不善」。表現自己還是很對很好的「而著其善」。其實，那是自欺、欺人，沒有用的。天下人聰明都相等，誰也騙不了誰。「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別人看你，你看別人，都是很明顯的，尤其不能裝假，明眼人一看，便會把你的心肝肺臟都看透了似的。「則何益矣」，作假，這有什麼利益呢！為什麼做壞事，始終會被別人看得出來呢？因為人的「意識」在頭腦中活動，就會促使神經細胞的變化，表現在面貌、氣色、神情之間，那是逃不掉自己內心影響外形的規律。所以只有「誠意」的真誠，最為重要。「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你只要把「意識」純正淨化好了，自然就會變成真誠的人，可以「特立獨行」地做一個正常的平常人了。當然，不需要變成一個「道貌岸然」的樣子，那是難看的一副如木偶的模樣。（誠意）（二）

　　講到「誠意」修養的作用，他舉出「誠於中，形於外」的必然規律，便接著深入說明誠中、形外的嚴重性，因此才有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類似宗教家的嚴詞。其實，恰是科學觀的真理。距今六七十年前，我們讀到《大學》這幾句話，忽然自覺好笑，便出題要同學們猜，「十目所視」，有幾隻眼睛在看？「十手所指」，有幾個指頭在指？答案：五雙眼睛，十個指頭。這是說笑而已。後來看到佛教寺院裡，有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塑像，覺得比曾子所說「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更為嚴重。但當然也會認為那是宗教迷信的圖騰。再後來瞭解到自然科學，對於物理學、光學等有了一些皮毛知識。才相信人們起心動念的思想作用，甚至善惡念頭等等，它在自然界裡，也猶如投一顆小石子在水裡，它都會發生波動性的動力作用。由一個小小的漣漪開始，逐漸擴散，遍於虛空。而且還可以用光學原理把它錄影下來。才知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乃至「千手千眼」的真理所在，並非是托空妄語。如果真的學通了科學（我說的是真通，並非指專家的學位），他自然會瞭解到哲學和宗教學的嚴重性，就不敢妄加別人迷信的大帽子了。因為，自己不懂，就說別人迷信，這才是真迷信，也就是不「誠意」了。

　　但曾子所說的「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他不一定是同宗教性或科學性的說法。孔門儒家學說，素來是主張「天道遠，人道邇」。必須先從「人道」做起，立下根基，才可再及於形而上的天人境界。他的重點，是指任何一個人，活在「人世間」，你的所作所為，始終脫離不了現實環境，自然而然，就有許多人都在注意你的作為。至少如父母、妻子、朋友，乃至社會上其他人等，都是互相影響，互相關注的。至於從政、或是在各行各業，有所成就，有了名聲地位的人，便更加嚴重了。例如說，在南宋末期，當賈似道做了宰相的時候，便有人送給他兩句詩說：

　　勸君高舉擎天手，多少旁人冷眼看。

　　這也就是十目十手所視所指的道理了。但是，這還是對外來說。至於對個人本身來說，由「誠意」到「誠中、形外」的功效，他便說到「富潤屋」。譬如一個人富有了，便會先把自己的住屋改造裝修一番，變得更華麗、更氣派。「德潤身」，同樣的道理，當一個人，真正向自修「內明」之學的「誠意」上做學問，這自然就是道德的行為。由心理影響生理，自己的身體也跟著變化好轉。日積月累，慢慢的心境寬廣開朗了，身體也就發福了（古人所說的「胖」，不是現在人跟著洋人說的「肥」，就想拚命減肥）。例如社會上有些得了嚴重病的人（如癌症等），醫藥無效，便去虔誠信仰宗教，求神拜佛保佑，結果也真有得救好了的。因此就感恩圖報，極力宏揚他的信仰，到了瘋狂相似，說神或佛的靈驗。其實，是「誠意」虔誠的效果，是唯心功能的發揮，正如《大學》這裡所說：「心廣體胖」的道理。因此，就再叮嚀一句：「故君子心誠其意。」（誠意）（三）



　　學養須從日常行事中過來

　　接著說明「誠意」開始，修養達到「誠於中，形於外」的效果，也並非是知道了就能做到的。即使是天生聖人，也必須悟後起修，才能日臻完美。學問修養，都不可以躐等，必須要在日常行事中實踐過來，才能漸臻堂奧。因此，從這裡開始，他就引用了歷史上幾個大人物，王侯和帝王，由「誠意」改過自新，重新做好人，建功立業修德的故事。採取其中相關的名言，作為「誠意」自新榜樣的說明。首先便引用《詩經》中《衛風·淇澳》篇的幾句話來作說明（這篇詩是衛人思念讚美衛武公年已九十五歲高齡，還能思過修學，勤於國事的美德）。但在這裡，曾子隱晦了歷史上的故事，只是說詩，他是採用這篇詩中，有關描述學問修養漸進的說明。因為古人都知道這些歷史上的故事。現在略為解說原詩如下：

　　瞻彼淇澳，菉竹猗猗。（你看哪！淇水轉彎那一塊坳裡的竹林，有多麼美妙的丰姿啊！）有斐（一個文質彬彬）君子，（他到老了，還那麼用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多麼嚴肅啊！）僩兮！（多麼勇敢啊！）赫兮！（真是光明磊落）喧兮！（胸襟真很爽朗啊！）有斐君子（現在這個文質彬彬的人啊），終不可諠兮！（讓人難忘，真的是沒有什麼好說的啦。）

　　原詩大意如此。但曾子用它做了深入的譬喻。他說：「如切如磋者，道學也。」是指衛武公為求道學的努力，像雕刻一塊美玉一樣，先要切好粗坯，再來雕琢成形。再加仔細自修，這裡還要琢一下，那邊還要磨光一點。「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悚也。」既要精工細作，所以隨時害怕自己半途而廢，會功敗垂成。要有這樣小心用功的精神，總算修整完工，擺在那裡一看，真是好威風、好莊嚴的一塊瑰寶！

　　因此，才贏得了「赫兮喧兮者，威儀也」的讚美了！至於說：「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那是說衛武公「誠意」改過自新，才做到文成功就的君子，學問道業不但成功了，德行也達到至善的程度了，實在沒有什麼好挑剔的，所以使人們永遠忘不了他。這是說明學問之道，由改過自新「自誠其意」，內外兼修的不易。衛武公少年的時候，殺兄自立。後來改過自修，有文有守，能從諫如流，以禮自防。為宗「周」出力，打敗戎狄，因功封「公」，又入周朝為相，進德修業，為諸侯所重。年至九十五，德壽可風。但宋儒（程，朱）他們，卻把他放在聖賢的規格上，卻不是曾子本意了。（誠意）（四）



　　總結歷史人物經驗在「自明」

　　接著就解釋，「外用（王）」的影響，何以會使人永遠忘不了他「道盛德至善」的作為呢！曾子便引用《詩經·周頌·烈文》一篇的第一句話，「於戲！前王不忘」來作說明。

　　其實，這篇詩是記載周公輔成上先出了問題。後來，經過周公的教導，成王自己「誠意」改過自新以後，再出來執政的時候，各國諸侯陪著他祭拜文王、武王的頌辭。第一句，就很有警告性地說，唉！先王啊！我們忘不了你的道德教化啊！同時，也是警告成王，再也不要忘記了先王的道德學養的榜樣啊！

　　但是，曾子採用了這一句詩，他的用意，是說明像文王、武王一樣，由「誠意」的學養成就，出來從政，為什麼會使人永遠忘不了他呢？那是因為「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這是說，像文王、武王那樣，一般自我愛好的君子們，因為尊敬他難能可貴的賢德，所以對他更加親切而且懷念他。即使如一般小人們，為什麼也是那麼尊敬懷念他呢？因為他們感激文王、武王的德政，同樣也使他們達到應該得到的利益，使他們也很滿足、很快樂。因此，雖然文王、武王已經不在這個世間了，但是，無論君子與小人，好人和壞人，所有的人還是永遠忘不了他的道德仁政啊！成王能改過自新，也就是真正的「誠意」、「毋自欺」了！但還需要更進一步的傚法先王才對啊！

　　但這「誠意」、「毋自欺」的學養，究竟是怎樣修學才能達到呢？他又引用了《尚書》中三篇，有關歷史積累經驗的三句話來作說明：

　　一是《周書·康誥》記載成王伐誅管叔、蔡叔以後，再封康叔於殷，來管治殷的遺民。而在訓誡康叔的誥文上，提出「克明德」，你要記住傚法祖父文王一樣，努力做到「明德」的境界。《康誥》原文，還有「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等要點，不錄了。

　　二是《商書·大甲》記載伊尹下放大甲於桐，三年以後，大甲「誠意」反省存誠，改過自新，學養有了成就。伊尹又把他接回來復位，作了三篇告誡書敬告他，首先就提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大學》引用原文，刪減了「先王」兩個字，因為重點在「顧諟天之明命」一句，「顧諟」是伊尹告誡大甲，你要追念你父親「先王」的成功，他是隨時隨地在照顧起心動念的善惡，明白了天性自然道德生命的作用（原文還有因此得到天地上下神祇等的庇佑，才能平定天下，有宗教性警告的話，就不引述了）。

　　三是《虞書·堯典》記載帝堯「克明峻德」，說明唐堯的基本學養功夫，就是能自我「內明」，完成「內聖外王」的最高道德。

　　最後，曾子作了一句總結。這些古代歷史上記載的經驗重點，都是說明「皆自明也」。當然是從自我「誠意」下手，才能達到「內明」境界。但朱熹卻把這三句帶有「明德」的話，認為曾子用意應該是註解「明德」的道理，反用在這裡，並不合適．自作主張改編了它，未免太過乎！他卻忘了「六經皆史也」的道理。更忘了這是指歷史上大人們有關「誠意」改過自新「毋自欺」的要點。（誠意）（六）

　　曾子在這裡，不但引證歷史上大人物，如衛武公、周成王、商大甲的故事，隱惡揚善，再不提起他們的往事，只說他們「誠意」改過自新，不自欺的高尚成就。而且更進一步引證上古史上革命的帝王們，如商湯、周武王功成名就之後，衷心「誠意」，不自欺的坦白反省，足為後世傚法的榜樣。如，「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我們都知道，在古史上，湯、武革命的故事，應該不需多說了。商湯為了夏桀的殘暴不道，才不得已起兵革命，最後下放了桀，就自己建立新政，代號稱「商」。但他內心「誠意」不自欺，隨時告誡自己，從此要內外兼修，做到日新又新的境界。「內明」的「日新」，是要天天反省，無慾無私。達到道成德就。「外用」的「日新」，要對國家人民，使其安居樂業，勝過前朝前代。等於現代人最喜歡通行的話，要天天前進，日日進步才對。當然不是要天天穿新衣服，隨時換新房子等的意思。因此，商湯把這句話，鐫刻在盤子上面，以便每飯不忘，好提醒自己。古代所說的「盤」，是盛水的器具，它的造型特點是圓形淺腹、圓足、有耳，是供王公貴族飯前飯後洗手之用。但朱熹注說，「盤」是沐浴用的「盤」，表示在洗澡的時候，提醒自己也要洗心；道理沒錯，卻非「盤」的正確註解。不知道他是從哪裡得到證明，或者是哪個地質學家找到了「湯盤」，被朱子看過，也許很有可能。

　　同樣的道理，引用《詩經·大雅》中周人推許周武王的革命成功以後，讚頌文王的功德，其中提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周，原來是殷商末代的諸侯小國。但因殷紂太壞了，不得不起來率領諸侯革命，結果建立了周朝，可是革命是維新的，不會像前朝的紂一樣，犯大錯誤而誤國誤民。其中插進一句《康誥》，曰「作新民」。都是說，要重新做人做事，決不像過去一樣。但朱熹不管原來的用意，為了引用說明古代的聖君賢相們，「誠意」不自欺的反思。他只看到有「新」字，便正好拿來註解自己認定師說的「親民」，應改作「新民」的佐證。如果讓我們拋一句古文來說：「毋乃大謬乎！」



　　君子為什麼「無所不用其極」？

　　那麼，曾子有關引用這三句話的結論說，「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是什麼意思呢？如果要翻成白話來說，就是說：「所以是真君子，沒有那一樣不極力隨時反省，改過自新的。」換言之，曾子用這一句是說，是真君子的「誠意」不自欺，他們都會坦然懺悔，「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但他用辭很含蓄，只說，「無所不用其極」。換言之，「無所不用其極」，便是徹底的「洗心革面」，是真的「自淨其意」，並沒有掩飾之處。因此，才有後文提出總結「誠意」與「知止」的相關作用。（誠意）（七）

　　結語，為什麼首先要引用《詩經·商頌·玄鳥篇》中的「邦畿千里，惟民所止」？這就是用來表示「外用（王）」之學，為民服務而不自欺，必須要使人民能夠得到安居樂業的生活，才是「無所不用其極」的真「誠意」。接著，又引用《詩經·小雅·緡蠻篇》中的「緡蠻黃鳥，止於丘隅」的畫面，就此來引用孔子的話，『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作註釋，因為《緡蠻》詩篇中這兩句話，是指在周幽王的時代，「幽王無德，政治無道，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所以知識分子的士子們，作詩諷刺，以小黃鳥來比喻一般平民的怨歎！覺得活在亂世之中，人還不如小鳥自在。你看那個小小黃鸝，還可以自由自在，站在那個小山丘上，休息歌唱。但我們卻永遠在辛勞中生活無著呢？因此，曾子就引用夫子的話說，做人處事，尤其是為政，隨時都要自己反省，該知道止的時候，就要趕快停止下來，好讓人民休養生息。不然，就會使人感覺人的生命與生活，還不如一個小鳥呢！那怎麼可以啊！這正如古人生在亂世時候的兩句話：「寧做太平雞犬，不作亂世人民。」是一樣的道理。你們年輕不知道，可以去找距離現在四五十年前的老人談談，就可知道其中的艱危辛苦了！

　　然後，又再引用《詩經·大雅·文王篇》中，描述周文王的偉大道德，他自己忍受紂王的無道加害，遵守禮法，委曲求全，修德俟命，但使人民得到熙熙攘攘的安樂生活。如「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那才是文王「誠意」、「立德」的榜樣。因此，就再加以說明，「誠意」與「知止」的指標是什麼呢？「為人君，止於仁」。作為領導人的人君，或是公私事業的主持人——老闆們，自己的「誠意」，是「知止」在仁愛一切人的目標上。「為人臣，止於敬」。作為國家政府的幹部，或是公私事業的職員，自己的「誠意」是「知止」在敬守職務的公德上。「為人子，上於孝」。作為人子女的「誠意」，是「知止」在孝順父母。「為人父，止於慈」。為人父母的「誠意」，是「知止」在仁慈教養子女。「與國人交，止於信」。說到這句，真是感慨良深。我已是垂暮之年的人，白活了七八十歲。但我可以說，親身經歷，和閱世看人七八十年了。使我最悲歎的事，在這幾十年來社會文明的變化中，文化教育失敗，造成人和人之間的「無信」，非常嚴重，幾乎到了人人既不信己，又不信人，一代不如一代。近年以來，已經到了「與國人交，止於防」。甚至可說，「與國人交，止於欺」的地步。這幾十年，是什麼文化思想？是什麼文明教育的結果啊！實在值得懺悔反思啊！因此感慨，常想到元遺山的詩：

　　百年世事兼身事，杯酒何人與細論。

　　講到這裡，對於《大學》「誠意」的自釋，大概已近尾聲。但最有趣的，曾子卻在這裡引用孔夫子的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並說「此謂知本」。訟，是爭訟、訴訟，照現代語說，是打官司。這與「誠意」有什麼關係呢？尤其孔子說，我聽到別人打官司，原告、被告、證人、律師，都是各有各的理由。當我在聽某一邊說得很有道理時，又反過來，聽這一邊說得也很有道理。最重要的是自己要保持客觀，並使大家沒有紛爭，都能心平氣和，合理的得到解決。天下的歪理千條，正理只有一條。當是非紛紜，莫衷一是的時候，只能用快刀斬亂麻的辦法。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阻止那個不合情理的一邊，再也不要爭辯下去。總之，就超越時空的「形而上」來說，是沒有絕對的是非善惡的。但在現實的人世間，你只能依照全體人們共同認定的是非善惡為標準。所謂「大畏民志」，如此而已。

　　最後，「此謂知本」。知個什麼本呢？這是指我們的意識所產生的思想形態，在我們心中腦裡，隨時都有矛盾亂流，形成業力。任何一個人，隨時在心中腦裡，有理性和情緒上的鬥爭，隨時自己和自己在爭訟、打官司。除了能「自淨其意」以外，「自訟」是隨生命並存，永無停止的。所以道家的莊子，也形容這種「心、意、識」自訟的狀態，叫做「心兵」，就是說平常的人們，意識心中，隨時都在內戰。如果心兵不動，自心的天下就太平了。人們假如能夠學養到自淨其意，不生妄念，心兵永息，更不自訟了，那才真是『知本」。再加牽強附會地說，曾子自己引用了上古歷史故事以後，覺得對於歷史上的功罪，也很難下定論。討論下去，也沒有多大意思。所以便引用孔子說過「聽訟」的話，借此作為「誠意」、「知止」的總結。因此，我們也不必再替曾子作辯護人，與朱熹爭訟了！（誠意）（八）



　　「誠意」在外用上也須「知止」

　　大家不要忘了，上面是我們把原本《大學》一路下來的「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到再重複一句「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一段，有關「誠意」、「慎獨」問題，用經史合參的方法所作的說明，列別為八個「正知」。這也就是說明「大學之道」，由「知止而後有定」的七個「內明（聖）」、「明德」的實證學養開始，是以「知止」為基本的正知正見。到了「誠意、正心、修身」的「外用（王）」階段，就以「誠意」為內外兼修「明德」的關鍵修養。但要「誠意」在「外用（王）」之學方面，也必須要切實瞭解「知止」的重要。

　　所以原本《大學》說明「誠意」的總結，便又引用「知止」，重提「知止」，實在是有深意。有關「外用」之學的「誠意」、「知止」，孔子在《易經》乾卦的「文言」中說得最為透徹清楚。如說：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人們如果真能明白了這個道理，就可知道「大學之道」是由「乾卦·文言」的「大人」之道的發揮。明白了這個原則，才懂得「外用」、「知止」的不易。無論古今中外，人們要想自立立人，自利利他，上至領導國家天下、服務人群，為英雄、為豪傑，從事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等；中至經營工商企業；或為一家一己的商賈買賣，甚至只為個人的謀生，如果不明白「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的「誠意」、「知止」原則，只知精進發展，任意妄為，那就一定會給自己帶來臨去時的後悔莫及了！不過，大家放心，在一般平常的人們，雖然到了生命盡頭，仍然不知「誠意」、「知止」的「進退存亡」之道的，所謂「至死不悔」，那是普遍的情形。



三五、修身與正心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憤）懥（怒），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怕）懼（嚇），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我們在前面所講的「大學之道」，由「致知、物格」，直到「誠意」、「知止」，都屬於我們生命存在的精神方面的事。用簡略粗淺的習慣觀念來說，都是屬於心理部分的事。但人和一切生物生命的存在，是由身心兩部分所組合而成的。精神和心，眾生天天在用，在活動。但心不知心，心亦不見心，正如子思在《中庸》上所說：「百姓日用而不知。」如果要想自己見心、知心、而明心，從「大學之道」來說，必須先從「知性」開始學養，由「知止而後有定」，到達「安、靜、慮、得」的境界，才能得知「明德」自性的本來。

　　但一般的人們，由生來到死去，大多數是不管「心」是什麼東西，「意」是什麼東西，「知性」又是什麼東西。從十九世紀開始，除非他是學心理學，或是哲學，乃至學醫學的精神病科等學科的人，都是從唯物哲學的科學出發，才能對這些問題構成它為新興科學分門別類的一套學識。我們在這裡，沒有時間另作比較性的介紹。



　　人身難得要珍惜

　　人們對生存的生命，所注重的現實人生，平常普遍都是以有「身」的存在，就是生命，就是人生。其實，「身」是生命所有中機械性的機器，是在現實中所表達的每一個人「自我」存在的作用。它是屬於自然物理的、生理物質的現實。是偶然的、暫時的，受時間空間所限制的實用品。如果從「形而上」的心性精神觀點來講，此「身」，不過是我們現在生命之所屬，只有暫時一生的使用權，並無水恆佔有的所有權。「身」非我，真正生命的我，並非就是此「身」。我們為了暫有此「身」，截頭去尾，假定以中間六十年做指標來講，每天為了他要休息，佔去一半時間都在昏睡中，已經除了一半，只有三十年。一日三餐，所謂「吃喝拉撒睡」五件要事，又減去了三分之一。如果像現在政界官場、工商業家們的習慣，一日有兩餐應酬，至少每餐要浪費了兩三個鐘點，加上夜晚的跳舞歌唱等，不知道他們有多少時間辦公？多少時間讀書？看來，真為大家惋惜心疼。但是人們都說這樣才叫做人生啊！我復何言！我們這樣說，不是對人生的悲觀，這是為了我們幸得而有此生，幸得而有此身，所謂佛說「人身難得」，應當加以珍惜自愛這個難得寶貴的生命。

　　但話又說回來，我們的一生，單單為了此身的存在，為了他的需要所產生的衣、食、住、行，就忙得夠嗆，自身忙得不得了，難有太多的時間為別人。因此，瞭解到做父母的、做社會服務的人，個個都是天生聖人，都是仁者。其實，每一個人活在人世間，幾乎沒有一個不是損人利己的；同時，也可以說，沒有一個不是損己利人的。因為人是需要互助的，人是彼此需要互相依存的。人不像別的生物一樣，所以構成人群的文化，形成了社會。

　　然而，此身的存在，為了生活，已夠麻煩，如果再加病痛和意外的災害，那可麻煩更大了。因此，道家的老祖宗老子便說：「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但是，另由道家分家出來的神仙丹道們，卻要拚命修身養性，以求此身的長生不老（死），忙上加忙得不亦樂乎！真的長生不死的人沒有看見，但他們有此永遠擺在前面的希望，潔身自愛，看來比吃、喝、玩、樂過一生的，也就各有妙趣不同了。

　　至於另有從痛苦生活中經歷過來的人說：「百年三萬六個日，不在愁中即病中。」乍看雖然消極，事實上，大多數的人們，確實都有這樣的境遇，所謂儒家「仁政」之道「平天下」者，又將如何平之呢？

　　我們因為研究「大學之道」，恰好講到人我的「身心」問題，所以才引發有關「身見」的話題。曾子在原文中，並沒有像佛、道兩家一樣，特別說明解脫「身見」的重要，你只要仔細讀了這一段原文，他也是極其注意「心」的作用為主體，「身」只是「心」的附庸而已。所以最後特別說明一句「此謂修身在正其心」。並不像一般佛、道兩家的支流分派，專門注重修煉「身」的生理氣脈，便自以為是修道的真諦了。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身」固然是「心」的附庸，可是在現實存在的生命作用上，人們一切思想行為表現在「外用」方面，完全是因為有身，才能造成這個人世間芸芸眾生的種種現象。所以在《大學》有關「內明（聖）」、「外用（王）」的八綱目中，也特別列出「修身」這項要點。但在「修身」的要點中，他所提的，只是身心有關的「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個現象，並沒有說到身的氣脈、五臟六腑，以及類似現代所說的神經肌肉等問題，這又是什麼道理呢？答：儒家孔門的學問，最主要的中心，是注重「人道」的行為科學，並不像古代醫學所講的養生，專在生理變化上講到和心理相關的作用。如果要瞭解這方面的問題，應該多讀黃帝《內經·素問》部分的學識，配合現代醫學、衛生等科學來作研究說明。我們不必牽涉太廣，反而變成氾濫無歸，離題太遠了。

　　在《大學》這裡所提的「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個現象，其實，就是子思在《中庸》上所說的「喜、怒、哀、樂」四個情緒。再從上推尋，都是濃縮《禮記》中所述傳統文化中的「七情」的要點，只是曾子把情緒所發生的現象作用，較為明白地分析描述。子思是照傳統所歸納的原則，提出大綱，如此而已。如果從大體來說，這四個甚至七個情緒現象，每一個人在幼小時期開始，已經發生因子的陰影，做父母、師長的人，只要注意留心幼童的性向，已經可以看到他的一生。止如俗話說的「從小看到老」，尤其在生理健康狀況，以及面貌表情上，幾乎是無法掩蓋隱瞞的。

　　所以教育文化的目的，教育文化的偉大，就在要改變人的缺陷，而補充圓滿他的遺憾。可惜的是，世間做父母、師長的，真能「誠心」知道的，「誠心」犧牲自我為後世社會而造成一個「真人」的，並不太多。普遍只是想望子成龍、望女成風，出人頭地就好了。只想把自己一生遺憾做不到的希望，要求孩子去完成，真是大錯特錯。因此，古人所謂「經師易得」（教授各門學識的老師叫經師），「人師難求」（如孔子、孟子、顏回、曾子等，便是人師而兼經師）。後世的《三字經》也說：「養不教，父（母）之過。教不嚴，師之隋。」也有這個意思。



　　「心」能轉「身」的道理

　　我們現在不妨略知皮毛地說一點養生學的理論，如說，憤怒傷肝，恐懼傷腎，好樂傷心，憂患傷肺。換言之，容易發怒、容易發脾氣或脾氣不好的人，便是肝氣不平和的現象。容易害怕，俗話所說膽小怕事的人，便是腎氣（與腦有關）不平和。嗜好過分，特別如飲食、男女方面過分，可使心臟有問題。多愁善感，或遇家庭問題，其他等等事故，心多憂患，便由肺氣不平和開始，影響內臟健康。總之，七情六慾與生理健康關係非常大，錯綜複雜，一言難盡。中國古代醫學，所講的「五勞七傷」，便是這些原因。但是知道了，也不必怕，只要明白了「誠意」、「正心」，明白了「心能轉物」、「心能轉身」，一切可以從「唯心」的力量自能轉變。當然，這就是「大學之道」大人之學的學問所在了。

　　通常每一個人，由面目的表情、態度、動作和言語表達等綜合起來，才構成為一個人的行為。所有這些行為，是由整個人體的「身」在運作。但在每一個人的行為動作中，都是充分涵有「喜、怒、哀、樂」，「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的成分。無論是嬰兒、老人，或是聾盲瘖啞殘障的人，都是一樣，並不因為肢體的缺陷就缺少七情六慾的成分。因此，平常要瞭解一個人，認識一個人，觀察一個人，都是看到這個人就知道了他是愛笑的人，或是容易發脾氣的人，或是非常保守內向的人，或是很有浪漫氣息的人，或是很狂妄傲慢的人等等類型。其實，所謂這個人，是人們習慣性「邏輯」上的普遍「通稱」。嚴格地說，這許許多多不同類型的人，是從他有每一個單獨不同的「身體」所表達出來的外形不同。人們因為使用名詞成為慣性．便就統統叫他是每一個「人」的不同，不叫他是每一個「身」的不同。

　　我們明白了這個「邏輯」道理，再來看《大學》，對於一個人的「身心」，就用很嚴謹的界別，述說有關喜、怒、哀、樂等情緒的重點，是屬於「身」的一邊，尤其容易見之於形態表達的作用上。要想修整改正這些生來的習性，所謂從事「修身」之學，便要從「心」的方面入手。

　　但問題來了，「心」是什麼？什麼是「心」？「心」在哪裡？怎樣才是「心在」？怎樣才是「正心」？這裡可有一連串的問題，留待後面再說。誠如曾子所說：「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這當然是毫無疑問的事實。譬如那些古代言情小說所寫的，「茶裡飯裡都是他」。一看，就知道他心裡在想念著一個人，對茶飯無心欣賞，也不知道滋味了，並不是說茶裡飯裡有個心。同樣的道理，當一個人，在極度憤怒、極度恐怖、極度愛好、極度憂患的時候，也是茶裡飯裡都是他。也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的。因此，在曾子之後的孟子也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是說每個人，平常都生活在散亂或昏迷的現狀中，此心猶如雞飛狗跳，並不安靜在本位上，所以只要能收得放肆在外的狂「心」，歸到本位，就是真正學問修養的道理了。曾子與子思都是傳承夫子道統心法的弟子，也可以說，是孔門儒家之學的繼承者。《大學》與《中庸》，都是專為宏揚孔子「祖述堯舜」的傳心法要，當然就形成它另有一種嚴謹肅穆的風範。後世的人讀了它，都非常敬仰，伹實在也有「敬而遠之」的味道。因為這些精義，稍加深入，就有如宗教家的戒律，使人有可望不可及的遲疑卻步之感。其實，心性之學，確是中國周、秦以前文化的精髓。在那個時期，世界上，除了希臘文化中的哲學部分，略有近似以外，只有印度文化中的佛學，才是對心性之學，有它專門獨到的長處。不過，在曾子、子思的時代，佛學並沒有傳入中國，所以不可以同日而語。但在春秋的初期，中國文化學術儒、道、墨等分家的學說還未萌芽，就有早於孔子而生的管仲，對於心性之學，也已有湛深的造詣，只是後世的人們，把他忘掉，歸到「政治家」裡去了。

　　因此，他在政治領導的方向上，能夠為中國的歷史政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永為後代的典範，並非是偶然的事。



　　管子有關身心的學說

　　我經常對西方的學者朋友們說，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並不如西洋文化，所謂哲學、史學、文學、詩人、政治家，是不同一格的。十八、十九世紀以前的中國，素來是文哲不分、文史不分、文政不分，是混為一體的文化學問。過去了不起的政治家，也就是哲學家、史學家、詩人、學者。如果你要研究中國的哲學，不會中國的文學、詩詞、歌曲，不懂「二十六史」，就很難說是真能通達博雅了。例如管子，他的中心學術思想，是在他所著書中的《心術上下篇》、《白心》這三篇，最為重要。現在為了大家多加瞭解，就其《心術上下篇》各摘錄一則，有關「身心」的學說。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兩眼睛、兩耳朵、兩鼻孔、一嘴、大小便處）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嗜欲充益（人被嗜好、慾望塞滿了），目不見色，耳不聞聲（相同於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譬如政治體制的失控）。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斃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人的身心，本來就有道，只是自己找不到它）。虛其欲，神將入捨（只要自己去掉了妄想慾望，空靈的元神，就會回到你的家裡——身內）。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人皆欲智而莫索所以智乎！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夫正人，無求之也，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登降揖攘，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戮禁誅，謂之法。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德。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氣者，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充不美，則心不得。行不正，則民不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

　　當然，我無法在這裡再多加引述，只是大略提到管仲的有關「心性之學」的學問，作為對曾子所說「心正而後身修」、「修身在正其心」的參考。我覺得，一般人只知管子在歷史上的事功，卻忽略了他的學問和文章，是很可惜的。



　　莊子特別為殘障者加油！

　　總之，「修身」的重點在於「正心」，並不是修飾外形。同樣的道理，莊子在《德充符》上，講了五個身體殘障而有道的高人，其中特別提到一位和孔子幽默的對話說，魯國有一位殘障的人，因為少了足趾，因此便叫他「叔山無趾」。他來見孔子，孔子就說：「你以前為什麼那麼不自愛，搞成這個樣子，現在還有什麼辦法呢！」無趾便說：「吾惟不知務（我以前因為不懂事），輕用吾身（不愛惜我的身體），吾是以亡足（因此損害了我的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我現在來見你，因為我還有那個比足更尊貴的存在），吾是以務全之也（我所以必須要好好保全它）。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我原以為你夫子像天地一樣的偉大，哪裡知道你也只是重視外形的人）。」孔子聽了，會有什麼反應呢？《莊子》這樣記載：

　　孔子曰：「丘則陋矣（啊！對不起，失禮了，我今天太卑鄙了）！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先生，請你進來，對我講解你所瞭解的道）。」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斷了足的人），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

　　同時，莊子又講了一位外形生得非常特異的人，名叫「闉趾支離無脤」，駝背，足跟不著地，整個身體扭曲，又沒有嘴唇。衛國的諸侯衛靈公見了他，和他一談，非常佩服他，又很喜歡他。衛靈公認為他是一個極其完美的「全人」。

　　因此，莊子說：

　　有人之形（有些人，只有人的外貌形象），無人之情（並無人的內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因為他的外形，的確是個人，所以他生活在人群裡）。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其身（因為他不近人情，所以對他，沒有什麼是非善惡可說了）。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所以屬於一個人的外形生命，是太眇小了）！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最偉大了不起的，是生命中的天性啊）！

　　再說，大家一定都看過那些佛教大寺裡的羅漢堂。五百羅漢，大多是形貌古怪的角色，而且有的東歪西倒，並不像大殿上代表「全人」丰姿的佛、菩薩，那麼莊嚴美妙。可是那些羅漢，也都是得了道的大聖人。孟子也說過：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有內在隱痛，或另有心病，或與生俱來內有暗病的人）。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愈是受過患難曲折、生活在艱難困苦中的人，才能反思立志，完成了偉大的學問、技能和道德的修養。



　　中印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所以說，修身在正其心，道在心，不在外形，都是同一意義。但「心」在哪裡？「心」是什麼？什麼是「心」？怎樣才是「心在」？怎樣才是「正心」？這就要回到前面提過的問題上來了！曾子只說「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反過來說，視而見的是「心」在見，聽而聞的是「心」在聞，食而知味的也是「心」在知味。如果一個人，在同一分秒的時間以內，看見了一件很可笑的東西，又聽到了有人笑得像哭的聲音，嘴裡還正在吃得津津有味，又碰到牙齒咬破了舌頭。這吋「心」在哪一個作用上面？當然，也可以說，當下能看、能聽、能知味、又能知痛癢的，同時都是「心」的作用。

　　但照現代科學的醫學來說，這些作用，都是腦的反應，並沒有另外一個「心」的存在。但是，近來醫學上對腦的研究，已經知道，並不是絕對可以肯定地說，除腦以外便沒有「心」了。不過，我們現在不能跟著醫學的科學來討論「心」和「腦」的辨別，不然，會愈說愈加繁複。我們只能照固有的傳統文化來講，如上面所說，同時能起「見、聞、覺（感覺）、知」作用的，還正是意識的範圍，意識與腦的作用，幾乎是連在一起的。至於傳統文化中所說的「心」，是包括整個人體的頭腦、四肢、百骸、腑臟；甚至所有全體的細胞，乃至現有生命活力所波及的反射作用；以及它能起思維、想念和意識所反應的「見、聞、覺、知」等功用，都是一「心」的「能知」、「所知」的作用。它既不是純生理的，又不是純精神的。而生理的、精神的，又都屬於「心」的範疇。所以便可知道傳統文化中的「心」是一個代號，是一個代名詞。如果把它認定是說心臟的「心」，或是腦的反應，那就完全不對了。換言之，「心」是生理、精神合一的代號。既不是如西方哲學所說的「唯心」，也不是「唯物」，它是「心物一元」的名稱而已。

　　關於這個問題，在中國文化中的哲學史上，由周、秦前後開始，到了戰國時期，大如儒、墨、道三家，細分如諸子百家，各有主旨界說的異同。再經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之際，幾乎一千年左右，論說爭辯，也是各主所見，互有短長。直到中國的禪宗興起，蛻變了宗教與學術的外衣，就以中國的民間的土語方言，表達了至高無上的「形而上」與「形而下」整體的奧義，才比較說得最為明顯。例如盛唐之際的禪宗大師們就說：「心即是佛，即佛即心。」又說：「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或說：「本來無物亦無心。說一個佛，說一個道，已是十萬八千里了。」尤其如初唐時期禪宗六祖慧能大師的著名偈語所說：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這是為各家所公認推崇的明心、悟道之作。但是六祖的師兄神秀禪師的偈子：

　　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台。
　　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

　　他所指漸修境界的敘述，便為南宋理學家，如程頤兄弟、朱熹等所因襲，作為「治心」之學的標本，提倡以孔、孟儒學「主敬」、「存誠」的修養方法。例如朱熹影射他自己學問修養的名作：

　　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
　　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從他這兩首七絕的詩，不能不說他對於「誠意」、「正心」之學，確有相當的心得與成就，可惜的，他還是不明白所謂「向上一著」的究竟。

　　我們瞭解了這些傳統文化中「心法」的道理以後，便可知道《大學》所說的「正心」與「心在」哪裡，是與它開始所說「在明明德」；以及「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誠意、正心」；都是首尾兼顧，始終一貫的學問與修養，並非在此「心」之外，另有一個什麼「明德」的存在。

　　講到這裡，我們又不得不借重佛學來作說明，因為專門深入研究「心性」之學，以及「心物一元」的學問，到現在為止，實在沒有哪一種學說理論，更比佛學高明。佛學是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為主旨。所謂「三界」，是指這個宇宙之間的生命，統以愛慾、淫慾為生命來源的作用，叫做「欲界」。它是包括物質、物理的世界的一切生命在內。超過欲界以上的，是「色界」，以光色為主體的生命世界。超過色界以上的，便是「無色界」，我們暫時只能理解它是「空界」，或可說是超越時空的一種現象。「萬法」是指宇宙間的一切有形的事物，以及一切無形的理念和精神。他說所有「三界」、「萬法」，都是「一心」的功能所變現。至於從人道立場開始，包括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唯心」、「唯識」作用來說，他又分析歸納，列為八個「識」的界別。先從人體來說，眼、耳、鼻、舌、身，各有它個別的五個「識別」作用。普通叫做「前五識」。他們都通過第六意識的分別思量等作用，而納入歸藏到以堅執「人我」為主導的意根，作為形成個別生命的一種功能，以梵文命名它為第七「末那識」。這樣由個別「人我」來分析說明它的現象，由前面七個識，到最後都是從一個「能藏、所藏、執藏」的作用，與精神、物理、物質相匯合的功能，以梵文命名它叫第八「阿賴耶識」。翻譯成中文，便名「藏識」。而這八個「識」的中堅主導，仍然是以第六意識為最重要。不過，「八識」統屬「心王」，所以又簡稱為「心、意、識」。總之，最後仍然以「心」為主。

　　由此瞭解，你再回轉來看曾子著《大學》的時候，佛學根本沒有進入中國，而且這樣條分縷析的「唯識」「法相」學，在當時的印度佛學界，也未開始大流行。但「大學之道」，卻從「明德」開端，中間也特別強調「致知格物」到「誠意、正心、修身」，如此等等，種種跡象，何期不謀而合，有這樣相似呢？這就是說明，東方西方，前古後古，無論是講唯心或唯物的道理，總之，真理只有一個，只是表達的說法，各有不同而已。所以佛說：「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也就是說明真理是說一不二的道理。

　　修身的重點在正其心

　　那麼，我們再回轉到「大學之道」的本題來說，為什麼說「修身在正其心」呢？事實上，我們身體歪了，「心」想要它正起來，你心儘管想正，它就老不會正，這又是怎麼說呢？大家不要搞錯了《大學》所謂「修身」的道理，一是說由身體內在所表達在外形行為的態色；二是說由身體內在生理習性所發生的「忿懥（輕易發脾氣）、恐懼（隨時怕事）、好樂（容易動容）、憂患（悲觀多慮）」等，和「喜、怒、哀、樂」的情緒，需要修整的學問。並非是指如整骨、整形、美容醫師們的治療手術的學識。如果我們引用老子的話來作對比的說明，就更明白了。老子說：「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又說：「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至於大乘佛學，為了慈悲濟世而救度眾生，所謂真的菩薩們，是可施捨本身的頭目腦髓。那都是超越世情的常道，並非人道中的平常人所能夠做到的。

　　但是，你如要鑽牛角尖，一定要向生命的身體上講求「修身」與「正心」的關係。那是純生理、純醫理等的學問，是屬於唯物哲學和科學的一邊。它和唯心哲學的一邊，都是同等的深奧，都不是普通常識所可思議的。例如我們自古以來，傳統文化中的道家醫學，甚至道家學派支流的神仙丹法，以及從印度後期佛學流入中國，如西藏密宗的修行路數，都如一般人所固執的「身見」一樣，要想從現有的肉體生命上追求，願意自找麻煩地鑽出一個成果來。可是它所包括的學理，更是千絲萬縷，非常複雜。並非如一般人盲修瞎煉，隨隨便便「內煉一口氣，外煉筋骨皮」就可以一蹴而就的。

　　至於後世一般人，為了希望長生不老，借重佛、道兩家，乃至神仙、密宗等名目，執著人身的「身見」，拚命作煉氣修身的功夫，那就先要深入佛學對於人道生命的生來死去的學識，如《入胎經》「十二因緣」的「中有」理念等，有了透徹的瞭解。然後對《素問》、《靈樞》陰陽大道的學理、以及人身「十二經脈」、「奇經八脈」和幾百個穴位，先有了醫學上的基礎。再對印度瑜伽術所說的「軍荼利」（中文翻譯如：靈能、靈力、拙火、乃至三味真火等等，都是人身生命功能的代號），以及和它相關的人體生理七萬二千脈、一萬三千神經、四千四百四十八種病情，都須有所實修實驗的學習，然後才可以講究修身煉氣之道。但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須知「所」修者是「身」，「能」修者是「心」。最後還是要歸到《大學》所說的一句名言：「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三六、中國文化傳統的「家」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我們這次研究講說《大學》，大體上，是把它的內容，劃為「內明（聖）」與「外用（王）」兩大項目。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知止而後有定」開始，直到「致知格物」、「誠意、正心」，屬於「內明」的學問修養為主。從「正心」與「修身」來講，已屬於內外兼修的範圍。但到了「齊其家在修其身」的階段，直到「治國、平天下」，可以說，是屬於純粹「外用」之學了。但是，所謂「外用」之學，也可以說，就是行為學，或行為心理學；倫理學，或政治倫理學；管理學，或管理領導學。總之，如照現代人的巧立名目的習慣，你要略有所知，就可誇大其辭地戴上高帽，愛叫它什麼學都可以。但不要忘了，它本身早已有了一個最好的名稱《大學》。



　　祠堂曾是社會安定的基石

　　現在要講「修身」與「齊家」之道了。我曾經多次提醒大家注意，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齊家」，並非是西方文化形式的小家庭的家。也不是二十世紀後期中國新式的家。古代傳統文化的家，其主要是以「宗法社會」和「封建制度」相結合的「大家庭」、「大家族」的家。它本身就是「社會」，所以過去中國文化中，再沒有什麼另一個「社會」名稱的產生。如果從「大家族」的「社會」，與另一個家族，或其他許多家族的土地連接起來，就是另一個團聚的名稱，叫做「國」了。因此，由上古以來到後世，便正式成為「國家」名稱出現了。

　　代所謂的家，是由「高、曾、祖、考、子孫」五代一堂、貫穿上下的家。但這還是偏向於以男子社會為中心的家。如果再加上由女子外嫁以後，所謂姑表姨親等，親戚關聯的家族相連接，構成一幅方圓圖案的家族社會，再加上時代的累積，那麼，豈只是五百年前是一家，幾乎整個中國，本來就是一家人，這是一點兒都不錯的。所以從中國上古的「武學」與軍事發展來講，古代俗話所說的「上陣需要親兄弟，打仗全靠子弟兵」。這種觀念，也都從「宗法社會」的「家族」傳統文化所形成。例如民間小說，或舊式戲劇中所推崇的「楊家將」、「岳家軍」等，也都是由這種「家族」觀念所產生的榮譽。如果隨隨便便，說它是落伍的陳舊「封建」意識，應該打倒，才能使社會有新的進步，似乎未必盡然，還須值得仔細研究，再作定論。

　　「大家庭」的「家族」觀念，在中國文化中植根深厚，它影響了東方的亞洲，如朝鮮、日本，乃至東南亞各地。它也是民族主義和民族共和思想的根源。尤其在中國，直到現在，你如果能深入研究各個地方的「祠堂」和「族譜」，那種「慎終追遠」的精神，以及舊式「祠堂」家族的「家規」，你就可以瞭解為什麼古代政治制度，從政的官員那麼少，社會治安、保安人員等於零，它用什麼方法、什麼體制，能夠管理好那麼一個偌大的中國。

　　我們現在再重舉一個三百多年前的例子來說，當明末清初時期，滿族在東北，一個寡婦孤兒率領十來萬滿、蒙軍隊，其中包括少數的漢軍，就能輕輕易易的統治中國四萬萬的人口。他們靠的是什麼，並非全靠殺戮，也不是全靠嚴刑峻法。他們是真正瞭解文化統治的重要。由康熙開始，他已經深深知道儒家學說的「齊家、治國」的重心。因此，他頒發「聖諭」，要鄉村民間知識分子的讀書人、秀才們，每一個月的初一、十五，在鄉村的祠堂裡，講解「聖諭」，極力推行提倡儒家的孝道，以及把儒學作為戒條式的律令。後來到了雍正手裡，又重新擴充了康熙的「聖諭」，成為《聖諭廣訓》。他們瞭解「社會教育」的重心，是在形成整個社會的一種循規蹈矩的道德風氣，而達到一種不言之教，不令而威的效用。

　　你們後生年輕人不會知道，我是從小親眼看見過在偏僻的農村裡，一個子弟、一個青年犯了不規矩的行為，偷了別人家一隻雞，或有了男女之間的姦情，告到族長那裡，如果情節重大，大家要求族長要打開祠堂門，當著列祖列宗的牌位，來評理處置，那就非常嚴重了。這個子弟如不逃走，也許會被「家法」（祖宗前面的紅黑棍子）打死，至少是當眾出醜，永遠沒臉見人。

　　後來在對日抗戰初期（一九三七年），我到四川，有一位青年朋友，他是四川彭縣人，跟我一起做事久了，他常常苦苦要求我，為他報仇。你說，他要報什麼仇？他要殺人放火，燒掉了他家鄉別家的「祠堂」，要殺掉那一姓的「族長」及有關人士。為了什麼呢？因為他與這家的小女私相戀愛，被他們發現了，認為太不要臉，太丟家族的面子了，要把他兩人抓住活活打死。結果，男的逃掉了，後來就是我的朋友。女的被「家族」抓住了，由「族長」當眾決定，被他們活埋了。

　　因此，他日夜要想報仇殺人。後來，我總算用別的方法，化解他的仇恨，使他另外安心成家立業。當然，這些例子不多，但由家族制度所發生的流弊也不少。你們都也看過很多現代文學大師們的社會小說，也就約略可知舊式「家庭」和「大家族」陰暗面的可厭可惡之處，必須加以改革，但這也是「法久弊深」的必然性，並非全面，也不可「以偏概全」，便認為是毫無價值的事。

　　「大家族」的宗祠，它不是一種法定的組織，它是自然人血緣關係的「標記」，是「宗法社會」精神的象徵，是「宗族」自治民主的意識。有的比較富有，或者宗族中出過有功名、有官職的人，也有購置「學田」、「義田」，把每年的收入，作為本族（本家）清寒子弟肯讀書、肯上進的補助。祠堂裡，必要時也會讓赤貧的鰥、寡、孤、獨的宗親來住。當然，族裡如果出了一個壞族長，也會有貪污、瀆職、侵佔的事。天下任何事情，有好處就有壞處，不能只從單一方面來看整體。



　　「社會福利」工作由來已久

　　從社會學的立場來講，幾千年來的中國文化，似乎缺乏人群「社會」團體這一門的思想學術，甚至孔、孟儒家的學說，如《大學》、《中庸》，就根本沒有提到「社會」的觀念，更不會有什麼「社會福利」思想。當年，我在聽「社會福利」這一門課，剛由美國輸入中國，非常新穎時髦。我一邊聽課學習，一邊就提出不同意見。我說，在傳統的中國文化中，有關「社會福利」問題，從我自幼接受的傳統教育開始，早已深深種下這一門課的種子。大體來說，如恤老憐貧、敬老尊賢、存孤敬寡等等，都是幼少教育的重點。而且在儒、釋、道三家的學說中，以及諸子百家，統統有從「社會福利」出發的理論和名言。只是大家不懂中國「社會學」歷史的發展，沒有像西方二十世紀以來的文化，由資本主義的經驗，轉變成為新時代勞工福利，推廣到所有「社會福利」的實驗方法而已。我只聽了幾堂課以後，那位在美國留學回來的博士教授，就約我大談其中國歷史上有關「社會學」的知識。後來乾脆請我演講「中國特殊社會史的演變」的專題。「特殊社會」是我當時新創的名詞，因為從戰國時期的墨子開始，幾千年來，都存在這種「社會」。即使如西洋各國也同樣存在。漸漸演變，就成為近代史上的「幫會」了。

　　但到底我是在求新知，不是來賣舊貨。講了幾次，聽的人熱烈歡迎。我就見好便收，乾脆不去上課，自己看書研究，免得浪費時間，去聽幾十個小時的課，那我可讀多少的書啊！

　　講到這裡，除了「宗法社會」、「大家庭」的精神遺風，演變成「宗族」的宗祠（祠堂）之外，由南北朝、唐、宋以後，中國社會佛、道兩家的寺、院、庵、堂、道觀等等，都是有形無形兼帶著在做「社會福利」的工作。韓愈當時反對迎佛骨，接著，便寫了《原道》等大文章，反對佛、老，更反對一般人去出家做和尚、做道士，認為是不事生產「無父無君」的不忠不孝。這個觀點，從政治文化的立場來說，一點沒有錯。但從整個「社會」的觀點來說，也未必盡然。過去帝王封建時代的中國，並沒有專管「社會福利」的機構，如果沒有這些寺、院、庵、堂、道觀來收容那些鰥、寡、孤、獨的人，試問，皇帝們、大臣們，包括韓愈老夫子，誰又來照顧他們呢？所以韓愈的侄子，出家學道成仙的韓湘子，也只好做兩句詩來啟發他老人家，「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了。社會上的人，到了某一環境，的確都有「家何在」的情況啊！



　　從「張公百忍」的故事說起

　　在中國，「宗法社會」和「家族」所形成「大家庭」的觀念，有四五千年前的傳統，在唐、宋時期，最為鼎盛。最有名，也最有代表性的歷史故事，就在唐高宗李治時代。正當公元六百六十餘年時期，高宗到山東泰山去，聽說有一位九代同居的老人，名叫張公藝，便很好奇順道去他家裡看看，問他是用什麼方法，能夠做到九代同居而相安無事？這位張公藝請求皇帝，給他紙筆，要寫給他看。結果，他接連寫了一百個「忍」字。高宗看了很高興，就賞賜他許多縑帛。後來就成為歷史故事的「張公百忍」。不知道當時的張公藝是有意對高宗的啟示，或是對高宗的警告。無論怎麼說，他卻無意中幫了武則天。同時，也確實是他由衷的心得，說明做一個「大家庭」的家長，等於是擔任一個政府機構、大公司的主管，也猶如一國家的領導人，自己要具備莫大的忍耐和包容，才能做到「九代同居」而相安無事。

　　大家要明白，我們的中國由上古開始地大人稀，而且歷來的經濟生產全靠農業為主，土地與人口就是生產經濟、積累財富的主要來源。在周、秦時期，封建諸侯的政治體制上，也多是重視人口。秦、漢以後，封侯拜相乃至分封宗室功臣，也都以采地及戶口為受益的標準。所謂「萬戶侯」等的封號，都是對文臣武將等最有誘惑力的，也是最想得到的大買賣。因此，人人都以多子多孫是人生最大的福分。當然，戶口人丁的眾多，是生產力和財富的原動力，不免形成大地主剝削勞動人工，壓迫小民的現象。但並不像當時西方的奴隸制度，其中大有差別，不可混為一談。我不是讚賞那種傳統的習俗，只是在歷史學術上的研究，是非同異必須說清楚，提醒大家在做學問、求知識方面的注意而已。

　　同時，說明由於「宗法社會」、「家族」的傳統，方形成後世「大家庭」、「大家族」的民情風俗，產生貴重多子多孫的結果。人們要想教育管理好這樣的一個「大家庭」，比起管理一個社會團體，一個龐大的工商業集團，甚至比起一個國家的政府（朝廷），乃至現代化的政黨，還要困難複雜得多。因為治理國家、政黨，管理社團，從表面大體上來說，他只需要依法辦事依理處事，「雖不中，亦不遠矣」。至於公平、公正、齊治一個「大家庭」或「大家族」，他的重點，在一個「情」，所謂骨肉至親之情上面，不能完全「用法」，有時也不能完全「論理」，假定本身修養不健全，大至家破人亡、骨肉離散是很平常容易的事。

　　舉例來說，在過去的社會裡，一對夫妻，生了三個兒子、兩個女兒，幾乎屢見不鮮，是很平常的事。甚至愈是偏僻的農村，窮鄉僻壤的貧苦人家，偏是生了一大群子女，比富有人家、城市人家，更會生產人丁。其中原因，並不只是飲食衛生等問題，包括很多內容，一時不及細說。但古代的傳統，除了元配的夫妻以外，還准許有三妻四妾等習俗，所以稍稍富裕的家庭，以兒女成行來計算，還不只三個五個，或十個八個來算人口的。如果只以一夫一妻來說，他們生了五個兒子，討了五個來自各個教養環境不同的媳婦，在兄弟媳婦之間，互相稱做「妯娌」。每個媳婦的個性脾氣、心胸寬窄、慷慨慳吝、多嘴少話，個個自有各自的不同。五個兒子之間，也並不是由父母遺傳的生性一模一樣。假如和父母一樣，就叫「肖子」，肖是完全相像的意思；和父母下一樣，叫「不肖」，人不一定都是「肖子」。所謂「一娘生九子，九子各不同」，也就是說和社會上的人群一樣，智、賢、愚不同，良莠不齊。再配上五個不同的「妯埋」，單從飲食衣著上的分配，日用品生活的分配，甚至彼此之間對待上下的態度等等，在任何一件小事上，就有隨時隨地的是非口舌。如果發生在外面社會上的人群，還可忍讓不理，躲開了事。這是晝夜隨時生活在一個屋簷底下的人家，你向哪裡去躲。

　　倘使加上還有三個、五個姊妹還未出嫁，日夜蹲在家中的大姑、二姑、小姑等等，不是父母前的寵女，至少也是嬌女，對「妯娌」兄瞍、弟媳之間，對哥哥弟弟之間的好惡、喜怒、是非，乃至為了一點雞毛蒜皮的事，可以鬧翻了天。還有能幹潑辣的姑娘，雖然嫁出去了，碰到對方女婿家是有權有勢的家庭，或是貧寒守寡無所依靠的家庭，回到娘家干涉家務，或是請求救濟的。總之，說不盡的麻煩，講不完的苦惱，比起在政府官場中的主管老百姓的官，或是當管理國家天下的皇帝，看來，還要難上百倍。因為做領導人的糊塗皇帝，或做管理百姓糊塗的官，只要「哼哈」兩聲，就可以決定一切了。可是「齊家」內政之道，不是「哼哈」二將就可了事的。「哼哈」二將，只能在佛教寺院門外守山門，不能深入內院去的。

　　我們這樣還只說了父母子女的兩代。如果五個兒子媳婦，各自再生三五個兒女，那麼，一家二十口或三四十口，還不算相幫的僮僕婢女，以及臨時外雇。乃至佃戶等相關的人了在內。再過一二十年，第三代的孫子，又結婚，又生兒女，那麼，這個所謂興旺的人家，在四五十年之間，已是「百口之家」了。因為過去的社會，通常是早婚的，不比現在。你們必須要瞭解，在孔子到曾子、子思、孟子的時代，甚至後世如我所講這種情狀的家庭，尤其是「皇室」或「諸侯」王家，所謂數百口之家，那是通常的事不算稀奇。

　　可是，在我們的歷史上，所謂「五世同居」的「大家庭」，歷代都有，如在宋真宗趙恆的大中祥符年代（公元一○○八年），「醴陵丁雋，兄弟十七人，義聚三百口，五世同居，家無間言」。尤其是最後一句的記載，實在使人不敢想像的敬佩。所謂「家無間言」，是說全家三百多人，並沒有一點不和睦、不滿意而吵鬧起來。因此便可知道「齊家」之道，是「齊」這樣的家，不是如現代，乃至西式的小兩口子，把兩個鋪蓋，拼成一張大床，或兩張小床的家。即使是對小兩口子的家來講，又有幾對是白頭偕老、永不反目的呢！你看，「齊家」，是那麼輕易要求，那麼稀鬆的世間人事嗎！

　　照我默默的觀察來看，依照現代物質文明的快速進步和精神文明相對的衰落。不論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甚至舉世皆醉的工商業競相發展，在不久的將來，人類社會不會再有家庭制度的存在，而且也沒有婚姻制度神聖的存在了！人類歷史的劇本看到這裡，我自己覺得可以「煞擱」了。因為我是一輩子看戲的，再看下去不是不好看，習慣不同就有點太陌生不大自在了！



　　堯可不願多子多孫哪！

　　講到這裡，又使我忽然想起孔子說的話，「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為了上面所講的中國過去社會的「大家庭」，依照孔子的話，「好古，敏以求之」，使我又想起孔子所再三推祟上古聖人皇帝唐堯的一則故事。根據歷史的記載說，堯治天下五十載，出外巡視，到了陝西華山一帶。華封人（管理華山地政的人）祝曰：「使聖人富、壽、多男子（願你長壽，大富大貴，多子多孫）。」堯曰：「辭（多謝你了，我不需要這些）。多男子則多慎，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我們看了帝堯辭讓別人祝福的話，實在很佩服，不愧可稱之為「聖人」，這也就是後世道家思想的根源，具有出世懷抱的超然感受。但是華封人聽了，便又說道：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何辱之有。

　　看來，華封人這一段話，又是帝堯以後，儒、道本未分家的共同思想。不過，要活千年才厭世而去，未免又太奢侈了吧！正如佛說，長壽，是三災（刀兵、瘟疫、水火）八難中的一難。仔細看來，的確別有高見。

　　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家」，我們大概已經介紹清楚。也許，在你們現代一般從開始就先學新時代的文化，或一開始便從西方文化基礎學習的人，看來非常奇怪，好像西方的社會文明，根本就沒有這種情況存在。如果你是這樣想，那你就大錯特錯了。無論是歐洲方面的英格蘭、愛爾蘭、法蘭西、德意志等民族，乃至由各種民族所拼湊的「美利堅」國民，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區和各國各地的少數民族等，在他的社會中，也都以擁有「故家」或「世家、「大族」而自豪、自傲的觀念存在，這是人性的特點，也可說是人性的弱點。舉例來說，在現代的美國，對於已故的總統肯尼迪，便有其特別的追慕之情。「肯家」，也是美國的「世家」、「大族」，在美國本土的人，也經常有喜歡講說或關心「肯家」，以及別的「世家」的許多故事。

三七、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前面所講，是因為要研究講解「齊其家在修其身」的道理，必須先要明白中國文化兩三千年來，所謂「齊家」之「家」的內涵指標。因此大略介紹過去歷史上，所謂「大家族」和「大家庭」的情況，是《大學》所指「齊家」之道的重心所在。至於初由一男一女，兩相單獨建立的「小家庭」，是歸於「夫婦之道」的範圍，當然也和「修身」、「齊家」有其基本的重要關係，但非本段文言的主要所指。



　　修身齊家的五個心理問題

　　《大學》本文這一段「齊其家在修其身」的內容，特別提出有五個心理問題，是主持家政的人，也可以說包括所有主持一個社團，或政黨的領導人，本身最需要有自知之明，避免容易偏差、容易犯錯的主要修養所在。這五個心理問題的內容是：

　　一、人之其（有）所「親愛」而辟焉。

　　二、（人）之其（有）所「賤惡」而辟焉。

　　三、（人）之其（有）所「畏敬」而辟焉。

　　四、（人）之其（有）所「哀矜」而辟焉。

　　五、（人）之其（有）所「敖惰」而辟焉。

　　這五個「而辟焉」，也可說，就是人們容易犯錯誤的五個心理問題的專題。「辟」字，在古書古文上，有多重釋義，有等於開闢的辟，也有等於庇護的庇。但在《大學》本文這裡，「辟」，是等於偏僻、偏差，甚至有病癖的意義。我們先要瞭解這個文字上的意義，然後再引用比較淺近明白，在歷史上有過經驗的故事來做說明，就更容易明白這些心理問題了。

　　我們想引用歷史故事來說明，也是為了配合《大學》所講「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之標的來講。其實，由上面所提出最淺近平常的五個心理問題，上至帝王將相、王公大臣，乃至工商業團體，甚至現代所謂的民主黨派；下至每一個平民的小人物、小家庭，隨時隨地也都普遍存在這些問題。假如真要舉出實例，恐怕要用再多的貨櫃也裝不完的。只是為人長上，或做父母的家長們，一時很難「反躬自問」，很少有人肯自我反省而已。



　　由「親愛」而產生心理偏差的故事

　　有關第一個「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歷史故事的事例，便是《戰國策》所記載觸讋說趙太后的先例。在戰國的末期，燕趙兩國和西面的秦國最接近，也都是秦國急於想吞併的對象。剛好趙惠文王死了，他的兒子孝成王即位，年紀很小，是個寡婦孤兒的局面很難辦，只好由能幹的趙太后親自出來掌握政權。秦國看到這個時機，就出兵急攻趙國。趙國沒辦法，就向齊國求救兵。齊國又把握機會要挾趙國，讓趙國必須派遣趙太后最寵愛的小兒子長安君來做人質，齊國就會馬上出兵救趙。趙太后不肯，大臣們極力勸諫她趕快派遣長安君去齊國，否則，就來不及了。趙太后就公開地說：「如果再有人向我說，要派長安君到齊國去做人質，我老婦必唾其面。」

　　正在大家毫無辦法的時候，趙國的一位老臣觸讋（官拜左師），忽然請求要見太后。太后想，他偏要倚老賣老來見我，一定和這件事有關，就很生氣地等著他。但觸讋是趙國的老臣，威望又高，所以雖然生氣，也還不失禮貌地接見他。觸讋老態龍鍾，慢慢地一步一步走上來，嘴裡說：「老臣病足，走得不快，請太后寬諒。我因為很久沒有來晉見太后了，怕你玉體欠安，所以想來看看太后你啊！」太后就說：「我是靠坐鑾駕走動，還算不錯。」觸讋又說：「胃口還好吧？」太后說：「老了，平常只吃流質的稀飯。」觸讋說：「我真老了，不想多吃東西。不過，每天勉強自己出去散步，走三四里，算是運動。這樣，胃口就稍好一點，身體也舒服多了。」太后聽了便說：「老婦不能。」講到這裡，太后態度就變緩和，心裡也放鬆了。她覺得觸讋這個老頭子，完全是和自己說些老人話而已，大概不會講要長安君去做人質的事，也就完全放心了。

　　跟著觸讋便說：「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這是說，我有一個最小的兒子，名叫舒祺，很不像我少年時候的努力用功。不過，人老了總是疼愛自己的小兒子。我希望你太后開恩，叫他來補個王宮警衛隊的隊員。他有了一個位置，我也就安心了，所以我就不怕死地隨便說出來。求求你太后准許吧！太后一聽，就說：「好吧！他幾歲了？」觸讋說：「他只有十五歲，雖然還小，但我怕自己快要死了，『願及未填溝壑而托之』，所以要搶著來對太后請求。」讀了這一段，活像眼前看到一個很囉嗦的老頭子，嘮叨著為兒子求職說話。

　　太后說：「大丈夫男子漢，也會愛憐自己的小兒子嗎？」觸讋說：「哦！男人們比女性還過分呢！」太后說：「女人和男人不一樣，愛是真愛。」觸讋說：「我看太后你愛你那個嫁去燕國的公主，比愛長安君還厲害。」太后說：「哪裡能比，我實在最愛長安君，他實在還太小啊！」觸讋說：「做父母的愛兒女，都是要為兒女長遠的前途打算。你太后送公主嫁到燕國去的時候，一步一步跟在她的後面，一邊又流著眼淚，擔心她嫁得太遠。看了，真夠難受的。但她出嫁了以後，你不是不想她，而且還隨時禱告老天保佑，不希望她會回來啊！那不是希望公主在燕國，生個兒子，可以繼位為王嗎？」太后說：「那是當然的，是這個意思。」他和太后的談話到了這裡，觸讋便說：「如果細算三代的事，我們趙國前面歷代的趙王，能夠繼位的後代子孫，好像存在的不多吧！」太后說：「都沒有了。」

　　觸讋說：「其實，不只趙國，其他各國的諸侯後代，能夠繼位存在的，有很多嗎？」太后說：「我沒有聽說過還有多少存在的。」

　　觸讋便說：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後（指公王）。

　　這是說，那些目前看得見的諸侯子孫們，都是在眼前就闖了大禍，本身受報應了。有些雖然遲了一點兒，大家也眼見他們的子孫沒有好結果。難道是做人民的老闆們、做皇帝諸侯的子孫們，都不是善人嗎？其實，不是這個道理。因為這些高貴的子弟們，家庭出身太好，生來就自然有高貴身份的地位，但他本身對社會、國家並無半點功勞，而且因為出身不同，生活「自奉」得很富厚、奢侈、驕縱。得來容易，習慣了不勞而獲，並且方便要挾，而取得貴重的資產太多了。例如你太后，現在隨便就封了小兒子做「長安君」的官位，又給了他許多肥好的房地產，把好的東西都給他，還有特別的權利。你還不趁現在叫他努力做一點對社會、國家、人民有貢獻，有大功勞的事情。如果有一天，你像山崩一樣的倒下去了，那麼長安君有什麼辦法自己對趙國的老百姓做交代啊？所以我認為你愛長安君，是不及愛出嫁燕國的公主一樣深呢！

　　講到這裡，趙太后全明白了。便說：「好吧！我懂了，隨便你怎樣辦吧！」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干齊。齊兵乃出。」原文寫到這裡，後面還附帶一段很有深意的結論說：

　　子義（趙國人）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這是說，一個趙國人名叫子義的，聽到了這件事的經過內情，便說：「你們看，做人們大老闆的帝王，他們的子孫，也就是他們的親骨肉，還不能只靠沒有功勞的地位，也不能靠沒有功勞的享受。不然，你雖然尊貴，滿堂黃金寶玉，也無法守得住的。何況我們做普通的老百姓，有財富，就一定可靠嗎？」

　　我們引用這個歷史故事，是借來說明「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的道理。因為一牽涉到親情、愛情，心理就有偏差，嚴重一點，就心理失常。那麼，所有的智慧、理性，就都會被自己的感情所蒙蔽了。正如歐陽修所說：「禍患常積於忽微，智勇多困干所溺。」豈但國家大事，就是三家村裡的貧困小戶人家，也隨時會有這種情況發生。何況那些有權有勢，或是財富大老闆們的家庭呢！所以「齊家」之道，在「先修其身」的不容易了。尤其像現代的一家只生一個孩子的家庭，集中了大人們的親愛、哀矜、畏敬、敖惰，甚至賤惡於一個孩子身上。真是使人不寒而慄，不敢想像，將來後一代的子孫，是什麼樣的情況。



　　由「賤惡」而產生心理偏差的故事

　　有關第二個「（人）之其所賤惡而辟焉」歷史故事的事例，也就是孔子所著《春秋》中的旨在「責備賢者」的第一個歷史故事，在左丘明發揮解釋孔子的大義《左傳》上，所謂「鄭伯克段於鄢」，就是最重要的先例。

　　鄭莊公的生母武姜，生她大兒子莊公的時候，正在昏迷睡夢中，被驚醒痛醒了，所以在心理上有了主觀的成見，壓根就對這個兒子有反感。用後世俗話來說，這真是前世的孽。因此她鍾愛第二個兒子共叔段，她希望老公鄭武公把王位傳給老二。但當時在宗法傳統的習慣上，必須以長子作為王位的繼承人，如俗話所說：「皇帝重長子，百姓愛兒。」況且莊公從小便很聰明能幹，有機謀，當然就順理成章繼位了。可是他的生母心裡是很不高興，很不願意的。

　　莊公即位以後，做母親的武姜，便要求大兒子莊公封弟弟共叔段到制邑去做地方首長。莊公明白母親的用心，就對媽媽說，那個地方地形險要，上代的虢叔就死在這個地方。媽媽！你老人家另選一個地方吧！

　　其實，莊公知道這個行政區域很富有，兵精糧足，弟弟去了要造反奪權就難辦了。所以對媽媽說假話，故意推托。這就是親生母子之間，在政治上、權利上鉤心鬥角，毫無「誠意」真情存在。武姜不得已，為老二要了京邑。莊公只好照辦，因此大家就叫老二共叔段為京城大叔。

　　鄭國有一位大臣叫祭（蔡）仲，便對莊公說：「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這就是說，你把那麼大的最重要地區，封給弟弟去治理，對國家安全來說，是有問題的。同時，又說了許多理由。鄭莊公聽了，半真半假地說，那是我媽媽姜氏硬要的，我做兒子的，有什麼辦法，祭仲便說，這佯做，你的媽媽也不會滿意的，「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莊公便說：「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你放心，等著瞧吧！

　　接著，老二共叔段又另外要求在鄭國的西邊和北邊的兩個大地區，一併歸到他的範圍，這已等於有全國一半的地盤了。宗室的大臣公子呂便對莊公說：「國不堪貳。」一個國家，不能兩分。你究竟想怎麼做，要把國家交給你弟弟，我們就去報到，不然，就應該另有處置。否則，全國老百姓，也弄不清楚大方向了。莊公說：「無庸，將自及。」你放心，沒有用的，他自己會倒霉的。事情愈來愈嚴重，公子呂又說一次。莊公便對他說，「不義不暱」，他老二不講情義，不和我做哥哥的親愛和睦相處。「厚將崩」，累積罪過愈多，垮得更快。

　　最後，老二共叔段什麼都準備好了，就要發動叛變，用武力來搶奪哥哥的政權，媽媽和他約定做內應，發動的日期也約定好了。莊公的情報很清楚，因此，就派兵去伐京邑。百姓也不擁護共叔段，所以他想搶王位的計劃，就全盤失敗了。最後，逃到鄢邑。莊公再命令伐鄢。共叔段只好逃去投奔共國。因此，莊公下命令把母親遷出內宮，下放到一個小地方城穎去住，氣得狠狠發誓說：「不及黃泉，無相見也。」這就是說，除非我們母子兩人都死了，在地下才再見面。換言之，永遠不想再見到媽媽了。

　　當然，親生的母親，雖然最恨她的偏心所造成的錯誤，但到底還是有母子骨肉的親情。人世間最難解脫是情的作用，尤其是親情最難了了。所謂孝道，便是至情的表現。事後，莊公也很後悔，話說得太過頭了，事也做得太絕了。總算經過他的另一位功臣穎考叔的勸諫，為了兌現誓言，叫莊公挖了一條地道，再使母子相見，終使母子重新團聚了，恢復原來母子之間的親情。《左傳》記到這裡，便說：「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孝敬父母，是人性愛心最基本的真誠。孝敬自己的父母，又擴充到孝敬別人的父母，這才叫做「純孝」。

　　《左傳》的原文很精彩，文字寫作得很優美，而且簡練曉暢，翻成了白話文，反而沒有那種純樸深刻的風味了！我們小時候讀它，是要朗朗上口，背誦得出來，一輩子都有用處。變成了白話，就沒有深度了，看過了就會丟掉，很少有再啟發作用的價值了。孔子著《春秋》，是從他的故國魯隱公元年，也就是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七二二年），亞述帝國滅以色列的那一年開始。換言之，鄭莊公出兵打弟弟共叔段，就是發生在這一年的故事。孔子對鄭莊公的貶辭的要點，只用了一個「克」字。因為一個國家，對敵用兵勝利了，才可以叫「克」。共叔段是他親兄弟，做哥哥的明明知道他被媽媽驕慣寵壞了，為什麼不在事先好好設法教導，至少，也應該預先防範處置。但鄭莊公卻用政治手段，故意培養他、放縱他，造成他犯最嚴重的錯誤，叫全國的人看清他的不對。又把他當敵人一樣，出兵去討伐他，表示自己的了不起。其實，鄭莊公從基本出發，完全是玩弄手段，製造一個罪過的圈套給弟弟和母親去鑽，因此而趕跑弟弟，甚至在征戰中殺了他，還自充好人，是為國家安全，不得已才大義滅親，這就是陰險奸詐的用心。不但沒有兄弟友愛的親情，對母親更沒有真正的盡孝，為什麼不好好事先感化母親的錯誤，而且這樣做，更是大大不合於「治國」、「從政」的道德，是為後來春秋時期各國的諸侯，開啟了壞風氣的「始作俑者」。所以孔子只用了一個「克」字來標明他的罪過。這樣以一個字來批判善惡、是非，就叫做著《春秋》的「微言大義」的精神所在，也就是奠定了後來中國兩千多年，寫歷史用字用句的典範。

　　至於對鄭莊公母親的偏心偏愛的過錯，孔子不忍心說「天下有不是的父母」而已。但左丘明卻根據孔子的《春秋》，「秉筆直書」，把鄭莊公和他的母親的不能「修身、齊家」的前因後果，都記述得清楚，為後人做警惕的榜樣，這就是《左傳》所謂「傳」也。這也就是不能「齊家」，不足以「治國」的「憲」榜。



　　從「畏敬」鬼神說到近代「人造神」

　　有關第三個「（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的歷史故事實例不少。嚴格研究，也很複雜，可以另成一個專題。而且牽涉的學科很廣，當然，主要的還是哲學和心理學、醫學等學，最為重要，因為這些科目，也是最有相關的學科。

　　我們退而求其次，在這裡所謂的「畏敬」問題，其中包括有兩種成份，一是「畏」，二是「敬」。《大學》在這裡把這兩種內涵合稱為一個名詞，等於是由「畏」而「敬」的作用。這種現象在人的心理作用上，嚴格的說是普遍存在的。換言之，「畏敬」，它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感。尤其在宗教的心理學上，更為明顯。舉例來說，人為什麼懼怕鬼神？因為你不知它究竟是真的「有」，或是真的「無」。而且從有人類以來，個個說有，而人人又沒有真正的見過。說看見過的，或肯定相信的，究其實際，仍然多是捕風捉影之說，並不像自然科學，可以拿出實質的證據來。

　　所謂鬼神之說，也就是概括「敬天」，或「敬事上帝」等等「形而上」，似乎另有一個作用的存在。不管任何一個頑強的人，雖然絕對不理會這些說法，但在他一生有某一種身心狀況發生時，仍然難免會起一種異常的感受，恐慌、懷疑。那便就是這種「畏敬」心理的原始作用。

　　人的生命，有生必有死。但誰也一樣，平生所最畏懼的就是死。因為人人都沒有把握自己幾時會死？自己是怎樣死的？死了以後，究竟是怎樣的？死了以後，還有來生嗎？這些問題也都和「畏敬」心理的作用密切有關。

　　不說死而說生吧！誰也不知道自己活著的一生，前途的遭遇會怎樣變化？受苦或享福？和我生活有關的父母、夫婦、兒女、財產、權位、主管、老闆、政府、國家、世界等等，都在無法自定，無法可以前知之數的。因此，要算命、看相、求神、問卜、看風水（相宅、相墓地），甚至還請人來相看辦公室、床位等的所謂「不迷而信」的「迷信」專家，就普遍地無所不有了。因為人們的心理，從來就存在著，有事事不可知，患得患失的畏懼心理。除了怕「生」怕死以外，怕沒有飯吃、怕沒有衣穿、怕投有錢用等等，無論窮富，誰也難免一怕，這就叫做畏懼。

　　至於從小在家，就畏懼父母、畏懼兄弟姊妹。讀書入學，畏懼師長。學成做事，畏懼長官、老闆，甚至畏懼同事、同僚。出門怕趕不上車，天晴怕下雨，不下雨的時候，又怕天晴。有人因為怕窮，怕失去了不能佔有一切的希望，就不惜作奸犯法去偷人、搶人、害人。但也有人，為了怕違背道德，怕違犯法紀，而甘願窮途潦倒一生。幾乎一個人活了一生，隨時隨地都在畏懼中，但又自以為是、自得其樂的過了一生。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細數人生，誰又不在「畏敬」中過了一生。但是，世界上什麼是最可怕的呢？鬼神並不可怕，因為沒有見過。上帝、佛、菩薩也不可怕，天堂和極樂世界都距離我們太遠。最可怕的是「人」；更可怕的是「自己」；尤其可怕的是人自己所造成的「人」神，它的代號，叫做「權威」。其實，權威只是虛名，它沒有一個東西，但它又把握支配了一切的東西，它是以一個孤苦伶仃可憐的人為形象，是「寡人」、是「孤家」，他使人不想接近，又想接觸。望望然是很渺小，又好像很偉大，總之，是人人自我矛盾所造成的一個「偶像」。最好的「偶像」，是沒有一個他的自我形式，是以人人心中各別自我所形成的一個「偶像」。它使人人心中自我自生有「畏敬」成癖之感。這樣，就是《大學》所說，「（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的最高原理。

　　先不說過去歷史上的往事，只以我所經歷過的時代，由二十世紀初期而到現在。小的時候，開始接觸文化，也和眾人一樣，喜歡讀各種名人的傳記，拿來對比中國歷史上的人物。那個時候，開始讀德國的威廉二世和什麼鐵血宰相俾斯麥，很新奇很驚訝。其他如興登堡、福熙元帥，包括鋼鐵大王卡內基等等，都是新鮮的玩意。聽的是李鴻章，以及日本明治維新的伊籐博文，仰慕的是曾國藩、石達開等等。但這些也只屬於少年時期的憧憬而已。

　　到了北伐前期，那時，印刷術已稍發達了，到處可以看到一張又一張由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袁世凱、張勳到奉、直戰爭的大帥們，和革命先驅孫中山、黃興，甚至什麼國民革命軍的北伐總司令蔣介石的畫像。一個個都是人們所製造的「權威」，令人望之似乎「畏」而生「懼」，但未見得有「敬」意的存在。

　　接著而來的，便是二十到三十年代，西方歐洲的國際局面變了，什麼意大利新興時髦的法西斯領袖墨索里尼，是如何的梟雄，怎樣的了不起。跟著而來，德國的領袖希特勒，如何的梟雄，怎樣的了不起。中國無人可及，墨索里尼也還差一點。天上的飛機，可以丟什麼炸彈，汽車以外，又有機械化的部隊坦克車；機關鎗、迫擊炮是怎麼的厲害。俄國又自「十月革命」以後，有了蘇聯第三國際，列寧是怎麼的神聖。日本的威風可怕，也製造了東條英機和土肥原，更是囂張。趕快去找《墨索里尼傳》、希特勒的《我的奮鬥》等書來看。當然，那時的美國，還算是老實關鎖自己在太平洋的東岸，印象還不算太壞。

　　換言之，這個時候的歐洲，如德、意兩國，都在人造神，要使人「畏而懼之」，猶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樣。而在中國也開始學步了，出現了什麼「救星」之類的口號。後來不久，那些製造人造神的（公司）夥伴們，好幾個都成為我的朋友，也可以說，我成為他們的朋友。但很抱歉，我始終只能作為他們的「諍友」，內心裡還弄不清楚是什麼原因，總覺得「大不為然」。也許是我讀的線裝古書太多了，總覺得「立德」和「立功」，好像不是這樣就可以的。

　　可是，那個時候，社會上又流行出版美國人著的什麼《演講術》和《馭人秘訣》等書。接著到了抗戰初期，我的朋友蕭天石又出了一本《世界名人成功秘訣》的書，我看了對他說，你是寫書出名成功了，也許會害了別人的。他要我寫序言，我推辭了三十年後，才為了他的友誼而寫了一點意見。

　　從這個時期開始，有些朋友們，訪問德、意回來，受了墨索里尼、希特勒的影響和忠告，真的開始極力造神。蘇聯也一佯，列寧早已成「神」了。有一次，在電影院「神像」出現時，大眾肅立的時候，我輕輕問身邊留學蘇聯的朋友沈天澤，他們怎麼搞成這樣？他說：「蘇聯也是如此。有一次，列寧自己單獨去看電影，『神』像出現了，列寧自己坐在那裡不動。他旁邊一個老頭子嚇住了，趕快拉他一把，叫他站起立正。不然，『格別烏』會抓你去受罪的。」列寧還是不動，只對那老頭子笑一笑。我聽了就說：「我總算懂了項羽的話：『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也正是發自這種心理的。」站在我右邊的朋友葉道信就說：「老弟，你還太嫩了，我二十年的革命，還不及我現在當了三個月的『袍哥』。你在邊疆的時候，為什麼不試著自己製造自己，就會懂了。」說話的老兄，他也是留學蘇聯的。但新近卻加入「哥老會」，做了一步登天的「舵把子」（龍頭大哥），所以才有這樣的感慨！我說：「我嘗試過味道了，不想上癮成癖，所以溜了！你去做山大王過癮吧！」大家彼此會心一笑。

　　但是，匆匆三四十年的時間，這些一幕一幕的現代史，都已過去，神像也一個一個不見了，好像是徹底打倒迷信了。可是，人們仍然在造神，仍然在搞個人崇拜，好像不塑造一個「孤家」、「寡人」，自己就「六神無主」、無法玩弄「跳神」的法術似的，真是何其可悲啊！二十世紀的大半時期，好像都在人造神的「神人合一」的時代。



　　從史實中領悟「畏敬」的正反道理

　　講到這裡，我們姑且例舉一個歷史上的故事，給大家參考，可以由此而悟入「畏敬」心理正面和反面的教育道理。

　　在春秋的後期，齊國的賢相晏嬰（子）已死了十七年了。有一天，齊景公公開請諸大夫（大臣）們宴會，高興起來。自己起來射箭，但並沒有射中箭靶上的紅心。可是大家一起叫好。齊景公一聽，變了臉色，歎了一口氣，掛上了弓箭回宮去了。

　　這個時候，一位大夫叫弦章的進來。齊景公便說，自從晏子捨我而去十七年了，再也沒有一個人對我說不對的話，沒有人能夠當面明白指出我的過錯的，你看，今天，我射箭，明明太差勁，但大家都異口同聲叫好，這樣對嗎？

　　弦章就說：這是大夫（大臣）們的不肖（不對）。大家「知不足知君之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沒有勇氣，不怕你不高興而生氣）。」但是有一點是一致的，「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蚯蚓類）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陷（等於憾字）人言乎（你皇上有什麼辦法叫別人都不恭維你呢）?」齊景公一聽，便說：你說得對。今天我和你的談話，「幸（你）為君，我為臣」。

　　說到這裡，正好有人報告，海邊管理漁業的來進貢一批魚。齊景公就說，撥五十車的魚賜給弦章。因此，大路上都被到弦章家去送魚的車子塞滿了。弦章就過去拍拍送魚的人的手說，剛剛「皇上」射箭的時候，所有在場的人都叫好。他們就是想像我現在一樣，可以得到「皇上」賞賜的大批魚啊！從前晏子在世的時候，碰到這種事，他一定推辭不肯收受，他只是直話直說，糾正皇上的過錯。現在他死了，大家都只知道諂諛拍馬屁，說「皇上」好聽的話，其目的，只想為自己鞏固權位，陞官發財。所以「皇上」箭射歪了，還一起叫好呢！我現在輔助「皇上」，沒有什麼功績．反而得到那麼多魚的賞賜。完全是違背晏子政治道德的行為。因此，我決定不接受皇上的賞賜。你把所有的魚都送回宮去。「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訓也。」

　　漢代劉向，曾經為齊景公這個歷史故事，寫過短評，他說：

　　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慾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宜事也。

　　這是說上天生人，都是平等的，並非是指定哪個來做為人君或領導人的。就算是上天給你機會，立你為人君或領導人吧，也不是只叫你佔住那個位置，來滿足個人的私慾，而不顧一切人民所指望的大事業。如果做人君的是這樣一個人，那麼，他就是不虔誠奉承天意，忘記了他佔有這個人君之位，所應該做的事了（其實，古人所說的天意，也就是後世人所說的命運和機會的代名詞而已）。又如說：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齊景公出獵，土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於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詳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這些歷史文化上的故事，都與《大學》所說「齊其家在修其身」的「（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都有相關的經驗之談，值得參考，或者多少會有啟發，使你有所「悟」處。「畏敬」的心理，不只是在對上輩的父母，或長官而言。如兄弟之間、夫妻之間，也很容易形成偏差。我們也可以看到有些家庭，因為有一個哥哥或弟弟、姊姊或妹妹，個性特別或比較有才能，也就容易形成「畏敬」的心理，甚至父母反而怕了子女。

　　這些事例，古今中外，在社會上也並不少見。至於一般人所說的「怕老婆」、「怕太太」，當然，也包括妻子怕丈夫的，也是並不少見的事實。在歷史的故事上，比較出色的，就如漢宣帝時代的霍光，功在漢室，比伊尹放大甲、周公輔成王等歷史事跡，都很類同。但為了「畏敬」他的妻子霍顯，為了女兒做皇后，最後弄得身敗名裂、家破人亡。

　　又如隋文帝楊堅「畏敬」他的老婆獨孤皇后的偏見，結果，兩夫妻都受了第二個兒子楊廣隋煬帝的陰謀欺騙，弄得一下所創的統一國家局面，就此而亡。



　　從史實中體會「哀矜」的正反作用

　　有關於第四個「（人）之其所哀矜而辟焉」歷史故事的事例，我們只舉出漢武帝與漢宣帝三四代祖孫之間的宮廷（家庭）變故，就是最好的說明。

　　公元前九十二年到六十六年之間，是漢武帝劉徹的晚年，因為誤信寵臣江充的挑撥離間，造成了西漢歷史上有名的類似宗教迷信的事件，所謂「巫蠱」一案。殺了自己的兒子（太子）劉據全家，包括劉據的三男一女，以及諸皇孫、皇孫妃、皇孫女。當時在他嫡系的曾孫輩中的劉詢（初名病巳)，還不滿一週歲。也被關押在專為王侯、郡守們所設的「郡邸獄」中。廷尉（猶如現在執法的部長和最高法院的審判長）邴吉，參加審理這案。他心裡知道這是漢武帝一時糊塗的暴戾舉動，而且可憐這個皇曾孫劉詢是個無辜的嬰兒。他就派了一個罪刑很輕，而且剛生了孩子的女犯人，叫她做劉詢的奶媽，餵他奶吃。

　　這樣過了五六年。這個時候，又有那些專講那「望氣」一套的方士們，說長安獄中有天子氣。傳到最迷信神仙的漢武帝耳朵裡，當然立即發生作用，就下詔：「獄系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命令到達關押皇曾孫劉詢的監獄，邴吉就關閉獄門，拒絕接受詔命。他說：「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這樣，就堅持一夜。天亮了，那個派去執法的「謁者」（傳達官）郭穰對邴吉的抗命，也無法處理，只好回宮奏報。

　　在這個時候，漢武帝的頭腦，好像清醒多了，就歎口氣說：「天使之也！」不但沒有再追究，而且下詔大赦天下罪犯。邴吉就把劉詢送到他祖母史良娣的娘家，交給史良娣的母親「貞君」撫養。

　　後來，又有詔，要他認祖歸宗，把他放到宮廷的邊捨「掖庭令」張賀那裡收養。掖庭令，是職掌後宮貴人、采女等總務的官職。張賀原來曾經派在被殺的太子劉據那裡任職。太子（劉詢的祖父）對他很好。他「思顧舊恩，哀曾孫（劉詢），奉養甚謹」。張賀本來還想把孫女嫁給劉詢做妻子，因為他的弟弟張安世反對作罷。但他不死心，正好和他的職掌有關的一個單位「暴室」（是管關押宮中皇后、貴人有罪的拘留所，也是宮女們的醫療所）的主管官「嗇夫」（官職名稱）許廣漢（他同司馬遷一樣，犯了罪，接受「腐刑」，變成了太監，派在這裡做主管）有一個女兒許平君，美麗老實。張賀看中了她，就和許廣漢商量，願意自己拿出家財，為劉詢作聘金，娶他女兒。許廣漢答應了。回家同他妻子一講，太太大發雷霆。她說：「一般看相、卜卦、算命的，都說我生的女兒將來大富大貴，怎麼可以嫁給一個沒落皇孫，窮極無聊的賴小子。」但是，許廣漢已經答應了張賀，就不變更諾言。把女兒嫁給劉詢，小兩口子很恩愛，不到一年，生了個兒子叫劉奭，就是後來的漢元帝。

　　劉洵這個時候，依靠許廣漢兄弟，生活在一起。同時，只有與外婆史家往來。但他也肯上進讀書，就跟東海學者復中翁學習《詩經》。「高材好學，然亦喜遊俠，鬥雞走馬。」到處亂跑，所謂：「上下諸陵，周遍三輔（首都長安以外附近各地區）。以是具知閭裡奸邪，吏治得失。」因此，他不久做了皇帝以後，成為一代明君，廟號宣帝。歷史上的皇帝，死了以後，得個「宣」字的謚號，並不太多啊！足以夠得上稱「中興」的，才用「宣」字。如史稱：

　　帝（指漢宣帝）興於閭閻（起自民間），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朝廷會議，當面聽匯報）。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聽了匯報，再考察他執行實踐的績效）。及拜刺史、守相（等於省級間地方首長，不過，那時社會形態不同，人口少，不像現在一省那樣繁複），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講的和做的不同，都能知道他根本問題的原因所在）。常稱曰：庶民（老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二千石乎！（這是給郡守、省級地方首長的實物待遇，每月糧米二千擔。但各級各有差等。這更是指地方首長和基層政治好壞的關鍵所在）。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其實，西漢的皇朝，從漢武帝以後，能夠由劉詢來繼位做了皇帝，使漢室中興的功勞，可以強調的說，完全是邴吉的陰功積德所造成，但他從最初救了劉詢這個嬰兒，又找奶媽養了他，使他長人成人，甚至向霍光推薦他做了皇帝，劉詢都不知道內情。邴吉也始終不說，既不表功，更不邀寵。起初只為同情、哀矜（憐憫）、仁慈、正義的心理出發而已。

　　劉詢漢宣帝做十一年皇帝以後，因為一個老宮女自己表功，告訴宣帝過去二十多年前，曾經在掖庭做過你皇帝的保姆，是怎樣的保護你，才講出當年在監獄中的情形。宣帝一路追究下去，找到當年的奶媽，才知道都是邴吉的功勞。史稱：「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吉終不言，大賢之。」宣帝是讀《詩經》出身的，因此，他就引用了《詩經》上的一句話說「無德不報」，就封邴吉為侯。對於當時保護有功的人，那個老宮女和奶媽等，都加賞賜。但在要封侯的時候，邴吉卻病倒了，漢宣帝怕他死掉，很擔憂。夏侯勝便說：「有陰德者，必享其祿。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然，不久就病好了。

　　漢武帝臨死的時候，把只有十三歲的太子弗陵托孤於大司馬大將軍霍光、金日碑（匈奴人）及上官桀。這個太子後來就是漢昭帝，很聰明，可惜短命，只做了十三年的皇帝就死了，還沒有兒子。霍光就和大臣們會議，迎接劉氏皇室一位昌邑王即位，不到一年，發現這個皇帝「淫戲無度」，又經霍光和朝廷大臣們決議廢了他。在這個時候，邴吉才出面對大將軍霍光說：

　　今社稷宗廟（劉氏的國家天下）群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而武帝曾孫名『病巳』，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九矣。通經術（詩經、論語、孝經等），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決定大策。

　　「光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因此，劉詢才得以繼位，做了皇帝。他的出身經過艱難曲折，並非是純粹的「職業皇帝」，所以後來才能成為漢室皇朝的一個「明主」。所有這些經過，可以說，都是邴吉一手所造成，多方極力「誘導」一個劉氏孤兒做為明君的成功史跡。

　　霍光對劉家的政權，的確也做到了不負漢武帝的所托。結果，為了老婆霍顯，要把女兒推上皇后的寶座，謀殺了漢宣帝在「貧賤夫妻」時候的許平君皇后，因此而弄得家破人亡。歷史上既讚許霍光，又替他惋惜。最後為他加上一句評語，是「不學無術」四個字。

　　後來在宋真宗的時候，寇准使真宗在「澶淵之役」上立了大功，但被丁渭等同僚的挑撥，說他是拿皇帝性命來作賭注。因此遭貶，路過四川，碰到張詠。寇准請張詠對他的事作一句公平的評論。張詠只對寇准說了一句：「霍光傳不可不讀。」寇准回來，再拿《漢書·霍光傳》來讀了一遍，讀到最後的評語「不學無術」一句，就笑說，這才是張詠要罵我的意思呢！

　　再說，有關於「（人）之其所哀矜而辟焉」。同樣的道理，相反的結果，仍然可在漢宣帝的歷史故事中，看到成例。

　　漢宣帝劉洵，因為少年未得志時候的妻子（皇后）許平君，被霍顯謀殺以後，非常傷心，就立了他和許平君初婚第一年所生的兒子劉奭做「太子」。並且特別挑選後宮無子，而且做人很謹慎的王婕妤（婕妤，女官名，等於後世的妃子）做皇后，叫她認養「太子」（後來王婕妤的娘家，就在漢宣帝以後，歷代出皇后，因此培養了王家的後代出個王莽篡漢。你看，歷史故事的前因後果，真很難說得清楚）。劉奭長大成人以後，個性溫柔，又很仁慈，並且極喜歡儒家的學術。看到他的皇帝父親宣帝所用的大臣，多半是講究「法治」，注重「吏」治，刑法比較嚴厲，心裡很不同意。有一天，他陪皇帝父親宴會，找個機會對宣帝說：「陛下持刑太探，宜用儒生。」宣帝一聽，變了臉色，很嚴肅的對兒子說：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道）王（道）道（家）雜之，奈何純任德教（只講道德），用周政乎（還用周朝的禮法嗎）？且俗儒（通常一般讀書人）不達時宜（不能通達時勢合適的變化），好是古（認為古代做對的）非今（現在都錯了），使人眩於名實（被理論邏輯搞昏頭腦），不知所守（他們又不知道自己該守的本分），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劉）家者，太子也。」

　　從此，宣帝對太子比較疏遠，而且很想換另一個兒子來做太子。但因為劉奭是許平君皇后所生，而且夫妻父子三人，都是從平民艱苦中出身，尤其對他的生母許平君，情深義重，曾經還答應過她，一定把她所生的兒子立做太子。所以始終下不了決心，最後，還是讓他做太子。等到宣帝死後，劉奭即位，就是漢元帝。果然，從此以後，西漢劉家的天下，就黯然衰落了，直到王莽假借儒家的學術篡位。不是劉秀「光武」中興，漢朝的政權，也早就換了他姓朝代。這便是「（人）之其所哀矜而辟焉」反面的作用。

　　「哀矜」用現代話來說，便是「憐憫和同情」。「矜」這個字，包涵有「自滿」及「憐惜」幾重意義。《大學》在這裡所用的「哀矜」，是憐憫、同情的意思。猶如孟子所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它是人性固有的愛心和同情心。尤其是女性在這方面的反應，比之男性更為明顯。因此常常有人引用古代成語，所謂「婦人之仁」。其實，不要輕易曲解「婦人之仁」這句話，把它當作無用的代名詞，擴充「婦人之仁」，才是大仁大義、大慈大悲。就怕你如「婦人之仁」的仁心都沒有，就不必假借大仁大義來掩飾自己了。例如，佛說慈悲，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仁」字同一意義。但佛把「仁」心用兩極分開來說，便叫「慈悲」。「慈」是如父（男）性、陽性的愛，「悲」是如母（女）性、陰性的愛。「慈悲」、「仁愛」、「哀矜」本來都是好事，但亦不可以受自己心理的蒙蔽，發展變成偏向的一面。如果變成偏心、偏愛，下但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甚至也不能「修身」，不能自處。

　　我們也可以從佛學中去瞭解「慈悲」另一面的作用，如說：「慈悲生禍害，方便出下流」。這種道理，和人生實際行為的結合，「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不然，就猶如現代一般人，在那些報屁股或雜誌的尾巴上，看到學到一句「愛心」，或「愛的教育」的皮毛，就一味只以「愛」啊「愛」的教養子女，最後多半變成「愛」之反而「害」之了。希望大家真要「好學」、「慎思」去「明辨」它才對。



　　從史實中瞭解「敖惰」的心理背景

　　有關第五個「（人）之其所敖惰而辟焉」的內涵，須先瞭解所謂「敖惰」兩個字的意義。在這裡所用古文的「敖」字，就是後世常用的「傲」字，也就是「驕傲」的「傲」字。但嚴格來講，「驕」比「傲」更厲害。「傲」是內在的，正如古人所謂，此人有「傲骨」、或有「傲氣」，這還代表了有一點讚許的意思。「驕」就有使人受不了的粗暴之感了。如果又「驕」又「傲」，那就什麼都免淡了！例如我們現代，常常為了某一件很榮耀、很得意的好事，便說「值得驕傲」。那就完全用錯了詞句，把中國人自己，變成沒有文化的國民了。這是幾十年前，那些翻譯者的粗心大意，把Proud這個洋文字翻譯錯了。事實上，是叫做「值得自豪」的意思，那就對了。「惰」字，當然是指「懶惰」的「惰」。但嚴格的說，「惰」是不太勤力，不太勤快的意思。借佛學來說，叫做「懈怠」，太過松「懈」，又是得過且過，馬馬虎虎了事，就是「怠」。換言之，「懈怠」就是「惰」。 「懶」就不同了，此「心」從「賴」，根本上，就是什麼都不願意做，不肯動，不想動作，這就叫「懶」。正如《西廂記》上的一句詩說，「萬轉千回懶下床」，那是真「懶」。

　　但《大學》上，卻把「敖」和「惰」放在一起，這個用字的方法真妙，它就代表了一種心理狀態。因為自「傲」而養成「怠惰」的習性。猶如富貴中人的子弟，古代所謂「世家公子」或「千金小姐」，現代所謂「高幹子弟」或「豪門」，富有人家的小老闆們，因為從小出身受家庭、環境的影響，不知不覺自「傲」慣了，就什麼事都「懶」得去做，變成「頤指氣使」的神氣；努努嘴、抬抬手，或用一個指頭點一點，或用眼睛瞪一下，指揮別人去做。這就是「傲惰」的形象。

　　我看，現在很多年輕的父母，專講所謂「愛心」的教育，常常養成孩子指揮父母大人去做事，孩子反而大模大樣，坐在那裡擺架子。這真使人「望之生畏」，只好心裡暗歎一聲「阿門」（祈禱完了最後的一聲）！

　　我們人與人之間的閒談，經常會碰到有人問起：你看，將來的社會，或將來的時勢怎麼樣？這是人人關心的問題。從前跑江湖、混飯吃的算命先生，有一句成語說「上門看八字」。這是說，只要進到你的門口，四面八方看一看，早已知道了你這一家，興旺不興旺，

　　不必要等你報上生辰年月，命已算過了。你要問將來的時勢和社會趨勢，多看一下後一輩的孩子教育文化，就可大概知道未來了。孟子有一段活說得很對：

　　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陷溺其心者然也。

　　這是說，富貴的家庭，或是社會富有了，就會養成青年人多「賴」，愛炫耀、愛耍闊、愛奢侈、好高騖遠。社會苦寒，家庭貧窮，就會使青年人容易走上「暴戾」憤恨的路上去。這並不是天生人才有什麼差別的作用，只是因為受環境壓力，造成心理沉沒的後果。除非真能刻苦自勵，專心向上的人，當然也可以能夠跳出「世網」的。又如我們小時候讀的成語所說，「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馬行無力皆因瘦，人不風流只為貧」。雖然短短一兩句話，如果你能「聞一而知二二」，也可瞭解它和孟子所說的這段話，都是同一意義。這樣，就可以知道《大學》所說「敖惰」的心理情狀，它的內涵並不簡單。

　　現在我們姑且舉出歷史上的事例，用來反映「敖惰」心理的正反面等情狀。首先，引用的歷史故事，便是大家平常所熟悉的越大夫范蠡，他輔助越王勾踐復國滅吳以後，便飄然浮海而去，轉到齊國，改變姓名，自稱「鴟夷子皮」，在海邊從事農業，親自耕種，「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勤苦積累資產，沒有多久，就成為數十萬金的富翁了。齊國的人，知道他有經營致富的經濟才能，便請他出來做國家的財「相」。他很感慨地說：

　　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

　　因此辭職不幹，而且「盡散其財，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於『陶』，自稱『陶朱公』」。再和兒子從事農牧，兼做賤買貴賣的生意，「逐什一之利」。不久，又「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他在陶地，又生一個最小的兒子，我們通常叫做「兒」。這個時候，他的第二個兒子在楚國，不知道為什麼事殺了人，坐牢判死刑。陶朱公知道了，便說：

　　「殺人而死，職也（依法抵命，應該），然吾聞千全之子，不死於市。」叫最小的兒子到楚國走一趟，看情形。

　　「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破舊灰色的背包），載以一牛車」，就要小兒子出門了。但他的大兒子不同意，一定要自己去楚國看二弟。陶朱公堅持下允許。他的大兒子就說：「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小弟。是吾不肖。」便要自殺。陶朱公的太太便說，你一定要派小兒子去楚國，未必能保得住老二的命，現在先死個大兒子，怎麼辦？在老婆和大兒子的雙重壓力下，陶朱公也沒辦法了，不得已，只好由大兒子去楚國，並寫了一封信，叫大兒子到了楚國，就送給他的老朋友莊生。而且吩咐兒子，把這一車個鎰黃金交給莊生，「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大兒子告辭出門，又私自帶了「數百金」上路。

　　到了楚國，找到了莊生。他住在城外郊區茅草蓋的房子，看來很窮。但他照父親陶朱公的意思，把信和千鎰黃金都交給了他。莊生看了信，就說，知道了，你趕快回家去，千萬不要在楚國等消息。就是你弟弟出獄，也不必問其所以然。快走。陶朱公的大兒子聽了，只好告辭出來。但並不回家，偷偷找個地方住下。把自己私下帶來的黃金，另走門路去活動，找到楚國的政要貴人，要設法救小弟出來。

　　莊生呢，雖然窮居楚國，但是廉直之名，全國皆知，「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他雖然接受老朋友陶朱公送來千金，並不想要，他想救了老朋友小兒子的命以後，再全數退回，才是對好友的真情。所以收了黃金，便對他自己的老婆說：「此朱公之金。如有必病不宿誡（他這樣做啊，等於是病急亂投醫）。後復歸（事後要全數歸還），勿動。」但陶朱公的大兒子不懂他的用意，認為這個老頭子「殊無短長也」（他有什麼好辦法）。他只是為了父親的命令，照辦而已，心裡實在捨不得。

　　莊生找個機會去見楚王閒淡，便說：「夜觀星象，天像有變，對楚國可能發生災難，怎樣辦呢？」楚王一聽便說：「這樣就做一件大好事來消災祈福吧！」因此，楚王就派人先通知執法的官吏，把有關刑法的重案，暫停執行。這個消息，被陶朱公大兒子的那個政要知道了，就來對他說：「你弟弟有救了，一定快要出獄了。」

　　陶朱公的大兒子一聽，就問：「你怎麼知道？這樣有把握嗎？」那個政要便說：「我知道楚王快要發佈大赦令了。因為他每次大赦以前，都有這種舉動。」陶朱公大兒子一聽，真可惜他父親送給莊生的千鎰黃金，反正要大赦，弟弟一定出獄，豈非浪費了千金之貲，愈想愈心痛，就去再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耶？』（你還沒有走啊？）」他就說：「不好意思，沒有聽你的吩咐，因為我實在不放心弟弟的案子。現在聽說要大赦了，所以想先來向你辭行。」莊生一聽，喔！你送來的黃金，都在那間屋裡，你趕快搬走帶回去。這位朱大公子也就老實不客氣，親自去把黃金都搬出來帶走了。

　　莊生第二天，馬上又去見楚上說：「你要大赦做好事，消災免難是可以的。不過，外面已經有了謠言，說是陶朱公拿了大批黃金，買通關節，所以你的大赦，是為了要放陶朱公的小兒子。」楚王一聽，大怒。馬上命令執法官，立刻先把陶朱公小兒子正法，然後再來大赦。因此，陶朱公大兒子，只好去為弟弟收屍搬喪回家。回到家裡，他的母親和家人，都痛哭不止。只有陶朱公反而笑著說，我早知道他去了楚國，他的小弟一定要被殺掉了事。這並不是他不愛弟弟。因為他「顧有所不能忍者也」。他從小和我一起，勞苦耕田，辛苦經商。他知道為生活太困難，愛錢如命。所以他認為白白丟了千金，很捨不得。我本來要老去辦，是因為他出生以來，就在富有的家庭環境中長大。玩頂好名牌的車子、養名馬、名狗，花錢滿不在乎！「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老大）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

　　歷史上還記載了陶朱公的經營產業及財富，有三徙（三次遷居別地）三散的經歷。這也就是根據范蠡自己的名言所說，「大名之下，難以久居」的原則。有名與有錢，都不是人生的大好事。但是世界上的人，都在拚命追求名利和權位，怎麼說也是白費的。只有在名利、權勢上親身打過滾的人，才比較清醒了一點。但是，都是已經到了「屍居餘氣」的時候，雖然清醒了，太陽就立刻要下山了！像范蠡的一生，除了事功以外，自處之道，非常高明，可說是千古一人，不愧是正統的道家人物。

　　我們引用歷史上所載有關陶朱公的這件故事，說明「敖惰」的心態。從陶朱公親切說明刻苦成家子弟節儉謹慎的習性，容易偏向於吝嗇；出生於富貴家庭子弟的習性，容易養成偏於放浪輕財「敖惰」的習性。

　　但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也有許多的例外。以我自己一生的經歷來體會，單在錢財方面來說，有過極大艱難困苦的經驗，身無分文求一飯而不可得的遭遇；也有撒手千金，不知財之所從來的境界。有「臆無不中」，經商得利的時日；也有一夜之間，全軍覆沒，依然兩手空空，身無長物的打擊。所以我常說笑，你們的經濟學，是從課本上學來的，我是從經驗上得來的。只有成功的經驗，還只算一半，要有失敗的經驗，才算滿分。世界上最困難的是一塊錢，古人所說「一錢逼死英雄漢」，那是事實。有了資本，以後賺錢，那是一半靠聰明，一半靠運氣。只有從勤勞節儉得來的，才是根基踏實。賺錢發財很難，但有了錢財以後，用錢更難。用得其時、用得其分、用得其當，並不容易。而且必須要知道財富是不屬於你的，是屬於整個社會人類的。你縱使有了財富，那也只是有了一時的使用權而已。它畢竟非你之所有，只是屬於你一時所支配。

　　這篇有關陶朱公的文章，我在十二歲半的時候，由於父親的教導背誦過來。但我真懂得這篇文章的時候，已經過了「不惑」之年了，所以說到這裡，便有不勝感慨之思，倚老賣老又多廢話了，抱歉。

　　另一篇文章，也是和「敖惰」問題，很有相關的，便是東漢時代馬援《誡兄子（侄兒）嚴敦書》。後來在民國二十年左右（公元一九三一年），好像在中學國文課本上有過，大家都可能讀過，就不必多說了。馬援的一生，也真是了不起，但最後臨老的時候，仍然免不了遭人排擠，受到歷史上算是很高明厚道的光武帝劉秀所貶。除此之外，以歷史的經驗，說明「（人）之其所敖惰而辟焉」的故事。你只要去讀《舊唐書》上所記敘初唐開國功臣的後代子弟，如房玄齡、杜如晦、徐（李）世勣等人的傳記，便可知道那些「五陵貴公子，裘馬自輕肥」的結局是怎樣的，就能明白《大學》所說的「敖惰而辟」的學問修養之道，是有多麼的重要了。

　　問：所謂「敖情而辟焉」，是否具有更多方面的理解，例如我們看到某一位同學，聰明才智的確大有過人之處。但因為他太過自負，而且又理想不平實，便成了「恃才傲物」、「落落寡歡」的個性，幾乎對任何人也看不慣，任何事也不肯將就，只自沉沒在他自己的煩憂中，這種心態也應該就是「敖惰而辟焉」的情況吧！

　　答：你所說的，完全正確。你可以說聞一而知其餘了。不但對「敖惰而辟」這一個問題的內涵，應當由多方面去理解，然後「觀過而知仁」，用此反省自己的心理行為，同時瞭解其他如前面所說的幾個問題，都是同一意義，不只是一端而已。擴充這樣的所知所行，再能影響他人，感化其餘，這才是合於中國傳統文化所說的真正「儒行」之道。

　　如果再進一步來說，曾子在《大學》中所提出人之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五個重點，是屬於最容易構成心理偏差的大方向。我們所講，只是大略加以研究理解而已，實際上還是很簡化的。倘使照中國文字學來說明，他這五個名詞所包涵的問題，都有正反雙向和多方面的內容存在。而且一個字，就包括了一個概念，並非是兩個字，只包涵一個問題。例加，親和愛、賤和惡、畏和敬、哀和矜、敖和惰，每一個字，都包涵有不同心理狀況、不同意識形態的心理現象。並非是兩個字或多個字，只是代表了一個概念。這就是今文和古文不同的特點。

　　因為古人讀書就學，從幼童開始，光學「小學」。這裡所說的「小學」，不是現代化的「小學校」。這裡所謂的「小學」，是先要真正瞭解每一個中國字的具體內涵，它為什麼要寫成這樣的結構？它代表了什麼一個概念？不是像其他民族的文字一樣，有的是先有了概念，用音聲拼合，再構成了一個字。所以在過去我們讀書識字開始，由傳統的教導所得知，上古人類文字的結構，有三個兄弟的不同：一是右行，如梵文等，以形聲為主。二是左行，如「麼麼文」，但早已失傳。三是直行，如中國文，方塊字，包括「六書」（六種結構的意義）。由古文「小學」之學的發展演變，到了漢代，就產生對古文、古字的研究考據，便叫做「訓詁」之學了。至於注音，甚至概括今古方言讀音的不同，便發明中國字的拼音方法，所謂「反切」的拼法，那是在東晉前期，因翻譯梵文佛經，採用梵文形聲的方法，開始製造「切韻」等學理。可以說，大要是得力於西域東來的高僧鳩摩羅什法師等，和他在中國的高僧弟子們所創造的成果。這些廢話，都是為了同學的發問所引起的補充說明。

　　給自己、父母、領導人的啟示

　　現在我們回轉來，歸到《大學》本題，有關前面所說「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五個「修身」的心理問題，使我們拖延了一段時間，好像愈說離題愈遠。其實，原本《大學》的本身，是有它一貫的次序，在論說道理方面，一層一層的轉進而已。但它始終沒離開《大學》開頭所講「知」的學問，和「止於至善」、「止」的修養實踐效用。因此，他接著便說出最重要的結論：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這是說，一般人儘管疼愛自己的家人和兒女，但必須明白在疼愛好的同時，還要瞭解他有反面的壞處和惡習慣。換言之，當你討厭自己的家人和兒女，同時，也要切實瞭解他有美好的一面。不可以單憑自己私心的愛好或厭惡，就全盤偏向。但是，人是很可憐可悲的，往往只憑自己的主觀成見，就否定了一切。因為人是最難反觀自己，最難反省自己的。所以曾子便很感歎的說，人能不被自己主觀成見所蒙蔽的，舉目天下，實在是很少見啊！但他並非說是絕對沒有，實在是太少了而已。因此，他又引用當時民間老百姓的

　　俗活說，一般的人們，都不知道自己的子女，他有潛伏的惡性習氣，正如不知道自己種的稻穀植物的苗芽，天天成長的多大多好啊！

　　當然，曾子所引用的，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俗語，所以便自己註明是「諺曰」，「諺」就是土俗言語的意思。如果我們也引用後世農村的土話來說，例如，「兒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前句便有類似的意思，不過說得更淋漓痛快。但曾子是大儒，他不會引用這樣不雅致的活。我本來就是老粗，也來自田間，所以便「肆無忌憚」地亂用。

　　曾子所引用諺語的第二句「莫知其苗之碩」，很有意思，如果你是在農村長大，便會知道，老農友們每天還沒見亮就先起身，走到自已種的地裡轉一圈，看看自己種的稻穀麥子，老是那麼高，沒有長大很著急。但偶然回頭，四面一看，別人種的好漂亮長得又快，看來實在很洩氣。其實，別人看他的，也一樣總覺得自己的不如他人。為什麼呢？因為天天在眼前看，就看不清楚究竟了。所以，凡事要冷眼旁觀才清楚。俗話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看人也是同樣的道理。又有一句土話說「丈母看女婿，越看越有趣」，是嗎？這是因為丈母娘「愛屋及烏」，愛自己女兒「所親愛而辟焉」的影響啊！

　　再進一層來講，《大學》在這裡所講的五個「修身、齊家」的方向，必須要明白，並不是對現代小兩口子的「小家庭」來說，這是針對古代宗法社會所形成的「大家庭」、「大家族」來說。換言之，這裡所說的「修身、齊家」之道，由小擴大，也就是對做國家領導人的王侯將相所講的領導學問和修養。如果照現代來說，凡是政府或政黨、社團、工商業的公司、會社等的領導主管，要講什麼治理或管理之學的，便首先須要瞭解自己的修身問題。

　　我們須知道所謂的「家」，是由一個人和另一個異性的密切結合，共同組成物質生活和精神生命的具體象徵。由一男一女變成夫婦的關係，必然就會有了子女，再變而成為父母。有父母子女，當然會有兄弟姊妹的形成。正如孔子在《易經·序卦》下篇所說：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錯，是相互交錯的意思）。夫婦之道，不可以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卦名）。

　　但從社會學的另一觀點來說，人都是社會的成員。而人需要生活，生活必須要人與人之間的互利互助，因此就形成了人群合作的社會。而把「家」的關係，不當作社會的基本成員。「家」，只是整個社會成員的個人私有關係而已。由於這種理念。而發展成為社會公有、共存、共享的目的。這種思想的理念，雖然是「陳義甚高」，而在以人為中心的世界，基本上始終不能解脫以「家」為中心的作用。因為人是有情慾也有理智的，畢竟不同於無心無知的礦物、植物，也不同於一般動物，可以完全機械式地加以限制管理。因此，在人的社會中，始終存在著以「家」為主體的結構。但這個結構，在哲學的邏輯上，也只是一個具體的象徵而已。可是由於有這個具體的象徵，「家」與「家」的聯合集成，便形成為一個社會。換言之，「家」是社會的基本單位，由於「家」的擴大為社會，社會便是一個「大家庭」。「家」與社會的再擴大結合，就形成為一個更大的結合體，那就是所謂的「國家」。由此可以瞭解，無論是舊學或新知，這樣說過來那樣說過去，說來說去「歪理千條，正理一條」。看來，我們傳統文化中的《易經·序卦》所說，依然是千古常新，仍然不能外於此理此說。

　　明白了原本《大學》所說「家」的觀念，是「大家庭」、「大家族」的「家」之內涵，它跟西方後期文化所說的社會，是有相同的性質。同時，需要瞭解《大學》所說的「修身齊家」之道，可說是指示我們對於家庭和社會團體，乃至政府、政黨、公司等的領導哲學的認識，和領導人的學問修養的目標。

　　例如一個人，處在社會某種領導的地位，不管所領導的人有兩個或多個，乃至成千上萬，所負擔的責任，就是這個社會的大家長的任務，而且又略有不同於自己血緣所屬家庭的關係。因為所領導的人，來自四面八方，每個人的出身背景、家庭教養、文化教育程度，甚至宗教信仰等等，都各不相同。尤其如我們大中華的民族，因為有幾千年文化的各種薰習更為複雜。我還住在美國的時候，常常對華僑社會中的同胞說，我們的民族習性，有兩個人在一起，就會有三派的意見。而且正如我們自己的批評，「內鬥內行，外斗外行」，這真是最可恥、最要命的惡習。所以我們上古傳統的文化，早就教導我們，做一個領導人的三大任務，就是要「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並「如臨父母」、「如保赤子」。必須自己要求學養的成就，是可以為這個社會的長官（老闆）。同時，也可以為這個社會的父母親人。更重要的是，也可以為這個社會的大導師。同時，對於所領導的社會成員，要耐心地教育他、教養他，就像父母或保姆對待孩子一樣。當然，如果是在負責教育的崗位上，也必須要有做學生的領導、父母、保姆一樣的修養學識和心情才對。不是只做一個「經師」，傳授知識。必須要同時是一個「人師」，有形、無形教導一個學生或部下，怎樣做一個人。當然，假如能教導出一個學生，最後成為「完人」或「真人」，那就可說已對得起自己的一生，是為「聖人師」或「天人師」了！

　　我們瞭解了前面所說這樣一個大原則以後，便可知道面對任何一個猶如「大家庭」的社會團體，和我們所接觸的左右、上下、前後，任何一個人，彼此之間，隨時隨地，都很容易產生「親愛而辟焉。賤惡而辟焉。畏敬而辟焉。哀矜而辟焉。敖惰而辟焉」的情形。如果我們要在歷史上列舉這一類相關的故事，甚至從現代社會上的個案來說明，那就需用現代的電視、電腦來演出，可以夠半生或一生來工作了。我們只能到此打住，繼續下文的研究討論。

三八、從治國必齊其家說起

　　所謂治國必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我們研究《大學》，在前面已經提起大家的注意，到了修身齊家的階段，是由「內明（聖）」的學養，轉進為「外用（王）」的發揮。但必須更要瞭解，我們過去的歷史文化，從孔子開始的儒家，乃至傳承孔門心法的曾子、子思，甚至孟子，始終是稟承三千年來「宗法社會」的倫理傳統，發揚人道的人本位思想。

　　中國上古社會以「禮治」為主

　　大家庭的家族，便是人群社會的基本，猶如一個小國的雛形，而且它所注重的是禮治，而不是「法治」。「禮」是文化的教養，道德榜樣的感化。「法」是人為建立適應時（間）空（間）環境的規矩，用來管理人的行為，使其在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可起平衡利益、調整利害衝突的作用。殷、周以前，中國文化的政治指標是以禮治為主，法治僅是輔助禮治不足的偶爾作用。如果要研究討論禮治和法治的比較，哪樣才對？那可問題不簡單，必須要從人類社會發展史、人類經濟發展史等學科來綜合研究。

　　我們現在提到禮治、法治的問題，只是要大家瞭解孔門儒家的傳統學問的主旨所在，是以人本位的「人倫」之道出發，外及「為政」的原則原理。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貫道理，都不外於這個範圍，它並不是講政術、政法的運用法則。明白這個道理，才好去學習瞭解原本《大學》、《中庸》等書的精義所在。

　　同時，更要瞭解，由於傳統文化以「宗法社會」的「家族」為主，從夏朝開始，由堯、舜以來的「公天下」，一變為「家天下」，到了周、秦以後，確立以一姓一家為代表的國家、天下，「大家長」號稱「帝王」。這個制度習慣，一直運作了兩千多年，直到二十世紀初期，才與西方後期的民主等思想相結合。恰如孟子所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完全一致。但在我們的文化思想習慣的血液中，直到現在還存在著「宗法社會」帝王「大家庭」的陰影。

　　以我的經歷來說，在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我還親自碰到由來自田間的農民七八人，手執杏黃旗，身背大關刀，衝進成都「皇城」大殿，登上皇帝寶座自稱「天子」。這不是演戲而是真人真事。在這個世紀當中，如軍閥、政客、學人們，也還有不少如曹操所說，有「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的思想呢！再說，距離現在七十多年前，有一位滿清遺老親口對我說：「你看吧！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了嗎？他們不知道北伐成功，正好是政治南伐呢！」那時我還年輕，不懂就問。

　　什麼叫「政治南伐」啊？他說：「做官、玩法、貪贓、腐敗、無能、爭寵、爭權，哪一樣，都跟清朝以前的帝制時代，沒有什麼不同，只是外表不一樣而已。而且他們還不像帝制時代有水平，那時還較為文雅多了！你父親要你讀書不做官，是對的。『一代贓官九代牛』來償還罪孽，可怕啊！」老實講，他這一番話，我數十年來記憶猶新，世事幾經反覆，愈看愈不是滋味。這真如張問陶的詩所說：「一編青史太陳陳，上下千秋笑轉輪。」將近一個世紀的革命，百年來的歲月，反反覆覆，依然如故，真的令人氣結。

　　談「民主」要從自己身上做起

　　而且，更要明白，從西方後期文化的民主、自由思想東來，開始衝擊中國的固有傳統文化，漸漸又互相溝通瞭解而結合。你看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以美式的民主選舉作代表來說，當他們為了競爭登上國家領導人的寶座時，互相揭發缺點，甚至作人身攻擊。對於他青年時代的學業成績、男女戀情，甚至夫婦之間的嬉笑怒罵，都要拉上電視來諷刺。大家還公認，這才是真正民主的風範。誠然，好玩是好玩極了，但是世上真有多少人是白璧無瑕的聖賢啊！照這樣說來，自三代以後，有才能而德行有缺點；有高尚的品德，恰恰又缺乏掀天揭地的才能；在才、德和學識三者之間，又要別有雄才大略的氣魄，這樣的人，恐怕只有向印象派畫裡去找了。而且，這是在要求別人是聖賢，不是在人人要求自己是聖賢囉！似乎有欠公平吧！但不管怎樣說，現代西方美式的民主選舉挑剔病，正如B型的流行感冒，風靡一時，歸根結底，還不及我們傳統文化中孔門學派的《大學》、《中庸》之道，說得更明白透闢呢！並且它不是要求他人，而是要人人能明白自己要達到的學養目標。「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要「誠心」地要求自己，雖然沒有完全做到，也不太遠了，總會達到目的。

　　那麼，原本《大學》，關於「治國必齊其家」的原文怎樣說呢？「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在這一節裡，先要瞭解所說的「教」字，照傳統文字學的解釋，教者效也。這個字的內涵，便有教化、教育和效果的意思。因此，便知他所說的是人人要求自己的學養，發揮「外用（王）」，先要從齊家做起。而且更要瞭解這個齊字，在傳統文字學的解釋上，有平等、平衡、持平、肅靜的內涵。

　　因為你從「成人」而進入「大學」的階段，既已養成「致知、物格、誠意、正心、修身」的「內明（聖）」之學，自然也可以因「身教」而影響自己的家人，使他們能夠瞭解做人處事的標準方向，而使整個家庭，安和利樂。假使對於親如家人都不能達到教化、教育的影響效果，那麼，你說進入社會，擔任公職，或替別人做事業，反而能有教化、影響大家的效果，那是肯定不可能的事。所以說，一個真有學養成就的君子，即使不走出家門一步，他也能夠對於整個的社會、國家，會起教化、教育影響的效果。

　　上面是根據《大學》原文，姑且試著來略加說明。但我現在猶如《禮記》上所說的：「猩猩能言，不離走獸。鸚鵝能言，不離飛禽。」我也是學話的鸚鵡而已。而且一邊說，一邊自己冒汗，心裡發毛，慚愧之至。只有一句話：「我所不能也。」因此，我也常告訴一般學佛修道、或信任何宗教的朋友們說，請你先干實一點，不要老是說，我要學佛度眾生、救世人。自己的家人，不是眾生之一嗎？也是世人吧！既不能影響家人，便說要度眾生、救世人，可能嗎？也許你能，我實在自慚不能。所以一輩子也不敢以師道自居，既不認為有學生，更不敢自認為是你們的老師了！

　　所以更要瞭解如《中庸》所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意義了。這是子思說明孔子所推崇宣揚的傳統文化，是以堯、舜的道德教化作標準，以周文王、武王的接近道德的「憲章」制度作榜樣。有關堯、舜的大略歷史背景，前面已經提到過。現在，我們將 對周文王的歷史資料，先有一個認識，瞭解他是怎樣 影響「齊家、治國」的經過，就可明白孔門傳統儒家 所指的「治國、齊家」的榜樣所在了！

三九、周室治國齊家的故事

　　姬周家族的來源，根據歷史的資料，始於公元前二三五七年的時代，但我們並不是在研究遠古史，姑不具論。現代所要取用的，是從商朝殷紂以後，有關周文王以及武王的興起，建立了周室王朝約八百年的封建和中途的共和政權，奠定中國文化歷史的傳統根基，而且為孔子所讚揚為「鬱鬱乎文哉」周朝上輩的「家世」。它的興起時代，約在公元前一三二零年（同期，摩西率希伯來人出埃及，登西奈山受十誡，為猶太教的開始）。乃至從公元前一二五零年之間，希伯來人征服巴勒斯坦故土，腓尼基人開始殖民時代，恰是周室王朝上輩，歷史上的著名賢王「古公亶父」與季歷（即周文王之父）先後同是百餘年之間的事。直到公元前一一二三年間的周室王朝興起的歷史故事，這些都是根據歷史資料的記載，但我們只用一小片段來說明重點。

　　周室是堯、舜時代，為人民發展農業最有功的後稷的後代。到了夏朝末代政治衰敗，不重視農業的發展，因此後稷之子不窋失去了公職，就避世避地到了當時所謂文化非常落後的戎、狄之間，就是現代的甘肅弘化縣一帶。到了不窋的孫子公劉手裡，他雖然在當時那文化落後的地方，仍然重新振興祖傳農業發展的精神，如記載所說：「備耕種，行地宜，」普及到了渭水之南，「取材用（開發農林經濟），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

　　再傳八九代以後，到了古公亶父手裡，也就是殷朝開始沒落的前期。因他重興祖先公劉的農業發展政策，所謂「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人民都擁戴他）」。但是，那時西北文化落後的戎、狄少數民族「薰育」，卻來侵佔攻打他的地盤，「欲得財物」。給了他以後，還不滿足，又要再來進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

　　有民立君（有了人民群眾，擁立一個君主），將以利之（那是因為這個君主，可以為人民謀福利）。今戎狄所為攻戰（現在戎狄想來侵略我們的目的），以我地與民（是因為我們有了土地和人民群眾）。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人民群眾在我這裡，和在他那裡，只要生活得好，那有什麼關係呢）？民欲以我故戰（現在人民大眾，想為了我的關係，願意戰鬥），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戰爭是要死人的，為擁護我而戰，那是為我而殺了別人的父兄子弟，然後，又自做大家的君主。我實在不忍心做這種事）。

　　因此，古公亶父就悄悄地與近親私屬一群人，學他的遠祖不窋一樣，避地去了現代的陝西，重新定居在梁山西南的岐山之下。但被原來所有的人民群眾知道了，大家就扶老攜幼，離開戎狄而追到岐山來，照舊跟著他．而且附近的鄰國，也久仰古公的仁義賢名，都來歸附於他。因此，他只好開始傳播文化，改革了戎狄的陋習和舊俗，建設城郭和屋室，劃分地區，分配給人民群眾來居住。同時又建立官制與職責，形成了一個「國家」的初步規模，所以歷史稱他是周朝的「大王」。

　　在這一節所講的歷史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東西兩方歷史文化的演變，往往有先後同出一轍的故事。古公亶父的東遷，和摩西的出走埃及，都是上古歷史上最有意義、最有興趣的事。但與後世所建立的民族國家的思想，就有很大的區別和不同的理念。這點必須要瞭解清楚，且待稍後再來研究討論。現在，再來看一段歷史記載：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仲雍）。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即周文王姬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和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就是後來的周文王）。

　　「三太」的母儀

　　古公有賢妃曰「太姜」，即季歷等三兄弟之母。太姜有美色，而且性情貞靜柔順，並且極有智慧。教導諸子，至於成人，從來沒有過失。古公謀事，必與太姜互相商量。隨便古公要遷徙到什麼地方，她都不辭勞怨，順從追隨。

　　季歷即位，又娶有賢妃曰「太任」，史載，稱其端莊誠一，德行無缺失。及有身孕，即自開始胎教，所謂「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因此而生文王。

　　文王又有賢妃，曰「太姒」。《史記·周本紀》說：「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列女傳》稱其「生十男，親自教誨。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

　　周室由古公亶父到季歷、文王三代，都有賢妃良母助興周室。所以能形成姬周王室七八百年的宗室王朝，都是由其上輩「齊家、治國」的德育教化而來，並非偶然徒然的提三尺劍，一戰功成而得的天下。因此，後世尊稱別人的妻子叫「太太」，便是從周室有三位「太」字輩賢妻良母，母儀可風的典故而來，並非是隨隨便便的口頭語。

　　太伯推位讓國的遺風

　　如要瞭解「齊家、治國」之道，兄弟之間「推位讓國」的遺風余德，便須再看七百多年以後《史記》所載《吳太伯世家》的歷史故事。

　　太伯和其弟仲雍兩人，為了孝順父親古公亶父想立小弟季歷為王的意願，他兩兄弟就出奔到當時所謂沒有文化的落後地區荊蠻（就是現在的江蘇、無錫、蘇州一帶），斷髮文身表示自甘隱遁沒有用處，因此自號「句吳」（就是後來周武王分封為吳國的開始）。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兄弟先後相繼五世。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封為諸侯。到了《春秋》時期，就有吳王壽夢崛起。壽夢生有四子，「長曰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日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大哥諸樊在除了父王壽夢的喪服以後，就要照父親的遺願，讓位季札。季札又極力辭謝，並且「棄其室而耕（自願下鄉種田務農，做個平民）」。因此，大哥諸樊死後，就由其二弟余祭即位，他們兄弟的用意，仍然希望最後由季札來即位。余祭過後，就由其三弟余昧即位。余昧卒，大家仍要依照父兄的遺願，要授位給小弟季札。季札推辭不掉，就躲開逃走了。季札在吳國的封地是延陵，因此後人便稱他為「延陵季子」。因為季札的逃避王位，吳人不得已，才立余昧的兒子僚為吳王。歷史上有名的專諸刺僚王的故事，就發生在這個階段。這已是周室政權衰微沒落，到了所謂春秋末期的時代了。

　　但季札在他二哥余祭當政的時候，曾經奉命出使去魯國，因此順路「請觀周樂」，這也是歷史文化上有名的故事。其實，是季札對周代以來文化歷史演變的論評，極其精彩。

　　週末第一文化大使——季札

　　可是更精彩的，是季札順道訪問齊、鄭、衛、晉等諸侯各國，對於當時四國的名相、大政治家，都有精闢的建議和勸告，那些大智慧的名言，影響當時和後世，都很重要，因此要特別附帶介紹。

　　季札去魯，遂使齊。說晏（嬰）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你快點把封邑和政權交出去）。無邑無政，乃免於難（你既然沒有分封的采邑財產，又沒有政權在手，就可以免了殺身之禍了）。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齊國的政權，看來將要另會歸屬他家了。如果還沒有得到另一歸屬，恐怕爭奪政權的災難，很難得到平息哩）。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

　　去齊，使於鄭，見子產（鄭國的賢相），如舊交（一見如故）。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太誇張自負了）。難將至矣，政必及子（恐怕馬上會有政變，最後一定會要你出來執政）。子為政，慎以禮（你如當政，應該謹慎小心，注重文化道德的教化）。不然，鄭國將敗（如果不這樣做，鄭國恐怕就會垮）。

　　子產聽了季子的忠告，果然成為當時鄭國救亡圖存的賢相。

　　去鄭，適衛。說蘧瑗（伯玉）、史狗、史魚、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衛如晉，將捨於宿（地名，河北濮陽縣北部）。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口頭理論很多，實際政治道德太差），必加於戮（恐怕難免於殘殺）。夫子（指晉臣孫文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他孫先生既然已得罪了晉侯，所以避禍到這裡。恐懼反省還來不及，豈可以另有圖謀，要想反叛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他孫先生避難到這裡，好像燕子築巢在布幔上，是很危險脆弱的。況且晉君新亡，還未出殯，怎麼可以敲鐘打鼓來作樂呢）！遂去之（因此，季子就不去晉國了）。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孫文子從旁人那裡聽到季札對自己的評語，在他的後半生，就始終不聽音樂，表示慚愧和懺悔）。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後來果如其言，韓、魏、趙三家分晉。）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你要特別小心呵），君（晉侯）侈（太昏庸自負），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而且這許多的當權大臣都很富有實力。很快，晉國的政權，就要歸到三家的手裡了）。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你老兄是個忠直的人，必須預先做好準備，不要在這場政變災難中做無謂的犧牲了）。

　　不但如此，季子在出使回吳的途中，再經過徐國還做了一件「掛劍徐君墓樹」的千古佳話。《史記》：

　　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系之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這就是季札的高尚情操，不因為朋友的死生變故，而自負初衷的心願。對朋友的心知而不負心，更何況是對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人生學問修養到此境界，算不算得上是一個真、善、美的完人呢？

　　有關吳太伯和季札推位讓國的結論，太史公司馬遷寫了第一篇《吳太伯世家》，評語如下：

　　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吳太伯的德行，可說是高尚到了極點）！三以天下讓（他一生三次把現成可以統治天下的權位推讓出去），民無得而稱焉（實在使人們欲贊無辭）！」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王於延陵季子的仁義之心），慕義無窮（使人無限的敬仰欽佩）。見微而知清濁（尤其對事理的觀察，透徹微末，由某一點上就可分別清濁好壞）。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何以他能有如此的遠見？因為他是一個深通人情物理，有真學問的君子啊）。

　　另外，我們還可以從季札的生存時期，了知「亂世多賢」的歷史事實。正當這個「春秋」末期的半個世紀之間，聖如孔子，以及孔門的諸多弟子，乃至晏子、子產、蘧伯玉、延陵季子等輩諸大賢哲，都出生在這個時期，只是「賢者不在其位」，「能者不當其職」，但在文化史上，他們卻留下不朽的立言功業，以及千古的流風餘事，影響了中國後世兩千年來的文化思想。

　　另外，在這個時期，可稱為第二個成功的，而非職業性的外交大使，那便是子貢為救魯國的國難，出使吳、越、晉之間的縱橫外交。子貢和季札，應該都算是中國外交史上最成功的兩種榜樣。後來的蘇秦、張儀，並不足以和季札、子貢二人相提並論了。

　　孝、弟、慈的道理

　　我們為了深入研究《大學》所謂「治國必齊其家」的道理，花了不少時間，引用《周本紀》及《吳太伯世家》的相關資料，說明《大學》所講「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的內涵。這也正是孔子「祖述堯舜」的公天下時期，以及從夏、商、周的家天下以後，治國必齊其家的主旨所在。現在我們採用歷史事實來做引申說明，比較確切。然後，便順理成章可以瞭解它的後文，所謂「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的道理。

　　有關這一篇孝、弟、慈三者的事實說明，我們只要回轉上面，由周室初期，太伯、仲雍兩兄弟，為了要真實做到「推位讓國」，就不惜捨棄個人對父母的孝養，離家出走，逃隱荊蠻，斷髮文身，以示無用。正是如古人所說「移孝作忠」的事君之道。因為從私來講，古公亶父是太伯、仲雍的父親，他們父母子女之間，並無彼此失德不和之處。只是古公亶父正位居國君，從「天下為公」來說，太伯、仲雍兄弟，雖然身為人子，但身居臣位。他們既然明白了為父為君的明智意向，既不能避世，就只有避地、避人一個方法，才可以解脫「宗法社會」君臣父子之間的矛盾煩惱。所謂「知進退存亡之機，而不失其正者」，才能「知止而後有定」，然後做到「孝者，所以事君也」的實效。唐、宋以後的儒家們，特別提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的論調，也許不完全是從這個觀點出發，或者是把孝與忠的定義，只範圍在一種小忠、小孝的個人人格圈圈以內！

　　同樣，由前面所引用太伯、仲雍兄弟的故事，以及延陵季子的再三推讓，逃避三位哥哥依次要傳位給他的行為，便可說明「弟者，所以事長也」的道理。至於「慈者，所以使眾也」的要點，我們只要真實理解古公亶父避居岐山以前所說的話「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以及「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便知其中的道理。正如《大學》接著引用《康誥》所說「如保赤子」並說明「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不過，講到本文最後一句．我不免也要對曾子幽默一聲說，曾子真是落後的古人。他沒有看到二千餘年以後的現在，和將來的時代，大多數都是「先學養子而後嫁」的呢！甚至還有專門教導未嫁而先養子的教育法。希望曾子再也不要歎息今不如古才好呢！

　　推位讓國與統一江山

　　我們講到《大學》「治國先齊其家」一節，都有引用孔子再三推崇堯、舜和周文王祖先的話。在有意無意之間，更是讚歎周文王的大伯父吳太伯和二伯父仲雍幾個人的「推位讓國」的偉大行為。因此，引用史實，說明這是很了不起的千古典型。 但是，孔子的本意，是不是要後世的人都要傚法吳太伯兄弟一樣，一定要推位讓國才算是真君子呢？可以說，不論孔子和他的弟子們，都沒有明確的說出來。只是讚歎敬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已。

　　推位讓國，是中國上古「公天下」或「家天下」的歷史中，所表現出帝王體制時代的真民主，也是政治道德的最高品德。如果「高推聖境」，這是要求它在三代以上的政治情操，並不必過分強調在三代以後的作為。周、秦以後，如果都須依照古公亶父的「避地」，或是吳太伯、季札等先賢的「遁世無悶」，那麼，秦、漢兩代，早應歸順於匈奴；隋、唐初期，亦應早讓給突厥或胡人。魏、晉、南北朝時期「五胡亂華」的紛爭，難道是無理取鬧的局面嗎？至於五代以後的宋朝和遼、金、元，以及明朝以後的「滿漢」明辨，都變成是多餘的紛擾囉？

　　其實，推位讓國的最高理則，並非如此。它的主旨，只是局限在「齊家」範圍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禮讓行為，並非是加於領導有國者的大君主，或大領導統治者的要求。我們只要冷靜讀一讀歷史，從秦、漢以後，直到明、清，幾乎所有「家天下」的帝王家庭，父子之間、兄弟之間、夫妻之間，為了爭奪權位而互相殘殺，甚至因此而亡國亡家的，豈可勝數。

　　到了現代，這種推位讓國的精神和真修養，倘使用在真正民主政治，和真正民選的政治團體，或是大企業集團的大老闆們，倒是成為至高無上的個人為政品德了！

　　如果是一統大國的領導理念，那麼，又須另行參讀司馬遷論說唐堯、虞舜三代以上的王道德治，和秦、漢以後的一統江山，都不是草草匆匆，隨隨便便的事。實在值得一讀，並且須要慎思明辨，就大有助益之處。如云：

　　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後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

　　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並冠帶之倫。

　　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 前面說到唐虞傳天下之難（人），再說到秦「蓋之一統天下，若斯之難也」（事）。但劉邦之天下，自認馬上得之，但未必能馬上治之。所以上古之時，用「道」、「德」來理天下，戰國以後，歷代帝王以「霸」和「術」來治天下或爭天下。所謂「霸」就是武力和權威，而「術」就是方法、手段。如果以「明明德」、「親民」為出發點，那就可以成為歷史上的「民君」了，正如西方馬丁·路德所說的，不擇手段，以達到最高道德目的。但說起來簡單，古往今來，做到的又有幾人呢？所以玩弄手段、自欺欺人畢竟是很危險的。

　　劉邦以一無賴子得天下，長期的楚漢相爭，稱帝時已快六十歲，到了暮氣沉沉的時候，加之本人不學無術，也就沒什麼作為了。但是劉家出了兩個不錯的子孫——文、景二帝，他們從小所處的環境及所受的教育，使他們變成了一代守成之主，為漢朝厚植了國力基礎。所以才有武帝的崛起，用了兩代的積蓄，屢伐匈奴，一洗漢朝六十年來的屈辱外交；並解決秦漢以來的邊疆問題，滅南越，伐朝鮮，奠定了中國初期的版圖。這就是歷史上造成所謂「漢唐盛世」之一的漢武帝劉徹。

　　武帝本身是一個既迷信而又任性的人，關於迷信的部分，司馬遷在《孝武本紀》中一開始就說：「尤好鬼神之祀」，接下來用了大半的文字，敘說武帝的求仙等等，所以文遺山才有「神仙不到秋風客」之句了。其餘如尊儒術、通西域、征大宛等，無一不是自大任性所造成的。惟因如此，才有漢朝的盛世；也因如此，才種下了西漢沒落的初因。真正談歷史的人，還必須深入研究，自有啟發之處，這才真正是《大學》一書最好的旁證。

四十、治國當家的原則

　　曾子著《大學》，秉承孔子遺教，從夏、商、周以後，以「宗法社會」的「家天下」為主，由「治國必齊其家」為中心，特別引用周室王朝時代《康誥》中「如保赤子」的一句，作為執政治國者的目標和信條，告誡執政者的內明存心，必須對於全國的人民，確切具有「如保赤子」的仁慈之念，不可徒有口號而自欺欺人。但是歷來秉國執政者的領導人，或者被才能和德性所限，或是被當時的社會環境條件所牽掣，是否具有這種存心，甚至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這也是勢所難免的事。因此曾子便提出「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的名言，作為勉勵之辭。

　　自知與知人

　　然後他便提出作為秉國執政者，或是身負任何社會團體的主管，以及身任地方政府的領導者，必須要有「知人之智」、「自知之明」的道德原則。而且這個大原則，並沒有時代的局限性，更不是任何政治主義，或是唯物、唯心等思想邏輯，乃至人治或法治的治理方法，以及帝王政體、民主政體等理念。這就是《大學》所謂：「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的道理。

　　假如我們用曾子所說這幾句名言作歷史論文的題目，就只以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立論，幾乎可以分別開來，各寫一部一兩百萬言的專著或小說。

　　現在我們姑且簡單從秦、漢以後說起。漢朝自漢文帝倡導節儉，一二十年之間，就使社會富有豐裕，從此使人民得以休養生息，成為歷史上所推崇的文景時代。因此，到了漢武帝手裡，才能發揮漢室雄威，開疆闢土。

　　接著，由漢宣帝的以儒、道、法並用，整頓吏治，實行他劉家天下的王道和霸道並存理想，才形成了漢室前期的大漢規模。

　　到了漢元帝以後，就開始根植了王莽一流的儒生政治風氣，所謂：「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一言僨事」，「其機如此」。

　　在中國兩千年左右的歷史上，比較值得稱道，能夠做到齊家治國的榜樣，以我個人膚淺的認定，大概算來，只有東漢中興之主的光武帝劉秀一人。而且他本身雖然來自田間，但也是從儒學出身，對於《詩經》的文化教育，更有心得。至於他的文章簡練，雖然只有短短幾篇詔書，便已足以啟發東漢以後漢文的先聲。

　　東漢末期，魏、蜀、吳三國分立，但是曹操父子富於哲學性的文學才華，開啟了建安七子的文采風流，影響後世很大。曹孟德的稱王稱帝事功，哪裡比得上他在中國文壇上的千秋價值呢！因此，而有魏、晉初期老、莊、易學「三玄」的興起。青年士子，如王弼注《老子》，郭象注《莊子》，好壞不說，但不能不說都是受曹家父子深富哲學性的文學影響而來。

　　再說，歷史上的「以孝道治天下」的宣傳口號，很奇怪，恰恰是歷史政治最糟糕一代的晉朝的高調。

　　至於南北朝時代的宋、齊、梁、陳，乃至隋朝和初唐之際的文學，柔靡婉麗，就像南北朝的歷史形態一樣，猶如「東風無力百花殘」的敗局，實在零亂不堪。然而，它的風流瀟灑風氣，卻影響了唐朝開國一代名王李世民。

　　中國的歷史，我們自己對過去最值得稱道的就是漢、唐。但是，李唐建國，為什麼一開始就能有他的獨特風格呢？那便不得不歸功於唐太宗李世民一人。所謂唐詩、書法，甚至唐朝初期一代才子形成的政治風氣，也都是受唐太宗的影響而來。從中國的書法來講，

　　初唐時期的虞世南，甚至稍後的顏真卿、柳公權、裴休等人，都超不過李世民本人的韻味。何況他的詩及文章，也是南朝六代以來的第一人。因此才有唐代的文學，照耀古今。這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結果。同時，因為他喜好哲學，鑽研佛理，才使中國的禪宗，在盛唐以後崛起，影響了日本，而且普及到東南亞各國。直到現在，仍為世人所揣摩猜測，摸不著邊際，正如雪竇禪師所謂：潦倒雲門泛鐵船，江南江北競頭看。可憐多少垂鉤者，隨例茫茫失釣竿。

　　唐末五代之亂的後期，就出現了「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趙宋王朝。但很遺憾，就是開國之初的宋太祖趙匡胤和宋太宗趙匡義兩兄弟，卻是愛好文事的軍人而兼學者的人物。尤其是宋太宗趙匡義更為特別，在他帶兵作戰的一二十年間。雖在馬上行軍，還是手不釋卷讀書不倦。因此而養成「守文弱主」的格局。致使南北宋趙家三百年的中國天下，始終是和遼、金、元並存共治。等於在歷史上，重新出現一個南北朝的時代，並不能算是真正的江山一統，故無法與漢、唐兩代並美爭輝。可是在南北宋三百年之間的朝廷政府，重視文人學者，禮遇宰相，尊重儒林、道學的風氣超越古今。因此而有「五大儒」，如周濂溪、張橫渠、程頤、程顥乃至朱熹等人的出現，形成宋儒特有的「理學」，與佛、道兩家，互爭勝場。然而始終難免三百年來，趙家所有的職業皇帝，照例都是「守文弱主」的遺風，造成年年納貢、歲歲捐輸北國的奇恥大辱。這可不能誤解是『一家讓，一國興讓」的明訓。宋儒們雖然拚命講《大學》、《中庸》，實在都沒有教導養成「一人定國」的歷史成果，應該是難免愧對先聖先賢吧！

　　接著而來，便是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統治了中國將近百年的局面。當時蒙古族缺乏文化水平，特別信奉邊疆少數民族所崇拜的喇嘛教，使元朝八十年間的政治，完全是與喇嘛和番、胡人等共治中國，使唐、宋以來的儒、佛、道三家文化的基礎，幾乎完全為之傷殘殆盡，黯然失色。

　　出使西藏的禪宗大師

　　好在很快也就出了一個和尚皇帝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政權，使蒙古族歸還本位，返回他們的草原大自然之中。因為朱元璋，曾經為了生活無著而做過和尚，因此他對宗教，尤其是佛教，到底不太外行。所以在他建立明朝，登位做皇帝的初期，對於東南亞信仰佛教等地區，以及西藏只派了一個禪宗大師的和尚出使「番邦」，協調西藏，就此便使西陲相安無事，甘心臣服。永樂帝即位，用老辦法，敕封哈立麻喇嘛為「大寶法王」，也就相安無事了。有關西藏現存密教中的「大手印」與「大圓滿」等法門，都與宋、元、明時期輸進禪宗佛法，息息相關不可或分。不過，這個奧秘實在「只可和智者道，難與愚癡者言」。佛曰：「不可說！不可說！」其然乎？其不然乎！

　　有問：明初朱元璋所派安撫西番的和尚大使是誰？在歷史上並沒有明確記載，請順便一講。

　　答：中國過去的歷史，都是自稱為儒家的大學者所編纂。他們都是戴上有色眼鏡，凡是碰到佛、道兩家或不懂的事，就毫不客氣地刪除。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正為此故。

　　明初在洪武三年、四年之間，朱元璋特別請金陵（南京）天界寺覺源慧曇禪師出使安撫西藏，禪師原籍浙江台州人，俗姓楊，十六歲出家為僧，在杭州中天竺寺笑隱大欣和尚處參禪悟道。悟後便說：「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笑隱問道：「汝見何道理？」他便展開兩手說：「不值半文錢。」他在西藏期間，極受尊重，後來便圓寂（死）於西藏。朱元璋很難過，請宗泐禪師等，收奉慧曇禪師留在天界寺中的衣缽，建塔在雨花台的左邊以表崇敬。宗泐禪師，也是朱皇帝所最欽敬的和尚禪師之一，曾經要他還俗做官，禪師不肯。後來因為涉及宰相胡惟庸一案，被朱元璋貶遣到他的故鄉鳳陽修建佛寺三年。可是朱皇帝有了疑問，就很想他。因此，有詩送他說：「泐翁去此問誰禪，朝夕常思在目前。」又召他回轉南京，再住天界寺。

　　但從朱元璋和永樂以後，明朝三百年的天下，所有朱家王朝後代的職業皇帝，幾乎沒有一個像樣的人君。而且大多都如他的祖先朱皇帝一樣，內在有極恐懼的自卑感，因此輕視儒生侮辱臣僚，使朱明一代三百年來的政權，操縱在那些不男不女的太監手裡。正如《大學》所說：「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極其可悲。我有時讀《宋史》的感受，大有如北宋初期名相晏殊的詞句「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的味道。當我讀《明史》的感受，就完全不同，好像是「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的味道。趙宋和朱明兩家的天下，同有三百年的執政時期，收場幾乎都很可悲。李闖王進到北京，看到崇禎吊死煤山，很感歎地說：「君非亡國之君，而臣皆亡國之臣也。」但也有人說，這是崇禎在臨死前的自語。不論此話是誰講的，實在不是公平的論斷，只是推過於人的遁辭而已！朱明一代的王朝，雖沒有一個出色的人君，可是卻是江山一統的中國。至於趙宋一代，尤其在北宋初期，在文事政治方面，君臣都有可觀可法之處，只不過僅是半統山河的局面，比之明朝不免大有遜色。

　　明朝後期，滿族興起於東北。這個時期，以現在慣用公元來計算，已是十六世紀後期到十七世紀的中期階段。如果不談三百年前「反清復明」的民族意識，但從大中華文化的華夏文明來講，正如民國初年開始，早已瞭解漢、滿、蒙、回、藏，乃至許多的少數民族等，在五千年前，由黃帝軒轅前後時期，尋根究底，原本算是一家。

　　不過，在十六世紀時期，滿族在東北仍屬少數民族的一系。但滿族在東北建國的初期，雖然是「草昧初創」、「利建侯」的階段，而在有形無形之中，也早已吸收中原的文化，只是水平不高，還在學習適應的階段而已。

　　到了明朝垂危的最後時期，正好碰上吳三桂妄想利用滿清武力，反擊李闖，才使皇太極的孤兒寡婦，率領十來萬八旗子弟，儼然像煞正義之師，輕輕易易進入山海關坐取北京，從此便統治了四億人口的中國又將近三百年的天下。這個歷史鏡頭，使人想起唐人的詩句，真是「塵土十分歸舉子，乾坤大半屬偷兒」的寫照。如果用《史記》的筆法，便可說：「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奇怪的是「時無英雄，徒使孺子成名」而已！

　　因此而使明末遺老們，不甘心滿族少數民族的統治，高呼「華夷之辨」、「滿漢之分」，倡導民族主義，始終與滿清兩百餘年來的政權，或明或暗反抗鬥爭到底。直到孫中山先生崛起鼓吹革命，奔走海內外，終於贏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才推翻了滿清政權，然後提倡「五族共和」，重新建立大中華民族的故國。

　　其實，初期滿清的入主中國，實在是「乘時而興」機會給予的時代幸運，並非是滿族的文治武功，另有特別高明之處。至於後來所謂的「八旗雄風」，甚至被人們最痛恨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劣跡，都還不是依史論史的關鍵所在。

　　從清朝得到的歷史教訓

　　我們如果要認真吸收歷史的教訓和經驗，「鑒往而知來」，那就要：

　　一、應該要切實明白中國兩三千年的內憂外患，重點都是起於邊疆的邊政、邊防問題。以中國的地理立論，由西到東，所謂滿、蒙、西域、番藏等問題，在歷史的時間、空間上，一直存在三千多年，直到現在，其中包括文化問題、民族問題、宗教問題，更是核心。至於由北到南，在海疆問題的海防上，也是極其重要，但須另作專論。元朝的蒙古族和明末的滿清入關，都是中國三千多年來的歷史對於治理邊疆問題上的敗筆，希望後之來者，再也不要重蹈覆轍。

　　二、有關滿清入關的戰略問題，實在是過去歷史上的創舉。如果真要研究滿族在關外東北崛起的初期，就是滿族對蒙古各旗的征服，的確並不簡單。到了入關之後，若說滿族是用武力統一中國，那是根本文不對題。滿清的統一中國，所用武力，完全是一種代理戰爭的戰略，八旗兵力只是作為指揮監督的作用而已。明白地說，滿清是利用蒙古兵和漢族人本身來作代理戰爭，他自坐觀其成唾手而得地統一了中國。如洪承疇和吳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三藩」，都是漢人漢兵，正如後人在崖山的弔古詩所謂「鐫功巨石張洪範，不是胡兒是漢兒」，同出一轍。

　　三、滿清入關前後，他們的領導上層，初期所吸收的文化，是受《三國演義》和老子《道德經》的影響最大，並未認真接受儒家的思想（《三國演義》這部小說，在日本如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等幕府，也都受它影響最大，羅貫中先生真亦足以千秋矣）。可是到了入關之後，由順治開始，到康熙、雍正、乾隆三四代一百多年之間，都是受佛學禪宗、律宗的影響，這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奇跡，但卻為一般治歷史學者所忽略、輕視過去了。如果用嚴格的比喻來說，大家都知道，西漢的「文景之治」，是重用黃（帝）、老（子）的道家文化思想。後世稱它是「內用黃老」、「外示儒術」。那麼，滿清在康、雍、乾三代，是「內用禪佛」、「外示儒家」。這是絕對正確的事實，如假包換。只可惜後世一般人，對禪佛之學太過生疏，反而不能學以貫通，自被成見所瞞了。

　　假定，你能明白前面所講的要點以後，你就可以瞭解在滿清初期一百多年，甚至與後來百餘年來，他們並沒有像漢、唐、明朝各代所謂歷史上最頭痛的外戚、女禍、宦官、藩鎮等禍國殃民的大亂出現，豈是偶然的幸運嗎？當然不能以他最後末代的慈禧、李蓮英，或者，拿過去歷來的「反清復明」，有意盡量描黑的「清朝宮閹內幕」等小說來講，那就沒有什麼話好說了。

　　而且最重要的，我們只要反證歷史，由漢、唐以來的中國，所謂幅員之廣，版圖之大，收內外蒙古、西域新疆等於一統山河，全形如秋海棠葉的中國地圖，便是這個時期的傑作。這總可算是功高一等，超越歷代吧！同時，由康熙開始，亦收亦放，似緊又鬆地漫天散佈法網，留給雍正即位，再來收緊網羅，整頓吏治、財政，奠定後來乾隆以來將近百年的承平歲月，使全國上下的百姓和知識分子，都醉心在文章華麗、詞賦風流、功名境界之中。因此而有享受乾、嘉時代的青年士子們所謂「不做無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的幽默話。乾隆也志得意滿地自作御制春聯，唱「乾坤春浩蕩，文治日光華」的高調，這似乎也不是大吹牛皮，過分誇大。只是他卻忘了，能做到這樣的成果，都是受之於父祖的餘蔭而來，並非完全是他一手所造成的大功德。但是歷史和人生，畢竟超越不過因果的定律，兩百多年後的滿族，仍然是由孤兒寡婦，挾著皮包，坐上馬車，黯然出關而去，可憐的只是末代皇帝溥儀，不過，他的故事，現代大家都知道，就不必畫蛇添足了！

　　接著而來，我們如果講現代史，那就比研究「二十五史」更為麻煩。現代史必須要從清朝乾嘉時期開始追溯前因。同時又須和西洋的文化史搭配起來研究，由十五世紀以後西方文明的演變，以及十七世紀以來西方文化的航海、工商、科技、政治、經濟等等的革命性文明，如何逐漸影響東方和中國，搭配起來。直到現在，東西文化雖還未完全融化結合為一體，但已有整合全體「人類文化」的趨勢，以便迎接未來「太空文明」的到臨。古人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為學為政，切不可目光如豆，掉以輕心，只當這些是狂妄幻想的妄語而已！

　　問：但是，我們現在為了講《大學》的「治國必齊其家」一節，而且只在研究「一家仁，一家讓」的影響，和「一人貪度，一國作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的小段，為什麼卻亂七八糟地引出歷史來「講古」，又沒有把歷史的真實經過和每一小段話一一對證說明呢？

　　答：實在是為了時間和精力的有限，只能提綱挈領地說一點能夠做為啟發性的作用。至於「聞一而知二三」，可以自啟「慮而後能得」的效果，那就全在諸君的慧力了！至於說，為什麼當在過去「家天下」的帝王體制時代，大講其「治國必先齊家」的道理，忽然使我想起在隋末的時候，當李世民規勸、慫恿他父親李淵起義造反，李淵最後被時勢所迫，不得已地對兒子李世民說：「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自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山於李世民的建議，才有李唐一代三百餘年的天下。這是「一言僨事，一人定國」的樣板，也是「一人貪戾，一國作亂」的反面對照。至於李唐家族有關「治國齊家」的功過得失，其中因果，姑且置而不說，以後可以專論。

　　其實，不管是封建的帝王時代，或開明的民主時代，不論是為治國、為家族或社團，即如任何一個人，要立志做工商業，或其他的事業，也隨時可能會有「破家亡軀」的危險，同時也有「化小家庭而利邦國」的可能。所以對於「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以及「一言僨事，一人定國」的原則修養，就不能不深加體會。「貪戾」一句，是一個人心志發展的「行為」的陰暗面，「貪」字所包括的心理、行為作用，大小、明暗的無所不有，一時闡述不完，將來或專講「心性」、「內明」之學時再說。「僨事」一句，是指一個人在言語上最需謹慎的關鍵。在這裡必須要作補充的說明，因為這兩樣心行，在歷史上，及現實人生的經歷上，事例太多，希望大家有所會心，便可明白「知止而後有定」的功用對於自反自省的重要，便會後福無量了！

四一、法治與治法

　　下文所講的，就是說明「治國安邦」有關為政的「法治」和「人治」的共通要旨。曾子就引用上古史的經驗來作說明，如說：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這是很淺顯的古文，等於白活，我們不必另加發揮，大家一讀就會明白。下文接著，便說：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這是說明治國的要旨，無論是過去的君主體制時代，或是後世的民主體制時代，其政治和法令，都必須先從自己本身和家人開始體會設想，怎樣領導人民，怎樣制定法令，必須完全適合於人情物理，才能行得通。假定所領導的辦法和所制定的法令，使用在自己本身，或自己的家人，都覺得無法忍受，無法寬恕。那麼，便要求別人或下屬人民來遵守，那是絕對行不通的。所以說「治國在齊其家」，便是這個道理，讀來並不難理解。

　　為什麼「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但是，如果拿來對照現實的世間，我讀它讀了六七十年，還是不能理解。原因是什麼呢？例如我們讀歷史，當然也包括外國史，以過去的經驗來說，不論是哪一國或哪一種族的人民，他們當時在很長遠的一段年代裡，為什麼就能夠忍受那種暴政，一直要等到「人亡政息」，才有所反彈起而改革？就像前文所說，「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到底是為了什麼？現代史上如意大利當時興起的墨索里尼與德國的希特勒「法西斯」，我們都是親身耳聞目睹的事實。但當時多少人為之瘋狂傾倒，多少人為之頂禮膜拜？甚至還留給現世的後人，在憧憬欣羨，乃至私自摹仿，這又是為了什麼？可以說「百思不得其解」。後來閱世愈久、涉世愈深，才完全明白這是一個人性哲學上的大問題，不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所能徹底明白的問題。如要從社會科學講起，最後回歸到「哲學的科學」問題上去，多少年、多少字也講說不完，我就不必自找麻煩了，自然會有將來的賢者去闡述明白。

　　話說回來，我們在前面，是在討論過去在「家天下」帝王制度的各個時代裡，即使如《大學》所說，「其所令，反其所好」，而人們卻依然服從忍受，好像也是很難理解的事。其實，不只是過去的歷史是如此，即使在十七世紀以後，由歐洲開始，二百多年來高唱「民主」和「人（民）權」的西方國家，甚至如現在的美國，他們自己認為是世界上最民主、最有人（民）權的國家。事實上，就存在著有許多法令，多是反其人民的所好。但是，人們依然在遵守流行，並未完全改正過來使其完善。仔細看來，古今中外善惡美醜的事實都是一樣，只是各個時代、各個地區的人們，把善惡美醜的外形，粉飾打扮得各有不同而已。

　　當我在美國居留做過客的兩三年之時間，審慎觀察研究他們的各階層社會，人們最厭惡的便是律師。其次，最恐懼的是醫生和醫藥。號稱為世界民主、文明的美國，也難免如老子所說「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社會。他們的法令也多如牛毛，各州的立法，有的和聯邦法律有所不同難免牴觸。法官們對於法律的解釋，有時候也犯了如中國歷代酷吏一樣的錯誤，「周納羅織」，入人於罪的也不少。因此，作為律師的一行，就有不少懂得鑽法律的漏洞，猶如中國明、清時代的一些刁鑽師爺或惡訟師一樣，也會使打官司的當事人，弄得家破人亡的事確也並不太少。尤其有關稅法方面，追繳、追補的多，逃稅、漏稅的也很公開普遍。這也就是美國式的民主「人（民）權」一面的熱鬧事。點到為止，也是一言難盡。

　　有關於美國醫學界方面的「法令」，也是不堪領教。醫生、醫藥的費用，昂貴得很難想像。等候排時間治療，有時超過一兩個月，可以拖死病人，也很平常。他們間接在壓搾病人的費用，實際上是把持醫藥法令，直接在敲政府衛生部門，尤其保險公司的竹槓。如是私人出錢，向醫生、醫院求治，那就「貴不可言」了！但無論是間接或直接的要錢，其實，就是攫取人民社會的財富而歸於已有。但他們是「於法有據」，習以為常，不認為早已根本違犯醫德和醫藥對於人類救苦救難的基本原則了。

　　如照我在過去中國幾十年前，親眼看到那個古老的農村社會，現在人所渭的封建社會的醫生和藥店，幾乎和現代西方或美國的醫生、藥店完全相反。醫生如果太擺架子，拖延時間去看病人，當場會為病家及大眾所咒罵。藥店在過新年的正月初一，絕對不可關門，而且也不許關門，那是千多年來的風俗習慣。不論半夜三更，正月初一或除夕，請醫生看病，或到藥店買藥，絕對沒有推遲拖延的行為，不然就會被社會群眾所唾棄的。至於民間社會，不論婦女村農，懂得幾個祖傳偏方或治病方法，給人方便治療，得到一般老百姓的愛戴，那是天經地義的事。當然，或藥不對症，庸醫殺人，不免有之，但到底是少之又少。決不像美國式的「民主」法令，以保障人命做借口，隨便指為「無照醫生」，就繩之於法。我在美國，也隨時看到有些病人，明明是被他們醫藥錯誤，但也絕對不敢施之援手，甚至也不敢多說，稍一不慎，就會觸犯他們的法令，不堪設想。國際間能把新舊中外醫藥一例公費，減少人民負擔的國家，據我所知，只有在八十年代前的中國，已經做到，雖然並未完善。那也確是當時歷史上一個難能可貴的善政了。

　　總之，我們只是略舉美國式的民主「人（民）權」有關法治的一些表面皮毛現象，說明「其所令，反其所好」而人民依然服從也是常事。只是一般來自外國，久居其邦，或為僑民的人們，始終在心理上，存有主、客之別，潛在意識的客氣，並沒有完全深入觀察，就不覺得他們民主、法治的社會，仍然還有許多太不文明的陰暗面，不要只見其「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了！不過，他們到底是歷史文化年輕的國家，像一般人群中的青年人一樣，容易犯有自傲自滿、輕視一切的習氣。但也確有「知過必改，善莫大焉」的好處，倒很希望他們真能產生一個雄才大略的領導人，和世界上各個民族、國家，相互合作，共同為人類謀福祉。

　　講到這裡，讓我穿插一則往事。在一九八五年的冬天，我到美國還不到四個月，有一位擔任美國財政部副部長級的人，經過朋友介紹特來訪問。在閒談的時候，他問我對於美國的觀感，我說，我剛來貴國，差不多每天都在找房子，由最便宜的十萬美元一幢房屋看起，到達兩百多萬美元一幢的，大約看了大小兩百多幢房屋，都需要登堂入室看個究竟；同時也和社會福利的社團有所交往，很忙，沒有瞭解清楚。但他就從這個問題上，再三追問。我就很隨便對他說，據我的初步觀察所瞭解，現在的貴國，只有三句活：「最富有的國家、最貧窮的社會，也是世界上負債最大的國家。」但你們不怕，因為國力很強啊！他聽完了我的活，特別站起來和我握手說，你說得真透徹，你的觀察力太敏銳了！我們很想你能留在美國。我說，請不要見怪，我是隨便說說，不足為憑。我原是過客，到了貴國，能得合法的居留，安心暫住一時，已很感謝盛情了！我歡迎你常來我家做客，喝中國茶、吃中國菜，也是一樂也。於是，彼此相互歡笑而散。

　　制定法令的基本原則

　　我們再回轉到《大學》本節中所提，有關建立和頒布法令的基本原則，所謂：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諸」字古代是通「於」字用）

　　這是說，從事政治的當權者或立法者，當你要發佈命令，或建立法制的時候，不要忘了自己也是一個最基層的平民群眾，也是對象的當事人。只是現在立場不同，處境不一樣而已。如果要是我自己接受這個命令，是不是可以做得到、行得通呢？假定人人是我，如果在我自己的心中，也是有所礙難，也是很不妥當的，那就不能隨便下令或立法而要求別人遵守了。不過，這幾句活的內涵很廣也很重要，它是有關法律和政令的法理問題，也就是法律學的哲學問題。人類的社會原本無法，「法由人造」，「令自人興」。以傳統的文化歷史來說，三代到西周的時期，姑且統歸在禮治的社會。所謂禮治的精神，首先的原則，注重在教化。因為那個時期，文化知識教育，只屬於官府和士大夫所有，教育並不普及。平常的人們，客氣一點都叫做「庶民」，不客氣一點，都算是愚氓，用俗話來講，也叫做「細民」。「細」字，就是小的意思。「細人」就是小人。如要研究這個字的讀音，應該照客家話、廣東話來發音，就合於古音了。那麼，所謂「庶民」，便是「細民」的變音而已，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禮治，不但在於要求上層階級的士大夫們，同時也是要教化一般的庶民。所謂「不教而誅之」，則過在士大大們所從政當權的官府，並不完全重責於庶民，這是禮治文化最重要的精神所在。

　　到了東周以後，姑且以秦始皇上輩秦襄公時代做代表，來劃定界線，從商鞅變法開始，才使主張法治的法家之學，嶄然露其鋒芒。因此，到了秦始皇建立帝王政權，專門注重法治，法令嚴密。才有歷史上所稱秦法綦嚴的說法。但帝王政體的法治，只是對皇帝以下的上下一切人等來說；獨有皇帝本身，自有特權，不受他自己所制定頒布的法律所管。皇帝是「出言為經」、「吐語為法」的一個怪東西。所以秦、漢以後的許多帝王，本來都是前朝依法所稱的盜賊或叛臣出身，一旦取得天下，登上寶座以後，便自又頒定法令，依法管理臣民了。早在春秋末期的莊子，就說過這樣的話：「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出焉。」而在唐代的歷史上，記載著開國功臣徐（李）世勣的自白，用莊子這幾句名言做註解，便很恰當，也另具有雙向的內涵。徐世勣說：

　　我年十三時為亡（亡音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人。十七八為佳賊，臨陣乃殺之。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

　　千古英雄，大都不外於此例，只是徐世勣肯說坦白話，仍然不失其英雄本色。如從法律的觀點來判決他的罪刑，我們也許可以說徐世勣在十三歲時，是一個失去教養的無賴兒童，隨便就犯殺人罪。十四五歲有所改變，但碰到對他不合理的人，因氣憤才動手殺人。十七八歲，改邪歸正，除非在戰場上，才殺敵人。二十歲正式參軍，因功封為大將，卻是用兵來救人了。他在十三歲到十四歲時期，年少失學，豈無被殺者有關原告提出告訴，於法無據，家庭社會自應負責。今又自首坦承改過從新，依例（判例）不問。他自十七八到二十歲時，參加起義有功被封為大將，臨陣殺敵功在「黨國」，應稽核其屢次累積戰功，依法加封「英國公」，以褒忠藎。此判！

　　漢代建國初期，大都只注意劉邦初入咸陽，還軍灞上，悉召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苛秦法久矣。遂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

　　這只是劉邦在天下未定，收買人心的戰略作為上的措施，並非是正式建立劉漢的皇權以後，都是用當時的約法三章來治理天下國家的。漢代建國以後，初期所用的法律，還是因襲「秦法」，但取其便民利國者，稍加修整而已。如漢初的開國丞相蕭何、曹參，都是原在秦代的縣級單位擔任官吏、師爺，他們也都是從小學習秦法，並有從政執法的經驗，也可勉強地說，都是法家出身，並非齊魯儒生一樣講究詩禮，他們都是法家的門徒。

　　到了漢文帝即位以後，重視人身，對於原有刑法上的殘酷有所不忍，下令加以裁減修正，因此，就贏得歷史上萬古留芳，有「漢文除肉刑」的德政盛名。但在他兒子漢景帝即位以後，對他父親皇帝的寬大政策，發現流弊，又稍加收緊，重視法治，這就使後來的歷史，雖然讚美「文景之治」，但對漢景帝，便要加上一個「嚴酷」的微辭了。跟著而來的漢武帝也很注重法治，例如有關李陵敗降匈奴一案，司馬遷旁觀不平，稍為辯解，武帝一怒，便被降罪而妥腐刑（閹割了男性生殖器），你說這有多麼冤枉。而且可見，漢法之嚴，並沒有比秦法好過多少啊！所以漢宣帝便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這是真話。注重法治的管理，便是霸道的效用。王道的禮治和道家的「慈儉」，固然是應時良藥溫和清勤，有時的確難以治癒重病或急症。

　　我們如要瞭解歷代傳統的法令、法律，大多已經不可考。但《唐律》、《明律》和《大清律例》，並未散失，我覺得很值得研究，也只有從這些文獻下手，才可以從它的反面，知道當時社會有關的各種情況，怎麼可以只向「法律」本科一面去看呢！但自本世紀以來，我們為了推翻幾千年來帝王專制的政體，便向西方文化中學習西洋的法律，初期引進，和日本差不多，是學習歐洲的「大陸法系」為主，稍有參考以英國為首的「海洋法系」的精神。至於如埃及、印度、阿拉伯、羅馬、巴比倫、猶太、波斯、希臘等法系，只當作學術上的事，並不實際採用，而且也完全不顧我國傳統法系優劣好壞的精神。經過半個世紀以上的演變，還是相當紊亂，一言難盡。總之，直到這個世紀的末期，對於法制、政體等等，可以說也是一個陰晴未定的局面。思之！思之！未免神傷！

　　對不起，因為講到法令問題，便引起一些有關法令的感慨。惟恐牽涉太廣，離題太遠，便只能如蜻蜓點水一樣，略微一提，就此煞住。不然，又便成為「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愈飛愈遠，不知說到哪裡去了！

　　多做好事才是真修行、真學問

　　我想，另用一個簡捷的方法，來說明「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的道理。大家知道，許多人都很謙虛客氣，叫我一聲老師，其實，我哪裡夠得上可為人師的資格。有一次，一位在鄉村擔任多年警察的人來看我，談到執行勤務的苦處，他便說：「老師啊！我很想提早退休，能在你身邊做事，隨便打掃清潔，端茶送飯都可以。」我說：「你是一個誠實君子，多擔待一些煩惱苦痛，為地方社會老百姓做點好事，才是真修行，才是真學問。」

　　因此，他就談到由台灣當局各部門向下發佈命令，一層一層來個「等因」、「奉此」照轉，也許加添上一些意見，或無意見，照轉不誤。又分發出去，到達鄉鎮最基層，要我們嚴格執行。但是那些坐在辦公室裡的老爺們，根本就不是從基層幹起的人，先不要說他教育學識水平的標準如何，但他們至少是不知道人民社會和各個地區的不同情況，就閉門造車，亂出主意，就自己根據理想的理由，擬出辦法變成條文，要我們來執行。你說怎樣行得通呢？如果拿到這些法令，向老百姓敲竹槓，那倒好，行不通的也得通，要通的也可以使它不通。伹我是死不肯做的，實在是於心不安嘛！不過，有時也有很好的辦法，就是多方面仔細看看，研究他們下達的法令和命令，就可發現他們上面的矛盾重重。有時間，有精神，高興起來，不想陞官就頂回去。不然，就置之不理，反正是上樑不正下樑歪嘛！為什麼可以這樣做呢？因為上面的法令，在他們高層的內部，就沒有溝通聯繫好、例如管經濟的下達的法令，和管教育的或管農林的等等所頒布的法令，甚至和地力行政機構的決策，就彼此上下矛盾互相牴觸，那叫我們最基層的幹部，又怎麼去執行啊！

　　再從司法方面來說，法院方面的通緝令，說你們本地某某是大流氓，必須緝捕歸案不可縱容。我們就不怕艱險，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緝拿歸案送進法院。但再經法庭的審理宣判，根據什麼「民主」啊，「人權」啊，或是這個人是心理不正常，或是精神病狀態啊，輕輕一判，關了一兩年就出來了。然後，他便帶著一把刀或是一把手槍，反來拜訪我們，二郎腿一翹，把刀槍在辦公桌上一拍說，老兄，老子沒事啦！你對我的好處怎麼算，我們走著瞧吧！老師啊！你說我們說是為人民的保姆，原來那些立法和司法、執法的老爺們，又是那麼寬容，豈不是叫我們和壞人結怨？倒霉的是我們，他們卻賺到了了個寬大仁慈的好名。你說怎樣才好做人做事啊？

　　他問：「過去的歷史上，想來也是同樣的吧？」我說：「對了。歷史的興衰成敗，幾乎都是同一版本的新修花樣。宋朝的王安石書讀多了，但不深入當時的社會環境。就想變法改革，理想是高遠的，但他坐在辦公室、書房裡，所制定的法令並不合時宜。而且下達以後，又被委派執行的官吏和中下層曲解了，因此就鬧得身敗名裂，使北宋王朝從此一蹶不振。當然，主要責任也由於當時的皇帝宋神宗的急功好利之所致。這便是歷史上給他的謚號『神宗』的『神』，寓貶於褒之意。」當然囉！其他還談了很多，他也提了許多在從政上，所謂公和私之間的問題，使我懍然警覺到，他是一個很有見解，甘心於「史隱」的好公務員，不禁肅然起敬，感慨萬千了！如果要我去做警察，未必能趕得上他好。除非我是小說《包公案》裡的南俠展昭，或是《七俠五義》裡的北俠歐陽春，《施公案》裡的黃天霸。但從和他的談話裡，會而通之，便可了解法令、政策合不合於民心，以及歷史上所說吏治的重要，就是基層幹部的好壞和一個政權的關係，是多麼的嚴重啊！簡單地說，通過這個故事，就可明白《大學》所說的「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的意義所在。

　　但要能做到「有諸己而求諸人」、「藏身而恕而喻諸人」的作為，說來容易，做到不易。因為人人都有極強烈主觀、我見頑固的習氣，有時明知故犯，卻也抵死不改。所以孔子告誡弟子們，要學問修養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四毋最為重要。但怎樣才能修養到四毋的境界呢？我們可以引用《大學》的實修實證的話說，必須要能「知止而後有定」，由定而後層層轉進，達到「靜、安、慮、得」的造詣才行啊！

四二、先看《詩經》怎麼說

　　研討《大學》到今天，我們還停留在「治國必先齊家」的階段。對於《大學》的原文，過去已有人批評，幾乎完全不顧邏輯的條理，可以說是雜亂無章。例如本段原文，既然是講「治國和齊家」關係的轉進，還算得上是有次序。但正在說到法令問題，忽然又無頭無尾，插進來男女婚姻的問題，在它上下文的銜接處，又沒有交代清楚，實在有點含糊不清。如果在明、清兩朝幾百年間，考「八股文」的對比文章，《大學》這一段的寫作章法，恐怕也是考不取舉人、進士了！

　　其實，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文章，卻是適合於當時理解的習慣，有時候以一兩句，就告一段落，跟著便如異峰突起，又接著另一個觀念來了。例如莊子的文章，更為放肆，但因為他文筆太美了，又是古代名賢，人們就不敢隨便批評，反說他是「汪洋惝恍，理趣幽深」呢！曾子著《大學》，在這段「治國和齊家」的關鍵裡，好像是少了個介詞。但從古文的寫作習慣來講，接著而來，它用「詩雲」開始，就已表示在這個大問題中，又須套出另一個最有相關的問題來了。這個相關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後世人們所說的「男女婚嫁」而成家室的問題。也就是現代人所說的婚姻問題和家庭問題等。

　　為了研究本段文字所包容的內涵，且讓我們先來瞭解曾子所引用三處《詩經》上的詩句，然後回轉來詳細瞭解它的內容。

　　「宜室宜家」的深意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這四句詩，出在《詩經·國風·桃夭》三篇中。其實，在《大學》裡，他所引用的重點，最重要是在最後一句「宜其家人」。事實上，上面兩篇最後都有同樣兩句，都是很有深意的，那便是「宜其室家」和「宜其家室」。因此，我們後世用在結婚喜事的成語上，便有「宜室宜家」的頌辭。至於原詩的「桃之夭夭，其葉蓁蓁」的內涵，是指那個要出嫁的姑娘，既有年輕健美的外型，同時也有深藏不露的才能和良好的德性。「之子」兩個字，就等於現代語所說的「這個孩子」。換言之，最後兩句是說，這個女孩子嫁過去了，一定很合適於這個家庭。他家裡會發達了，娶了一個好媳婦。

　　也許你們要問，「桃夭」兩句，簡簡單單，真有包含所說的那些意思嗎？講實在的，這就是《禮記·經解篇》所說的「溫柔敦厚，詩之教也」的道理。詩歌都是口語很好作，順口溜便是。但好的詩歌，太難了。如果要就「桃夭」的兩句內涵來發揮，又起碼要講說一兩個鐘點，我們不要離題太遠，就學陶淵明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吧！你只要從後世文學上慣用的成語「艷如桃李」，並沒有加上「冷若冰霜」的反面辭，便可知道「夭桃」和那蓁蓁的桃葉配在一塊，如說「牡丹雖好，還須綠葉護持」，這樣便可明白「美在其中矣」的文學境界了！

　　至於「宜兄宜弟」一句，他是引用《詩經·小雅·蓼蕭篇》裡的一句。事實上，據歷來各經學專家的研究，這四章詩是指周公攝政第六年，「澤及四海，統一華夷」，因「懷遠人」、「柔萬邦」的盛德所感，諸侯宴會並無猜忌，都是如兄如弟相親相愛。使人讀後，便會有懷念「成週一會，儼然未散」之思。

　　但曾子在本節裡單單引用這一句，是借它來一語雙關。對治國平天下而言，是指能做到「柔萬邦」、「懷遠人」的成果。對家庭而言，是指兄弟姊妹、至親骨肉之間的和睦康樂，互相敬愛的作用。

　　所謂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兩句，這是《詩經·國風·鳲鳩篇》中的句子。「忒」字，有正心不變的意義。這是指在主體當權的人，對於誠意、正心的初衷，必須要做到表裡內外如一終身不變．才能正己、正人．在家庭、家族中如此，對治國平天下也是如此，才可以自立、立人，相率天下以正了！

　　溫柔敦厚的詩教

　　關於本節所引用「詩雲」的問題，現在已經瞭解了，後面便可省掉插曲的麻煩。但在《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四書裡，為什麼會常常碰到「詩雲」、「子曰」等句子呢？

　　第一，因為在曾子他們那個時代，歷史經驗所留下的文獻，並不如後代我們那麼多。那個時候，孔子所著的《春秋》還剛好新出籠。所謂各國史料的《國語》，以及《左傳》和《公羊》、《谷梁》等《春秋三傳》還未流行，除了《尚書》算是史料以外，如要引用前人的歷史經驗，只好以《詩經》所收集的資料，最為恰當。因此，寫到或說到要「引古以明今」的時候，便常常出現「詩雲」、「子曰」了！到了後世，學者們便進一層，知道提出「六經皆史也」的觀念了！

　　第二，詩句，往往是濃縮簡練了歷史社會上，許多複雜的事實和很多情緒上的感慨，構成少數的字和句子的精髓，包含內涵意味無窮，但又不是破口大罵，或是任意的批評，或是隨便的恭維。例如大家都稱唐代的杜甫是「詩聖」，如他所作「蜀相諸葛亮」的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是多麼的引起共鳴啊！但最關鍵的感慨在哪裡呢？在「頻煩」、「開濟」的四個字，更可以為諸葛一生的遭遇而痛哭流涕了！他覺得諸葛亮的一生太划不來，太可惜。他本來是「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的人，是多麼的清閒自在。但偏碰上一個劉備，三顧茅廬，煩死人，不但是一次，還是三次的「頻煩」，只好告訴他當時一代的局面，是注定天下三分的格局。但不幸被劉備硬拉出山了，情不可卻，只好幫他一把。「劉老闆」已經不算太高明，但他會用辦法把諸葛亮穩住，臨死還逼他再幫他自己的兒子。可是阿斗真是個笨鬥，但君臣之分已定，已是沒奈何的事。諸葛亮幫劉備開國稱帝，又要幫阿斗搞「安內攘外」、「經綸濟世」的「整體全程經濟」。既已開國，還要開濟其後代，短短的父子兩代，耗盡了這個老臣的心血，到底還是白費。不得已，為了表明心跡，只好「六出祁山」「死而後已」。出師不捷是明知故犯，那是諸葛公在求得其死所的上策。所以明白其中意義的人，就會「長使英雄淚滿襟」。為諸葛一生的既「不遇其時」，又「遇人不淑」而痛哭流涕了！這樣瞭解，才可明白「詩之教」的「溫柔敦厚」之旨。不可說，你真可憐啊！比我杜甫還慘啊！那便叫作「嘶」，不能叫做「詩」了！

43、煉石補天靠母性

　　現在我們回到《大學》所引用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開始。我們要瞭解中國文化中，先來看看代表儒家的所謂萬世師表的孔子，他對於人類社會的看法是如何呢？大家都知道，他曾經說過一句：「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名言。尤其在他所研究的《易經·序卦》下篇，便更明白地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等等。換言之，他畢生主張盡「人道」以明「天道」，但從人類社會的現實開始，「天道遠，而人道邇（近）」。後來代表道家的莊子也提出，「六合之外，存而不論」的理念，都有類同之處。因此，孔子在他所整編的《詩經》第一部分的「國風」裡，開頭就引出與男女夫婦最有關係的《關雎》一篇，所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乃至「求之不得」，又是「寤寐思服」囉！「輾轉反側」囉！比起現代男女戀愛的情歌，激情都是一樣，並沒有什麼強調古人多是「聖人」，後人都是「剩人」的樣致。

　　從「只知有母」到「女主內」的演變

　　簡單扼要地講，這都是說明，這個人類社會的天下，主要的是男人一半，女人一半，平等！平等！女人並非是從男人拿出的一根肋骨變化出來，所以女人並非是永遠附屬於男人的。這都是傳統文化很明顯平實的基本原理。但是東西方的人類文化，自古以來，如「宗教學理」，以及「倫理道德」等的學說，甚至都把自然社會觀念變成同樣的「重男輕女」，變成了以男性社會為中心的現象。

　　其實，我國的歷史傳統文化，自有上古的記載開始，便很公平地認為遠古人類的社會「只知有母，不知有父」。開初原來都是以母性為中心的社會。但因男女天然的生理不同，在女性的生理週期，以及最為重要的懷孕和生育時期，乏力再去自謀飲食和其他勞務，很自然地必須要男性的幫助和照顧，因此，就漸漸形成習慣，慢慢建立了男女兩相結合共同生活的「家」。因為有了「家」的形成，又漸漸演變成「男主外、女主內」的初步習俗。然後為了飲食和生活，才自然地知道需要收藏、儲蓄、佔有、開發等行為，就初步形成了如後世所謂的「私有財產」或「家庭經濟」的基本形態，這正是合於唯物史觀發展的原理。但這是沒有加入人性心理變化成分的觀念，同時，更沒有涉及人類社會發展的「自然」和「必然」的規律。有關這種綜合性的「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進程，以及它的循環往復的法則，在孔子所著《易經·序卦》裡，都早已有了很科學性的邏輯理念了！

　　因此，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於遠古，上古史上，便都有對「母性社會」、「母系為中心」的簡單記載，稱之為「氏」。我們姑且避開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來說，有巢氏、燧人氏，乃更伏羲氏、神農氏，直到黃帝有熊氏，因其母生「帝」於軒轅之丘（河南新鄭），因名「軒轅」。長於姬水，故又以「姬」為姓。但從黃帝以後，仍稱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直到帝堯開始，人類社會的文明漸盛，才改變以母系為中心的習慣，從其封地開始，改稱為「唐堯」。乃至「虞舜」。可以說，從堯、舜以後，以男姓為中心的「族姓」風俗，才開始建立。至於認為「氏」即是「姓」，「姓」即是「氏」的觀點，那是漢代儒家們，從「重男輕女」的狹隘思想開始，才把母系為中心的「氏」，輕易曲解改變過來的。事實上，中國歷代歷朝的政府所習用的，都是一直稟承上古傳統文化的習慣而有分別，直到清朝末代，還是如此。如男人冠「姓」，女人冠「氏」，男人稱「丁」，女人稱「口」，後來才統統混合通用，就叫某某「姓氏」的「人丁」或「人口」。其實，這種區分的稱呼，不是階級的觀念作用，是適合邏輯的分類而已。

　　如果再向遠古史上溯，那就必須要如荷馬的史詩《奧德賽》、《伊利亞特》或屈原的《離騷》一樣，要推到遠古流傳的神活，便是代表歷史的根源上去了。例如我們傳統的古史神話之一，就說到黃帝和蚩尤的戰爭，那位被後世稱為「戰神」的蚩尤，頭觸不周之山，因此而使「天塌西北」、「地陷東南」，所以使中國變成了現在的地勢，西北高，多沙漠，東南低，多海洋。好在感動了我們大家的老祖母女媧氏，看不下去了，才出來「煉石補天」哩！女媧稱「氏」，仍是代表了上古以母系為中心的意義。而且人們所生存的最偉大的天地，有了嚴重的缺憾，還是要靠這位人神之間的老祖母出手撐持，才能挽回人類的浩劫。女媧氏，才是代表了人類母性的最偉大的光榮和功德。

　　好了，我又說累了，也覺得自己愈說愈遠了，就到此打住。為什麼我要從遠古說起，以母系社會為中心的道理呢？簡單總括的一句，我要特別提出聲明，我是認為中國文化傳統繼續保持了五千年，大半是靠過去歷史上女性偉大的犧牲，以及她們所付出的「忍辱負重」的功勞。換言之，女性對中國傳統的社會文化，的確猶如女媧氏「煉石以補天」的功德。但這是說過去，今後是如何？我也和大家一樣，只能知過去，並不能知未來，更不明白現在。

　　可是我們傳統的歷史文化，如從黃帝開始，下至夏、商、週三代前後，都是依循以「重男輕女」的男性社會觀念為中心，關於女性，大多只記其反面。對於因得力於母教的記載，少之又少，只有在商湯以一旅中興邦國的故事，還稍微表彰了商湯革命的成功，是得力於母教的成就。其他所記載的，都是對因女禍而破家亡國的故事，反加極力描寫。如夏桀因嬖妹喜而國亡，商紂因嬖妲己而國亡，周幽王因嬖褒姒而國亡。看來夏桀、商紂、幽王，還遠遠比不上後世的唐明皇，他卻是：空憶長生殿上盟，江山情重美人輕。華清池水馬嵬土，洗玉埋香總一人。

　　美女子和美男人，那是天地父母自然生成的藝術品，它本身並不一定有善惡好壞的作為，無論是普通老百姓，或是一個帝王，因為有了美女而終至於國破家亡，那是男人本身沒出息，專門拿婦女來做代罪羔羊，這不算是公允吧！

　　但到了西周的古公亶父東遷岐山，再到周文王、武王的興起，總算在歷史上有了公平的記載，極力讚揚了周朝初期的「三太」（古公亶父的后妃太姜、文王的生母太任、以及文王的后妃太姒，事見前述），外帶及周武王的賢後邑姜，她是太公望之女，「賢於治內，輔佐武王。有妊，立不跛，坐不差，笑不喧，獨處不倨，雖怒不詈」，生太子誦，就是後來的周成王。因此在孔子的思想觀念裡，女性的功勞對於「治國齊家」十分重要，他還極力讚頌了周初姬家母教和母儀的偉大，對於周武王革命事業的成功、周朝的興起極力推祟，因他有了十位最重要的賢臣，其中一位，還是女性呢！

　　周武士的革命成功、建立了周室王朝的政權以後，開始整理自上古以來一脈相承的道統文化，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傳統文化的，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後世所謂的「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據說都是周公姬旦彙集主編，然後才規定發佈的。當然囉，也許有些是出於他人之手，後來又經過孔子刪訂改編而成的。這樣說是屬於考據學專家博士的事，我是「後進於禮樂」的野人，也是粗人，就不必細心專說了。不管如何，由周初周公「制禮」開始，從孔子的觀念來說，中國人，才真正開始有了一套整體的文化體繫了。因此他鄭重讚歎周朝是「鬱鬱乎文哉」的開始。三禮制定了政治、社會、經濟等等禮儀，可說是一部「憲法」法理的大原則。同時在婚喪等等禮儀以外，制定男人成年的「冠禮」（等於後世的法定，有了成人資格，可以行使選舉權或人權了）以及「婚禮」，乃至女子的「笄禮」等等，幾乎相當繁瑣，別成一套體系的學問。但如仔細「好學、審問、慎思、明辨」一番，其中所包涵的生理、物理，以及人和自然界的關係等學問都有，並不是一部陳腐不堪的老賬簿。

　　「三從四德」的時代意義

　　好了，單說我們過去所要打倒的「孔家店」裡有關女性的問題吧！「五四」當時，搞婦女運動的人，一聽到女子要有「三從」、「四德」，就大喊打倒，而且都盲目地歸罪到「孔家店」裡去。其實這都出於《禮記》中《儀禮》上的記載。而且「三從」、「四德」的內涵，並沒有一點輕視女性、或是壓迫女性的意思。所謂「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或謂老來）從子」，就叫「三從」，那有什麼錯？你把「從」字換做現在流行的法律術語，變成「負擔」或「負責」來想想就通了，那真是對女性的尊重啊！女子在未嫁之前，應該由父母負擔生活，負責教養，有什麼不對？結婚出嫁以後，作為丈夫的男人，就應該負擔起妻子一切的生活費用，負責妻子的安全，那又有什麼不對？除非是反過來，男人要靠妻子生活的才對嗎？丈夫死了，當然妻子自身的父母也老了，不靠子女的照應，怎麼辦？

　　當然囉！從現在來說，可以靠政府所辦的社會福利，但真是一個男子漢或好兒女，把父母養老的感情和責任，完全推之於社會，也未免有點那個吧！尤其在父母子女的情感上說，恐怕不是味道吧！為別人、為大眾爭福利的養老是大好事，如果是只為自己，那便不算是「民主」的本意，只能算是個人自由（自私）主義的什麼吧？也許我又錯了！不過，你如從上古的歷史社會來設想，三千年前，教育並不普及，尤其女性，根本無法受教育，不是完全無權受教育。而且基本上，上古是全靠人力的古老農業經濟社會，女性更沒有自由獨立謀生的能力，那麼，在家不從父，又要從誰呢？出嫁，當然也就是要有取得長期飯票的需要，不從未，又如何呢？至於夫死從子，事實很明顯，就不要多說了。但是還要知道，夫死、子小，還要「母兼父職」，撫養子女成人，試想那又是究竟誰從誰呢？如果你把「從」字只當做「服從」、「盲從」的意義來解釋，那便是你這個中國人，還沒有弄通中國字的內涵，還需要再回去在「孔夫子師母」那裡多學習學習吧！

　　說到「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的「四德」，這是有關婦女人格和人品養成教育的目標，不只適合於女性，即使是一個男兒，也同樣需要有這種教養。一個人的品德有了問題，不論是男女，當然是不受人歡迎。言語粗暴，或是刻薄貧嘴，或是出言不當等等，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沒有口德，那也當然不行。至於「婦容」一項，更不要誤解是在選美。古文簡略，它所謂「容」，是指平常的「儀容」整潔，不要故作風騷，給人做笑料。「婦功」一項，過去在有的書上，要把「功」字讀成「紅」字的音，那是專指刺繡，或裁縫衣服和精工紡織的技能。尤其在過去以農業經濟為主的農村社會裡，這對於充實家庭經濟的作用更為重要，即使到現在「四德」中的這一項，我覺得對於現代和將來社會中的女性，更為重要。簡單地說，還在二十多年以前，我有一個朋友的女兒，大學畢業了，和一位在外國的華僑青年結婚，他們在出國以前，奉父母之命向我辭行。我就對那位朋友的女兒說，你出國第一件最重要的事，還要去求學。我不是叫你去讀一個什麼博士或碩士的學位，我希望你去學習一種個人獨立謀生的技術，如依一般女性來說，學會計也好。因為時代到了現在，尤其是將來婚姻制度快要破產了，愛情是抵不過麵包和米飯的。所以現代的女性，從小開始，必然要學會一項專業獨立謀生的專長，才能保障自己和夫妻的關係，這就是「婦功」的重要。這位小姐，後來照我的話做到了，固然不負所望，也不出所料。

　　在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古老社會裡，雖然不是政府的明文規定，但在自然形成的風俗中，對於幼小男女的教育，尤其是「婦功」方面，早已自成為一種當然的行為。長話短說，我們只舉南宋詩人范成大一首《田家》詩，便可呈現出一幅江南農村社會教育的真實畫面了：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升瓜。

　　另如清末的名臣曾國藩，當了那麼大的官，但是對家中的女兒媳婦，每天要績多少麻（做布的原料），織多少布，或者做鞋底，都有很嚴格的規定。其餘的例子不勝枚舉，也就不用多說了。

44、治國齊家須女寶

　　總之，《大學》所講「治國在齊其家」，首先所提出的「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便是依照傳統文化《周禮》的精神，要點是講一個家族、家庭中，首先需要有一個具有婦德的女主人，才能使這個家庭、家族父子兄弟，上下老幼，各得其「宜」。這樣，當然可以使這個家庭中的男人們，向外發展事業，不但無內顧之憂，同時還可以得到賢內助的助力了！但就下一句的「而後可以教國人」的結語來說，他的重點還是在指「家天下」時期的帝室家庭，以及王侯將相，乃至當權士大大們的家族而言。因為上古的時代，還在「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封建制度的社會，所以對於上層領導的要求，更為重要。這就是所謂的「春秋責備賢者」。

　　從「婦德」到「母儀天下」

　　其實自古以來，從東方的文化來講，當在周、秦時期，不但從孔子開始推祟《周禮》的文化，重視王朝帝室「齊家而後治國」、「婦德」和「母儀天下」的主旨；就如以「入世而後山世」的印度聖人釋迦牟尼佛來講，也是同樣推崇治世的「轉輪聖王」，將他等同於佛。同時他也強調所謂治世「輪王」的福德，必須同時具備「七寶」（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但在人道上的第一重寶，就是「女寶」，也就是賢良有德的后妃。所謂「輪寶」，有兩重意義，一是指猶如現代精密科技的海陸空等武器。二是指歷史時代的巨輪，等於俗話所說的有好運氣，和「天命攸歸」的意義。「像寶」、「馬寶」是指交通和征戰所用的快速交通工具。「珠寶」是專指經濟、財政極發達的財富。但上面所說的四種，都屬物質文明方面。講到人事方面，第一需要有賢德智慧的后妃「女寶」。另一就需要有善於理財的經濟、財政的能手「主藏臣寶」。你們知道嗎？日本人叫財政大臣「大藏相」，就是出典在佛學中。另一最重要的就是善於知兵，統領大眾所向無敵的大元帥「主兵臣寶」了。

　　雖然如此，但印度的古代信史，已很難稽考，例如著名的阿育王或孔雀王朝的好壞后妃，更是沒有信史可征。在中國傳統的「二十六史」中，除了周室初期，接連記載著四代的賢德后妃以外，自秦、漢以後，可以稱為帝王體制時代較為賢良的后妃，為數實在寥寥無幾。以開國創業的那些帝王來說，除了漢光武的陰皇后（陰麗華）和朱元璋的馬皇后以外，即如李世民的長孫皇后，還當退居其次才對。尤其是朱明開國的馬皇后，她是一個基本上沒有受過教育的鄉村婦女出身，但她的德行，卻遠遠超過歷代的賢後之上。而且她在朱元璋稱帝封後的時候，嚴謹地提出警告說：

　　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

　　足見她對朱元璋個性的瞭解和規勸，是多麼的高明啊！她比范蠡警告文種，越王之為人「只可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的話，更有深度。因為她從人生艱苦的經歷中，瞭解到人性的反面。但是，她是朱元璋同甘共苦的妻子，她也深愛這個丈夫，只好在他得意歡樂登上皇帝寶座的時候，流著眼淚，對丈夫說了這樣警告性的歷史名言。短短的十個字，比起那些文章千古的大臣「諫書」，更為有力，真可以說是擲地有聲的金玉良言啊！

　　下面，接著「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之後，便是「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了。對於「宜兄宜弟」的出典來源和內容，前面已經說過，話不重提。但他引用這句在「治國在齊其家」的一段裡，那是用來專指在家庭、家族中兄弟姊妹，互相爭寵，互相爭鬥，尤其在權位和財利之間的爭奪，甚至還不及路人和外人，彼此互相殘殺的，歷代歷史所記載的太多了。豈只有初唐開國時代的「玄武門事件」，宋朝開國時代的趙匡胤兄弟的「燭影斧聲」，乃至清代雍正奪嫡的疑案等等。即使像一般平民老百姓，稍富裕的家庭，甚至如三家村裡薄有幾分半畝田地，或幾間東倒西歪的破屋的兄弟姊妹為了爭產分財，鬧得你死我活，實在也是不可勝數。如果推廣「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個觀念，如現代社會上的政黨、社團、公司、店號等的同志和同仁，都如兄弟姊妹，彼此都能夠「同心一德」，互相尊重，互相關愛，那是廣告中言語文字的「美聲」，事實上，恐怕比水面上畫花紋、小孩子的吹氣泡還要難得。

　　因此，曾子只好著之於書，告誡奉勸天下後代，真正儒家「孔門」所教育的學問重點，對於「治國齊家」之道，首先重視有「賢妻良母」的「宜其家人」。同時就是兄弟姊妹之間，和妯娌、姑嫂之間的「宜兄宜弟」，就是如此而巳。尤其如現代人，已經開始有了「四海為家」的習慣了。假使碰到為了個人的利益關係，和兄弟姊妹、朋友之間爭得太過分痛苦的時候，我總是常常提醒他們一句話，古人說的「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退一步，放一著，就可自求多福了。話雖如此，如果沒有「知止」、「誠意」的平日涵養工夫，一碰到事情，就絕難做到了。

　　「為政」不等於「政治」

　　接著而來的，在「治國在齊其家」的本節末後，就又引用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的名言，用來說明「治國」與「齊家」的「宜其家人」和「宜兄宜弟」，都不是只在要求妻子和兄弟姊妹來做到的。真正能夠做到使妻子和兄弟姊妹都能和樂相安相處的，都要由於自己本身一人的品德行為和學養教化的影響才行。這便是《大學》開端所說的「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效果的發揮了。「其儀不忒」，是說自己本身「誠意、正心、修身」的榜樣，始終一致，表裡如一，從來沒有言行相違、口是心非的敗德。那麼，自然而然地會「正是四國」，可以感化普及於國人了。

　　所以它在做最後的結論便說：「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但須注意，在這裡所用的「法」字，不是指法律的法，而是作傚法的法來用。這是說，假如你能做到，使父子兄弟們都要傚法以後，漸漸就可使人民也都來傚法了。這就是孔門儒學所說的「為政」的道理。「為政」是正己然後正人的教化，由君道、父道而同時兼具師道的道德，感化人民的作用，不是「政治」；「政治」，是依法管理和治理人民的作用。如果望文生義，看來都是同一名詞，好像意義都差不多。事實上，它是大有差別的。

　　例如，東周以前，周（姜）太公呂望的「治齊」，以及後來管仲的「治齊」，他兩位都是真正大政治家的做法，而稍微兼具有「為政」的風範。其他如周公兒子伯禽的「治魯」，比較重視「為政」的德化，可是卻使魯國在春秋、戰國末期，始終似嫌懦弱。可是到了秦亡、漢室初興的階段，東魯儒生始終還存有保全儒家傳統文化的風儀，影響兩漢而流傳於後世。所以說，文化是人類民族的靈魂，尤其是一個國家民族，切不可自毀靈魂、但取軀殼地糟蹋文明，更不可自毀千秋的文化大業，而偏取後世的一家之言，便當作金科玉律。那是必有自懺孟浪，後悔莫及的遺憾啊！

四五、人世難能天下平

　　在進一步研究「平天下在治其國」之前，讓我們先來讀這段原文：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絮矩之道。（一）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二）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三）

　　康語曰：「惟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定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四）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五）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

　　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六）

　　我們研究「治國在齊其家」以後，接著而來的，便是「平天下在治其國」的全段大道理，作為全節的結論。這就是曾子秉承孔子遺教的心得，指出「外王（用）」之學的「為政」大道。也就是從宋儒開始，認為《大學》、《中庸》，便是「帝王學」，是「治國平天下」的大經大法。用現代語來說，它就是「領導學」的大原則。可是，本段的內涵，也不免有時間（時代）、空間（地緣）的局限性，須要「慎思、明辨」清楚，不可只像宋儒的某些理學家的觀點一樣，認為只要《大學》、《中庸》和半部《論語》就可治天下了，那便會成為笑話。如果真是這樣，倒不如假借子路的幽默話說「有人民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而後為政」，以及孟子的感慨所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只靠天才和命運就可以了。事實並非如此。我們現在為了探討的方便，姑且把這段原文分列為六節，等於是六個要點，然後再來分別理解。



　　先瞭解「天下」的原義

　　但是，必須先要瞭解一個名詞的問題，即周朝當時所謂國家的「國」字。在周室「分封建國」的體制下，所有諸侯們的治地都叫做「國」，或自稱為「邦」。所謂「天下」的一詞，才是等於後世和現在一統中華「大國」的代名詞。《大學》原文所稱的「天下」，也就是這個意思。當時是以姬周王朝為所有諸侯邦國的共主。周王朝所統領的人民和土地，便稱謂是一個「天下」，並非等同於現在的世界，或整個地球的觀念，不過，我們也需要知道，在周秦以前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的文獻書籍上所講的「天下」，也有同於現代世界觀的地方，尤其是漢儒所分類以後的道家遺書，並不少見。例如戰國時期的陰陽家鄒衍，便說「天下有九洲」。我們「中國」只是「九洲」中的一洲，稱為「赤縣神洲」而已。所以當時的人，認為他的說法很「怪誕」。換言之，認為這是古怪的、不實的說法。

　　到了十五世紀以後，由於天文、地理和其他科學的發展，世界上的人類，漸次知道了地球上有八大洲，這便與兩下多年前鄒衍所說的只差一洲了。如果再拿《山海經》和中國上古神話來做比較研究，也許是上古以來，地球上的地質，經過時間的變化太大，洲和洲之間發生了分裂和重新組合，因此少了一洲，那就不敢隨便否定鄒衍所說的話是否「怪誕」了，這便是科學的精神，不可盲從附和。

　　明白了這些資料以後，就知道<大學》中的「平天下」觀念，實質上是以當時周室王朝所統一的整個「中國」而言。假如我們擴而充之，視為可以用來指整體人類的「理想國」，或「世界大同」的觀念來說，我想，曾子也絕不想保留著作權，大家都可以隨便自由取用，只怕「言者無心」，但恐「聽者有意」，反而自生爭議而已。



　　什麼叫「絜矩之道」？

　　現在我們首先討論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第一分節的第一項目，便是「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用現代話來說，就是在上面高層的領導人，能做到尊重老人，先從對自己的老人，如父母以上的祖父母輩，乃至父母以上上輩中的叔伯等老人，都能敬重孝養。擴而充之，就能善養天下的老人了，猶如歷史所推崇的「西伯昌（周文王）善養老」，便是此例。那麼，你所統治下的社會人民，自然都會傚法你的行為，做到孝順父母和上輩了。

　　其次，所謂「上長長，而民興弟」，也是同樣的意義。你能做到尊敬年長的兄長輩的人，自然社會人民，大家都會傚法你的行為，做到「善事長者」，興起兄弟之間友愛的德行了。

　　再次，所謂「上恤孤，而民不倍」，這個「倍」字，在原始的文字中，也就包涵有「違背」的意義。這是說，你能體恤孤兒，使幼孤的孩子，也有所養，有如己出。那麼，社會人民，就都會傚法你的德行，視你如大眾的父母，不會生起背離的念頭了。

　　最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一句，其中所謂「絜矩」是什麼意思呢？「絜」字，在中國上古的文字學中，就有中心平衡點的內涵。換言之，猶如天平秤的「槓桿」的意思，不偏不斜，才得中正的平衡。「矩」字，大家都知道是規矩的矩。規是圓周的，矩是方角的，就是自古以來工程所用測量方圓的基本標準工具。把方圓標準的儀器名稱結合在一起，便叫做「規矩」。這是說，大人君子們，必須要有「獨立而不倚」的公平中正的內心修養，才能「智周萬物」，「量同太虛」，可以包容涵養萬民，澤及蒼生。曾子在《大學》裡所提出的「絜矩」之道，也就是後來子思所著的《中庸》之謂「中」的由來。簡言之，什麼叫「中庸」？就是「絜矩」之道的發揮。不信，再讀下文便可知道了。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在這裡，所提出的「上下、前後、左右」六個方面，就具有人事、物理等古人所謂的「六合」的內涵。也就是《易經》八卦之學後天重爻所用的「六爻」的意義。「六合」就是四方加上下，也是上古對空間的代號。「六爻」，就是有六個層次交會點中心的作用。這樣便叫做「絜矩」之道。所謂「絜矩」之道，就是平衡，就是「中庸」，且請大家精細參詳為幸。

　　至於原文所說「上下、前後、左右」的內涵，切勿隨便放過，以為一目瞭然，一看便懂。不需要多加討論，那就難免有過分大意的失誤了。例如「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這是說你本身在上位，作為領導的人，不管你是做皇帝，或做官的臣工，乃至做老闆、做師傅，甚至做父母、兄長的人，凡是居於上位的人，無論你做任何一件事，自己想來都很討厭，或很為難，或者很不應該去做，只好自我逃避，就要指使下面的人去做，那便是「缺德」，就是「意不誠、心不正、身不修」，切切不可如此。相反的，如果你身居人下，對於有些事，有些作為，自己想來都有些厭惡，但是為了討好上級，就改變方法，把壞的成分，花言巧語，另加包裝，慫恿上面去做，或是掩蓋自己的過錯，故意諉過於上級。那就是「意不誠、心不正、身不修」的最大「缺德」，切切不可如此。不過，這樣的理解，還只是略說一面。如要照人世間的人情險噁心理去分析，再來參照過去歷史上的故事，便可瞭解這兩句所包含的內容還多著呢！希望大家自己去好學、深思吧！

　　至於「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看來又是多麼的簡單。但你仔細想想，就完全不同了。譬如說，有一件事，我們從前就很討厭它，不想辦，現在又碰到了，就毫不猶豫地把它先擱在一邊，這樣，也常常會發生僨事或誤事的後果。因為一切事，都會因時（間）、空（間）而變化的，未必從前討厭的事，現在仍舊討厭啊！或者這個人，是你從前最可惡的人，他現在已改過從新，你還照以前的厭惡，不讓他重新做人，把他一切阻礙在後，那也是不對的。至於「所惡於後，毋以從前」，譬如有一件事，或一個人，你看到將來的後果一定不好，但今天是由我或要我來辦，你就「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不管對與不對，先行處理了再說，那也常常有「後悔莫及」的反效果。諸如這樣的理解，如果對照過去歷史上所經歷過的事實來講，那便太多太多了。

　　現在讓我這個老頑童，來講個笑話給你們聽。從前，我有一次帶領學生兵的部隊去散步，有一個學生，面色很難看，他看我沒留意的時候，很快轉身插隊到前一個位置去了。我回頭看到了，就叫他回來，要加訓斥。但我先問他說：「雖然不是正式行軍，大家可以隨便一點，你平日素來很守紀律，今天為什麼這樣不守規矩？」他說：「我的前面那位同學，一路連放臭屁，實在受不了啊！我願受處罰。」我聽了，也不禁笑著說：「你昨天還向我大談《大學》上的道理呢！你可忘了『所惡於後，毋以從前』嗎？」這個學生聽了，就和我都大笑不止，然後我叫他去告訴那個同學，快到醫務所去診斷一下，是不是腸胃消化不良，或另有其他的毛病。在外交界或平常正式宴會上，隨便任意放響屁或臭屁，那都是很失禮的行為，必須要注意。

　　又如「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這四句話的左右對比，很簡單地講，是說在做人處事上，自己碰到不遂意或很不願意去做的事，就不可以隨便推托給平輩平行的人去做。例如讓做官的同僚、同事，社團、公司中的同仁，甚至或親如兄弟姊妹的朋友們去「勉為其難」，「委曲求全」了，但擴而充之，從「治國平天下」的大是大非、大經大法來講，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朝代、任何一個政體、任何一種制度，都會碰到有左右兩班兩派的不同意見而形成矛盾，須在最高領導的原則上，絕不可以把右的一方所厭惡的事或主張，就強迫要左的一方去做。同樣的，也不可以把左的一方所厭惡的事或主張，就強迫要右的一方去做。至於處在最高領導層的地位，要怎樣才能調和平衡上下、前後、左右的各種對比矛盾，而使其得到中正和順的境界，那真是需要有大智慧、大仁德、大勇氣的才器了。也正如岳武穆講用兵之道一樣，「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實在只可意會，難以言傳。也正如古德禪宗大師們所說，「如珠之走盤」，並無一個定位的方法了。如果有一個固定的方法，那已是落在上下、前後、左右的偏旁圈圈之中了。這在歷史上所經歷的故事，和現代史上的新故事，事例也不少，都姑且不論。

　　對於《大學》這一節的名言，也有人說過，就是孔子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其實不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對個人自我的學問修養來講。至於本節所謂有關上下、前後、左右的話，始終是從「大學之道」的「明德」、「內明」之學出發，然後推之於「外王（用）」、「親民」，而作為一個領導者，在對人、治事、處世之際來講，其中的內外、表裡、精粗之際，實是因應事物的大學問。如果以《大學》本身的主旨來講，必須要先從「知止而後有定」，直到「慮而後能得」，通達「格物」、「致知」，配合「誠意」、 「正心」、「修身」的全程修養，才能真地明瞭「絜矩」 之道的妙用了。



四六、天秤不自作低昂

　　跟著上節而來的，他又引用了《詩經·小雅·南山有台》的名言「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兩句。自又加以解釋說，所謂能成為人民所敬仰如父母的好領導，必須要做到真正的「民主」之「主」。那就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像這樣的文句，它本身就是白話，我們不必再加解釋。只須要注意，「好」、「惡」兩個字的讀音和用意，就可以了。



　　當政者「不中不正」的後果

　　然後他又引用《詩經·國風·節南山》章中的典故。「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我們先說他所節錄原詩四句文字的本意。前兩句，是用古人帝王制度及官府的習慣，重視「坐北向南」、「南面而王」的氣概。當人們面對南山的高峻，最為出色的，就是對門當面的那一塊潔白無瑕、壁立萬仞的大石巖，使人看了，便有肅然起敬，大有神聖、偉大和崇高之感。當然，並不像黃山的天都峰那樣，令人會生起不在俗世的出塵之感，只可當做飄飄欲仙的意味。跟著後面兩句，就使人會有壓迫之感了，尤其是對當時「秉國之鈞」的高層領導者來說，大有咄咄逼人的氣概。「師尹」，是西周時期的官職名稱，除了「天子」的皇帝以外，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當道大臣。這兩句詩的用意，是以比喻的文體表達出來。也就是說，你這個做師尹的要注意啊！你猶如南山的那塊大石巖一樣，你在萬民所望、眾望所歸的權位上，威權赫赫，不可一世，但全國人民雪亮的眼睛都盯著你看，他們對於「治國平天下」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啊！這便是原詩句的本意。至於歷來嚴格研究《詩經》的經學家們，對於原詩在歷史時代的故事，所指的究竟是誰，各說紛紜，莫衷一是。但至少都認為這首詩，是在周幽王寵褒姒那個朝代所作。因為周政衰敗，民心愁苦，但是那個「秉國之鈞」的師尹，既不負責任，又討好幽王，弄得民怨沸騰。有關師尹是誰，是官名？是人名？千占以來，都還在考證中，姑且不論。

　　因此，曾子便說：「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的話。他所說的「有國者」，就是後世所謂的「當道者」，現在所謂的「執政者」或「當局者」，是同一意義的不同名詞而已。「辟」字，就是「偏僻」的「僻」，就是「不中不正」的另一說辭。「僇」字，相同於「殺戮」的「戮」。這個字用得很重，就是說，猶如這個「師尹」，做得不正，天下人就會起來「殺戮」了你。不然，也會被後世的公平歷史學家所「筆戮」的。

　　曾子在前面引用《詩經》上的歷史經驗，既說明了作為「民之父母」的存心之不易，更進一步來說明「秉國之鈞」者，更須要有隨時反觀自省的警覺，不可被權位所迷惑，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因為權位與功名富貴，都是外來的物慾，但也最容易迷惑自心，使人喪失「智知」的理性。宋代的名臣大儒歐陽修曾經說過：「禍患常積於忽微，智勇多困於所溺」。這的確是古今中外不易的名言。人生到此，如果沒有山林布衣的氣度，如孔子所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富貴於我如浮雲」的「知止而後有定」的定力，幾乎沒有幾個能跳得出權位的陷阱。



　　先「立德」才能得民心

　　但曾子引用《詩經》上的歷史經驗，更進一步，很巧妙地再配上一層，推到有國者的得失存亡之機，如說，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這四句詩，是《詩經·大雅·文王》七章詩中的名句。這是姬周初期建國時候的「箴言」名歌。它的用意，是告誡周室王朝繼承者的子孫們，當在前朝殷商盛世的時期，他們並沒有喪失了人民大眾的信任。那個時候，殷商的善政，可以說，夠得上是配合天心仁愛的標準（「師」字，是有大眾、群眾的內涵。「上帝」，是上古以神道設教的名稱，它代表了那個能為萬物之主的天心和天意）。誰知道到紂王的手裡，政治腐敗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完全喪失了人民大眾的信賴，因此致於國亡家破，才有我們今天的周室王朝。所以你們要把前朝殷商的失德，作為一面鏡子一樣，隨時反照反省，不可忘記了歷史的教訓。那個至高無上主持大命運的天意，它永遠監臨著你，唯有施仁德在民，才能得到保佑，這是不可變易的最崇高的大原則（「監」字，占文通「鑒」字用。「峻」字，即有崇高至上的意思）。

　　然後曾子又進一層引申解釋說：「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這一段文章，說得非常白話，本來不須再加討淪。但是，在座的幾位年輕同學，是從現代白話教育起步的。因此，又回想到我自己讀這一段文字的時候，還在童年，距離現在已有半個世紀以上，似懂非懂，不敢多問老師。如果太囉嗦多問，老師會說，好好背熟它，將來你就會懂。一輩子也用不完。當然，聽來很悶氣，不是生氣，因年輕，還不懂生大氣呢！將來懂得，真是莫名其妙！心想，恐怕老師他自己還沒有完全懂吧！可是幾十年後，真的反而覺得那個老師真高明，好在沒有點破我。如果那個時候，他教我懂得了文字，也許永遠只是做個「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而已。這是要有人生多方面的經驗，而且還要配合數十年的做人做事，才漸漸地一層一層深入，才算真懂了。學文哲和文史，也同學自然科學一樣，沒有走進實驗室去實習，永遠不會有新發現，永遠不會有發明的。

　　話說這段文章，它是在古往歷史上，評論一朝一代，創業建國者的經驗和成功失敗的大原則，同時也是一個人，要做任何一種事業的成功和失敗的共同原理。一字千金，真不愧是孔門賢哲弟子的名言。他首先提出「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之道，這個「道」字是一條不可變易的大原則之道，並非是說話之「道」。不過，你如把它當作要說話之先的「說道」，也勉強可以。總之，他說，要想創業建國，唯一的條件，須要有人民群眾的歸心擁護。有人民群眾才能得國；相反，失掉民心，就會失國。但怎樣才能得到人民衷心的歸向呢？答案：「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是故」，是古代語言的習慣，便是現代常說的「所以」。這是說，你想要創業建國，或是你想做任何一件事業，必須要具備先能得到「人和」。你想要人心歸向，或是個人想要有朋友相助，必須先要從自己「立德」開始。如果你自己做人，態度、言語、思想等行為，處處「缺德」，一切就免談了！不過，一個「德」字，涵義太多太廣太深，真是一言難盡，說不完的，不是隨隨便便說一句「道德」就對了。所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一直說到這裡，仍然還都在「德」字的範圍裡打轉呢！明白這個道理，自可瞭解下文所說的推理：有德，才有人眾；有了人眾，就會有土地；有了土地，就會有財貨；有了財貨，當然就能興起種種妙用了。尤其是一個國家，就是人民、土地、財貨三個因素的綜合凝聚。然後構成一種總動力的共同經營，那便是後世所說的「政治」和「治權」的內容了。其實，一個人家也是一樣，先由男女兩個人，結合在一起，共同辛苦經營，成為一個家庭，也是同樣的道理。至於現代人的創業，無論是工商事業、金融事業或社團事業，也不外於此理。

　　但他特別慎重地提出注意，任何創業成功的基本條件，在於個人的「行為道德」，也就是包括心理行為和處事行為兩種的綜合。所以說，「德者，本也。財者，末也。」這個「末」字，不是說財是沒有用的意思。這是說，一個人，自己的道德行為是根本，財貨是由根本所發展產生的枝末。換言之，德行，猶如樹根，財貨，猶如樹的枝葉。樹根不牢固，枝葉是不會茂盛的。因此，他便說：「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如果你不顧在自己內在的根本德行上建立，只想爭取向外的財資，那就必然會有人來和你爭奪權利的。所以在爭取人和與爭取財貨這兩者之間的妙用上，曾子就特別提出一個道理，即「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這個大原則，那是萬古不易的名言，也是人類生存和生活上的大原則。賺錢難，聚財難。但是用錢更難，散財更不易。能夠賺錢聚財，又能夠善於用錢和散財的，必然是人中豪傑，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及的。至於死守財富和亂散錢財，當然是一般社會人群中常有的兩種典型。



　　當政者特別要注意一言一行

　　最後，曾子又特別慎重地對於有志於「治國平天下」者提出言論和財貨兩者的反應作用，也可以說是因果律的法則。「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第一：他為什麼在這裡又要涉及到言語方面的事呢？而且他所說的言語，又是指哪種說法呢？答案：是指關於言語的「德行」，也就是平常所稱的「口德」。言語，是內心思維意識的表達，如俗話所說，「欲知心腹事，但聽口中言」。一個人的善惡行為，在外表的是整個人身的行動，在內在的是意識思維。但這兩者之間，對外表達作用的，便是言語。「唯口出好興戎」，善言是德行，惡言是禍患，又如俗話所說的，「禍從口出，病從口入」，都是同一道理。但是這還只是從一個人的立場而說。如果是身負國家天下之責的人，那就更嚴重了，他的一言一行，動輒會影響全民的，所以中國傳統文化，在兩千多年的帝王制度裡，有形無形，具有監視帝王的作用的，便是「史官」。「左史」記行，「右史」記言。雖然後世有今不如古的趨勢，被改稱為皇帝的「起居注」，但還是相當嚴格，在那些不敢記，而又不敢不記的字裡行間，還可以看出究竟的。

　　總之，曾子在這裡提出言語的因果作用，也是很有深意。因為曾子是周朝末期的人，應當還是先從周朝的史料中去瞭解，就比較切近。首先，我們且看周文王臨終的時候，對他兒子周武王所說的話，如史料所載：

　　「西伯（文王）寢疾，謂世子（武王）曰：見善勿怠 （看到應該做的善事，不能偷懶不做）。時至勿疑（凡事要把握機會）。去非勿處（過去曾經有錯誤的事，快改，切勿流連）。此三者，道之所止也。世子再拜（聽完了，叩了兩三個頭）受教。」等到周文王死後十二年，「是時諸侯皆畔（同叛）殷歸周，不期（事先沒有約定時間）而會盟（孟）津者八百。皆曰：村可伐矣。王（周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引師還。」可是，有人向殷紂王報告這些情形，紂便說：「我生不有命在天（我的生命不就是有上天來安排的嗎）。」完全不聽別人的勸諫。

　　看了歷史上所記載的故事，由周文王開始教誡兒子的三句話，除了勉勵武王努力為善以外，特別重要的一句，便是「時至勿疑」。至於怎樣才能「知時」、「知量」，什麼時候才是真的「時至」，那就完全是「物格知至」的智慧之學的境界，既須天才，還要力學才行。到了第二年，周武王就正式出兵革命，伐紂而建立周朝的天下了。但是周武王姬發與殷王紂辛，同樣都說到天命，史書記載也很清楚，他們語氣的不同點在哪裡呢？應當「慎思、明辨」清楚，就可以瞭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的道理。

　　除此以外，大家都喜歡讀《史記》的劉邦和項羽的「本紀」。我也曾經說過，你只要看他們兩個，都親自見到秦始皇出巡的排場。但項羽便說「彼可取而代之（可以把他拿下來，由我來替他吧）！」劉邦也說：「大丈夫當如是也（做人應當做到這樣，才算是大丈夫呢）！」同樣的心思，同樣的話，兩個人的語氣所代表的「心理行為」形態，完全不同。結果，項羽的事業，畢竟還是被劉邦「取而代之」了！

　　再舉個例來說，當趙匡胤在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做了宋朝的開國皇帝以後，再三要出兵收拾在江南的李後主。最後，李後主急了，派了一位大文豪的大使徐鉉去宋朝，問趙匡胤說：「南朝對北宋非常聽話，又隨時進貢，有什麼不對，你非出兵不可嗎？」趙匡胤也被他逼急了，便說：「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這是說，我要好好地在床上睡覺，但在我的身邊，還有一個人在睡，而且還大聲打鼾，我當然受不了啊！話說得很簡單明瞭，沒有什麼其他的理由就是理由。這真是古今中外，一切想當英雄人物共同的心聲。

　　我看歷史，每次想起趙匡胤的話，什麼理由都沒有了，只好付之一笑。因為由趙匡胤開始，三百年的趙宋天下，都是吃軟不吃硬的局面，他當時對南唐能夠說出這樣的話，但在黃河以北的燕雲十六州，豈不是正有人在臥榻之側，大聲鼾睡嗎？為什麼不率領南唐，一起來先趕走北榻旁邊的睡漢呢！不過，到了南宋時期，那個瘋狂的金主完顏亮，一定要出兵打南宋，他作的詩也說：

　　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
　　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

　　這首詩起頭第一二句，同趙匡胤的臥榻旁邊，再也不准別人打鼾睡覺，豈不是同樣的「言悖而出，亦悖而入」嗎？但完顏亮遭遇到南宋一位書卷名臣虞允文所指揮的「採石之戰」，就徹底失敗，終至國破身亡了。其實，我這樣說也許是胡亂挑剔牽強附會，也只可付之一笑而已。但話說回來，在《大學》上，在這裡忽然插進言語的悖出悖入的話，還不算是太關鍵的重點。也可說，只是做文章的對襯而已。他的重要主旨，是在下一句的第二個問題，「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財」、「貨」的原義

　　我們研究周、秦以前的中國文化，最要緊的要把自己的思想觀念，先從時光倒流，回到上古傳統文化所使用的文字上去，便可知道古人簡單的一個「貨」字，是包括了現代人所說的物質資源，乃至人工所生產的農工商業等產品。屬於經濟學範圍的東西，統名叫「貨」。但有的古書上，又把「貨」、「財」兩字合用，也有和基本農業生產的糧食合用，稱為「食貨」的。如果隨便一讀，便很容易使人在意識分別上，混淆過去。其實，「財」字是指「財富」，是包括農工商業所得的「物資」，和代表「貨物」互相「貿易」交流與幣貝等的總和統稱。例如本節上文的「財聚民散，財散民聚」，是用「財」字。到了本文末節所用，便換了「貨」字，都是很有深意，不是隨便用字的。

　　人類的「財富」，基本上，都是由自然界的「物資」而來的，是絕對「唯物」的。那麼，他在講「治國平天下」之道，為什麼先前已經說到了「財富」，現在又怎麼再提出物質資源的「貨物」觀念上去呢？答案很簡單，因為人性的最大的慾望，除了生命基本所需求的「飲食男女」以外，就是「好貨」。這就是人性普遍存在的佔有慾，基本病根最重要的一環。如果以後世人文文化的社會科學來講，換了一個名稱，就叫做「利」字。例如後世常用的「名利」二字，「名」字，就包含有權位、權力、權勢、權威等作用在內。「利」字，就包括了貨物、財幣、錢財等意義在內了。我們只要明白了這些意思以後，便可恍然明瞭先賢們把上古史，姑且裁定到夏、商、週三代開始，進入封建制度以後，以及家天下帝王制度的形成，經兩千餘年之久，多少的王侯將相和所有的帝王，都是把天下國家當作貨物在玩弄。巧取豪奪，真有幾個是以「濟世救民」存心的，實在並不多見。尤其在秦、漢以後，那些開國帝王的目標，都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做為目的，誰又真能「明明德」而做到「治國平天下」呢？



　　劉邦、李淵、朱元璋的老實話

　　在歷代的歷史記載上，你可以看到有三個人物，說了老實話，真不失其英雄本色了。一個是劉邦；一個是李世民和他的父親李淵；另一個是朱元璋。

　　如《史記》所載，當劉邦做了漢朝的開國皇帝以後，志得意滿。有一天，對他的父親（太公）說：「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為仲多？」這是說，當年你在家裡，常常說我是個無賴，不會謀生賺錢置產業，不如兄弟的勤力。現在你看看，我所賺來產業的成就，比起兄弟，是哪個賺得多呢？劉邦的出身、文化教育水平，到底太差，當了皇帝以後，仍然是當年一副無賴的作風和口氣，居然在老父面前，傲然自滿，而且很坦率地說出這個國家天下，統統是我賺來的劉家產業財貨，打天下的功臣們，都只是我劉家的獵狗而已（他明說功臣們猶如功狗）。至於天下老百姓們，都是逐鹿中原所得來的獵物，那當然都不在話下了。所以說這是劉邦講的真話。

　　到了隋、唐時期，太原公子李世民，設計逼促他父親李淵起兵造反，李淵膽小，但為形勢所迫，也不得不冒險一搏了。李淵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對李世民說：「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這是明說造反不成功，我們李家家破人亡，罪孽都由你而起。如果成功，把天下國家，變成了李家的產業財貨，也是由你一手所造成。哪裡是有半點意思是為「解民倒懸於水火之中」的誠心呢？所以這也是真話。

　　至於朱元璋當了朱明開國的皇帝以後，有一天，在深宮內院，和馬皇后一起，兩口子閒談，一時高興，朱元璋便說：「當初起兵，還不是為了饑寒所迫，沒有飯吃，哪裡料到今天，居然做起皇帝稱天子呢！」他說完出去，馬皇后立刻囑咐站在旁邊的兩個太監說：「皇帝馬上就回宮，問你兩個，你們要從此以後，一個裝聾，一個裝啞，不然，就沒有命了。」因為馬皇后仁慈賢德，她知道朱元璋個性忌刻，一想剛才和自己的談話，給旁邊的小太監們聽了傳出去，太不光彩了，一定會馬上回宮追問，動輒殺人的。果然不出所料，朱元璋又匆匆返轉內宮，查問這兩個太監，終因一聾一啞，總算格外開恩，放過不殺了。史稱馬皇后的仁慈德行，諸如此類的不少。但在正史上記載得並不多，在明人筆記上，反而保存一些資料。

　　古人說：「人間莫若修行好，世上無如吃飯難。」又說：「美人賣笑千金易，壯士窮途一飯難。」俗話說的「一錢迫死英雄漢」；「人是衣服馬是鞍，金錢就是英雄膽」等等，都是很平實坦白地說明，「食」和「貨」，確是人類基本需求，不可或少的東西。但從人類文化的人生哲學角度來講，「名、利、財、貨」，「富貴功名」，「權位金錢」，都只是在生存、生活上，一時一地的應用條件而已。它的本身，只能作為臨時臨事時所需要支配的機制，根本上它都非你之所有，只是一時一處歸於你之所屬，偶爾擁有支配它的權利而已，並非究竟是歸於你的所有。因為你的生命也和「功名富貴」那些現象一樣，只是暫時偶然的存在，並非永恆不變的永生。可惜那些大如開國的帝王們，小如一個平民老百姓，大都不明白「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因果法則，都以為那是我所取得的，而且千秋萬代都應統屬於我的所有，誰知恰恰相反。反而變成後世說故事的話柄，惹得人們的悲歡感歎而已。如果能夠在這個利害關頭，看得破，想得開，拿得穩，放得下的，就必須先要有「知止而後有定」，乃至於「慮而後能得」的平素涵養功夫。尤其對於「物格」、「知至」的道理，是關於「內明」、「外用」的鎖鑰，更須明白。然後才能起用在「親民」的大用上，完成「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功德。

四七、上台容易下台難

　　前面說了「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觀點，現在再簡略借用過去那些「家天下」大小王朝前因後果的故事，作為「悖入悖出」的參考資料。周、秦以前，暫且不論，但從秦、漢時期說起。我們根據歷史，且看所謂漢高祖劉邦，以一布衣平民，因為社會時勢演變的趨勢，醉提三尺劍乘時而起，比項羽等人先入關中。那時秦始皇的二世，已經被太監趙高殺害，再立秦二世的兄子「子嬰」為秦王。等到劉邦軍臨霸上，秦廷上下知道大勢已去，就由子嬰「素車白馬」，頭頸掛著皇帝的印綬，捧著皇帝的符璽，在軹道旁請求投降。「諸將請誅（殺）之」，但沛公劉邦說：「始（楚）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就把子嬰交給部下來看管）。自己再入咸陽（秦廷首都），「與父老約法三章」，除秦苛政，還軍霸上。這段歷史，大家都很清楚。後來項羽到了咸陽，才殺掉子嬰，放火燒了秦廷宮室和阿房宮。

　　由此可見，劉邦比起項羽等人，開始起事的確寬容仁厚得多。後來劉家漢朝的天下，好好壞壞經過四百餘年後，在歷史上稱為魏、蜀、吳三國的末期，被曹操的兒子曹丕篡位而滅亡。總算曹丕父子，還是很有風度，並沒有把劉漢最後一個皇帝漢獻帝劉協置於死地。曹丕便以新朝魏文帝的名義，封劉協為「山陽公」，讓他安然活到五十四歲。

　　但在西蜀，還有劉家一支後裔，便是劉備的兒子劉禪（阿斗），還在諸葛亮的保護之下，在成都稱帝。等到諸葛丞相六出祁山，身死以後，再也支撐不住，就投降了曹魏，也被封為「安樂公」，阿斗果然一生有福氣，得到安樂的晚年。



　　阿斗與孫皓的對比

　　其實，這個時候，曹魏天下的氣數，也快要完了。促使西蜀投降的是在曹魏的權臣司馬昭手裡的事。劉禪（阿斗）投降以後，還曾經發生過歷史上最有名的趣事，看來比起漢高祖劉邦當年的豁達大度還要豁達。我想大家都知道，不過，再講一次，輕鬆一下也好。

　　劉禪投降以後，「舉家遷洛陽，大臣無從行者，惟秘書令郤正、及殿中督張通，捨妻子，單身從行。」他在魏國，被封為安樂公以後，有一天，曹魏宮廷公宴，演四川戲，旁邊的人看了，都很傷感。但是阿斗卻嬉笑自若。司馬昭看了，就對賈充說：「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耶！」

　　有一天，司馬昭又問阿斗說：「頗思蜀否？」阿斗說： 「此間樂，不思蜀。」郤正知道了，便對阿斗說：「若王（指司馬昭）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果然，有一天，司馬昭又問他，想西蜀嗎？阿斗便照郤正所教的演答一番。司馬昭聽了說：你今天怎麼和郤正講得一樣的話？阿斗聽了，就很驚奇地說：「誠如尊命」，這等於說，你都說對了，正是郤正教我要這樣講才對啊！惹得左右人等，都哈哈大笑不止了。

　　讀了漢、魏之間的歷史，看來對於古人所說「天道好還」的話，確是一點不差。有關劉漢末代降王，如劉協、劉禪的結局，就好像劉邦初到霸上，下殺子嬰一樣，總算自然很公平地還他一個仁厚的結案。

　　既然講到這裡，順便一提三國時代的結束，東吳孫權的後人孫皓，被晉室司馬炎所滅亡。孫皓也和劉禪一樣，投降晉朝，被封為「歸命候」，兩年後自然死亡，司馬氏並沒有使他受辱受罪。這正如孫秀所說：「昔討逆弱冠（東吳孫權的父親孫堅。還只是二十多歲的少年，在漢末，與曹操等舉兵共討黃巾），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但當晉主司馬炎接見孫皓時，便對他說：「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孫皓便說：「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這個對話，完全不同於劉禪的假糊塗真圓滑。孫皓表現得也是真有骨氣。晉室的權臣賈充又問他；「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此等何刑也？」孫皓就說：「人臣有拭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賈充反而被他弄得很慚愧，沒有面子。因為他是幫司馬炎謀殺曹魏後中曹髦的主犯，所以孫皓對他很不客氣。孫皓這種性格，充分代表東吳孫氏後裔「南方之強也，強哉矯」的表現。但孫氏幾代，數十年來雄據東吳，除了割據封疆，擁兵自重，北拒曹魏，西抗蜀漢以外，也並無太多的大過，有此結局，也算是很好了。

　　從秦、漢以後，把天下國家完全看做家天下的財貨，所謂政權，只是為家天下財貨經營管理機構的組織而已。這種現象，到了魏、晉時期一百年之間，更為顯著。因此，當曹操培養兒子曹丕篡漢踐位以後，短短做了七年的魏文帝便死了；由他的兒子曹叡即位，做了十三年的魏明帝也就死了。但在這二十年的曹魏政權中心，早已隱伏著另一個專以陰謀起家的家族司馬懿父子、兄弟、叔侄的集團。又要取曹魏的政權而代之，變成司馬氏的家天下了。所以當曹叡死後，便由他的養子曹芳即位，勉勉強強維持了十四年的「五馬同槽」的曹氏王朝局面，弄得曹芳忍無可忍，便叫明瞭說：「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此，便被司馬昭乾脆地廢了他，另立了曹丕的孫子曹髦，也只做了六年的傀儡皇帝，又被司馬昭廢了，封為高貴鄉公。再另立曹操的孫子曹奐，做了六年有名無實的皇帝，就被司馬炎徹底廢黜，封為陳留王了事。從此便變成以司馬炎開始稱晉武帝的晉朝天下了。算來曹氏祖孫三代，先後只佔有權位四十六年。所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是絲毫不差。



　　劉毅的大膽直言

　　但當司馬炎篡踐曹魏的政權，史稱為西晉王朝的開始，也便是歷史上另一場滑稽悲劇的開鑼。司馬炎的為人，本來便是司馬氏的權力世家子弟，深受家族的陰謀教養，所以他由父親的餘蔭，順手牽羊做了晉世祖的武帝，便志得意滿，親祀南郊，在拜天的時候，就問身邊的司棣校尉（等於後世的人事行政部長）劉毅說：「朕可方（比）漢何帝？」劉毅就乾脆地說：「桓、靈」（這是東漢末期兩個敗家妁昏君）。司馬炎聽了說：「何至於此？」劉毅說：「桓、靈賣官錢入官庫（歸入政府）。陛下賣官錢入私門（收進司馬皇帝的家裡去）。以此言之，殆不如也。」這是說，你還比不上漢桓帝和漢靈帝呢！司馬炎聽了，大笑說：「桓、靈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但他的好色，比起秦始皇、隋煬帝也差不了多少。他選了東吳的伎妾五千人入宮，服侍他個人的宮女太監們，差不多也有一萬人。因為女色太多，難分專寵，便「常乘羊車，恣其（放任它）所之（隨便它走到哪裡），至便宴寢（就留宿在那個宮女的宮中），飲酒作樂。」因此，「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引來司馬炎所乘的羊車）。」他是這樣的經常「日事游宴」，當然就「怠於政事」，不管國家、天下的正事了！

　　所以兩晉初期的司馬氏家天下的政治權力中心，實際又操在權臣賈充等一般佞人的手裡。但他也算享受了「身為天子，富有四海」的皇帝之福二十五年，便由他的癡呆兒於司馬衷即位，被後世嘲笑叫「蛤蟆皇帝」的晉惠帝。就是這位活寶。他的皇后，便是賈充的女兒，也是在晉史上最富有醜聞的賈皇后。她生得「丑而短黑，妒忌多權詐」，但又極其浪漫淫蕩。可是這個癡呆皇帝司馬衷，反是「嬖而畏之」，因此，晉室王朝，本身早已亂七八糟不足以領導天下了。但在這樣家天下的皇室情況之下，癡呆皇帝也享受了糊里糊塗的帝王生活十七年之久，真是奇福奇事。可是歷史與政治，冥冥中始終有一個無形的規律在主持仲裁著它的善惡是非，不管你有怎樣的權謀智巧，畢竟是逃不出這個因果定律，這也就是曾子所說「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報應原則。

　　當司馬炎父子皇帝四十二年之後，司馬氏的家天下，便內有「八王之亂」，外有「五胡亂華」的開始。司馬炎的兒子司馬熾，做了六年的倒霉晉懷帝，便被「五胡亂華」之首的北漢王劉淵的兒子劉聰俘虜。當劉聰宴會群臣於光極殿，便使這個晉朝的皇帝司馬熾「青衣行酒」（穿著青色的侍從衣服，出來為大家倒酒）。這樣加以侮辱，他還算是留著故人的情面呢！但最後還是被劉聰所殺。

　　跟著而來的，便是司馬炎的孫子司馬鄴晉愍帝，也只做了四年傀儡皇帝，又被劉聰俘虜，而且也照對待晉懷帝的待遇一樣，更降一等，當劉聰出巡的時候，便要這個晉朝投降來的皇帝，充當「車騎將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故老有泣下者。」但這樣還下算了事。劉聰又當著宴會群臣的吋候，再命令他「行酒洗爵，已而又使執蓋。晉臣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抱帝（司馬鄴）大哭。」劉聰就乾脆一起殺了這對君臣了事。

　　這便是由司馬氏陰謀篡奪了曹魏四十六年的家天下，改稱為晉朝以後，經過父子、子孫四代皇帝，總共起來也只有五十二年的西晉天下，但是身後子孫「悖入悖出」的情況，比起曹魏的結局，不但蕭條，其至更為淒慘。至於對國家天下人民來說，既不能「修身、齊家」，更談不上有「治國、平天下」的絲毫功德。

　　然而綜合兩晉（西晉和東晉）司馬氏的家天下，卻也拖拖拉拉了一百五十六年之久。這個問題中間的關鍵，究竟是什麼原因？實在也是一個最有意義、最有趣味的歷史文化演變的大間題。但不想拉雜在《大學》的研究中來講，姑且暫不討論，不然，就又成為一個歷史哲學上的專論大問題，不足一朝一夕就可匆匆講得完的。



四八、魏晉南北朝的時代

　　不過，在我們傳統的歷史上，所謂魏、晉、南北朝的時代，先後總共有三百七八十年之久的時期，每一個短短年代的家天下的皇室政權，每一個匆匆上台、急急忙忙下台的帝王人物，實在正如《紅樓夢》所唱的「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做故鄉」，看來真是可悲可歎。同時，也可以說這一段的歷史，比起春秋、戰國的三四百年間的故事，更為紊亂和黑暗。但我們從中華民族和中華歷史文化的角度來看，那就立場不同，觀點也下一樣。例如照舊史的文化哲學的觀念來講，都說魏、晉時代的歷史文化，是誤在知識分子的士大夫們，太偏向於注重《易經》、《老子》、《莊子》的「三玄之學」，以致於「清談誤國」，致使「五胡亂華」，形成了東晉南渡以後的南北朝格局。其實，這樣論斷，也未必盡然。我們現在要講這個階段的歷史，卻有三個最重要的關鍵需要另加理解。



　　要瞭解當時的三個關鍵問題

　　一是魏、晉以來，文官政治體制的形成。所謂魏、晉時期的知識分子士大夫們，已經養成輕視家天下的皇室統治，把從漢朝開始的「選舉」精神、漸漸結合成儒、道、法三家的政治思想，形成了文人政府的治權，開始建立了一套政治管理學的人事體制，成為後世文官政治「銓敘」人事的先聲。家天下的皇帝歸皇帝，讀書的士大夫們歸士大夫，完全不理會皇室的權威，自然有他超然於政治權力以外的本身的地位。所謂「清淡」、「三玄之學」和研究新近由印度輸入的「佛學」，只是文化教育上的一種潮流，一種輕視皇權的反動，反映士大夫們另一種不同意現實政治的風格而已。

　　這種情況，最初是由曹操父子開其風氣之先，當曹操在開始建立曹魏政權的時候，一面注重法治，一面又特別獎賞聰明才智和文學才華的名士，但又不太要求他們的操守。所以到了魏明帝的曹叡階段，雖然名儒有如陳實、陳群、王祥、賈逵等人，但是新進少年學者，如何晏、王弼，乃至如史稱「竹林七賢」等輩，都是一代俊秀，名重當時，但又多是輕視世事，浮誇自負的青年名士。因此，曹叡想要建立另一種人事制度的考核辦法來替代「選舉」用人。如史稱：

　　魏主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以當疾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為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

　　曹叡同意他的建議，就詔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試法七十二條。然而經過朝廷（政府）會議，遲遲沒有通過，結果也就沒有實行。可是劉劭卻因此著了一部《人物誌》，開啟後世人事管理學的先河。

　　其實，在這以前，由陳群在曹魏時期所創建的「九品中正」的人事制度，配合當時從兩漢以來以「孝道治天下」的宗法社會的儒術精神，不但早已實行於魏、晉的時代，也影響後世，使選舉人才的制度，法久弊深，完全變成為名門望族所壟斷的局面，形成兩晉和南朝六代之間的門第、門閥風氣。正如晉初尚書左僕射劉毅所痛惡的「上品無寒門（所謂上流社會，沒有一個是貧寒出身的平民子弟），下品無勢族（所謂基層幹部，沒有一個是權勢家族出身的子弟）」。其實，劉毅這篇有關用人行政的諫疏文章，直到今天和將來，無論是哪種政黨、政見的民主時代，也應當好好研讀，作為民主選舉的制度精神的參考。

　　二是世家門第的學術官僚，形成知識分子讀書人的士大夫集團。這種風氣，從魏、晉開始，直到南北朝的兩三百年時期，並無一個有力者毅然出來鼎革這種時代的弊病。也正如曹魏時代的阮籍所感歎的「時無英雄，徒使豎子成名」的情況。其原因，是由於傳佈學術知識的書本，都靠手寫傳抄的私家藏書，並不普及。文化教育並不發達，政府與社會，都沒有設立學校的風氣。尤其是一般社會，喪失了自古以來「文武合一」教育子弟的精神；一般上層社會，也只以讀書成名，便算是品行端正的標準。因此而使學術知識，大都出於世家權門，形成門第、宗族的士大夫群的權威集團，左右把持皇室的政權，牢不可破。此時正當史稱「五胡亂華」的崛起和西晉皇室的沒落，由群臣擁立司馬懿的曾孫司馬睿南渡稱帝（晉元帝），從此定都建康（南京），就為東晉的開始。但司馬睿和他的兒子司馬紹（晉明帝），雖然南渡以後，先後兩朝稱帝，事實上也等於是傀儡皇室，父子皇帝只有八九年時間，都在憂患之中死去。

　　後來真正東晉王朝，雖然再經九個皇帝，共有一百零四年的時間，但政權仍然操縱在王、謝等勢族手中，前如王敦、王導，後如謝安、謝玄等王、謝權門，都是籍籍有名的「世家望族」的子弟出身。坐以論道，談玄說妙，大多是文（學）哲（學）不分的高手。即使如謝安、謝玄叔侄一樣，總算領導指揮了一次在歷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戰」，打了勝仗。但在指揮打仗的場面中，仍然還不離名士風流的風格，模仿三國時期的諸葛亮，綸巾羽扇，瀟灑自如。猶如西晉初期，與東吳的陸抗互相敵守長江兩岸的羊祜（叔子）一樣，「輕裘緩帶」，依然不失其雍容優雅的風姿。這種士大夫們的作風，在政府或上層社會之間，只要讀劉義慶所輯的《世說新語》一書，就可大概瞭解當時的一般情形了。

　　簡單地講，由東晉開始，士大夫們的文人學術官僚集團的風氣，一直沿襲到南朝各代（宋、齊、梁、陳）和隋朝，儼然猶如牢不可破的堡壘，雖然是當時一代當國的帝王，也是對此無能為力，只好向這種現實低頭將就。這是確實值得注意的歷史經驗上的一面「風月寶鑒」。現在且讓我們舉一個歷史的故事來做說明。在南朝蕭道成篡位稱為齊帝的時候，他的中書舍人（等於皇室辦公室的主任）紀僧真，「得幸於齊主（蕭道成）」，「容表有士風」（外表很像一個有學識的讀書人）。

　　請於齊主曰：臣出自武吏，榮階至此（我從行伍出身，官做到這個階層），無復所須（別的也沒有什麼要求了），唯就陛下乞做士大夫（希望皇上給我一個士大夫的榮譽）。齊主（蕭道成）曰：此由江學、謝瀹（這兩人是當時的名士而兼名臣），可自詣之（你自己去找他們商量吧）。僧真詣學，登榻坐定（剛剛坐到客座的椅子上）。學顧左右曰：移吾床遠客（江學就對旁邊侍候的人說：把我的椅子移開遠一點，不要靠近這個貴客）。僧真氣喪而退（弄得他很沒有面子，只好回來）。告齊主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我現在才明白，士大夫這個頭銜，就算是當今皇帝天子下命令，也是辦不到的）。

　　你只要讀了歷史上這個故事，再來對照一下我剛提過的《世說新語》，便可知道魏、晉、南北朝之間的讀書人、知識分子的傲慢和自負的酸味，有多麼的可畏和可悲啊！這種情形，直到唐朝才完全開始改變。所以唐代詩人劉禹錫，對南朝各代的首都南京，便有針對這種歷史情形的《懷古》之作了：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山圍故國週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三是舊史所稱魏、晉、南北朝之間一百餘年的「五胡亂華」局面，幾乎與西晉、東晉的朝代相終始。北方少數民族這個歷史上的舊問題，是中國由秦、漢以來，直到隋、唐之際，大約有一千年左右的大事。實際上，這是中華民族，容納接受「西陲」和「北疆」各個民族歸服內地，融入「華夏」民族的陣營以後，因歷代以來的帝王朝廷（政府），並沒有加以深厚的文化教育，因此而引發的種族文明的衝突，形成「中華文化」的「內外之爭」、「南北之爭」，促使在隋、唐以後中華民族大結合的大事。只是大家研讀歷史，容易簡略輕忽過去，沒有特別注意這是歷來中國「邊疆政治」的重要問題，和「華北」與「西域」多種少數民族的生存矛盾問題。同此，歷史慣例上只以固有的「華夷」之辨和「胡漢」之爭的習慣，就籠統地稱為「五胡亂華」了。

　　如果要徹底瞭解這個問題，必須先要從秦、漢歷史上的「匈奴傳」等開始，深切瞭解從中國的「北疆」，東起朝鮮，毗連俄羅斯的南境，直到內外蒙古、西伯利亞，再南回到古稱「西域」、「西北邊疆」的新疆、青藏等廣闊邊境的許多少數民族，和我們遠占軒轅皇帝前後代的血緣關係，以及歷來對待「治邊」政策的是非。這的確是一個很嚴肅的歷史文化的大問題。即使現在和將來，仍需要切實注意正視這類的大問題。只是我言之慎重，恐怕你們會當作我在狂言亂語，或認為是危言聳聽，所以便只提到為止。

　　所謂「五胡亂華」之始，必須先要知道，早在西漢宣帝時代（公元前五○年間），匈奴呼韓邪單于已來歸降，漸通內地。到了東漢光武帝時代（公元五○年間），匈奴南單于以及鮮卑族的歸降內附，致使匈奴北單于又來懇乞「和親」。漢光武帝的政策（戰略），是以匈奴為屏藩來捍御匈奴，可以說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代理防禦、代理戰爭的上策，並使匈奴各族，願意投降的移民內附，居住在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等八郡（在山西、陝西、甘肅境內），賜以糧食、牛羊、絲綢布匹等生存種植物品，而且還派兵保護。到漢章帝時代（公元八十七年間），鮮卑人出擊北匈奴，大勝。因此「北庭」有五十八部，二十萬人，勝兵八千，都來降服，加入雲中、五原、朔方、北地等處居留。接著又在漢和帝時代（公元八十九年間），以及漢桓帝時代（公元一五八年間），乃至在漢獻帝時代（公元二一六年間），都有陸續來降、移民內附的為數不少。

　　在這個時候，曹操初起，為追除袁紹的兒子、投奔烏桓的袁熙、袁尚，他就並擊烏桓而破之，斬其首領蹋頓（據史稱，是遼西烏桓的另一支）。跟著，他又把由漢光武時代開始入居西河郡（山西、陝西、甘肅一帶）的匈奴等族，分為五部，加以監護。這不能不說是曹操對匈奴等族移民內地的管理政策上，已較有先見之明，只是當時仍然缺乏加以文化教育的觀念，以致造成後來各民族之間的文明衝突，實為憾事。



　　「胡」、「華」民族的混和

　　但我們講到這裡，必須要瞭解，在這個世界上的東、西文化不同的各個國家民族之間，早在公元以前，就能接納外族歸附移民，不記宿仇，沒有種族歧視的成見，除了中華民族，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了。因為中國文化，本來有「王道治天下」的傳統，以「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仁義精神，才能做到。也可以說，中華民族的「華夏」文化，早已在公元以前，就實行了人類大同的理念，早已泯除種族歧視的狹隘胸襟。例如在這以後的唐末五代，以及元朝和清朝入主中國的歷史事實，都是具有這種精神的作用。就以歷史的事實為證明，中華民族從來不肯侵略他人，不是以強權當公理的民族，只有「忍辱謙讓」，化解其他民族的非禮侵凌，加以感化而融歸於整體「人道」之中。所以在公元六世紀初，南朝梁武帝的時代，印度佛教的禪宗達摩祖師，決定要「東渡」中國傳法。別人問他為什麼一定要去中國，他說：「震旦有大乘氣象。」換言之，所謂「大乘氣象」，就正如佛說的「娑婆」世界中的中國，確然具有慈悲（仁義）的精神。「娑婆」是梵音，它的意義，是說「難忍能忍」的「堪忍」的精神。

　　總之，由東漢光武帝到魏、晉兩百多年之間，以匈奴為代表的各種入居內地「河西八郡」的各民族，其中分子頗為複雜，事實上，早已是漢族血統大混合的一個時代。如加嚴謹的稽考，北部匈奴的另一支，沒有入居中國的，後來就在歐洲建立匈牙利。丁靈另一支，就是後來的俄羅斯的另一族。烏桓另一支，就是和後來建國的阿富汗有關。鮮卑，就是後世還居留在西域邊疆的錫伯族。隋、唐之間的突厥，就是後來的土耳其。波斯就是後來的伊朗。大食，就是當時的阿拉伯帝國。天竺，就是印度。至於氐、羌、羯等少數民族，大部分都已匯合成後世居留在新疆、西藏（前藏和後藏）、青海等地的少數民族。史稱「五胡」的，就是當時崛起而建國的匈奴、鮮卑、羯、氐、羌。先後稱王稱霸的十六國，計有前趙、後趙和四次分裂的燕國、五次分裂的涼、三次分裂的秦，以及夏與成漢等十六國。其實，他們當時生活語言，早已華夏、漢化，在基本文化上，也已學會了漢化的文字，只是在民族的性格上，仍然具有矯捷慄悍的習性．尤其他們看到漢末到魏、晉之間的朝廷皇帝的政權，原來都是這樣搶來搶去，並不行於正道。而且由司馬氏的家族，搶了曹家的天下以後，他們自己的家族，又鬧兄弟爭權的「八王之亂」，互相殘殺。平時所謂文化教育上的「道德仁義」，原來都成為書本上的廢話。那麼，他們也認為自己早已是中國人，中原的天下，大家有份，因此而形成「起而代之」的亂源。同時，在魏、晉時代，另一批知識分子士大夫們，也看不慣這些世族、門閥士大夫們的作風，乾脆就加入漢化的新民族，即習慣稱呼為「胡人」的範圍，起而大干其逐鹿中原的美夢了。這樣，才是史稱「五胡亂華」的基本原因，事實上，可以說是「胡華混和」，也並非過分。但在這個階段的中間和結束，就形成「中華文化」另一章的大結合，變成北魏文化與南朝六代的大光彩了。

　　大家試想，如果我們也是生在當時外來入居內地的少數民族之中的一分子，由祖先輩從塞外的大沙漠和大草原進入中原以後，正如毛澤東的名詞所說：「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誰又願意再脫離中原，回到那大沙漠和大草原之間，終日與「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環境為伴呢？況且過了沙漠，西去歐洲，正是羅馬帝國強盛紛爭的局面，要想去分一杯羹，絕不可能。北有韃靼的俄羅斯擋駕，東有朝鮮的海峽阻隔。此時，晉室王朝又正好自失其鹿，身強力壯，再不起來逐鹿中原，更待何時，難道要他們真肯傾心於當時的新進文化，去學佛修行打坐嗎？所謂「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這是千古不易的定律。魏、晉、南北朝、五胡亂華的時代，便是這個情形所發生的歷史事故。



　　胡漢文化的另一面

　　現在讓我們簡略地列舉歷史上幾個事實，作為說明。

　　其一，正當司馬炎稱帝的西晉初期，也就是公元二七九年間，鮮卑族的樹機能（人名）攻陷涼州（陝、甘）邊區。司馬炎採用了王濟的建議，就封匈奴族的劉淵為「左部帥」。其實，在這中間，歷史的記載，就早已說明「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部。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曾經疏奏說：

　　戎狄強獷，歷古為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徒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司馬炎不加理會。不到十年，改封劉淵為「北部都尉」。接著，又再加封為「匈奴五部大都督」（等於是統管五部胡人的總督），這就造成他後來自稱「北漢王」的權勢了。但劉淵本身，也自有他必然不能久居人下的條件。如史稱：

　　劉淵，劉豹之子。幼而雋異（幼年的時候，已經不同於一般的兒童）。師事上黨（山西德安府）崔游，博習經史。淵嘗謂同門生曰：「吾常恥隨（漢初的隨何）陸（漢初的陸賈）無武，絳（漢初的絳侯周勃）灌（漢初名將灌嬰）無文。」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又是文武全才）。

　　晉朝的名臣王渾、王濟父子都很賞識他，所以極力推薦。而且劉淵的為人，又「輕財好施，傾心接物」，所以「五部豪傑，幽（現在的北京）冀（河北的真定滄州區域）名儒，多往歸之。」這裡根據歷史所說的豪傑名儒，都是當時在民間的讀書知識分子的士大夫。和一般民間社會上的豪強之士。因此，歷史上便稱他是「五胡亂華」之首的「北漢王」。後來俘虜晉懷帝、愍帝的「漢王」劉聰，都是他的後人。但是根據事實，劉淵父子，早已是漢化的胡人，並不能算初從境外入侵的外夷了。



　　石勒與佛圖澄的故事

　　其二，在五胡十六國當中，最為驍勇好殺的後趙主石勒、也並非只是一個武夫。其實，他也早已具有漢化的文化底子。他一邊篤信佛教，師事印度東來中土的第一佛教神僧佛圖澄。同時，又喜歡學習中國的歷史文化，如史稱：

　　趙主石勒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 （祖）。」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高祖（劉邦），當北面事之，與韓（信）彭（寵）比肩。若遇光武（劉秀），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操）、司馬仲達（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

　　從他的這一段言論來看，的確也非等閒之輩。同時，也罵盡了歷史上不以「功德」取天下的自命英雄們，確是千古名言。比起莊子所描寫柳下惠的兄弟盜跖與孔子的對話，並無遜色，而且更是痛快淋漓。

　　石勒雖然並不勤學讀書，但「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張良）諫，乃曰：『賴有此耳。」』

　　史稱：「石勒，字季龍，上黨（山西）武鄉人。其（祖）先匈奴別部也（也早已是漢化的胡人）。年十四，至洛陽，狂笑上都門。王衍（晉室名臣）異之曰：胡雛聲視有奇志，將為天下之患（王衍看到他，便說：這個年輕的胡人小伙子，他的說話聲音和眼神，是胸懷異志的，將來會成為禍害天下蒼生的人）。遣人收之（想派人去逮捕他），石勒已去。」石勒既為後趙主，施行暴政。因受佛圖澄大和尚的教化，才漸回心納諫向善。

　　這個時候，是佛法在魏、晉之間，正式進入中國的初期。一般從西域過來的高僧居士們，都是從事翻譯佛經。晉室的名臣名士如王導、謝安等人，都是極力結交西域高賢，潛心佛學，等於十九世紀以來國內的上層社會，都傾心科學一樣，風靡一時。但還未完全普及，可是在河四及關中的胡、漢各部，因為與西域較為接近，信奉的就比較內地為多。而佛圖澄的到來，不大講經說法，只以他本身的神跡示現佛法，又感化了後趙主石勒，佛教的聲望就大為人們所信奉了。

　　當時，在東晉的西域高士支道林，聽到佛圖澄在石勒身邊，便說：「澄公其以季龍為鷗鳥耶！」支道林的意思是說：佛圖澄把石勒當作飛禽走獸在調教嗎？太危險了！果然，東晉的兵力，曾經一度攻進淮泗，石勒就大發脾氣說，我這樣信佛，反而有敵寇來打我，佛是無神，太不靈了。佛圖澄就對他說了一段神話，你的前身，只是一個商人，經過罽賓（當時的西域國名，現在的喀什米爾）寺，發心作大佛事，但在僧眾中，有六個得道的大羅漢，接受了你的供養，我也算是其中的一個。當時有一位大阿羅漢就說，這個商人，死後要投胎變雞去受業報。再轉身，便會在晉地稱王。你今天也總算有了好報了。打仗，有勝有敗，怎麼又歸罪到佛法有靈無靈呢！石勒聽了神僧的話，倒很相信，又告訴佛圖澄說，要不殺，是很難做到的。佛圖澄就說：「但殺不可濫，刑不可不恤耳！」不到十多年，佛圖澄就對他說，我的壽命到頭了，要向你辭行了。石勒就說：「大和尚遽棄我，國將有難乎？」佛圖澄就對他說：

　　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無由增損。但道貴行全，德貴不怠。苟德行無玷，雖死如生。鹹無焉！千歲尚何益哉！然有恨者，國家（指後趙石勒）存心佛理，建寺度僧，當蒙祉福（應當有好報）。而布政猛虐，賞罰交濫，特違聖教（你的政治行為又特別違背佛法），致國祚不延也（因此，你當國的壽命就不太長了）。

　　石勒聽了，大哭一場，抬頭看看佛圖澄，已經安坐而逝了。可是不久，有一個出家人從甘肅過來說，自己親眼看見佛圖澄進了潼關。石勒聽了，馬上命令開棺驗視，並沒有遺體，只有一塊石頭。石勒一看，煩惱極了。就說，石是我的姓，大和尚埋掉我走了，這個國家還能長久嗎？果然不久，石勒也就完了。根據神僧的傳記說：「佛圖澄在關中，度化弟子數千萬人。凡居其所，國人無敢向之涕唾。每相戒曰：莫起噁心，大和尚知汝。其道化感物，有如此者。大教（指佛教）東來，至澄而盛。」

　　我們講到這裡，主題仍在說明「五胡之亂」後趙石勒的時代，正當公元三三○年前後，也是羅馬君士坦丁大帝遷都拜占庭的時期。這時正是魏、晉以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王道」陵夷，儒家和道家的文化精神，也已瀕臨續絕，士大夫們的文人政治體制，猶如《詩經·小雅·巧言》六章所說：「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因此漢化已久的「五胡」等種族，對於固有傳統道德有關的「仁義禮智信」等，都視為空談，不足重視。但從西域新興傳入中原的佛法，以「慈悲」為教，以戒「殺、盜、淫、妄、酒」的主旨，加上宗教神靈默佑的冠冕，反而都被胡、漢人等所接受。因此而形成隋、唐以後「儒、釋、道」三教的文化匯流，以及後世有北魏佛教文明的興盛，才有流傳到現在的敦煌壁畫，雲岡、龍門石窟等文物的存留，供人景仰憑弔。這些都是歷史的血淚所累積而成，我佛慈悲潤澤的結果，並非是離題太遠，專門介紹佛法和神僧的故事。



　　苻堅見不到鳩摩羅什

　　其三，例如前秦的苻堅，他的先世，便是西戎的酋長，也不能完全算是境外遷入的胡人，舊史稱他：「雄武智略，盡有中原。」史稱秦王苻堅鼎盛的時期，其武力霸權，已「東極滄海，西並龜茲（新疆省庫車、沙雅二縣之間），北盡沙漠，唯建康（東晉首都的南京）在外。」但最後以百萬之眾南伐東晉，為謝安、謝玄所敗，自稱「秦王」只有二十七年。壽命只有四十八歲。但他能重用隱居華陰的山東名士王猛，也就是曾經與東晉的權臣恆溫見面，所謂「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的奇士。王猛在臨死之前，吩咐苻堅說：

　　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相安，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後來苻堅自負以百萬之眾，可以「投鞭斷流」，南伐東晉。弄得宗室苻融沒有辦法．只好對他說：「王景略（王猛字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嘗比之諸葛武侯（亮），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苻堅還是不肯回心轉意，終於一戰而敗，身死國亡，不出王猛之所料。

　　但是，苻堅也是傾心文化，尊重學者和高僧，對他們都是加以特別的禮遇，絕不自以為是，輕視文化人士。他除重用王猛，言聽計從，尊如師禮外，那時在襄陽還有一位高僧道安法師，名重一時，他是佛圖澄的弟子，也就是後來南渡到廬山，建立淨土宗念佛法門，影響中國千餘年來各階層社會的慧遠法師的師父。道安法師的學問和德行，中外皆知，東晉朝野也很仰慕。在中國文化哲學史上所稱的「襄陽高士」習鑿齒來見道安法師，自稱，「四海習鑿齒」，法師對說，「彌天釋道安」，便是這個故事。苻堅敬仰道安，曾經送他「外國金飾佛像金縷結珠彌勒。法師每次講經說法，便安沒此像作證。」但苻堅終於忍不住而攻打襄陽獲勝，就親自與道安法師見面，對左右的人說：「吾以十萬師取襄陽，得一人半耳。」左右問為誰？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可是，苻堅南伐東晉，苻融請道安法師力勸，也終於不聽。但他既得道安法師之後，又聽說西域有高僧鳩摩羅什，道望推重一時，就又派大將呂光（字世明，河南洛陽人）率兵七萬西征，要迎取鳩摩羅什東來中國。

　　呂光奉命西征，據說，威服四十餘個小國。到了龜茲，以武力威脅，龜茲國王無奈，只好出讓高僧鳩摩羅什。但呂光得到鳩摩羅什，回到了姑臧（甘肅的武威），聽說苻堅已死，他便收降了涼州牧（甘肅地方首長），先自稱為「酒泉公」，後又自稱「涼帝」。因此鳩摩羅什法師也在後涼呂光父子手裡，被「涼」了十多年。這個時候，正是公元三九二年之際，歐洲的羅馬，正開始確定基督教為國教。

　　苻堅以霸權武力，派兵遣將遠征西域，只為了迎取一位有道有學的高僧東來，實在是古今中外歷史上，極為稀奇少有的事。同時，也可知後來佛學在中國的盛行，鳩摩羅什法師對中國文化哲學、文學上的深遠影響，也是史無前例的重要事件。

　　十多年後，西戎羌族的姚興，即位後秦稱王，又派大將姚碩德伐後涼，迎請鳩摩羅什入長安，待為國師，安居於長安的「逍遙園」，翻譯佛經三百餘卷。門下弟廣共襄譯事的很多，據說，從學的中國僧俗弟子，有兩二千人之多，而特別優秀突出的有七八人 例加後來史稱「生公說法』』的道生，與著《物不遷淪》、《般若無知論》等哲學和科學上千古名文的僧肇，以及道融、僧叡等，各有著述。尤其他開創用梵文的拼音原理，為中國文字首創音韻字母的拼音反切方法，便是鳩摩羅什法師與他的中國弟子僧叡、惠觀、惠嚴等的功勞。可惜法師在秦住世譯經的時間，只有九年，便已圓寂。算來世間的壽命，並不太長，實在也是中國佛學文化的一大憾事。

　　但當苻秦與姚秦的兩個時期，中國的道安法師，與西來的鳩摩羅什法師的時代，關中（潼關以西）與洛陽等中原一帶地區的第一流知識分子、優秀人才，因對於當時政權的悲觀和厭倦，大都是脫離現實，跳出世網去出家學佛。不然，就去學神仙，做道士，因此也可以說東晉時期是「天下之言，不歸於佛，即歸於道」的時代。南渡以後，東晉王朝上下各階層的社會人士，也是如此，在位的權勢名臣如王導、謝安等人，都與西域過來居住在江南佛學的名士支謙、支亮等人有密切交往。例如道安法師居襄陽的時期，東晉的孝武帝司馬曜，便賜以詔書說：「法師以道德照臨天下，使大法流行，為蒼生依賴，宜日食王公祿，所司以時資給。」但道安法師卻固辭不受。而且當時興起一種講學論道的風格，所謂有學問有修養的人，手裡都拿著鹿或馬的尾巴所做的拂塵，表示有出塵離俗的風度，這在史料的稱謂便是「手持拂塵，從事玄談」的風氣。事實上，這種習慣，是從印度文化中婆羅門教手持拂塵所傳佈過來的形象，我們現在還可看到在佛、道兩門中還保有「持拂」的風規。



　　儒家沉寂、佛家昌盛的時代

　　總之，從魏、晉、南北朝以來，直到唐代開國之初的三百多年時期，所謂儒家「孔盂之教」、「五經之學」，非常沉寂，平常也只是用來讀書習字，求知識的普通教育課本而已。並不像宋、明以後，不講究孔孟之教，不合「儒宗道學」的人，就難以立足於朝廷，甚至在「土林」社會中，也會終身為人所輕視了。但在東晉到南朝六代之間，由於關中（籠統地指長安、洛陽一帶）的佛學昌盛，江南佛教寺廟林立，影響了當時的各層社會，上至皇帝，下至販夫走卒，個人所取的名字，很多用佛經上的菩薩、羅漢、那羅延等名詞作為人名，由此可見當時佛學文化影響中國的情形，是如何的普及。這好比現代二十世紀的時期，人們喜歡取用西方的名字，如約翰、海倫等，乃至市面商店，也有以原子理髮廳、原子冰淇淋店等作為招牌的，這同樣是時代感染的常態，並不足為奇。

　　可是正如曾子所說的：「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到了公元四四○年間，北魏拓跋氏興起，江北統一，南北朝對立的形勢從此開始。北魏朝野後來也受佛教文化的影響，歷代陸續建造佛寺三萬餘所，剃度出家僧尼達二百萬之多，聲勢之隆，更過於「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的情況。但在五世紀間，北魏的皇帝太武帝燾，因受篤信道教的大臣崔皓所影響，崇拜道士寇謙之，便做出使佛道兩教相爭的大事，也就是中國宗教史上，佛教受到所謂「三武一宗」之難的第一遭。同時，也是中國本有文化意識史上自相鬥爭的大事之一。

　　據史料所載：宣告諸鎮將軍刺史，諸有浮圖（佛寺）形像及一切佛經，皆擊破焚燒，沙門（出家人）無少長，悉坑之。但太子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預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

　　換言之，三萬多幢佛寺，都被摧毀了，也真是一場破壞性的壯舉，但現在看來，也早已史有前例，不足為怪。況且從美國人凱恩斯的經濟學說觀點看來，「消費刺激生產」，沒有偉大的破壞，哪有偉大的新生產呢！你說是不是啊？人類就是這樣幼稚，經常做出許多無理取鬧的事，贏得自我毀滅。

　　其實，早經古代學者的考證，北魏拓跋氏也是黃帝的子孫，「昌意」的後裔，受封北方的一支，有「大鮮卑山」自以為號。故到北魏建國開始，「去胡衣冠，絕虜語，尊華風」，一律恢復學習漢化的文化習俗，遷都洛陽，改姓元氏。公元四五年，還在南朝齊、梁之際，制定「禁同姓相婚法」，「定戶籍法」及「公服制度」。而且更有意義的是，在那個時候，北魏就已開始實行「均田法」，也就是土地公平分配的政策，如果跟現在相比，他在一千五百年以前早已「前進」了。至於有關這個時代的「佛學與佛教」文明的興盛和得失，宋代名儒而兼名臣的司馬光，對於《魏書·釋老志》所載，便有一篇論文，也很有參考的價值。

　　總之，根據歷史的經驗，作為能夠影響一個時代的領導人物，基本的見解和修養，確實需要《大學》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的心境，才能夠做到利己利人，功在當世，濟世安民，澤及萬代的大業。



四九、南朝權位戲連場

　　在公元四二○年間，東晉末代完結，南朝開始第一代的宋武帝劉裕，是農民出身，幼年就長養於佛寺，所以小名「寄奴」，後來得到時勢造英雄的機會，最後就乾脆謀殺了在位二十二年的晉安帝司馬德宗，又用毒藥再殺了被他利用了兩年的晉恭帝司馬德文，自己就學習曹丕、司馬炎的辦法，照樣畫葫蘆，篡位稱帝，定國號為「宋」。但比起曹丕篡位不殺漢獻帝，司馬炎篡位也不過分而殺了曹奐，劉裕的行為就不同了，南朝各代，由篡位稱帝對於前朝的子孫「斬草除根」的先例，是由他開始。以後接著齊、梁、陳、隋，都是同樣翻版，只是隋朝開國的隋文帝楊堅，在殺戮以外更加滅族，所以歷史學家們，便說隋朝皇權，是必然不會長久的。



　　劉准、蕭衍、蕭繹、陳叔寶的故事

　　劉裕自己做了三年的皇帝便死了，經過子孫繼承帝位的七個職業皇帝，一共只有六十年的劉末天下，便又被權臣蕭道成照樣翻版篡位，就改「宋」為「齊」了。但當蕭道成篡位稱帝，創建齊朝的初期，先來廢掉劉宋還只十四歲的幼主順帝劉準時，劉准便收淚說：「欲見殺乎？」那個奉蕭道成命令而來的王敬便說：「出居別宮耳！官家（對皇家的代名稱）先取司馬家亦如此也（指劉准的祖先劉裕篡位稱宋帝時，迫害晉朝司馬氏的後代，也就是現在這樣做的）。」因此宋順帝劉准，也便知道自己是怎樣的下場了，就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帝王家。」最後，蕭道成當然放不過他，不但殺了劉准，還滅了他的家屬。

　　劉准所說「願後身（生生）世世，勿復生帝王家」的話，實在足為千古濫用極權者的警語。而歷史上有同樣的痛苦，但有不同的悲壯故事，就是明末的懷宗朱由檢，也就是後人統稱為崇禎皇帝。他在國破家亡的時候，準備自殺上吊以前，召來他只有十五歲的女兒（公主），說了一句：「爾（你）何生我家？」就自己用左袖掩面，右手揮刀，斫殺公主，因為用力不准，只斷了公主的左臂。讀了歷史，便可知道做帝王或權勢家族的後代，實在並非是真正的幸福。

　　可是蕭道成自己本身在位做皇帝，也只有四年，接著總共雖有七個糊塗的子孫皇帝，也不過二十四年，就又被同宗的蕭衍所廢，改國號為「梁」，那便是後世較為有名的吃素學佛的梁武帝。他總算比較好心，起先沒有要殺蕭道成的後人，但因沈約的警告「勿慕虛名而受實禍」，終於也照樣畫葫蘆。他本身在位四十八年，除了喜歡學做和尚，當佛學大師，親自講經說法以外，還不算有太多的大過，壽命也活到了八十六歲。但很可惜的是把權謀當作道德，尤其是投機取巧，錯用了東魏投降過來的叛臣侯景，終於被迫而餓死台城（南京）。但他在臨危的時候，卻說了「天下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又有何憾」的灑脫壯語，這種猶如賭徒的豪語，的確也非平常人所能企及的。後來他的子孫還繼續稱帝了六年，也算共有四主，五十四年的天下。

　　在中國的歷史上，梁武帝蕭衍，可說是一很特別的書生皇帝，他是文學家，又是哲學家。他在登位之先，便和一班當時的名士學者們，對主張「現實唯物論」的學者范縝所著的《無神論》打筆墨官司。他是極力主張有神論，認為生命是有前生後世，確實另有一個「神我」的存在。他早死的大兒子蕭統，就是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昭明太子」，後世流傳的《昭明文選》便是他編輯的大作。後來反抗侯景的梁元帝蕭繹，也是他的第七個兒子，同時也是歷史上一個讀書皇帝的活寶。他即位後，就派陳霸先討伐侯景，三年以後，自己是被西魏攻進所殺的。但在敵人進城之前，他還有心情在作詩。當他知道敵人進入金城（宮城）的時候，「乃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被殺以前，有人問他，燒書是什麼意思？他說：「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這也是天下第一奇言，自己本身沒有雄才大略，卻埋怨讀書無用，豈不可笑，就大不如他的父親梁武帝的豁達灑脫了。

　　接著蕭梁而篡位稱帝的，便是陳高祖陳霸先。他從小也是一個「不事家人生產」，放蕩不羈的性格，但卻會陰陽之學，通達「奇門遁甲」等方術。登位以前，也照舊先殺了梁主江陰王蕭方智。不過他自己本身也只做了三年的皇帝，五十九歲就死了。經過四個子侄輩先後即位，最後便是他的孫子陳叔寶作為末代的皇帝，也便是在歷史上有名的風流皇帝陳後主。當隋兵打進台城南京，他就抱著妃子張麗華、孔貴人跳進水井裡去逃避，最後被人放下繩子，三個人一起被拉上來。那個水井，變成南京名勝之一的「景陽宮井」。這也是歷史上風流皇帝在亡國的時候，抱著美人跳井的鬧劇主角。但當時帶兵打進南京的，便是後來的隋煬帝楊廣，他總算沒有殺了陳叔寶，只把他當戰利品，做為俘虜而「獻俘太廟」，把他做為自己論功行賞的活寶。所謂「南朝」之一的陳朝，一共也只有五主，三十三年的天下，如此完結了事。

　　陳後主陳叔寶，也和比他遲生三百多年的南唐李後主差不多，除了風流自賞以外，還是一個愛好音樂的名家，他還未亡國時，自己製作了有名的歌曲《玉樹後庭花》，教導宮娥們習唱，民間也有流傳。因此，唐代的詩人杜牧有感於陳後主的故事，便有《秦淮夜泊》的詩說：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我們如果照中國傳統文化的哲學觀點來說，「造化」老兒，真會玩弄人類。由他所編寫中國歷史的劇本，總是給你畫格子，又畫圈圈，使你在社會的演變格子裡，好像規定五六年一小變，十五六年一中變，三十年左右又一大變。然後又變方格為圈圈，六十年左右一小變，一百二十年左右一中變，一百八十年左右一大變。在這些方圓的演變程式中，用加減或乘除的公式，好好壞壞，多多少少，就看人類當中的操作算盤的人，自己怎樣打算放賬和收賬了。其實，「造化」老兒也很公平，對於其他各民族的規格，也差不多。只是他們過去，沒有像我們的祖先，對於歷史是採用「會計」和「統計」法。我們祖先，對以往的歷史，賬本記得比較清楚，所以看來就很明顯，也很驚人。



　　楊堅、楊廣父子的故事

　　由魏、晉以來舊史所稱的「五胡亂華」到南北朝的對立，在中國文化的演變史上，將要進入儒、佛、道三家匯流的前期，我們首先需要瞭解，所謂「北朝」的北魏，統一了江北各個少數民族胡亂建國以後，結果又分裂成為東西兩魏。東魏後來又變為北齊，西魏又變為後周。從楊堅的崛起，並了後周、北齊，滅了江南的陳國，然後南北才得「混一」，稱為隋朝。為李唐的建國首先開路的隋朝三十二年的天下，就在滅掉南朝陳後主的時候開始了。隋朝開國的隋文帝楊堅，和他繼承皇位的兒子隋煬帝楊廣，也都是歷史上的明星皇帝，更為有趣。但大家不要忘記，在魏、晉、南北朝的三百多年以來，江北、江南的社會上下，都充滿了佛學和佛教的氣氛。那個時候，並沒有把儒家的《大學》、《中庸》或「四書」，當作帝王政治指導原理的「帝王學」來使用。所謂《大學》，《中庸》是帝王們必讀之書，這是南宋以後的廣告宣傳，應該另當別論。因此，做為隋朝開國之君的隋文帝楊堅，便是當時最時髦有趣的明星皇帝了。

　　現在先說歷史上記載楊堅的出身故事。他小時候的名字叫「那羅延」（是佛學中東方金剛力士的名稱，猶如陳朝的大將蕭摩訶，都是佛學中的名詞）。他的父親楊忠，本來就在西魏及後周做官，封為「隨公」。母親生他的時候，已有很多的神話，是真是假，都不相干，姑且不論。生了他以後，從河東來了一個尼姑，就對他的母親說，這個孩子來歷不同，不可以養在你們凡夫俗子的家中。他父母聽了相信，便把他交給這位尼姑由她親自撫養在另外的別墅裡。有一天，尼姑外出，他母親來抱他，忽然看到他頭上有角，身上有鱗，一下怕了起來，鬆手掉在地下。剛好尼姑也心動怕有事，馬上回來，看見便說，啊喲！你把我的孩子嚇壞了，這一跌，就會遲一步才能得天下。不管這個故事的真實與否，楊堅父子的確也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重要人物。所以舊史學家，不好意思明寫，但也不排除當時堅信不疑的流傳神話，就照舊老老實實地記下來了。

　　楊堅後來在北周的篡位稱帝，已勢在必行，但促成他下篡位決心的，最重要的是他的妻子獨孤伽羅的堅持。獨孤氏勉勵楊堅的名言，就是「騎虎之勢，必不得下」。他開國稱帝開始的行為，同樣地就埋下了《易經·坤卦文言》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的不可思議的自然定律，那便是他盡滅北周國主宇文氏之族。他的兒子隋煬帝，結果反被宇文化及所殺，就此隋亡。楊堅父子的隋朝天下，始終只有三十二年而已。這樣循環往復的現象，好像就自有規律的輪轉存在似的。

　　且說楊堅做了皇帝以後，當然就是獨孤氏升做皇后，史稱「後家世貴盛，而能謙恭，惟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事實上，隋文帝楊堅恰是歷代帝王怕老婆集團的常務主席，所謂「寵憚」二字，就是怕得要命的文言。最後，因為聽信獨孤皇后和他第二個兒子楊廣的蠱惑，終於廢掉大兒子楊勇的太子權位，而立楊廣為太子。但在獨孤皇后死了不到三年以後，楊廣乾脆就殺了在病中的父親隋文帝楊堅，自己即位做皇帝。楊堅在臨死之前，才後悔太過分聽了皇后的話，受了兒子的欺騙，便捶床說：「獨孤誤我。」但是已經太遲了。他做了十六年的皇帝，功過善惡是非參半，不知道那個教養他的老尼，怎麼只能養成他做皇帝，卻沒有教養他做個好皇帝的學問呢！豈非「為德不果」嗎！

　　至於隋煬帝楊廣，在他弒父殺兄，登上皇帝寶座的初期，那種躊躇滿志的高興，便自有詩說：「我本無心求富貴，誰知富貴逼人來。」那是何等的得意，後來天下群雄並起，他游幸到了揚州，自己也知道靠不住了，常常引鏡自照說，「好頭頸，誰當斫之？」使得在旁邊的蕭皇后，非常驚訝地問他，為什麼講這種不吉利的話。誰知道他卻笑著答覆蕭皇后的問題，說出了幾句「出類拔萃」的哲學名言，比起那些「披髮入山」或「剃髮為僧」的高士，還要瀟灑。他說：「貧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這等於是說，一個人生，對於貧賤和富貴、痛苦和快樂，都需要輪流變更來嘗試一番。這又有什麼稀奇？何必那樣悲傷呢？他明知自己已經快到了國破家亡，身首異處的境地，仍然還如平常差不多的名士風流，看通了「悖入悖出」的道理，甘心接受因果律的應驗，好像自己有意作成「自食惡果」的佼佼者，這也真是不同凡響的輓歌。

　　但從隋朝楊堅父子「混一」中國以後，便轉入李世民父子的李唐時代，才真正統一中國，建立唐代將近三百年的天下。後世學者，平常習慣以「隋唐」並稱，因為隋朝的短暫三十多年，隨之而來的，便不是以陰謀篡位而得天下，他也同漢初一樣，以武功而建立唐朝的，此所謂「隋」之謂「隨唐」也。

　　也許從這個觀點，引證歷史，你們可能會說這是唯心哲學的史觀，覺得可笑。其實不然。因果定律的存在，無論唯物、唯心，都是同樣的事實，也是自然科學共同的認定。如果詳細時論，便又牽涉到哲學和科學碰頭的專論，我們暫且不講，以後有機會再說。現在插在這裡，我們先看一看當清朝的開國之初，所謂「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在他開國稱帝的第四年，親征原屬蒙古後裔的葉赫族，盡滅其國。葉赫族貝勒金台石率妻子登所居高台，寧死不投降，而且發誓，只要葉赫族有一人在，即使是女的，也必報此恨。因此，清朝兩百多年，遵守祖制，絕不娶葉赫族的女子做后妃。但到了奕諠即位，年號咸豐的時代，葉赫族的後裔，就是「清史」有名的「慈禧太后」那拉氏（葉赫族原為納喇氏，音譯不同），偏又入宮成了貴妃，又生了兒子，即六歲就接位的同治，只做了十三年的皇帝，十九歲便死了。以後便開始由慈禧策劃，名為兩宮皇太后的懿旨，立了光緒。實際上，就是慈禧專政，一直到把清朝徹底毀滅，就是她一手所造成的後果。這是巧合，或是前因的反覆，就很難論斷了，但卻是一樁真實的歷史故事，並非虛構。



　　誰能逃避無形的因果定律？

　　所以《大學》一再強調「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的「明德」之教，是闡揚文治與武功的政治行為。雖然從表面看來，只有現實的利害關係，並無絕對的是非、善惡的標準，但其中始終有一個不可逃避的無形原則，那便是循環反覆的因果定律，正如《易經》泰卦爻辭所說的「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的道理。「為政』果然如此，做人做事，何嘗不是如此。這也就是曾子所說「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道理。

　　我們現在提出的歷史事實，只在證明真正「誠意」、「正心」為「治國、平天下」，能夠「以德服人者王」的並不易得。大多數都是「以力假仁者霸」的存心和行為，以及他們的開場和結果。然後反觀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國家，為什麼有如此的曲折？究竟自我要在哪一種文化，哪一種「政治哲學」的意識文明上，才能做到萬古千秋、國泰民安呢？實在值得深長思量啊！難道過去我們幾千年來的先人，都是笨蛋，都不及二十世紀的人聰明睿智嗎？那麼我們的「基因」，根本就有問題囉？是嗎？

　　但恐怕引證歷史太長，離題愈遠，所以只大略提出魏、晉、南北朝的兩三百年的紊亂而且短暫的歷史局面，做為對照。可是這種講說，還具有對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兩個重要觀點，井未闡明，同時也希望即將放眼於世界人類學的國際學者們，也須特別注意留心。不可以偏概全，曲解了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的真義。

　　講到這裡，本來已經信口開河，收煞不住，便想繼續說明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的特性。正面告誡國際上一般似通非通的所謂「中國通」的學者，不要眼光如豆，得少為足，然後便師心自用，以主觀的偏見，想來挑起新時代的文化戰爭，實為不智之極。但又忽然想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還是讓你們多去用點心力來做些挽救世道人心的工作吧！

五十、所治在法，能治在人

　　《大學》所說的「治國、平天下」之道，講到這裡，就轉入「為政在人」的法治和人治的大要。但曾子從這裡起，都是引用在他以前的歷史經驗，做為說明。他首先引用《尚書》的《康誥》中「惟命不於常」的一句政治哲學，是在說明「秉國之鈞」的當道為政者的精要重點所在，值得注意研究。

　　接著，他便引用《楚書》所說：「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這兩句話，是春秋時期記載在楚國國史上的名言，原文接近白話，大家一讀就明白，就不再加解說了。不過，需要知道，在曾子那個時代，楚國正是南方新興的強國。楚國的名相，如令尹子文、孫叔敖等人，也都是一代的名賢。而且人才輩出，是當時南方文化特有的現象。例如有名的道家人物，如老子、莊子，從當時來說，都算是楚人。後來影響中國文學最有力的《離騷》作者，便是楚國的名臣和忠臣的屈原。由於曾子引用了《楚書》，更可說明當時的南方楚國文化，早已與中原的華夏文化、河洛文化並駕齊驅，別成一格，也已為儒家學者所重視了。

　　然後他又引用了春秋初期，在各國諸侯中的第二位霸主晉文公的名臣舅犯的話：「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晉文公是因為晉國家族的內亂，出外流亡在國際間十九年，終於能得回國即位，勵精圖治，稱霸諸侯。當他在外流亡的時期中，追隨維護他的，共有四五個最得力的名臣賢輔，舅犯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單名是個「犯」字，因為他是晉文公的舅舅，所以後來便以「舅」為姓，叫做「舅犯」。明白了這個歷史故事，便可知道舅犯所說的「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的意思。也就是說，我們在國際間流亡了十九年，依靠什麼法寶呢？唯一的法寶，便是幾個仁人君子，同心一志，親密無間地團結在一起，才能贏得國際間的親切援助。



　　曾子從《秦誓》上發揮

　　然後，他又引用了《秦誓》的一段話，說明一個領導者，重用賢者的不易道理。這一段的歷史故事比較長一點，這是有關秦始皇先代名王秦穆公的故事。在春秋初期，這也是膾炙人口的事跡。由此可見秦國以一個後起的弱小諸侯，竟能自成霸業，威震四方，終春秋、戰國之世，諸侯國際之間，誰也不敢輕觸其鋒，並非偶然的事。所以賢如孔門的高弟曾子，也不得不重視秦穆公的政治文化的大要了。我們現在研究，勢必要把曾子所引用《秦誓》的一段話，先來瞭解：

　　秦誓曰：「若有一個臣（假定有一個人），斷斷兮，無他技（他能夠具有明智的決斷，雖然並無其他專長的技能）。其心休休焉（但他的心胸寬大），其如有容焉（好像一個大容器，能夠包容各類的人物）。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別人的長處，就好像是他自己的一樣）。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別人有美德賢才，他就喜愛得很），不啻若自出其口，實能容之（不只是在表面上嘴巴說說別人的好處，事實上，他真能容納別人的長處，猶如自己一樣）。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這樣的人，當然能保護我們的子孫和人民，對於國家有多大的利益啊）！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別人有本事，就妒嫉他、討厭他）。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對於別的有美德賢才的人，便故意反對他，還設法使他到處行不通），實不能容（事實上，他實在是無容人的度量）。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這種人，絕對不能保護我們的子孫和人民，實在是很危險的人物）。」

　　曾子在引用了《秦誓》原文以後，便加以發揮地說：「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這是他根據《秦誓》的最後七句話，說到那些當道的人，既沒有容人之量，反而還妒嫉有賢德的人才，那就應該流放他們到四夷去，不和他同居中國。這好像是曾子完全學了孔夫子的辦法，一上手就先處理了少正卯再說嘛！其實，並非如此。這幾句話，是曾子理解到秦穆公作《秦誓》的時候，有關百里奚和蹇叔的出身故事，我們在後面再說清楚，就可明白他評論的要點了。因此，他的後文就說：

　　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縱然看到好的賢人，但不推薦提拔），舉而不能先（雖然推薦提拔了，但太遲了，已失去他發揮才能的時機），命也（那是命應該如此，無話可說）。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明知道他的不對，但不能辭退他，或者辭退了，還不能真和他疏遠），過也（這就是本身的罪過）。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災）必逮夫身（總之，力政治國之道，假如只是憑自我的主觀，師心自用，或剛愎成性，自己真正所愛好的方向和目的，是一般人們所厭惡的。自己所討厭的方向和目的，正是一般人們所喜愛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是違背了人性。那麼，倒霉的災難，一定會臨到他自己的本身了）。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最後一句是曾子的結論：所以說，真是一個仁人君子，必然會遵循一個千古不易的大道，那就是言行忠信，必然可以得到一切好的結果。如果是自滿、自慢、自傲，而且自以為是，一點也不悔改，那就必定會失去了一切。



　　秦穆公重用百里奚

　　公元前四二○年左右，就是周襄王的時代（也正當齊桓公伐山戎，兵臨孤竹的那個時期）。在西陲的秦國，就由秦穆公（名任好）即位，他所迎娶的夫人（妻子），就是晉太子申生的姊姊。這個時期，晉國的諸侯獻公故意與虞國（山西平陸縣地區）交好，向他借路出兵，要攻打虢國（山西平陸縣北部），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假途滅虢」之計的陰謀故事。因為晉國出兵滅了虢國以後，班師回來，又途經虞國，就順手牽羊把虞國也一起滅了，同時俘虜了虞國的君主和他的大夫百里奚。

　　晉獻公得勝回國之後，正好把女兒出嫁給秦穆公做夫人，就把百里奚分配為出國陪嫁的男僕。百里奚就設法逃亡到了宛地（河南的南陽）。但很不幸，又被楚國邊境的老百姓抓住了。秦穆公卻聽人說百里奚是一個很有才能的賢者，便設法派人到楚國去，說自己秦國有一個陪嫁過來的僕人，逃亡在你們楚國，我們願意出五張黑色的上等羊皮作代價，把他贖回秦國。楚國邊地的老百姓一聽有這樣高的代價，就把百里奚交還給秦國。這個時候，百里奚也已七十多歲了。

　　秦穆公得到百里奚，首先就親自解左他的刑具，向他請教治國的大事。百里奚就說：「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秦穆公就說：「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秦穆公再三耐心地請教，百里奚就對他長談了三天。秦穆公高興極了，就把治國的政權交給他，號「五羖大夫」。百里奚又謙虛地說：我實在趕不上我的好朋友蹇叔，他才是一個真正賢能的人才，但可惜世人都不知道他。我以前曾經遊歷到齊國，流落他鄉，窮困到了極點，就在沛縣討飯，蹇叔因此而收留了我。我想出來替齊君「無知」作事，蹇叔阻止了我，叫我不要去，因此而使我躲過了在齊國一場政變中的災難。以後，我又到了周朝的國都，周王子穨喜歡玩牛，我就以養牛的專長技術和他接近，周王子穨也有意想用我，蹇叔又叫我不要干，所以我就離開了周地，跟著，周上子穨也在一次政變中被殺了，我總算又免了一次災難。後來又替虞君做事，蹇叔還是阻止我不要干，可是我明知虞君不會聽我的建議和計劃，但是我貪圖虞君給我的高官厚祿，待遇太好了，我就幹下去了，因此終成為亡國的俘虜。我前兩次聽他的活，使我得免於難，就是這一次我不聽他的，所以捲入了虞國的大難之中。由於我和他個人交往的事例，便可知道蹇叔是一個真正賢能的人才。秦穆公聽了，就馬上派人以重金作禮物，迎接蹇叔到了秦國，請他擔任上大夫的職務。所以蹇叔和百里奚兩人成為秦國一代的賢臣，使秦國一躍而威震西戎，他兩人最後成為秦國的大老。

　　在春秋時代，諸侯國際間的變化很大，正在秦、晉修好的五六年之間，晉國宮廷發生內亂，因此，也影響秦、晉之間許多事故。恰巧又碰到晉國大旱，鬧饑荒，便向秦國求助借糧。秦穆公本來不想援助晉國，但百里奚就說；「晉國的新君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秦穆公認為有理，就用舟車等運輸工具，由陝西運糧救濟山西的晉國。過了三年，秦國也因天災而鬧饑荒，就向晉國去借糧。可是晉國的新君晉惠公夷吾，反而聽信讒言，乘人之危，就出兵攻秦。秦穆公只好發兵親自主持反攻，就和晉惠公夷吾在韓地（陝西地界）會戰，晉夷吾看到戰場的形勢有機可乘，便親自帶了少數人馬，衝鋒陷阼，不幸馬失前蹄，陷於泥淖。秦穆公就和麾下人馬，想趕來活捉晉夷吾。結果，不但沒有抓住他，秦穆公自己反被晉軍包圍了，而且還受了傷。正在這個危急的時候，忽然來了一支岐山下三百人組成的義勇軍，衝進重圍，不但解脫了秦穆公的危難，而且還俘虜了晉惠公夷吾。

　　其實這支岐山腳下的農村遊民臨時組成的三百義勇軍，秦穆公事先一點也不知情。這是在幾年以前，秦穆公丟了一匹平常最喜愛的名馬，它跑到了岐山下面，就被山下農村的遊民們抓住，當場殺了吃了。參加吃馬肉的，共有三百人。當秦穆公派出去尋找馬匹的官吏們來了，一看，國君的馬正被他們放進嘴裡去了，那還得了，一面派人報告秦穆公，一邊想調兵來抓人抵罪。誰知秦穆公聽了報告，便說：「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君子不可以為了畜生而傷害了別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我聽說吃良馬肉不喝酒，會生病的）。」就派人專程送酒去給他們吃喝，而且聲明赦他們統統無罪。所以這三百人，牢記秦穆公的不殺之恩，總想找個機會報答，現在聽說秦穆公正和晉國交戰，而且戰況不利，他們就自動組成義勇軍趕來了，每個人都爭先拚命，衝進晉軍的重圍，真是歪打正著，恰恰解救了秦穆公的危機，還使他打了一次很大的勝仗，俘虜了晉惠公夷吾。這好像正是秦穆公量大福大的報應似的。這件事，如果擺到兩千多年後的今天，被國際上保護動物的人知道了，一定會提出控告秦穆公和吃馬肉的三百個人，共同犯了侵犯「馬權」的殺害罪。然後扯到「馬權」和「人權」之爭，就好大作文章，大家有事可做了。

　　秦穆公這次受到晉夷吾的刺激太大了，便宣佈要活活地殺了他，祭拜上帝。可是，那時各國諸侯的宗主周天子聽到了這件事，便派人對秦穆公說：「晉我同姓，為請晉君（晉國是我周天子的同宗，我要求你放了他）。」同時秦穆公的夫人正是夷吾的姊姊，當然受不了這種事的發生。她就穿了孝服，光著腳不穿鞋子，來見秦穆公說：「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我兄弟犯了大錯誤，但我救不了他。我也只好對不起你，也不想活了）。」秦穆公一看情勢，便對他的夫人說：「我得晉君以為功，今天子為請，夫人是憂。」算了吧！我就放他一馬，叫夷吾來當場簽約，叫他的太子圉來做人質，獻上河西的地盤吧！當然晉夷吾都一一照辦了，就放他出來，請他住在國賓館，並且還用最上等的飲食款待他，送他回國。秦國的國界，也從此就擴展到龍門河的邊境，直逼晉國的疆界了。



　　「蹇叔哭師」的故事

　　晉公子圉在秦國，並配秦女為妻，過了幾年，逃回晉國，即位為晉懷公。這件事，又使秦國上下非常不滿，便把居留在楚國的晉公於重耳迎接到秦國來。過了兩年，秦穆公就設法送重耳回晉國，立為晉文公。秦穆公開始幫助他建立了霸業，成為春秋時代，繼齊桓公之後第二位霸主。但過了八年，晉文公就死了，他的太子即位稱晉襄公。因秦穆公受了鄭國一個賣國賊的慫恿，便派百里奚的兒子孟明（視）、蹇叔的兒子西乞（術），和白乙丙三個人為將，出兵侵襲鄭國。事先也問過百里奚、蹇叔二老的意見，二老都力加反對，但秦穆公堅決不聽。因此，二老就來陣前為兒子送行，大哭一場，斷定此行必敗，你們將死在殽地（河南三殽山）的山谷裡。這就是《左傳》上一篇名文「蹇叔哭師」的故事。

　　秦國這次出兵侵鄭，是師出無名的偷襲。有人賣國，也有人愛國，恰好鄭國有一位商人弦高，正在晉國的邊境滑地（河南偃師縣境）做買賣，買了十二頭牛要趕到周邦去賣。知道了秦軍已到達此地，為了自己的國家，就把這十二頭牛趕到秦軍的司令部去，自己說是鄭國派來的代表，並且說：「鄭國知道你們大國要打來了，已經做好準備，現在先使我送牛來勞軍。」秦國所派的三位將領一聽，認為消息已經走漏，便會議商量，偷襲無功，去也沒有用，不如順手把晉國的邊境滑地佔領了再說。

　　這個時候晉文公剛死，葬事還未辦完，晉襄公一聽到這個消息，就赫然震怒，穿著喪服，親自領兵來反擊，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百里奚的兒子孟明領頭的三位將領．也當然全被俘虜了。不過，晉文公的夫人是秦國人，她就對晉襄公說：秦穆公現在對這三個無用的將領恨入骨髓，希望你把他們三個人交還給秦國，由他自己去處理。晉襄公也就照辦了。等到孟明等三個敗兵之將回到了秦國，秦穆公穿了便服，親自到郊外來歡迎他們，並且拉著他三人大哭說：「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之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毋怠。」換言之，秦穆公坦然承認自己在戰略上已基本犯了錯誤，並不責怪三個敗將在戰術上的過錯。

　　四年以後，泰穆公更加厚待孟明等三位將領，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佔領了王官（山西聞喜縣）及鄗（郊區），這是為了上次在郩地打敗仗而雪恥。而且秦穆公親自由茅津（山西平陸大陽渡）渡河到了郩地，在上次打敗仗的陣地上，封檢士兵遺骨，親為發喪，哭了三天。「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嘩，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發皤皤（和年紀老大的商量）則無所過（才沒有過錯）。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余後世以記余過。」這個誓言是記載在《史記·秦本紀》的原文，也許是秦穆公專對軍中自白的講話。至於曾子所引用的《秦誓》，可能是前方回國以後，再對國內的全面講話，這樣的「誓言」，等於是自白的懺悔文告吧！因此我覺得需要瞭解秦穆公的前後史料，才能體會曾子引用《秦誓》以後所說「唯後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這句話的意義。並非寫到這裡，又忽然插入《堯典》中「竄三苗於三危」的用意。

　　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從孔子的「刪詩書」、「訂禮樂」開始，特別推祟「周公」對於中國文化初期彙集大成的功勞。從此便奠定了孔子以次的儒家，對於上古以來，流放四境邊疆的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以及「華夷之辨」的界限，只在於是否具有受過「華夏」文化的薰陶，或是完全局於原始的粗野無文狀態的界說而已。

　　明白了這個主要觀念以後，便可知道在周朝後期開始，初封於西陲戎、狄之間的秦國，還沒有「華夏」文化薰陶的深厚基礎，跟介於上古「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的戎、狄差不多。但自從秦穆公崛起後，他一切的所作所為，大體上，比之當時所謂中國的各國諸侯，不但並無遜色，而且幾乎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之處。因此曾子便有了上文的四句說明，再有下文的「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乃至「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惡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惡，菑（災）必逮夫身」的結論。如果你瞭解了秦穆公和百里奚歷史故事以後，就可恍然明白，他寫在《秦誓》以後這一段話的內義了。至於「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的由來，可能曾子也是從秦穆公歷史故事的引申而來。如史載秦穆公在百里奚以後，「戎王使由余於秦」的事，便可明白它的內義了！



　　由余論文化與文明之辨

　　由於秦穆公的崛起，威望日隆，雄踞西北邊疆，就使當時還在過原始遊牧生活的西戎等部落大為震撼，因此戎王便派了一位重要的人物由余做代表，東來秦國觀察。史載：

　　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

　　由余，他的上代本來就是晉國的人，因為對晉國內政有意見，就由上輩帶領，出走晉國，流亡居留在西戎。但他仍然會說晉國的語言，瞭解中原的文化。

　　「秦繆（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秦穆公為了接待由余，特別請他參觀秦國宮廷殿堂的雄偉建築，以及展示國家財貨儲備的富有。

　　由余看過以後，便說：「這些偉大的建築和繁華，如果是役使鬼神來造成的，那也未免太勞神了！假如是使人來造成的，恐伯使人民們太過勞苦了吧！」

　　繆（穆）公怪之，問曰（秦穆公聽了他的評語，覺得非常驚奇！便問他說）：「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

　　這是秦穆公質問由余的問題。他說：「中國的文化，以詩、書、禮、樂、法度（冶），做為政治領導的中心思想。但還隨時會發生變亂，不能長治久安。現在你們僻處邊疆的戎夷，沒有固定的文化思想，那用什麼來做為政治領導的中心？豈不是很困難的事嗎？」

　　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治），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督責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此類也。」

　　這是由余對答秦穆公的問題。他笑著說：「你所講的正是中國的亂源所在。從中國的上輩聖人軒轅黃帝開始，創製了禮、樂、法度（治）等人文文化，並且從他本身開始實行，也只能得到小小『治平』的成果。到了後世，社會承平成為習慣，逐漸養成驕奢淫佚的風氣。人們設法阻擋了上有法度的尊嚴，只以法治的威力，督責下面來遵守。因此，致使下層人民疲敝不堪；反過來，便由下面怨望在上位的，認為做為上層的領導者，都不合於仁義道德的政治標準。所以形成了上下交爭，互相埋怨的現象。從此為了爭權奪利，乃至造成上下篡位，弒殺奪權的行為，終至於滅宗亡國。這些歷史事實，都是由於自認為有文化思想的差異所造成的結果啊！」

　　夫戎夷則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

　　這是說，至於僻處在邊疆的少數民族戎夷嘛，從表面看來，他們雖然沒有什麼特別的文化思想。但他們在上位的，只是內含著原始渾厚德性的純樸作風，誠實地對待下屬的人民。而在下面的人民，也只知道恪守忠信來奉事上面。所以一個國家的政治，猶如一個人的身體一樣（沒有什麼頭腦和肢體的分別感受），自己也不知道什麼原因，便能自自然然地治理好國家了，這樣，才是真正的合於聖人之道的「無為而治」原理呢！



　　怎樣對待鄰國的聖人

　　於是，繆（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

　　這是說秦穆公和由余對話以後，回到內宮，就對他的親信重臣廖說：「我知道古人說的，鄰國的境內、有了聖賢的人物，那才是敵國真正值得憂慮的重點。現在看來西戎的由余，的確是一個賢才的人，對我們秦國關係太大，那才是秦國的隱憂，你看怎麼辦？」

　　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穆）公曰：「善。」

　　這是秦國的內史廖向秦穆公提議的謀略，也就是現代人所說的「大政策」和「大戰略」。他說，戎王還僻處在中國的西北境的邊地，過去，還沒有接觸過中原的華夏文明教育。你現在試著先派遣一班擅長文藝康樂工作的青年女戰士，能歌善舞的，送給他，先使他的意志沉醉在享受聲色的迷惑之中。並且，特別提出推薦由余，要戎王再提升他的權位，使戎王對由余產生懷疑，離間他和戎王之間的信任。而且故意挽留由余在秦國多住一段時間，不要馬上使他回國，拖延了他原有規定的任務時間。因此，戲王一定會責怪由余，懷疑他有二心。這樣，便使他們君臣之間，互相猜忌而不信任，你就順勢把由余虜歸己用了。而且戎王沉湎在聲色歌舞之中，對於國內政務，必定會荒疏懈怠，那就有機會可圖了。秦穆公聽了廖的建議，便立刻說：「好啊！」照辦。

　　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察）。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遣戎王，戎王受而說（悅）之，終年不還。

　　這是說：秦穆公便留住由余，坐在一起的時候，便和他相隔不遠，有時候還故意要他靠近自已，同坐一排。吃飯的時候，還把自己吃的好菜，送到他的面前去請他吃。順便就問問他西戎的地理形勢和軍事佈置的情形，因此，全面瞭解了西戎的一切。同時，使內史廖，選了一班年齡不超過十六歲，受過嚴格訓練的文藝康樂隊，先送去西戎演出。戎王接受了後，非常欣賞迷醉，過了一年，還不肯放送他們回來。

　　於是，泰乃歸由余。由餘數諫不聽。繆（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

　　這是說，到了這個時候，秦穆公才放還由余回到西戎。由余看到了戎王已經非常墮落，上了秦王謀略的大當，便幾次勸諫戎王，要重新振作自強。但戎王再也不肯聽信由余的勸諫了。並且在這個階段，秦穆公又特別派遣人員，到西戊去慰問由余，邀請他再到秦回來。由余終了衡量形勢，知道西戎必然會失敗，不可久居，就來投降了秦國。秦穆公始終以上賓的客禮待他（等於請他當顧問），問他征伐西戎的戰略。因此，不超過一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干裡，遂霸西戎。」

　　瞭解了秦穆公這段歷史故事以後，對於曾子所說「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以及「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等所涵的內義，就可以迎刃而解，完全明白他是從引用《秦誓》以後，「以史證經」的章法了。



　　從三方面來看秦穆公

　　但是，我們既然講到歷史，尤其對於秦穆公這一段事跡，還有三個問題，需要加以說明。也可說是「讀兵書而流淚，為古人擔憂」的餘事而已。

　　—、由歷史的經歷來看秦穆公，他的器度格局，的確非凡，何以在當時春秋的初期，卻不能完成對中原的霸業，而只能雄霸西陲呢？答：對於這個問題，便有兩個關鍵，一是春秋的初期，秦穆公正生在齊桓公和晉文公的兩雄之間，猶如後世歷史上東漢末年，時代的機運，只能形成曹、劉、孫吳的三國局面一樣。秦穆公果然器局不凡，但仍然缺乏間鼎中原的基礎。二是秦穆公當國只有三十七年，在他雄霸西戎以後的第二年就死了，假如他能再活十多年，或二十年，齊桓公、晉文公都成過去，那麼，當時的天下局面，會變成什麼樣子，那就很難說了。

　　二、秦穆公的一生，果然是雄才大略，光明磊落。但生在那個時代，風俗習慣，仍然還沒有脫離神鬼迷信的鬼道。最遺憾的，是歷史上記載他死後殉葬的人，達到一百七十七人之多。史載：

　　秦之良人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歌《黃鳥》之詩云：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因此，司馬遷也說：

　　君子曰：泰繆（穆）公廣地益國，東服強晉，西霸戎夷。然不為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猶遺德垂法，況奪人之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之不能復東征也。

　　其實，殉葬是古代社會最殘酷不過的「鬼道」迷信。不過，也可能是在王位之間，權力鬥爭，剷除異己的最好借口，稍有理性的古代人君，並不採用。如果以秦穆公的一生器度，居然在死亡之際，仍然會有這種舉動，實在有大大違反其平生的所為之疑點，就此一舉，便抹煞他一輩子的作為，這都是不值一顧的戲劇性而已。但如多去瞭解歷史的故事，也許可以為他辯護說，這種殘酷的作法，並非是秦穆公生前的本意。

　　例如從前印度的名王阿育王（公元前二二六年左右間，秦始皇的時代），威重一時，在他晚年臨危的時候，他還想做一次「供僧」的佈施。可是馬上要準備繼承王位的太子和財政大臣們，都陽奉陰違，並不聽命照辦。阿育王自己也心裡明白，當他正在口啃最後的一個梨子時，便問太子和權臣們說：「現在的世界上，哪一個人的權力威望最大？」太子和大臣們，都馬上很恭敬地說：「除了大王你以外，更無別人了。」阿育王聽了，便說：「你們不要再阿諛（拍馬屁）騙我了。我明白，我現在的權力威望，只能達到這半個梨子，其他是一無所有，一無所能了。希望你們能遵守諾言，把這半個梨子，為我送去我師優波鞠多尊者的寺院裡去供養僧眾吧！」說完了，也就閉目而逝了。

　　由於這個歷史的故事，大家便可真正瞭解到人生，無論你生前是有如何的權力和威望，或者是多麼的富有和榮耀，到了真的一口氣不來的時候，你所有的美德和才華、功名和富貴，都如曇花泡影，毫無用處。甚至在你活著的時候，暫時屬於自己的幾十斤肉骨頭，也只好隨便由人擺佈，了無是處了。所以說，以秦穆公一生的英明，死後要人殉葬的事，或者未必是出於他的本意，也未可知。所以賢如曾子，也便不理秦穆公身後的史實，只採用他生前「文告」的名言，做為參考。

　　三、在中國的歷史上，後世的英雄帝王們，受秦穆公作為的影響，甚全想學他做榜樣的也大行人在。但是，一個人生成的器度，到底各有不同，學習榜樣，往往變成「畫虎不成反類犬」了！例如在三國的時候，所謂「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曹操，便做過一件事情，很像學秦穆公的舉動，而到底限於器局，便成為完全相反的結果。

　　這事是在曹操北征烏桓以後，威震北方。因此，匈奴就派了一位使臣來到內地，偵察漢朝的虛實。當然主要是看看曹丞相，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物。曹操本來是一個白面書生，並不是如後世戲劇裡把他醜化，扮成那個「鬼臉」。他伯自己不夠威武，壓不住匈奴派來使臣的氣勢，便在部下中挑選了一個面貌身材很有氣魄的，來扮作「曹丞相」，他自己卻打扮成為丞相身邊的一個衛士，手裡把握著大刀，站在丞相所坐的座椅旁邊（那時候，座椅也叫胡床，是初由西域傳過來的傢俱）。他是用這樣一個圖案畫面來接見了匈奴的使臣。事後，曹操便派人和匈奴的使臣周旋，偵察他的觀感意見。派去的那一個人，在談話中．便故意問那個匈奴的使臣說：「你看，我們的曹丞相是哪一種人物呢？」那個匈奴的使臣便說：「很奇怪，久聞曹丞相的英名，但看來，只是一個很有福氣的平庸之輩。倒是丞相身邊那個『床頭捉刀人』，大有英雄的氣概，將來恐怕並不簡單。」那個派去偵察的人，便回來據實報告。曹操一聽，大為驚震，馬上就意識到：「鄰國有賢才，敵國之憂也」。此入不可久留，就暗地派人，在匈奴使臣回歸塞北的路上，把他殺了。

　　這個歷史故事，充分說明曹操之所以為曹操，並不能如秦穆公，所以生前不能完成霸業。他當然也讀過秦穆公渴求由余來歸的歷史，但在作為上，就大不如秦穆公的器度，「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的行為了！



五一、義利之辨的財經學說

　　我們為了討論《秦誓》的一段話，引申了歷史上所載秦穆公的事跡，作為研究的說明。現在再回轉來繼續討論《大學》後段「治國平天下」 之道的結論。必須重新提起大家的注意，在「治平」一段的內涵，我們把它劃分為六個要點。

　　第一，首先肯定以「孝道治天下」做為大經大法，這是他秉承儒家傳統文化的不易信守，由此推廣，以「敬老尊賢」為「治平」的重點，因此而和順上下左有，終歸於「絜矩之道」，為政治道德的準繩。有關「絜矩之道」的意義，我們曾經在上面講過，就是至公至正的「持平」之道，或者也可說是公正的「平衡」作用。但在古文的用辭，就叫做「秉國之鈞」的均衡作用。

　　所以第二，就引用周朝中期衛武公「秉國」時期的政績，說明怎樣才能做到如「民之父母」，得到為人民所公推擁戴的榮耀。接著第三，說明既有人民群眾和封疆「國土」，就須明白「財貨」的分配運用，它與國家的權位，和民心向背之間有息息相關的重要。因此，第四、五兩節，特別提出天命無常「惟（天）命不於常」的關鍵所在。國家是人民公有的國家，天下是人人的天下。它畢競不是永遠屬於某一姓某一家之所有，唯「有德者居之」。所以必須「選賢與能」，以治其國，才是真正的「治國」之要。總之，無論為「治國平天下」，或者為個人私家保有財富，必須要徹底瞭解「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的必然性。最後，第六，再重申提出政治倫理道德和財貨分配運用的重心，只在於「義利之辨」。

　　「大學之道」就是這樣的一篇大論。這是曾子秉承「孔門之學」的「明德」外用的極則。但在最後一段結語，也是說明了自三代以下「家天下」的諸侯邦國政治體制，須要怎樣均衡「財貨」，和「經濟」關係的「治國平天下」之道的一貫思想。從秦、漢以後，便一直為中國儒家學者們「經世治平」、「死守善道」的信條。



　　民富即國富，國富則民強

　　講到這裡，我又習慣性地想起兩句常用的古文感言：「其然乎！其不然乎！」這樣感歎，也就是表示問題並不簡單，正須值得切實研究。不過。在研究討論這一段結語，首先須要簡單解釋一下《大學》的原文。如說：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這是對古代農業社會的農業生產與人口消費來說）。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這也是對古代農業社會經濟，以及兼帶手工業的生產情況來說）。

　　這的確是千古不易的名言。無論是十八世紀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十九世紀馬克思的《資本論》、二十世紀凱恩斯的經濟理論，都不能否定他的卓見。

　　其次，原文便說：

　　仁者以財發身（這是講，能知仁道的人，圍善於運用財富，便可以發展一身的功名事業）。不仁者，以身發財（倘使是不知仁道的人，便只想以他本身的一生的能力來拚命搏鬥，求取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這又是說到當家治國的領導作風，以及領導社會的風氣的重要性）。

　　上好仁，下必好義。但在古文中的「義」字，它的內涵究竟是什麼？那可又是碰到一個麻煩的問題了！

　　儒家所講的「義」，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人我之間都得安詳，所以古人解釋「義」（繁體為「義」）字造形的內涵，是從「羊」（吉祥）、從「我」，兩個字義的綜合，是屬於「六書」中的「會意」字的範圍，等於說是「為善最樂」的意思。但自曾子以後，孟子特別注重「義」子，主張以「義」為先。因此古人便如此註解：義者，宜也。這也等於說是沒有哪一點不合適、不相宜的才是「義」。至於從墨子學說以後，墨家思想的「義」字，就有偏重於人我之間，富於同情心和相愛心的「俠義」之「義」了。我們知道古文對於這個「義」字和「仁」字一樣，都具有廣泛的涵義，可以說只能「心領神會」，不可局限於文字言語的形式。因此，曾子所說「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是有「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意思，個個好義，當然就有了美善的好結果。

　　因此，他的原文便有「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這是說明治國者應當不起私財之心。「藏富於國」，「藏富於民」，民富即國富，國富則民強，當然就可以達到一個完全「均富」的境界了。

　　原文講到這裡，他又引用了「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孟獻子是春秋後期，魯國有名的賢臣，史稱其「為卿不驕，禮賢下士，士以是歸之」。他是極力反對在位的權臣們以權謀私、以官圖利的賢臣。古代四匹馬同拉一車叫「一乘」，等於現代人有一部名牌的汽車。「百乘之家」，是古代表示當國者的諸侯們的財富氣勢。「伐冰之家」是古代有權位富貴的人家，派出人手，在冬天下雪結冰的時候，所伐冰塊，藏在地下室，保存食物，到了夏天也可以享受，等於現代人用科研製造成功的大冰櫃。所以孟獻子就說這樣的人家，他既然養得起馬車和駕車的馬匹，當然就不會太注意家裡還要養小雞生蛋，或養小豬等它長大了來做買賣。這種人家，既然能有「藏冰」的財力，就不會太注意養牛羊來做買賣了。由此上推，有百乘之家的諸侯們，就不會培養專為他們一家「以權謀私」的圖利聚斂之臣了。如果百乘之家，與其還要培養專門為他「以權謀私」的聚斂之臣，還不如直接培養一些奪權「盜國」的謀士呢！

　　曾子在引用了孟獻子一段話以後，便說：

　　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這是曾子著《大學》大論最後結尾的一段活，看來他是針對當時魯國內政，以及春秋末期諸侯各國，都以胡亂增加賦稅，搜刮民間社會的財富，歸於諸侯私家公室，充實權位與富貴相結合的欲壑。同時他也看到當時諸侯各國，以及魯國內政爭權奪利的結果，的確是「災害並至」，大多都成為不可收拾的敗亡局面，因此，有感而發，坦率提出他的「危（正）言危（正）行」，作為警世晨鐘的名言。

　　但很可惜的，由於他最後的幾句結語「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卻被秦、漢以後歷來讀儒書出身的學者們，硬要用來學做「聖賢」金科玉律的教規，對於「錢」、「財」二字，視為毒害。甚至平時多談這兩個字，就會變成「俗物」。可是，不隨流俗，特立獨行的學問修養，畢竟不易做到。因此，一般的讀書學「儒」的知識分子，大多成為「既要清高又怕窮」的矛盾心理狀態。一旦考取功名，擠身政要以後，既不懂經濟、財政，更不懂為國家社會人民之間，如何理財致富，而達到富國強兵的妙用。好像都是誤解了曾子著《大學》最後的幾句話，變成了如來佛加在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一樣，一聽就要頭痛得打滾，非常可笑。所以中國有兩三千年豐富記錄的歷史資料，所謂二十五史或二十六史，好像都是一部人事經歷的資料檔案。對於財政、經濟、生產、消費之間社會的財經變化態勢，和人事史料來對比，簡直少得可憐。



　　注重財政的名相、名臣

　　在中國的歷史上，特別注重經濟發展，先行富有財政而建國的人，在秦、漢以上，突出的只有兩個半人物。第一是姜太公呂尚治齊，開發漁鹽之利，建立了當時濱海落後的齊國，後來的子孫，才得以富國強兵，稱霸中原，經春秋、戰國，直到秦、漢時期，約七八百年而不衰。第二是管仲治齊，也是先由發展經濟著手，然後才能做到「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的霸主局面。另外半個，就是范蠡師法「計然子」的一部分學術，幫助越王勾踐復仇雪恥，然後自己飄然隱遁，變更姓名為「陶朱公」，三聚三散，用致富來「玩世不恭」。

　　至於讀儒書而搞財經失敗的，倒有東漢時期的王莽和北宋時期的王安石。首先著作與經濟、財政、賦稅有關的專論，只有漢宣帝時代桓寬的一部《鹽鐵論》。但仍然是根據「六經」，不外以儒術為民請命的要旨，並非專就鹽鐵之利來加以發揮。又有後魏賈思勰著《齊民要術》。至於如漢武帝時代的桑弘羊、車千秋輩，以商人出身參與財政、經濟政策的，歷來就不為讀書出身的儒家學者所重視，甚至還鄙薄之而不值一談。其他，如唐代的財經名臣劉晏，也是不齒於「儒林」，實在有欠公允。史載：

　　晏有精力，多機智。當安史之亂，戶口什亡八九，州縣多為藩鎮所據，朝廷府庫耗竭，皆倚辦於晏。其用人，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出納錢谷，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碟，不得輕出一言。凡興舉一事，必須預計使任事者私用無窘，而後責其成功。又以戶口滋多，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為先，為後來言利者所不及。

　　但終亦以功高，而蒙冤構陷賜死。無論帝王專制時代，或民主時代，古今一例，「謗隨名高」，名臣畢競難為，這也是人群社會必然性的矛盾啊！

　　現在我們為了研究曾子《大學》大論的結語，牽涉到「治國平天下」之道的經濟發展，和財政調配的「義利之辨」，順便約略提出歷史上的一些相關資料。用來做為「義利之辨」的反面感慨之談而已。因為實在沒有時間為儒家學說和財經思想做專題討論，只好到此打住。回轉來再講曾子本身，他一生的言行如一，確實做到了「義利之辨」，畢生清高廉潔自守，不愧於平生學問修養「擇善固執」的風範。



　　曾子處義利之間的故事

　　我們為了濃縮時間，就同時列舉孔門高弟如曾子、原憲，以及兼帶牽涉到子貢的三個故事，做為大家自己去尋思研究的參考資料。《韓詩外傳》記載：

　　曾子仕於莒（開始出來做魯回莒邑的地方官）。得粟三秉（古代以十斗為一斛，十六斛為一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在這個時期，曾子是只注重待遇的收入，而輕視自己本身的得失）。親沒之後，齊迎以相（當他父親死了以後，齊國歡迎他去做宰相）。楚迎以令尹（楚國也歡迎他去做宰相，楚稱宰相為令尹）。晉迎以上卿（晉國也歡迎他去做宰相，晉稱宰相為上卿。但他都推辭了，不肯出去做官）。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在這個時期，曾子是專心重視他自己本身的學養與出處動初的該和不該，因為已經沒有必須孝養父母的負擔了，所以他就不重視俸祿的待遇豐薄，和官職地位的高低等問題了）。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如果本身懷有學養的高尚至寶，但卻不肯出來挽救自己國家的危亂，那就沒有資格談什麼仁心仁術了）；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如果故意自命清高而死守窮困，也不顧父母生活困難的痛苦，那還談得上什麼孝道呢）；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一個人本身挑著重擔，前途又很遙遠，為了完成責任，就不會挑選什麼地點，都可以隨地休息保持精力）；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家裡既然貧窮，父母又年老體衰，為了孝養父母，就不需要挑選官位大小，只要收入足夠贍養父母，便去做了）。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為急（所以說，是真君子的人，穿著舊鞋和破布襖，急急忙忙地向前趕去，只是為了當時實在有迫切的需要）。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所以《韓詩外傳》的作者韓嬰，為他所傳的《詩經》作這樣的解說：一個人生不逢時，但不得已還是需要出來做官做事。既然擔任了職務，就必須盡量盡心做好。可是只肯聽命去達成任務，而不願參與他的內部計謀。那是為了什麼原因呢？因為他只是為了解決一時的貧困，並不是他要完成學養思想的真正目的啊）！」《詩》曰：「風夜在公，實命不同（所以《詩經》上說：我雖然晝夜都在忙著做公家的事，但是，我對生命意義的看法，自有不同的觀點。只是一時命運的安排，現在只好這樣做而已）。」

　　我們現在引用了《韓詩外傳》，首先提出曾子為家貧親老而仕的一節故事和評論，可以做為說明曾子在《大學》結語所說，對於當時諸侯之國的為財貨與政治道德之間的「義利之辨」的觀點，他是身體力行其道而自做榜樣，是真實「儒行」的風格。同時，由此瞭解《大學》結語所說的道理，並不是專對「治國平天下」的經濟、財政的專論。但也並非說它對於「治平」之道的財經作用上，就可忽略「義利之辨」的重要。從「治平」之道來講，計較的是為「國家天下」全民的大利大義的「義利之辨」，並非專指一身的小節了。至少，我所見的是如此，且待諸公自己去研究吧！



　　如果孔門弟子少了子貢，行嗎？

　　至於孔門高弟，在春秋末代的時期裡，除了子貢一人別有他的胸襟懷抱以外，其他如顏淵、曾子、原憲等，所謂七十二賢人之中，大多是屬於對當時時代的反動，處於「不同意」主張的清流人士，與後世宋儒的「儒林」、道學大有不同。其中突出對比的兩人，便是原憲和子貢的故事。《韓詩外傳》記載：

　　原憲，字子思。宋（國）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不和當時社會的風氣同流合污）。當世亦笑之（所以當時社會上人，也覺得他很可笑。這是司馬迂的記載）。其為人也，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居環堵之室，蓬戶甕牖，桷桑無樞，匡坐而鼓歌。於貢肥馬輕裘往見之，憲正冠則纓絕，捉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予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曰：「無財之謂貧，學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而徒有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也。」於是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子貢恥之。

　　所謂「子貢恥之」一句，是說子貢等於被原完的舉動羞辱了一頓。當然，子貢不但會經商致富，而且還善於運用謀略的學術而代孔子出馬，安定了魯國受侵略的危機。這個有名的歷史故事，可以自取《越絕書》來讀，就可明白其中的道理。孔子死後，在曲阜的墓地，也是子貢一手所經營的，而且他還在夫子墳上，守墓六年才離去。如果孔門高弟，都如顏淵、原憲一樣，遁世無悶，甘於清貧，孤芳自賞，行嗎？

　　但我們既然講到「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必須先要瞭解群眾、資財、權力三者之間，猶如三根木桿捆在一起的三腳架，如果缺少了一桿，就站不起來的。尤其對一個國家的「治國」之道，沒有良好的經濟、財政，必然就沒有一個完整美好的政權，那是古今中外千古不易的大原則。你只要看看每一朝每一代的興亡史跡，最後促使衰敗的，必定是先由財政、經濟上產生必然崩潰的情況的。但在中國文化中一貫的傳統觀念，尤其是以儒家、道家為主流的學術思想中，認為要解決經濟、貨財的問題，使「國家天下」得到「治平」的境界，只要從政治上做好，便可達到「物阜民豐」，國家和人民，就都可以「安居樂業」了。

　　如再擴而充之來看，不但只有中國，其他如印度、埃及，甚至所有東方各國文化中的先聖先賢們，差不多也都有這樣的觀念。當然，西方文化，好像也並不例外，可是，到了十八世紀以後，尤其是從英國發生「工業革命」（實業革命）開始，西方文化中，漸漸形成對經濟學的專注。到了十九世紀開始，在西方文化的思潮中，便形成了以經濟為主導來解決政治問題的思想主義等的興起。因此，直到現在東西雙方，乃至全人類的文化思想中，對於這個問題，仍然還在含混不清，思辨難定。究竟是財富的資本影響了政治？或是政治影響了資本的財富？這也等於是哲學上的主題：究竟是蛋生雞？或是雞生蛋呢？且待人類慢慢摸索，再去求證吧！



　　《貨殖列傳》的妙論卓見

　　但在中國兩千年前的周、素文化時期，比孔子早生一百多年的管仲（公元前六九○年間），卻首無提出了「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以經濟為主導的政治方針。後人也有變易這兩句原文，說為：「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禮義興。」這樣的意思，是說明有了經濟、財貨的繁榮社會，才有文化文明的昌盛。「其固然乎？其不然乎？」姑且不論，而在漢武帝時代的歷史哲學家司馬遷（公元前一○○年間），在他所著的《史記》中，特別創作一篇《貨殖列傳》，意在說明工商業經濟的重要性，看來他是在有意無意之間，與歷來的儒家學者們唱反調似的。其實，司馬遷的思想主要是來自道家老子學說。但在《貨殖列傳》的論述中，也只好擱置「無為之治」的上古高遠理想，隨著時代社會的趨勢，與管仲「經濟政治」的觀念，先後互相唱和，確實具有啟發性的卓見，應該算是不可不讀的名文，大有助於「內聖外王」之學的慧知啊！現在我們摘引他原文開始的三段重點，作為研究的參考。

　　（一）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從虞舜、夏禹時代開始），耳目欲極聲色之好（人們的耳目已經習慣了美聲麗色的嗜好），口欲窮全豢之味（嘴巴已經吃慣了好吃的米面和畜牲的肉味），身安逸樂（身體已經習慣安逸快樂的享受），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而且在心理意識上，已經習慣浮誇、驕傲，羨慕權位和勢力的榮耀）。俗之漸民久矣（這些風俗習慣，是由上古以來，漸漸地逐步所養成，後來的人們，便認為是自然地當然如此了）。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你想挽回人心，恢復到如上古時代的淳樸自然，雖然你挨家挨戶去勸導，也是枉然，始終不會達到「化民成俗」的崇高理想）。故善者因之（所以善於運用的人，便只好用「因勢利導」的辦法），其次利道之（次一點的辦法，就用利字當頭，誘導他上軌道），其次教誨之（再其次的，只好取用嚴格規範的管教方法來教導他們了），其次整齊之（管教也達不到目的，就只好訂立法津規章來整齊劃一地統治），最下者與之爭（最下等的辦法，就是和他們恃強爭勝地鬥爭）。

　　（二）又曰，《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農林畜牧）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則山澤不辟矣（沒有土地、山林、畜牧、海洋的資源，就沒有辦法發展經濟的開放了）。（至於農工商和山澤的資源）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資源多就富有），原少則鮮（資源少的就很貧困了）。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貧窮與富有，是不可以靠搶奪過來，或是施捨給人的），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這都需要人為聰明智慧去設法取得的，所以靈巧勤勞的人，就富裕有餘。愚笨懶惰的人，就始終不夠用了）。

　　（三）因此，他說，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禮義文明是產生在富有的社會和家庭。貧窮的家庭和社會，什麼文化文明，也都變成過分的浪費了）。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富有的人得到權勢的支持，就更輝煌），失勢則客無所之（失勢為人，賓客朋友就不會來了），以而不樂。夷狄益甚（夷狄中的勢利觀念，更加明顯）。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在司馬遷《貨殖列傳》這篇文章裡，他講到子貢，便說：

　　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廢著，古人解為儲蓄和賣出。我認為應該解釋為得空順便的時候。鬻財，就是做買賣）。七十子之徒，賜（子貢）最為饒益（富有）。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一捆捆地帶著通貨的帛幣，和諸侯們做交際往來上的禮物）。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他到哪一國，哪一國的君王們都要待他猶如國賓一樣的對等禮遇）。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司馬遷寫這篇《貨殖列傳》的文章，夾敘夾議，妙論卓見很多，大有深意存焉！你們自己去研究吧！他的最後結論，便說：

　　由是觀之，富無經業（發財，沒有一定要某種事業才可以的）。財貨無常主（財貨也不固定是屬於哪一個主人的）。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能幹的就愈來愈多，不行的就破敗不堪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難道都是靠上輩素來有封爵的遺產而得來的嗎）？非也（不是的，都是靠自己的智力勤勞而成功的）。

　　我們為什麼在講《大學》「治國平天下」的結語，硬要拉扯到《貨殖列傳》來做討論呢？因為我讀歷史，每每發現古人被《大學》最後結語「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的一段話鎮住了，並未好學深思它的真義所在。因此，不惜眉毛拖地，特別點出其中的關鍵所在。既可還了曾子著《大學》的本來面目，又免得後儒們盲目追隨兩宋以來的理學儒家們所誤解的蠱惑。講到這裡，同時我又想起雪竇禪師的一首偈子說：

　　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瞥見便生擒。
　　可憐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境裡尋。

　　讀書求學，自當有頂門上一隻眼，取其精華，捨其糟粕，不可妄自菲薄，盲目隨人說長話短，死死啃住古人的遺骨、唾余啊！

　　至於補充《大學》結語，有關《大學》的「明德之用」和「義利之辨」的「至言」，我現在便為大家引用《易經·系傳》上的話，作為總結。只是原文照抄，就不另加說明了：

　　「顯諸仁。藏諸用。」「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系傳上）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成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系傳下）

五二、宋儒程明道《定性書》點滴

　　在東方的中國文化，從秦漢以後，學術思想的主流，從表面上看，雖然都一概歸到儒家，但實際上，是以陰陽、儒、墨、道、法各家雜用，而又不太有明確的界別。漢末、魏、晉開始，便有道家的神仙「丹道」學派興盛，他們的「修為」基礎，都是以「守靜」為中心。那是根據老子的「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覆命」的說法而來。



　　從佛教傳入到理學的興起

　　但自漢末到兩晉時期。由印度傳入的佛家。它的修行實證方法，是以「戒、定、慧」三學中的小乘禪觀，和「四禪八定」的定學為中心，出戒行的嚴密自律而得定，由定而生慧，由定慧而得解脫，完成「解脫知見」而進到「涅槃」寂靜的境界，證得「阿羅漢」果位為最高的成就。

　　因此以定、靜為修成仙佛之道共通的根基，就成為中國文化學養中的普遍意識。況且靜態必須由不動的定境而生，定境必然由靜態而成，這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互為因果，不可或分的效應。

　　尤其在隋、唐的初期，由天台山的智顗大師，開創了中國佛教特色的天台宗，以修止觀而得「中觀正見」為目標。於是，以打坐修行，修止修觀的禪修法門，便大行其道。因此，影響了中國各階層社會，朝野上下，都知道定靜為修養的必要工夫，已成普遍的知識。

　　印度佛法中禪宗大師達摩祖師東來，早在蕭梁政權的初期，已經在中土傳授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法門。到了初唐，歷中唐、晚唐，禪宗的「無門為法門」，已普及中國，成為中國文化的中心明點。尤其在殘唐五代時期，禪宗的五家宗派鼎盛，幾手涵蓋了儒道，乃至神仙丹道和佛教諸大派系的修證內容。當然也掩蓋了天台止觀禪修的聲光。但禪宗雖然以「真指見性」為標榜，而在實際的修為實證上，仍然也離不開以禪定為基本入門的功夫。至於「參禪」的名詞，是從宋元以後所興起，那已是禪宗從馳騁中原和大江南北，終將走向小徑的尾聲了！

　　先要瞭解了中國中古文化衍變的趨勢，然後進而研究由北宋開始，當時中國的讀書人知識分子，承襲五代的提倡儒家經學，吸收了自南北朝、隋唐以來佛道兩家的學說修養，轉而「反求諸已」，便以標榜孔孟的儒家之學為固有文化的「宗主」意識，別自成家，才形成了以祖述儒學為宗，左反神仙的道學，右反禪修的佛學，從形式和內容上，就自成為新興儒家的理學，與佛、道兩家互爭勝場。理學的「理」，是襲取佛學華嚴宗的「理法界、事法界、事理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配合《易經·說卦傳》的「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宗旨，採取了韓愈的《原道》主張，和李翱《復性書》的理念，作為信守的主題。但又學習禪宗傳習語錄的方式，統用通俗的語文來傳道、授業，以去惡務善達到聖賢的地位，必須要學問修養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的境界。因此，便從《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等的「慎獨」工夫起步，與《中庸》的「誠」、「敬」會同，由此而完成「明德」以後的「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之道，這樣，才是成聖成賢的正途。所謂道佛各家的行為學說，「遺世而獨立」，都被當作是旁門左道的一偏之見而已。

　　但從北宋開始，被後世推為「儒宗」、「道學」的大儒．如周敦頤（濂溪）、張載（橫渠）、程顥（明道）、程頤（伊川），並及邵雍（康節）等為五大「儒宗」。接著南宋程門再傳弟子朱熹，極力推祟師說，自以「道問學」為主導，註解四書，分為章句，因此而使孔子、孟子的儒學，都須限於朱注的章句見解範圍，歷八九百年之久。但如從宋儒的傳道講學，高談「心性微言」的造詣來說，最為扼要簡潔，足與佛道兩家媲美的，莫過於程明道的《定性書》，實亦「言中有物」，並非都是托空妄語。可是他的內容實質，又都是汲取了佛道兩家的精華，融會於心而著述其「理」，批駁一般人所認為的「修定」而求「明心見性」，或妄求達到「清靜無為」之道的誤解。現在我們特別為他「認祖歸宗」，指出他本來的出處，不必避諱他本來是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因襲手法了。



　　康熙善學《定性書》

　　《定性書》云：「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他的開頭兩句，便說動靜都是本來在定，不必另行起心求定。這是他心得了禪宗所尊重的《楞嚴經》中「觀音圓通法門」中所說的「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兩句而來的。

　　「無將迎」一句，是襲用《莊子·應帝王》篇中的「至人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至於《莊子》所說的「將迎」，等於佛學所說的「有覺有觀」、「有尋有伺」是同一內涵。「將」是「停心一處」。「迎」是從起念處觀照。

　　「無內外」一句，也是汲取《楞嚴經》的心不在身的內外中間，以及龍樹菩薩所作《大智度論》的「不依身，不依心，不依亦不依，是謂宴坐」而來的。這真可說他是善於讀書求學，字字句句，都能會之於心的實學了。

　　程明道《定性書》所說「修定」之學的中心要點，就是上面所講起初「破題」的四句話。實際上，都是佛道兩家的家當，但他卻一借不還，概不認賬。以下的文章，都是對於這四句的根本而發揮，但其內容，大部分都是從《楞嚴經》的說「心」，禪宗的談「性」而來。可是除了首先提出這四句特別高明的警句以外，跟著而來的結語，卻又含混不清，並未說明所謂內和外的界別，是指身和心或心和物。如說：「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佛說《楞嚴經》是指「心物一元」的「心」，如經說：「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裡。」「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鹹是妙明真心中物。」「想澄成國土，知覺乃眾生。」至於意識的思想、感覺、知覺，統是物理世界形成以後的作用，並非真實的存在。但凡夫之人，妄自分別身心、心物，認為有內外的界別，因此而個能證入「楞嚴大定」的如來境界了。

　　如果《定性書》也有如《楞嚴經》一樣的交代明白，那麼，他所說的「定性」之定，本無一定點之定可言，不必再假借「修持」的方便，錯認禪觀的「定境」或「清淨無為」的「靜態」為本來自性。那他就確實對於《易經·系傳》所說「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及《詩經·大雅·文王之什》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等的奧義，就真的有其見地了！

　　很可惜，他在下文的發揮《定性書》的道理，卻又急切於有心用世，坐而論道，用來和「明德」外用的「治國平天下」之道合拍，反而又迷離倘恍，言不歸宗，恰如禪師們的說法，「扇子哱跳，撞著三十三天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始終沒有說明「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有關定慧之間的妙用，甚為可惜。

　　《定性書》的最後結論，把「性」和「情」的作用，隱約作為內外的關鍵，提出「制怒」的修養最為重要。總算流傳了四五百年以後，得到一個好學生，那就是清初的康熙，他從程明道的《定性書》中學到了唯一的要訣，就是「制怒」。他親自書寫「制怒」二字為座右銘，因此而使他年少成功，做了六十年的皇帝。

　　總之，程明道的《定性書》，雖然對於定學，語焉不詳，但比起他的再傳弟子朱熹的學養，就大有高明之處。希望你們年輕人「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當善於探討，取其精華，捨其糟粕，必定有利於心性修養，大有用處，照此學以致用，「雖不中，亦不遠矣」！不可因噎廢食，隨便輕聽我的話，視古人的成就，都不值得一顧，那就不對了。



　　附程明道《定性書》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己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

　　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跡，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鑒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

　　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唯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五三、「四書」、「五經」和中國文化

　　大家都知道西洋歐美的文化和精神文明，他的主要中心，從古至今，直到現在為止，仍然還是以基督教的《聖經》（《舊約》和《新約》）為主流。同樣的，也有人認為中國文化和精神文明的主流，直到二十世紀為止，似乎還仍然以儒家「四書」、「五經」為中心。事實上，東西文化，都正處於轉型變態的狀況中，西方信奉宗教的文化正在蛻化。東方文明，尤其以中國的文化來說，也隨時代的巨輪在轉變中，支離破碎。主張重「人道倫理」的儒家學說，也正處於遊魂、歸魂的卦變之中。現在美國，有人正在斷言未來的世界是「文化戰爭」的時代，尤其指明中國的儒家文化，是與西方文化對抗的大敵。看來未免可笑，但也深為可慮。天下事往住誤於膚淺粗暴的見解，因此，我們自己，也應當「反求請己」，需要「溫故而知新」了！

　　如果說，「五經」是中國上古文化傳統的總匯，這是比較準確的答案。「四書」呢？它從北宋時代開始，到南宋時期，才漸漸盛行，取代「五經」文化的地位。它是專屬於孔孟之教的學術思想，而且被宋儒理學家朱熹所作的「章句」註解所壟斷的儒學，並不足以概括中國文化的大全。

　　五經，就是《周易》、《尚書》、《禮記》、《詩經》，以及孔子所作的《春秋》。而演繹闡釋《春秋》內容的，有《左傳》、《公羊》、《谷梁》等「三傳」。《春秋》一書是孔子在春秋後期，即公元前四八○年間的絕筆之作。

　　這個時期，在西方的歷史上，正當羅馬改行共和政治，開始才有信史可征。斯巴達組織伯羅奔尼撤聯盟。印度難陀王朝興起，佛教徒第一次大結集佛經。波斯先後連續三四次遠征希臘。雅典取代斯巴達為希臘霸主。西方所謂史學之祖希羅多德（公元前四八四年至前四二四年）山生。蘇格拉底（公元前四七○年至前三九九年）出生。這個時期，也正是希臘文化在西方興盛的時期。

　　大家都知道孔子晚年，極一生的精力，「刪詩書、訂禮樂」而自著《春秋》。他是以極度客觀的角度，把中國上古的歷史文化，裁定從有文書資料信史可征的唐堯（甲辰年）登位時期開始，也就是公元前二三五七年。他避開中國遠古史的時代，即從神農到黃帝（軒轅）之間的史跡（即公元前三○○○年以前，與埃及金字塔王朝，以及巴比倫建國同期，這是東西方開始人文文化發展的初期）。他以「多聞闕疑」的態度，「存而不論」。因此，後來司馬遷著《史記》，不好明說要補孔子「刪書」的不足，便在《帝王本紀》上，首先提出—篇《五帝本紀》，歷述唐堯為黃帝之後，追溯上推中國文化的年代。到了南宋孝宗時代，學者羅泌又另著《路史》一書，採用道家等遺書的說法，再上溯高推舊史所稱「三皇五帝」以上的往事，文章華麗而亦富於考證，言之成理，書名《路史》，意思是說這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大史」之意。從他的著作宗旨看來，也是深惜孔子「刪書」斷自唐堯，忽略遠古史的傳統。等於現代有人將中國的歷史年代，由黃帝紀元開始，到今年（公元一九九七）為止，共計有四千七百三十一年的意義相似。不過，我們只是順便一提，不是要講中國遠古和上古文化史的專題，到此為止就可以了。

　　總之，孔子的刪訂「六經」，是把唐堯、虞舜以來，直到周朝開國以後的文化文明，尤其是由周公姬旦所整理過的中國上古文化，匯為總類付予後來的人們，做為先民遺留給後代「承先啟後」的無價資產。當時對學者稱為「儒士」或「儒生」，並非如漢代以後的儒家，是專指治孔孟之學才稱「儒者」的。

　　到了秦始皇滅掉六國諸侯以後，改變了周朝分封諸侯建國的政體，統一中國，劃分郡縣，開始創製學者的專職官稱叫「博士」，但並不限於專學「詩、書、易、禮、樂、春秋」等「六經」的範圍才叫「博士」。秦始皇和李斯在公元前二一三、二一二（戊子、己丑）年之間的焚書坑儒，也並沒有明令坑掉了「博士」。所坑的大都是「處士橫議」的非「博士員」的儒生。



　　五經博士的開始

　　後來到了西漢初期漢武帝劉徹（建元乙巳的時代，公元前一三六年），設置「五經博士」，才是以專治儒學為主的開始。那時，距離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時期，已過了一百三十多年的時間了。當然，在這一百多年以前，由漢文帝劉恆、漢景帝劉啟，在政治作為上的主要文化思想，是以道家「黃（帝）老（子）」之學為主導，但也並非完全不重視儒、法等各家的學說。文景時代，認為自秦漢以前，以及楚漢爭戰的長期戰亂，社會人民，殘破痛苦不堪，人們所需要的，便是「休養生息」，使全民得到「安居樂業」，重新建立社會人民的秩序，所以省事節約為主要。

　　可是傳到漢武帝的時代，卻是重視以董仲舒為主的儒家學說。實際上董仲舒的儒學，已摻雜用陰陽家的思想以治《春秋》，從此便形成了兩漢以後讖緯符（預言）之學的風氣，影響中國文化的迷茫色彩很大，直到現在不衰。如果說純粹以「五經」等為主的漢儒的漢學，實在是由漢元帝劉奭時代（公元前四八年）開始，才特別重視儒家。因此，使漢代的儒者，注重對經學的訓詁考訂的學問，延續到東漢之間，約兩百多年之久。古人譏謂「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的讀書人，都畢生埋首在「經義」和文字學的故紙堆中。

　　在這個時期的變動，在史學上叫做「前漢」和「後漢」，也有慣稱為「西漢」與「東漢」的，它的界別，就是從王莽篡位，改朝換代，自稱為「新朝」的階段，正當公元紀元開始的第八年底，也就是耶穌出生十二年間的大事。但使漢室重光，稱為「東漢之主」的光武帝劉秀，他也是從小習讀《詩經》出身的農民學者。因為他的影響，使東漢以後的文章和學術風氣，與西漢比較，便各有不同的風格。古人評論說：「西漢重功名，希世取寵，不尚清操。東漢重名節，取義成仁，至死不顧。」



　　玄學和玄談的時代

　　兩漢的經學，長期困守在訓詁考證的沉悶風氣的範圍，所以一到漢末魏晉時期，便由何晏、王弼等青年後進學者開始，認為儒家的「六經」都是糟粕。他們只從事清談，注重「三玄」之學的探討，文化和政治同步解放思想。所謂「三玄」之學，便是從《老子》、《莊子》、《周易》這三部書中探討人生和宇宙的哲學思想。因此形成魏晉以來的文人政府中的門閥子弟，和一般讀書的知識分子，都傾向於逍遙解脫，不拘形跡而風流瀟灑的作風。這等於是十八世紀以來，西方所說的「自由」思想和「浪漫」的情態，在上流社會的階層中，尤其散漫放誕。跟著便是東晉南渡以後，歷史的年代，轉入了南北朝的階段，佛學正好在這個時期，如雲如雨一般地傾注東來，瀰漫於朝野上下各階層社會。這—個歷史歷程，經過四百多年之久（即公元二○○年間開始，到六二○年之間），是中國文化思想探究宇宙和人生的哲學輝煌時代，但從政治和社會立場來看，也是最衰敗墮落的時代。



　　唐代文藝輝煌的風朗

　　到了李世民父子開國，建立唐朝的政權以後，才有轉變。但在這個歷史文化的時期中，所謂自漢代以來的儒家經學，已經「此調不彈（談）久矣」，還沒有特別重視《大學》、《中庸》等「四書」的風氣。可是不要忘了，「五經」等學問，仍然還是中國民間和政府人士基本的文化思想，個過並不像漢儒和宋儒那樣特別注重而已。唐太宗曾授命園子祭酒（等於現代唯一國立的大學校長）孔穎達，撰著《五經正義》，後世稱為「五經註疏」的便是此書。

　　在這階段中，有關西方歐洲文化的情形呢？他從第五世紀羅馬帝國瓦解開始，到第十世紀階段，新國迭相興起，戰爭不止，人民生活困苦，文化低落，正處於西方歷史學家所謂的「黑暗時期」。所以東方唐人的聲威，在那個時候，就較為有聲有色，鼎盛一時了。

　　現代人所謂的西北絲綢之路，和南海廣東的絲綢之路，以及日本、朝鮮、琉球等地，派人列長安留學的唐風，吹遍了東西兩半球，尤其在中唐時代，中國經濟、貿易重鎮的揚州，更是不可一世，古人所謂「腰纏十萬貫，騎鶴上場州」，便是唐風的炫耀，比起二十世紀末期的香港，更加芬芳有致。

　　任何一代的文化，都離不開「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的人事關係。唐代的文化，首先不能不歸功於李世民的雄才大略，以及他在文治、武功上的天才成就。但絕對不可用《大學》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八個條目來做深入的要求；同時，也不可只以《貞觀政要》一書而以偏概全，掩蓋了對歷史偉人的是非評價。如從他的身世背景，和他天生稟賦的資質來看，他先天具有權門子弟的家世習性，同時又兼有綠林豪俠的資質。再從另一面深入來講，他有齊桓公（公子小白）的壞習氣，同時也有曹孟德（操）的文學才思。既有漢武帝（劉徹）相似的雄才，但又有漢光武（劉秀）類同的渾厚。因此，而使初唐開國在歷史上的光輝，幾乎有超過漢代的功績。尤其當他還在做秦王的少年階段，在他幕府中的得力助手「智囊團」中，如劉靜、虞世南、杜如晦、房玄齡等才俊之士，都是當時一代的傑出之選。起義以後，用的將帥人才，大部分都是在亂世從綠林中磨煉出來的英雄好漢，而且開始還多半是他的敵對人物，如徐世勣、程咬金、李靖，當然還包括了魏征。

　　李世民，因為他生來接受了隋朝首先統一了二百年來南北朝的政制和文風的薰陶，他在文學上的成就，也大有過人之處。例如我們大家所最欣賞的唐代的詩和文章，乃至中國的書法，所有這些都是因為唐太宗（李世民）是此中高手，因此而造成了劃時代的風氣。他的詩，自從虞世南死後，便很少寫作，他說已經沒有知己了。他的字，極力學習王羲之的《蘭亭集序》臨死還要將它帶進棺材裡去。我平常總喜歡對人說，要學唐人書法，先要讀看唐太宗所寫的《晉祠銘並序》然後再讀柳公權、歐陽詢、顏真卿、裴休等的法帖，便可稍能有會於心了。現在我們沒有多餘的時間來討論唐太宗一生的是非得失，須急轉直下略說唐代的文化思想和儒家的關鍵所在。



　　儒佛道禪與唐代文化

　　唐朝開國之初，還在李淵稱兵起義的時候，首先提出改革自南朝五代以來的文學風氣，不許再用華麗詞章來寫政府公文。然後到了李世民登基以後，貞觀十一年，規定以同宗祖先李老君（老子）為教主的道教位列先班（上朝的禮儀次序），佛教序列第二，但並沒有什麼儒教或儒學在後的意思。因為朝廷政府的全體臣工，都是從讀儒書出身的儒生。雖然後來建立了以考試取士的考試制度，但根本沒有要考「四書章句」出身，作八股文章的進士。到貞觀二十三年唐太宗死後，由太子李治即位為唐高宗，才復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用以尊重儒學。

　　唐初在宗教信仰方面，也非常自由，不但大量修建佛寺，而且准許在長安建立了大秦寺，以及基督教另一派的景教。後來又有由波斯傳入的祅教（拜火教）和摩尼教等寺廟，一切都讓人民信仰自由不加干涉。唐太宗貞觀四年，即公元六三○年，也正當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征服了麥加，稱霸於阿拉伯的同時。到了貞觀十九年（公元六四五年），正當玄奘法師由印度取經回國，便要他在新建的宏福寺開始譯經，並派宰相房玄齡主管其事。玄奘法師不但對佛學有淵深精緻的造詣，而且又兼通儒道等世俗學問。他在翻譯佛經的同時，也把中國的《老子》（道德經）譯成梵文，反饋印度，可惜後世失傳，這對於古代溝通東西文化的歷史作用來說，實在是一大損失！

　　至於唐太宗本人，因受奘師學識修養的感召，一向傾心佛理，同時，又希望玄奘法師還俗，做他的宰輔，但都被奘師婉轉辭謝，只好親自動筆。為玄奘法師所譯的佛經，做了一篇《大唐三藏聖教序》的宏文，的確是唐文中的翹楚，果然不同凡響。因此而使初唐的中國佛教和佛學，盛極一時，朝野上下，普遍流行。所謂中國佛教特色的「十宗」，便從初唐開始，聲光普耀，遠及東亞，如日本、朝鮮等各地。尤其是從南朝梁武帝時代就由印度東來的達摩祖師所傳佛法心宗的禪宗，這時漸漸普及流傳各個階層社會，甚至還轉而反饋了印度後期佛教新興的秘密宗乘，和密乘的持明〔真言咒語〕、曼陀羅（總持壇場）、願行等相結合。到了唐玄宗李隆基開元四年（公元七一六年），又有由印度東來，專傳密宗的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三藏等人，世稱「開元三大士」，大弘密宗的修為法門。中國佛教的「十宗」佛法，由此更加盛行於東方各地的國土。例如鑒真法師受日本的邀請而東渡弘法，日本的空海法師入唐求學等等事跡，都是唐代文化和宗教史，和中日文化史上影響深遠的大事。

　　總之，由唐朝開國以後，經唐太宗、高宗父子，以及武則天做皇帝的三朝七八十年之間，佛教和道教乃至禪宗的自由發展，使儒、佛、道三教匯成為中國文化的三大主流形勢，便在這個時期中確定了地位。尤其禪宗以「不立文字」、「即心即佛」、「心佛眾生，三元差別」、「非心非物」等的教法，普及於朝野上下，而且在下層民間的僧俗社會裡，更所歡喜信受。所謂「南宗尚許通方便（由禪宗六祖廣東慧能大師開始稱南宗），何事心中更唸經。好去比丘（和尚）雲水畔，何山松竹不青青」。我們只要翻開初唐以後的名人詩文集來看，所有詩詞的名著，幾乎十之八九，都離不開和禪與道息息相關的大作，如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白居易、杜牧、柳宗元、劉禹錫等等，實在不勝枚舉。



　　百丈禪師與呂純陽的深遠影響

　　在唐玄宗（明皇）李隆基的中期，正當封楊玉環為貴記以後（約在公元七五○年之間，中國所發明的造紙方法，使開始傳入歐洲），禪宗的大師馬祖（道一）禪師，和他的弟子百丈（懷海）禪師，便在江西開創中國佛教特色的「叢林制度」，不顧原始佛教不事生產的戒律，提倡以集體修行、集體耕作、生活平等、勞逸平均的原則，制定了「百丈清規」以替代原始戒律而適合時地相宜的信守。而且百丈禪師，年過九十，還以身作則，天天領眾勞作，留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風範。當時百丈、馬祖師徒的作風，被信守原始佛教戒律的僧眾，罵為「破戒比丘」。可是從此以後，禪門叢林風規便大行其道，大多數的佛教僧眾寺院，都以「叢林」相標榜，而額稱為「禪寺」或「禪林」的，甚為普遍，因此使佛教能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立腳，並且為後世歷代的社會福利慈善事業，有形無形地做了許多功德。因為「叢林寺院」，兼收並蓄了「鰥、寡、孤、獨，老無所歸，幼無所養，貧無所依」的人們。可以說百丈師徒是中國宗教革命的先驅。我在三四十年以前，便有一本討論中國特殊社會「叢林制度」的小書，可做參考。在這個時期，歐洲方面的西方文化，也正是基督教的權威進到顛峰的時期。

　　不過講到佛教的宗教革命，在這裡，順便提出晚唐懿宗鹹通的時代，約當公元八六○年之間，道教出了一位特殊人物，他便是相傳在邯鄲旅邸中，「夢醒黃粱」，不求功名而去修道的呂嵒（字洞賓，「嵒」一作「巖」），號稱「呂純陽」的道土。他是融會儒、佛、道三教的神仙，也可以說他是從東漢魏伯陽、晉朝葛洪（抱朴子）、梁朝陶弘景以後道教的宗教革命者。從他開始，在中國的民間社會上，提起道教，大家都會知道呂純陽。但很少有人知道魏伯陽、葛洪、陶弘景等人了。



　　《原道》與《復性書》的出現

　　由於禪與道在初唐、中唐兩三百年之間的風頭太健，太過煊赫，所以到了唐憲宗李純的時代，也就是吐蕃求和，歐洲法國的查理大帝死去，由兒子路易即位的時期公元八一○年前後，名儒韓愈（昌黎）倡導古文藝的復興，重視從事文學改革，而且不甘坐視唐室宮廷迷信佛教的作風，為了《諫迎佛骨表》這一道表章，就被貶到潮州去做刺史。他同時感慨道佛兩家的文化太過流行，特別提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應該是以儒家為主，因此奮筆作了一篇《原道》的大文章，說明真正大道的道統，是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一線傳承．這才是真正的人倫大道。他並且特別提出《大學》的「明明德」到「先誠其意」的一段，批駁道佛兩家的出家修道，是對父母國家的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但他在引用原文中，也沒有指明這是曾子所著的《大學》上的話，只說「傳曰」兩字，也不說「禮雲」。其實，《大學》是在《禮記》中的一篇，而韓愈卻不提起它的來源，只說是儒家傳統的說法，但引來作為證明的說辭而已。

　　韓愈被貶到潮州以後，心有不安，又向禪宗的大顛禪師問道，略有心得，這在禪門中的實錄，另有傳記。不過，他問不問禪，並不重要。只可惜他的—篇《原道》大論，批駁道佛的見解，並不高明，實在還是外行。如果說是一篇批評道士、和尚們不可隨便出家的文章，那就另當別論了。猶如他寫的《諫迎佛骨表》，同樣是不大得體的文章，所以會惹得唐憲宗發了脾氣。但《原道》一文，劈頭就提出「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然後便說「仁與義是定名，道與德是虛位」等等，氣勢不小。因此，後世的儒者大多認孔子所說的「仁」，就是「博愛之謂仁」了！殊不知「博愛」是墨子主張的精義。「行而宜之之謂義」，也正是墨子的學說的精神。韓愈是對墨子之學極有研究的學者，所以《原道》一文的開頭，便引「墨」入儒，致使後世的學者們，卻被他的健筆宏文輕易地瞞過去了。

　　對不起，我是開門沒遮攔，提到韓愈韓文公的《原道》，目的是說明宋儒倡說理學的根源，是由《原道》一篇大論所啟發。同時又因韓愈的門人李翱，從藥山禪師問道以後，作了一篇《復性書》的高論，因此而使宋儒理學家們，憑據《大學》、《中庸》而大談其「心性微言」的性理。所以我便對《原道》一文，多講了幾句，好像是在講國文的課一樣，反而耽擱了不少時間，到此再也不敢再牽引到李翱《復性書》的原文，不然，就離題更遠了。因此，只是略說李翱所提出「復性」觀念的來由而已。

　　如果說我妄加評語，李翱的《復性書》所講的性命之說，比起他老師韓愈《原道》的立論，就深刻得太多了。那麼，李翱的儒學，又怎麼能有「超師之見」的造詣呢？事實上，他是得力於禪門的啟悟。所以便引禪入儒，果然就不問凡響了！可是他仍然同一般的儒門學者一樣，不敢違背士林的現實。終於故作托辭而已。至於他的參禪故事，在我過去所講禪學的書上已經提過，在這裡不必再來畫龍點睛吧！但順便告訴大家，現代已經逝世的儒宗禪學的大師馬一浮先生，他也是我忘年之交，師友之間的老前輩，他所取個人自由講學「復性書院」的名稱，便是取用《復性書》而來的意義。



五四、儒家經學與李唐五代

　　前面已經大略講過唐代二百年來的文化，由公元六一八至九○○年之間儒、佛、道、禪的文采風流，飄逸瀟灑的風格。但是，好像都是象徵了開國明君唐太宗李世民一人的外在的形象一樣。至於李唐三百年來帝王宮廷的內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以及「修身、齊家、治國」的「外王（用）」之道，可以說，並不見得比秦、漢、魏、晉、南北朝以來，更有什麼特別高明之處。

　　總之，從李世民起義之初的動心用意，已經深深埋下了不良的前因。他在說動其父李淵起兵的佈局，是設計用酒灌醉了李淵，使他在昏味之中姦污了隋場帝在晉陽的兩個妃子，因此迫使他的父親，不得不聽從他的主意而起兵。所以就由武則天的奪權做皇帝開始，使李唐一代後世的子孫帝王們，始終都在受內宮夫婦男女之間的「女禍」所困擾，甚至還要受那些不男不女的「宦官」（太監）隨便擺佈。因此，造成晚唐時期軍閥專權的藩鎮之亂，終至國亡家破，以了卻前因後果的一筆濫賬。至於李世民在登位之初，弒兄殺弟、霸佔兄嫂等行為，遺禍到唐肅宗李亨以後四代之間的兄弟宗室的權位之爭。如果不是介乎禪道之間的同宗名臣李泌，不避嫌疑的斡旋其間，恐怕在中晚唐的階段，早就失鹿中原，移鼎他人了！

　　因此，我在前面說過李世民的內在個性，具備了齊桓公（小白）所有的壞處，只是初唐時代的貞觀政治，能夠聽信魏征等意見的作為，作風比較開明，實在大有值得後代當家治國做領導的老闆們傚法之處，我們民族的個性，是最喜歡崇拜個人英雄人物，尤其是比較豪邁爽朗的英雄人物，縱使他們有很多的缺失，也都能曲予寬恕，只看他的光明一面，撇開他的陰暗一面不談。中國的民情如此，中國的歷史學家們，也是情有獨鍾的多，因此在歷史上，李世民就成為中國帝王中的曠代一人了。

　　至於晚唐時期末代李家子孫的皇帝們，外受藩鎮（據地擁兵的軍閥）的壓力，內受「宦寺」（太監）的專權蒙蔽，已是由來已久的事實。這些歷代在最高領導人皇帝身邊的太監們，都是生殖器被閹割，不男不女心理變態的傢伙，因為生理不正常的影響，頭腦思維有時更加偏仄和細密。我們讀歷史上的記載，只要細想在唐武宗李炎時代一個太監頭子仇士良的話，實在是古今中外，包圍蒙蔽上司領導人的薪傳口訣。講到這裡，好像骨鯁在喉，不得不一吐為快。我是希望一般做老闆和那些做「長」的、「員」的所有人們，都應明白其中的道理，才能「好自為之」，「善自為之」。

　　唐武宗也算是一個「少有才，而末聞君子之大道」的皇帝，他做了皇帝以後，心裡討厭宦官們跋扈專權的壞處，想要設法疏遠處置。仇士良正是當時宦官的首領，他很聰明，已經看出了苗頭不對，就趕快首先提出辭職，告老還鄉不幹了。唐武宗也就馬上照準。因此，在宮裡一批大大小小的徒子徒孫太監們，都來為他送行，並且請示他怎樣抓權「拍馬屁」的錦囊妙計。仇士良便說；「天子不可令閒（你要設法，使做領導的皇帝，一天到晚沒有空閒約時間）。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當然包括現代人為吃喝玩樂等等）。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優懼，則吾輩疏斥矣。」他傳完了秘決，那些徒子徒孫的太監們，都明白了這種道理，所以歷史上記載說：「其黨拜謝而去。」你看，這有多麼的深刻可怕啊！小心啊，小心！

　　現代和將文，當然不會再有閹割了的太監，但是具有太監類型心理變態的小智小慧、小忠小勤的習氣，並非沒有。除非真能讀書明理，達到《大學》「明明德」的學養才好啊！而且時代不同，過去要包圍生在深宮內院，長在婦人女子「宦寺」們手中的「太子」，生來就是要做職業皇帝的人，便要使他忙於玩樂，不可有太多閒暇的時間，懂得讀書明理。現在民主時代的老闆們，就完全不同，所以要使他們忙於應酬會客，日理萬機，再也沒有精力得以靜思深慮。下面的人，就可推、拖、抗、扯，欺上瞞下，陽奉陰違，搞他自己胡作非為的主意，然後多開一些以自我為中心的會議，就強加在這是民意民主的形式主義上，實在是與古人有同樣可怕的歪風，所以《大學》便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是最為重要的了。



　　五代是第二次南北朝的開始

　　現在我們再看唐末五代六七十年間亂世文化的轉變，這一階段正當儒家文化和「四書」、「五經」文化連綿續絕的時期。然後便可再進入宋代，討論「儒林」道學理學家們的天下。

　　古人有言：「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研究歷史．每一朝、每一代的末期，引發政權帝室變革的情況，大體歸納來說，只用「民不聊生」四個子，便可代表了一切衰敗的禍因。其實，所謂「民不聊生」的內在因素，以及時代社會演變的外界趨勢，它的前因後果，太過複雜，包括有政治、經濟、財政，尤其是賦稅和基層社會吏治（幹部）的敗壞等等，因此而造成歷史小說上的一句名言，就是「官逼民反」的結果了。人性是「重苟安而惡動亂」，大至國家社會，小到個人家庭，人人所最寶貴的，就是性命。如果可以「順時安命」，人們是絕對不肯起而革命的。「革命」一詞，是來自《易經》的鼎卦的象辭以及艾辭，所謂：「像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耳革，失其義也。」社會人民，碰到了「木上有火」，火上加油的苦難時代，就不得不起而拚命了。我們現在不是講歷史、政治哲學的課，只是略一涉及有關的問題，提起注意而已。

　　李唐的時代，到了唐僖宗李儇，公元八八○年之間，已經進入「民不聊生」的時代，因此而有王仙芝、黃巢等的起義造反。黃巢曾經攻進長安，自稱「齊帝」。可是一個經歷兩百多年皇室集團的政權，到底還是具有「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頑固力量，在它外圍「擁兵自衛」的藩鎮霸權，也絕不會讓現成既得的利益，隨便拱手讓人的。所以黃巢的失敗，也是事所必至，理所固然的結果。不過，由此而使李唐王權統治的結束，在歷史上，展開「五代」的一幕，這是由唐朝皇帝的部下們展開序幕的。到了公元八九○年，正當末代唐昭宗李曄的時代，在五六十年之間，全國地方藩鎮（軍閥）據地稱王的強霸勢力，就有十三處之多。可是在歷史上習慣性地稱呼這個階段的中國史，叫做「五代」。事實上，這都是古代讀書人，自號為聖人孔夫子傳人的思想，學習夫子著《春秋》尊王的精神，把「五代」五六十年間，能夠在中原（長安洛陽一帶）搶得李唐覆滅之後的王位的，才認為是「繼統」的王朝，因此撇開當時全國各地的稱王稱帝的都不入格，只以在河洛稱帝的為繼統，所以就叫它為「五代」了。即使如歐陽修、朱熹他們，號稱自己為公正嚴明的大文豪、大史筆者，也仍然難以去掉這種盲點。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和朱熹的《紫陽綱目》，何嘗不是如此呢？

　　俗話說得好，「習慣成自然」，那麼，我們就照這個自然的習慣，大約介紹一下「五代」王朝那些稱帝稱王的亂世英雄吧！

　　開始第一代的「後梁」太祖朱溫，在唐僖宗的時代，賜名為「朱全忠」，他的本名叫「朱三」。他是跟黃巢起兵造反的人。黃巢兵敗，他就見風轉舵，投降唐朝，又改名字叫「朱晃」（字匡聖），結果謀殺唐昭宗，廢了唐哀帝李柷，自稱「梁帝」。在位六年，被兒了友珪所弒。男一個兒子友貞即位十年，史稱後梁末帝。

　　接著，便是後唐李存勖，沙陀郡（新疆境內）人，史稱為胡人。實際上，他的祖先早已是歸化漢族的西北邊區民族。他襲其父李克用的「晉王」爵位，號召為李唐復仇，滅了朱梁而自稱皇帝，叫做「後唐莊宗」。開始很英雄，做了三年皇帝，又死在伶人（戲子）手裡了事。清初的名詩人嚴遂成，有一首詠李克用的名詩，很少有人有此手筆：

　　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難扶唐社稷，連城五擁晉山河。
　　風雲帳下奇兒（指李存勖）在，鼓角燈前老淚多。
　　蕭瑟三垂崗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李嗣源的向天禱祝

　　繼他而起的後唐明宗李嗣源，真還不錯，比較老實可敬。他是李克用的養子，也是西北邊區歸化漢族的代北人。因後唐的變亂，被大家所推舉，立為皇帝，在位八年。在他登位的時期，北方少數民族的契丹，也已經開始稱王稱帝了。李嗣源做皇帝，不太作怪。突出的有三件事，值得為他褒揚。

　　一、當他在位的第七年，命令國子監（等於國立大學），校正「九經」（詩、書、易、禮、春秋三傳、論語、孟了），刻版印賣，時在公元九三二年。這是歷史上在唐代以後，提倡儒家學術的第一次盛舉。

　　二、他的兒子秦王（從榮）喜歡作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經常聚集一些華而不實的浮誇子弟，如高輦等人，互相吟詩唱和，而又還自認為很高明，很了不起）。」李嗣源便對他說：「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思（我雖然沒有讀過書，但是喜歡聽那些讀書儒生講五經的道理，實在可以開豁人的智慧和思想）。吾見莊宗（李存勖）好為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以前我看莊宗喜歡作詩。其實，我們都是將門之後的子弟，詩文素來不是專長。會被別人背後偷偷的笑話，你切不可學樣啊）！」他有此見解，的確高明可惜有些人偏要舞文弄墨，真不及李嗣源有自知之明。宋初在趙匡胤手裡，滅了南唐，俘虜了李後主李煜，趙匡胤便說：「李煜如果把作詩詞的心思用來治國，哪裡會這樣輕易被我俘虜呢！」

　　三、歷史記載李嗣源在做皇帝的幾年中，「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我李嗣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因為亂世，被大家推舉，不得已做了皇帝）。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過去歷史學家相信因為他的誠心感應，所以宋太祖趙匡胤，就在這個時期，出生在「甲馬營」中。是不是迷信，姑且不論。但是李嗣源的這種用心，就不能不說是他的「誠意、正心」之德了！不要說五代時期所有別的英雄帝王們，沒有如他的真誠和謙讓之情，恐怕千古以來，能夠肯自向天祝告，說出此話的，還找不出第二人呢！每讀歷史到此，常為他真誠的為國為民之心所感動，必然低眉敬禮，這也實在是很感人的歷史故事啊！有這種存心的人，還可對他有民族歧視之見嗎？但從李存勖開始稱帝的後唐，經李嗣源繼位稱「明宗」，先後只有十一年的時間。李嗣源死後，不到三年，後唐也就亡了。

　　跟著稱帝的，就是歷史上第一個做為契丹傀儡皇帝的石敬瑭，號稱後晉。他也就是割讓燕雲十六州地區奉獻給契丹的兒皇帝。因此而開創了宋朝開國以來，黃河以北成為遼、金、元三朝的根據地，形成中國歷史第二次「南北朝」的三百年局面。但石敬瑭的後晉，也只有十二年的時間，就轉入他的部將劉知遠的手中稱帝，改國號為後漢，做了一年皇帝便死了。由他的兒子劉承佑即位稱「隱帝」，也只多了三年就完了。後唐李存勖、後晉石敬瑭、後漢劉知遠三代，都是沙陀人，只是氏族不同而已，所以在舊史上叫他們為「沙陀」三大族的「胡人」。

　　接著由後漢的部將郭威，篡位稱帝，改國號為「後周」，做了三年的皇帝也死了。他沒有兒子，就由他的養子，也便是他妻子（皇后）的內侄柴榮接位，稱為「世宗」，精明果敢，頗有英氣，在位六年，在出兵伐遼的途中死亡。當時由他三歲小兒宗訓即位為「恭帝」，提升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相當於現在的陸軍總司令），要他出兵征河東，剛剛出發到陳橋驛的一天晚上，就鬧兵變，據說將士們把預先做好的皇帝穿的黃袍，加在趙匡胤身上，然後就迫他做了宋朝開國的第一位皇帝宋太祖。周家柴氏的孤兒寡婦，也就只好拱手讓位。所以後世有愛管閒事的詩人，便作了一首詩說：

　　憶昔陳橋兵變時，欺他寡婦與孤兒；
　　誰知二百餘年後，寡婦孤兒又被欺。

　　最後一句是說南宋亡國以後，末代的小皇帝恭帝趙晃和皇太后，也被元朝的大將伯顏所俘虜走了，世事的輪轉迴旋，猶如原版重翻，非常奇妙而可歎。不過，後周的郭威和柴榮兩代，並非胡族，不必老是胡說，把「五代」都說是「胡人」在作亂。

　　根據歷史記載，「五代」雖為「亂世」。但對宋朝開國以後重興儒家學說的關係，極為重要。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在後唐明宗李嗣源時代，令國子監校正九經，刻版印賣。時在公元九三二年。這個新疆老鄉李嗣源，真有現代出版商的頭腦，同時也替中國文化首先做了一件大好多。但到了後周廣順三年（公元九五三年），也就是郭威稱帝的末年，「九經」版才雕刻完成，先後歷時二十一年。同時，在四川「後蜀」的孟昶，也同意四川刻版印「九經」。

　　史載：「初，唐明宗之世，令國子監校正九經，刻版印賣，至是版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佈甚廣。是時，蜀毋昭裔（人名，蜀之僕射，等於輔相）亦出私財百萬貫營學館（辦學校），且請刻版印幾經，蜀主孟昶從之，由是蜀中文學亦盛。」可是我還記得讀過一本歷史的書，說五代時代的刻「九經」版，馮道也有鼓動之功，可惜臨時想不起在哪本書上，又懶得去查。只是順便一提，將來你們發現了再說吧！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出如五代這樣一個亂七八糟的時代，你爭王，我爭霸，兵荒馬亂，民不聊生，但無論是漢、胡等族，以及後來的遼、金、元，對於保存中華文化的傳統，大家都是一致的同心同德。這就足以說明中華民族文化和文明的特點啊！



五五、兩宋守文弱主的由來

　　南北宋三百年來的趙家天下，先由黃袍加身的宋太祖趙匡胤開始，根本就沒有想一統中華，所以玉斧一揮，割掉中國北方的燕、雲十六州，就讓它自己成長，形成後來的遼、金、元朝。對於南方雲南的大理，也無力統一。他只想暫時安定，努力儉省節用，收集財貨，用金錢攻勢，買回北方的一統。五代七八十年的戰亂，人民社會困苦不堪。但經他的提倡儉約，宋初不到十五六年之間，洛陽近郊的民間，先行富有，甚至掛簾子用的裝飾，就有銀鉤亮相了。他平常對人說：「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豈可妄用。」尤其到了他的兄弟趙光義即位做了宋太宗皇帝，喜歡讀書學問，並民繼承他哥哥趙醫胤的政策，避免軍人的將領干政，更加重文輕武，起用文人來管地方軍政，授以大權。從此便養成以後三百年來的趙家子孫皇帝，都會遵守一個原則，所謂「守文弱主」而已。

　　但話說回來，在中國的歷史上，趙宋三百年的天下，「齊家、治國」比較特殊的規範，約有三點，稍作補充。

　　第一，趙匡胤兄弟，雖自軍人的子弟出身，但生性也比較孝順，尊重母教，比起歷史上的帝王宮廷來說，幾乎就沒有皇后或皇太后把持朝政，造成一般人所說女人為禍水的「女禍」故事。宋太祖、太宗兄弟等，都是由他們的母親杜太后母教長成的子弟。杜太后算是一位賢母的典型，所以在北宋之世，就先後有過幾位賢母型的太后，可為典範。從「齊家、治國」的原則來講，宋代應可及格。當然首先還應歸功於杜太后的母教而來。

　　第二，趙家兄弟，自小就出生在軍眷的家庭環境中，趙匡胤出生在甲馬營中。他們兄弟，都是將門之後，長大以後，也照例是做職業軍人，並且追隨周世宗南征北戰，因軍功而陞遷到殿前都點檢的位置，得來並非偶然。所以在他們的本身經歷上，是極其知道戰爭的禍害和悲慘，同時也知道戰爭會為人民帶來太多的痛苦。因此，厭武重文的心理，也比較強烈。世界上有很多文人，最喜歡談兵，他們實在沒有當過軍人打過仗，往往會把戰場當作考試場一樣的緊張好玩。趙匡胤是從戰爭中勇於作戰而成名的，他當然瞭解戰鬥是並非好玩的事。所以他在登上皇帝的寶座以後，就要考慮是否必要以武力統一天下，或是另謀其他的方略。他所以毅然斷然在「輿圖」上，手把「玉斧一揮」，暫且割開「燕雲十六州」和雲南一帶的「大理」而不顧，固然不是勇者的所為，但也情有可原。而且他認為當時北鄙的契丹等胡人，進攻中原，其志只在財貨的掠奪，人如只要富貴，就可用金錢攻勢，買回失地。這就是趙家三百年來由太祖內定戰略失策的致命傷。

　　第二，繼趙匡胤做皇帝的宋太宗趙光義，也如他哥哥一樣，跟著在軍旅生活中長大，但他比哥哥還愛好讀書與學問，所以歷史上記載：他在「兵間二十年，手不釋卷」。出兵打仗，後勤還有十幾匹馬，是馱著書本從征的。因此，在中國文化中，有兩句最有名的成語，都是由他說出來的。「開卷有益」，這是他讚歎讀書有好處的一句名言。「宰相須用讀書人」，這也是他視學識為最重要的名言。還有—句，是和春秋時期衛國大夫蘧伯玉相同的話，「吾年五十，方知四十九之非」。這也是他做了皇帝以後，更加知道實踐的經驗，和修養知識相結合的重要，而且是心有所感的歎息。



　　杜太后「母儀可風」

　　有關趙匡胤的家教和母教的事，結合正史和宋人其他史料筆記來說，還有這樣一些故事。當趙匡胤已經知道大家都已計劃好了要臨時兵變，「黃袍加身」，擁護他做皇帝，但不免也有「既喜巳懼」的心理，成功與失敗，兩者都不是兒戲的事。他就悄悄回到家裡，想告訴母親一聲，好向母親請教。一進門，他的母親和他所最敬重的姊姊，正在廚房裡做飯。他就正好對母親和姊姊講了這件事。他母親聽了還沒有說話，他的姊姊就大聲地說：男子漢，大丈夫，要做什麼大事，就要自己心裡有決斷，還跑到廚房裡問我們做什麼！一邊說，一邊就把手裡拿的擀面棒舉得高高的，把他用力地推出去。趙匡胤聽了姊姊的責罵，心中踏實了，立即轉身，回部隊去了。到了晚上，就鬧兵變，「黃袍加身」做了皇帝。所以他終身對這個姊姊，敬畏有加，不敢怠慢。

　　而在正史上怎樣說呢？

　　宋主尊其母杜氏為太后。後，定州（河北省定州縣）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後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又尊為皇太后，宋主拜於殿上。群臣稱賀。後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後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老百姓）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失其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

　　這一段話，歷史學家也並沒有過譽其辭，同時，也是說明趙匡胤的成功，的確是得力於母教。趙宋開國的老祖母，真是「母儀可風」啊！

　　杜太后被尊為皇太后的第二年，就死了。她在臨危的時候，皇帝趙匡胤隨時侍候在她的身邊，她就叫趙匡胤召最親信的輔相趙普進來，並且問趙匡胤說，你知道你為什麼這樣容易得天下、當上皇帝的道理嗎？趙匡胤說，那都是靠祖先的陰功積德，和母親您的教誨啊！太后說，不對。是因為柴家（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所以你佔了便宜又賣乖了。假使後周有年紀老成的後代做皇帝，你哪裡有這樣容易。所以我要吩咐你，假如你死後，應該傳位給弟弟光義做皇帝。光義過後，應該傳位你的三弟光美。光美過後，再傳位給你（趙匡胤）的兒子德昭。你要知道國家天下之大，能夠有一個比較老成的人來即位做皇帝，那就是社稷之福了！趙匡胤聽了，哭著說：「敢不如教。」兒子不敢不聽媽媽您的盼咐。這時。太后又對趙普說，你是一起聽到我的吩咐，同時做好記錄，將來不可以違背了我的主意。趙普聽了作好記錄，並且在末後一行簽了字「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燭影斧聲」的疑案

　　趙匡胤開國稱宋，只做了十六年的皇帝，在曹彬滅了南唐李後主的第二年就死了。他的死，也是宋朝開國之初一件重大的疑案，所謂「燭影斧聲」，便是說他在臨死之前，和弟弟光義，為了傳位的事，是有所爭執的。也有人懷疑趙匡胤在臨死時，是被弟弟光義逼死或氣死的。如云：

　　太祖不豫（快要死了，很難過），夜召晉王光義，囑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太祖引柱斧戮地，大聲謂王曰：「好為之。」已而帝崩。

　　趙光義即位，史稱宋太宗，做了二十二年皇帝，並沒有遵照他母親杜太后的遺囑，把帝位傳給兄弟，再傳侄子，而且早已把兄弟光美和侄子德昭，因犯錯誤而處置了，最後還是傳位給他自己的第三個兒子趙恆（宋真宗）。據說，他不遵守杜太后的遺囑，傳位給自己的兒子，也是經過和趙普商量而決定的。趙普告訴他，太祖趙匡胤聽信皇太后的吩咐，已經做錯了，你可不要再錯。因此就傳皇帝之位給自己本支的子孫，直到徽宗、欽宗，被金人所俘虜，康王南渡浙江為南宋高宗以後，因為沒有兒子，才找出趙匡胤一支後代七世的孫子趙慎（讀「慎」）過房做他的兒子而繼承大統，後來因他對高宗比親生的兒子還要孝順，所以歷史上的謚號，便稱他為「孝宗」了。

　　我們為什麼費了那麼多的時間，說明宋初開國這一段的歷史內幕呢？因為兩宋的政治中心，在表面上，是尊重儒家的孔孟之教的學術思想為中心。儒學重「聖人以孝弟治天下」。從「齊家、治國」之道立論，對於兄弟的友愛情誼，自宋太宗開始，已違背他母親的教誨和本身的初衷，而且犯了儒家「倫常乖舛」的大忌。宋人筆記史料，還記載趙普在臨死的時候，因有負杜太后的囑咐，白日見鬼，嚇得請僧道來做佛事以求懺侮，並且親自寫悔過書燒化，向杜太后祈求饒恕。不過，這是過於迷信鬼神之說，所以正史便不採錄。到了清初，名儒查慎行（初白）有一首詩，專指宋初開國的這一樁公案，最為精彩。

　　梁宋遺墟指汴京（開封府），紛紛禪代事何輕（由五代後周等變宋的禪讓）。

　　也知光義難為弟（故事如前面所講的便是），不及朱三尚有兄（後梁太祖全忠與宗戚飲酒酣醉，其兄全昱視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

　　將帥權傾皆易姓（針對趙匡胤的事，言將帥權傾人主者，皆欲篡位也），英雄時至忽成名。

　　千秋疑案陳橋驛，一著黃袍便罷兵。



　　宋真宗神道設教的愚民政策

　　宋太宗即位做了二十二年的皇帝，傳位給真宗趙恆，趙宋自開國到此，還不到四十年的時間。但在黃河以北的契丹，國勢兵力，坐以強大，便在真宗即位的第七年出兵南犯，同時又派人來談和，宋朝也派曹利用代表和談。但契丹攻勢，由河北的德清，直逼冀州（真定），到達澶州（大名府開州），軍書告急，一夕五至。

　　當時的宰相「平章事」寇准，對於邊防告急的公文，一概不理，「飲笑自如」。真宗知道，嚇壞了。追問寇准，他便說，「欲了此事，不過五日耳」，但陛下你一定要親自到澶州的前方去一趟。真宗聽了很為難，其實是真不敢去，就想回宮去了。寇准攔住他說，你一回宮，我就見不到你了，「大事去矣」。另一位宰相畢士安便極力勸真宗要採用寇准的建議。因此真宗只好召開御前會議，商量御駕親征的事。有些大臣們聽到了契丹入寇，嚇死了，王欽若建議遷都南京，也有建議遷都成都的。真宗便再問寇准的意見，寇准假裝不知道是哪個人的提議，便說：「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他就詳細為真宗講明戰略上的勝算，因此真宗才決定了御駕親征。但他到了澶州以後，還是膽小不敢過河，寇准再三鼓勵，而且說：「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跟在真宗旁邊的「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也極力贊成寇准的戰略，就命令御林軍的衛士們，快推皇帝所坐的鑾駕過河。前方的戰士們，看到了皇帝果然親到前方，便士氣百倍，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對方的敵人契丹也被嚇住了，趕緊用數千騎兵來進攻，但被宋軍打敗。

　　真宗回到行宮，悄悄派人去看寇准在做什麼。回報便說，寇准正和皇帝的秘書長楊億在喝酒打脾，說笑唱歌呢！真宗聽了便說：「寇准如是，吾復何憂。」但是到了最後關頭，這位趙宋的皇帝真宗，還是決定和談，幾次往返，仍然由曹利用做代表。甚至願意每年出百萬兩銀子給契丹，互稱兄弟同盟。同時有人在造謠挑撥「寇准幸兵以自取重」。因此，寇准對這樣一個老闆，實在也無能為力。但他特別吩咐曹利用，「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議和到了最後的定案，每年給契丹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稱宋朝為兄，契丹才引兵北去。這便是兩宋兩百餘年來，由宋真宗開始，對遼、金、元等，都自低首自卑，只用金錢外交的弱國政策。但宋真宗卻又自作掩飾地說：「數十年後，當有捍御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其實，他是真的嚇破了膽。加上寇准的政敵王欽若的讒言，只是輕輕說他一句，「寇准好賭」。澶州之役，他是拿你皇上的生命做賭注。從此寇准富國強兵的統一思想，就永無出路，而且也被免了宰相的職權，下放做地方官去了！

　　可是，宋初全國人心，仍然希望這個國家，能夠做到華夏一體的統一局面。那又怎麼來對付這種政治趨勢呢？因此便由王欽若出個鬼主意，假造「天書」，造成真宗皇帝領導全國軍民都信奉道教，「敬事上天」，只要太平安定，就不要隨便談兵，輕舉妄動。因此宋朝代代相傳這個統治秘訣，用了一百多年，到了宋徽宗趙佶「道君皇帝」手上，就和他的兒子欽宗趙桓，一起當了金人的俘虜，受苦受難，老死在東北的「五國城」了。

　　可是宋真宗想用宗教信仰的「愚民政策」，淡化一統中國江山的全民思想，也並不如此簡單。首先需要得到政府人民所依賴的宰相王旦的意願。因為宋朝的制度，比較歷代帝王最尊重相權，而且對朝廷中的文臣，也特別尊重。宰相是文臣的領袖，也是全國民意的象徵，所以他必須先要使王旦默認這個不可公開的政策才行。但王旦對於這個措施，始終不肯表態。宋真宗沒有辦法，只好向王旦府上，多送名貴重禮。這是歷史上皇帝向宰相行賄的第一次舉動。王旦心裡有數，天下是趙家的，政府是趙家的朝廷，皇帝已經低聲下氣，要求宰相同意他的辦法，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他就把皇帝送來的禮物封存起來。「歸家或不去冠帶（上朝回來，有時連禮服都不脫掉），入靜室獨坐。」他是在打坐參禪呢？或是無言的抗議呢？他平常就是「與人寡言笑，默坐終日」。因此誰也無法窺測他的心境了。

　　可是到王旦臨死的時候，便遺命家人，不許用官服來埋葬他，只准用和尚的身份收殮。史載：「旦遺令削髮披緇以斂。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諸子欲奉遺命，楊億以為不可，乃止。」他是懺悔呢？或是遺恨呢？就不得而知了。同時也記載他對於當時用道教做愚民政策的事，也早有後悔，再想極力反對，又覺得「業已同之（已經表示同意了）。欲去（辭而不幹了），則上遇之厚（但皇帝對他太尊重，太好了，不忍心捨他而去）。」雖然有當時擔任宋真宗皇帝的樞密副使（中央政府副秘書長）馬知節，也曾經對宋真宗說過：「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僅他自己到底沒有懇切地表示這個意見．所以臨死還不心安。

　　宋真宋也曾經在他病危的時候問過他，假如你過世了，誰做宰相最好，他就毫不遲疑地說寇准最好，除此以外，「臣所不知也」。讀《宋史》，必須先要瞭解宋初真宗的這一段事實的大關鍵處，就可知道兩宋三百年來的趙家天下，為什麼會成為中國歷史第二個「南北朝」的由來了。清人王仲瞿有題《漢武帝茂陵》的詩中說：

　　和議終非中國計，窮兵才是帝王才
　　守文弱主書生見，難與英雄靖九垓

　　王仲瞿這四句話，雖然言重一點，過於偏激，但對於治國當家者，實在是值得警惕的名言啊！孔子答子貢問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並非是必要發動戰爭才能解決問題啊！

五六、宋初文運和宋儒理學

　　我們為了說明傳統文化中儒家經學在歷史上的衍變，以及宋初文運的昌盛，乃至形成宋儒理學家的因由，因此，花了不少時間介紹趙宋開國的重文輕武政策，恰為宋儒理學成長的助緣。由此而使《大學》、《中庸》在儒學「十三經」中的突出，和《論語》、《孟子》共稱為「四書」的經學，主導中國文化教育，配合元、明、清考試取士、讀書做官的政策，千年以來，牢籠天下的才智之士，都陷於功名泥淖之中，難得自拔。但不要因為我的這一說法，便誤解了儒家「四書」害了中國文明，或耽誤了中國文明的發展。其實，儒家的「四書」，並沒有妨礙了中國，只是南宋以後的有些學者，過於迂曲誤解了「四書」，反而妨害了傳統儒學對民族文明發展的重要。

　　如果從人類學的觀點來說，對比東西文化的演變，而且以中國文化史的立場來講，就像太陽運行東西兩半球的一晝夜之間，西歐和東亞的中國，明暗代謝，幾乎似有類同，而又有大不相同的差別情況。我只是首先提出大家的注意，希望青年後生，可以做多方的研究探討。

　　例如西方的歐洲文化，自第五世紀羅馬帝國瓦解到第十世紀，戰爭相尋不息，新國互有興亡，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文化低落，正是歐洲文化史上所謂的「黑暗時代」。這時猶如日出東方，西方正處於長夜漫漫之中。但在中國，恰是由南北朝經唐朝、五代，到宋朝開國初期的階段。雖如旭日東昇，朝陽艷麗，有時也是陰雲密佈，陽光黯然失色。西方文化從公元第九世紀開始，由黑暗時代進入基督教的經院哲學時期，長達六個世紀之久，到十五世紀，才漸漸有了轉變。十六世紀「文藝復興」運動以後的西方文明和文化，才換了一個嶄新的面目。

　　所謂「經院哲學」，就是專門研究基督教的神學，它在研究怎樣認識神與實在存在的關係。思辨精密，論證迂迴，煩瑣曲折萬分。所以後世學者，又有稱它是「煩瑣哲學」的。但非常巧合的，中國在第十世紀開始，便是宋朝建國，到十一世紀中間，宋儒的理學、道學也開始興盛，二程（程顥、程頤）一系傳承的朱子（朱熹）學派建立權威。「四書」的朱著章句之學，也迂曲了周公、孔子以來的儒家「經義」之學，長達八個世紀之久，到二十世紀的初期，遺風漸息。在這樣一個長期的黯淡狀況中，猶如在東方的日麗中天過後，陰霾四合，完全是一片「萬木無聲知雨來」的現象，所以才有二十世紀中苦難的中國，不得不重新革命，重新建立中華。

　　我們必須先要瞭解了前面所講的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對比，然後回轉來探討儒家學說的演變，就可啟發大家的反思，運用「正思維」來尋求答案，然後再來重估傳統儒學對人類的「人道」文明的價值了。



　　文運鼎盛的前因

　　現在要講宋初的文運之先，必須要注意由盛唐到五代，帝王政權的興替，與中國文化儒、佛、道三家之學的盛行，並無多大影響。甚至反使當時的聰明才智之士，厭惡亂世，逃避現實，去參禪學佛，或修煉神仙道學的，更為多數。宋朝初建，禪宗的「五家宗派」，正是盛極一時。道家和道教經過宋真宗的提倡，也是有聲有色。例如宋真宗景德年間，公元一○○四年，就有禪僧道原首先彙集禪宗公案的《景德傳燈錄》著作面世，而且有當時的名臣楊億為它作序推薦，這是後世研究禪宗第一都重要的寶典，《五燈會元》等書，都是後來居上的續成之作。在道教方面，也有張京房召集道士所集《雲笈七簽》大部著作的完成，為後世編集《道藏》，開其先河。稍後，有張紫陽（伯端）《悟真篇》問世，融會禪佛儒行的精華，是開創道家「神仙丹訣」、「南宗」的寶典。

　　但不要忘了，前面已經說過由五代唐明宗李嗣源時代開始的雕刻傳統儒學「九經」出售，以及周世宗（柴榮）時代「九經」的刻版完成，和西蜀四川「九經」的流通，都是促使宋初讀書士子學習儒學更加方便有利的條件，也是使儒學更為廣泛傳佈的原因。因此，宋初文運的鼎盛，並非出於偶然，實在是有它的前因。同時，也需要瞭解，在唐宋的階段，中國的學術文化的重鎮，大多還在關中（陝西、山西）及河洛（洛陽、開封）等黃河流域等地為盛。唐宋的名儒學者，也是這個區域範圍的人物佔多數。過去所謂的「華夏文化」、「中原文化」，或「中原人物」大多也是這一區域的人。

　　到了宋朝開始，由讀書學儒而考取功名，漸至躍登為朝廷的政要，功顯當時，名留千古的一大群人物，大多都由平民、貧民出身的寒士，正如古人所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或如說，「一舉名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等頌辭，便是從宋初開始，考試制度最為成功特出的現象。

　　但是，同時還有一些讀書學儒有成的學者，淡泊名利，志行高尚的人，始終不求功名，以耕讀自娛，終身以學問為重，雖然名重當時，但又隱居不出的處士也不少。所謂「處士」的意義，就是善於自處，不求聞達於當時的清高代號。這在唐代的習慣上，稱為

　　「高士」，再早一點，便叫「隱士」，都是同一涵義的名稱。這一類人，在中國歷代的歷史上，關係也很重要。甚至每使歷代的帝王或朝廷，隱隱約約都在注意他們的言行舉動，心存顧忌。那些帝王將相，生怕被他們看不起，便會覺得自己很不安心。這也是中國歷史文化上的特色人物。如果比照西方文化，從西洋的政治學說上，勉強的比類，便是屬於保留「不同意」的主張，或「不合作」的態度的人。不過，這種比方也很勉強，中國文化中的隱士、高士們，是屬於道家一流的人物。他們絕對不肯只為自己而鳴高，有時為了國家天下人民的利益，也會婉轉設法，提出很有影響力的主意，幫助社會的安定，然後即所謂「功成而弗居」、「沒世而無聞」而已。

　　宋初開國的第二十四年，也就是宋太宗趙光義即位的第十四年，年號「雍熙」開始，就召請當時在華山的隱土陳摶入朝，在名義上是皇帝向他請教道術。究竟他們所談的真實內容是什麼，就不得而知了。歷史所載，都屬於官府公告式的官話，就不必討論了。陳摶當然不會久留朝廷，立即請辭還山歸隱。但在這一年內，太宗就頒發詔令，要求民間提供遺書。所謂「遺書」，就是有些人的著作，還沒有公開問世，被社會上所不知道的書稿。過了四年，改年號為「端拱」元年，就免了共同起事的布衣之交趙普的宰相職位，正式發佈呂蒙正為「同平章事」（事實上，就是宋朝對宰相的官銜名稱）。



　　錢若水一番有骨氣的話

　　呂蒙正，我想大家大概都會知道，他是宋初最貧寒家庭出身的子弟。少年的時候。一邊上山砍柴謀生，一邊苦志讀書，經常會在山上勞動中，碰上大雨，肚了餓了，就將斗笠中的雨水泡冷飯吃。他讀書有成，功名得志，結果當了宋太宗的宰相。我們現在特別提出呂蒙正來，就是說明由他開始，宋初百年之間，造成文治的文人政府的朝廷中，大半都是由貧寒出身的儒學之士。尤其在呂蒙正以後三十年左右，便有從最貧苦出身的范仲淹出仕，古人歌頌他是出將入相，英雄而兼聖賢的人物，也是開創宋代文運最有貢獻的大賢。我們只要翻開《宋史》，讀了呂蒙正當宰相前後時期的「翰林學士」錢若水答宋太宗的對話，便可知道宋初開始形成文人政府的風格，實在大有不同於歷代帝王政體的特點。史載：

　　宋太宗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他說自己也很想做翰林學士）。」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宋朝的官服形色），足以為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如果只是為了做官就算光榮，因此便表示對你皇帝盡忠的，這都是那些中等以下的人所做的事，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錢若水的一番話，也代表了宋朝開始，由宋太宗到真宗、仁宗數十年間，如呂蒙正、王旦、呂端、王曾、寇准一輩儒者的正義和作風，實在足為有志從政者的針砭名言。

　　到了宋真宗時期，又徵召終南山的隱士種放入朝，結果種放還是不來。又因澶州之役過後，極力提倡「神道設教」的政策，便賜封信州（江西）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為他建上清院及授菉院。這就是後世江西龍虎山張天師的起源。

　　我們先要瞭解宋初的文運，有關儒、佛、道三教鼎足並茂的情形，然後再來瞭解宋初開國六十多年以後，到了宋仁宗趙禎在位的四十多年之間，公元一○二三至一○六三年，才出現一群名儒賢相，先後相繼執政的鼎盛時期。也是宋儒的儒林和道學（理學）的開始。

　　宋仁宗登位前十年，還由劉太后主政，仁宗只是備位而已。劉太后死後，也正是宋仁宗二十四歲的時候，才由他自己當家，才算是真有實權在手的趙家天子。但當他自己親政的第一件事，就是停止修造道觀和佛寺，不用內侍（太監）羅祟勳。立即召范仲淹為「右諫議」，以備咨詢。這也等於說明由宋仁宗開始的宋朝文運，好像演電視劇一樣，首先就由范仲淹登場亮相，也並非是偶然的事。當宋仁宗慶歷前後，即公元一○四一年間，宋儒理學家的興起，大部分是受范仲淹的影響，或經他的培養推重而成名的。而且在仁宗慶歷三年前後開始，名儒而兼名臣的，就有晏殊、韓琦、富弼、文彥博、歐陽修、蔡襄等人。稍後，便有司馬光、蘇軾（東坡）三蘇父子兄弟、王安石一輩人物。

　　因范仲淹的關係，影響一代的大儒，如胡瑗（安定先生）、孫明復（泰山先生），以及後世稱為「五大儒宗」的周敦頤（濂溪）、張載（橫渠）、程顥（明道）、程頤（伊川）、邵雍（康節）等，直接或間接，都與范仲掩先後有關。我們大家都知道他的名文《岳陽樓記》中所說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不是他只為寫作文字上的空言，而是他一生實踐行履的守則。



　　范仲淹是真正的儒宗悟行

　　講到範文正公范仲淹（希文），我們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我覺得應該為將來的後起之秀提起注意，所以再來簡單介紹。范仲淹出生在蘇州的吳縣，兩歲的時候，生父便死了，家境很貧寒，他的母親實在沒有辦法撐持這樣一個孤兒寡婦的家庭，就帶著他改嫁了一個姓朱的人。他因此也被改了姓名。可是他從幼童開始，自己就很有主張、有志氣。他明白了家庭關係和母親的苦衷，就向他媽媽痛哭一場，不願再留在朱家。他到了南京，依靠親戚家的微少幫助，努力讀書求學。因為太窮，有時煮了一鍋粥，涼了分做三塊，每餐吃一塊充飢。這樣晝夜不息地讀書求學，到了冬天，穿的衣服破了不夠保暖，感覺太疲勞了，就拿冷水澆面，勉強提起精神來苦讀。

　　有志竟成，他終於考取了進士，得到一個官位，為「廣德軍司理參軍」，等於現在的一個軍區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兼管軍法。這樣，他總算有了薪俸的待遇，就去接母親回到本家，恢復本性。後來又調為「大理寺丞」，等於現在的最高法院院長，再後又調職務，管過糧食工作。因母親死了，就回家守喪三年，一邊教授學生，他可沒有一點埋怨或不滿母親的心理，完全恪守「儒行」的孝道。三年過後，經由推薦，出任過「秘閣校理」，等於現在中央辦公廳的主任。跟著就出去做地方行政首長等職。

　　宋仁宗久聞他的人品和學問，所以在皇太后一死，自己親政的第一年，就召他擔任了「右諫議」。仁宗並不是劉太后親生的兒子，因此，很多人趁太后死了，就有許多批評太后的話發生了。范仲淹身任諫官，是可以對皇帝講不同意見的話。因此他就對仁宗說，先帝宋真宗死後，太后調護陛下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仁宗聽了，便說，我也很不忍心聽這些閒話。就下命令宮內宮外，不准再講皇太后垂簾聽政這十多年的往事。這就是范仲淹推己及人，調和皇帝和養母之間的心結，促進宮廷政府之間的安定。他「要言不煩」，只提起皇帝的注意，你母親也養你且幫忙你那麼多年了，就是有些不對，現在更不能舊事重提了。

　　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當仁宗還未親政，在天聖五年的時期，宰相晏殊開始提倡興建學校，做為各州各縣的標準，並且延聘范仲淹做教師。范仲淹教授學生的作風，首先是重視養成一個人的品格，所謂「敦尚風節」，最為主要。同時要關心天下事，不能只為自己著想。晏殊對他的教育方針，和他本身的行為，非常器重，而且認為范仲淹的將來，一定會成為國家社會的「大器」。晏殊是宋初才子型的宰相，人們最喜歡的名詞如：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台。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浣溪沙）

　　這便是他的流傳千古的名作。文化最基本的影響力，就是文學，也叫文藝。你只要翻開《宋詞》，首當第一位的，便是他的《珠玉詞》。至於他的文集有二百四十餘卷之多，就很少有人去摸它了。古人所謂「但得留傳不在多」、「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就是這個道理。權勢地位，只可以煊赫一時，並不能左右後人的愛憎。它和領導政治的成果一樣，好壞永在人心。

　　晏殊對范仲淹的人品學問，非常讚賞，同時也很欣賞范仲淹的文學才華。學問人品的基本，固然有關於天然的稟賦，但也是由道德修養而來。文學辭章就不同了，幾乎百分之七十，完全由於天才。雖然勤力學習，沒有生有自來的才情，始終難得有文藝上的絕妙境界。所以清人趙翼論詩，便有「到老方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的感慨了。尤其是身兼文武韜略，出將入相的人物，大多是富於才華，富於情感的人。古今的名將，具有軍事天才的人，也是如此。只是一般人沒有真正置身軍旅，並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換言之，

　　軍事上的戰略、戰術和戰鬥，統是戰爭的藝術，也是智力和情操的結晶。兵法即藝術，藝術即兵法、只是普通的人，不瞭解真正的武學，看列軍人就伯，認為統是老粗，實在非常遺憾。

　　范仲淹奉命防禦西夏，鎮守邊疆，號令嚴明，愛撫士卒。甚至敵人所屬少數民族的羌兵，都互們警告，「大范老子，胸中有數十萬甲兵」，不可輕觸其鋒，因此相率投降來歸的很多。宋仁宗的時期，因他而得邊疆安靖，所以歐陽修便有「萬馬無聲聽號令，八方無事諫書稀」之作，就是這個時期的寫照。歐陽修極力奏請要用范仲淹做宰相，但范仲淹懇辭不幹。可是范仲淹在前線的心情又是如何呢？且看他的：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裡，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漁家傲）

　另如

　　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
　　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蘇幕遮）

　　這兩首詞，都是他在防禦西北邊疆前線上的作品，眼淚是真的眼淚，為國家民族的心，也是真的耿耿忠心，情感和理智，並無什麼矛盾的衝突，他是分得很清楚的。至於他的名文，如《岳陽樓記》等等，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說了。



　　栽培宋初一代大儒

　　現在要講的，是范仲淹在有官位、權力在手的時候，仍然念念不忘文化教育的大業，極力鼓勵後生青年，首先要立志學問。我們大略講兩三則有關他的小故事，也都是影響宋朝文運的大事。

　　前面講到晏殊對他的讚賞和信任。有一天，宰相晏殊想為自己的女兒選擇一個好女婿，就來問范仲淹，在他所教的學生中，有哪個人最好。他就推薦了富弼。晏殊終於選擇富弼做女婿。後來富弼果然不負所望，成為宋代的名臣名相，同時也是一位最了不起的外交官，年八十而卒。「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的名句，就是他自己寫在屏風上的一生守則。當富弼還在做學生的時候，考試沒有通過，就要回家去了。范仲淹知道了還有一次考試的機會，就親自去追他回來，因此富弼「遂舉茂才異等」，猶如現代國家特別考試錄取的人選。這就是范仲淹愛護後進子弟，極力造就有為青年的行為。

　　至於宋初一代儒宗的胡瑗（安定先生）、孫明復（泰山先生）、張載（橫渠先生），也都是他所培養出來的大儒。

　　如史料所載：胡瑗，字翼之。十三（歲）即通「五經」。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介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范仲淹愛而敬之，聘為蘇州教授，諸子從學。後來又推薦先生，以白衣（沒有功名的普通人）對崇政殿（和皇帝對話），授試秘書省校書郎。後又屢遷，擢為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專管太學，卒年六十七。出其門者不下數千人，從政者也不少，影響宋初文人政府的風範很大。他便是由范仲淹首先推薦的第一人。所以清初黃梨洲比照禪宗公案匯書《景德傳燈錄》等的辦法，初編《宋元學案》，便以「安定學案」和「泰山學案」開始，標明都是高平講友。所謂「高平學案」就是范仲淹本身一系的學案。

　　孫明復，晉州平陽人（山西），四舉開封府籍，進士不第（沒有考取進士），退居泰山。後來因石介（徂徠先生）的推薦，經范仲淹、富弼的進言，才名顯朝廷，擢為國子監直講，年六十六卒，學者尊稱為「泰山先生」。但他和范仲淹本來就有關係，而範文正公卻早已置之度外，並不知道後來學養成名，以師道自居的「泰山先生」，就是當年他所培植的人呢！因為范仲淹當初在睢陽（河南境內）掌管講學職務的時候，有一個孫秀才，要求遊學他方的費用，范仲淹便自己送他一千文。明年，又來了，又送他一千文。可是范仲淹就問他，為什麼要到處遊學，奔波於道路呢？孫秀才聽了，就很痛苦地說：「母老，無以為養，若日得百錢，甘旨足矣（孝養母親的生活費就夠了）。」范仲淹便說：「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兩年僕僕（風塵），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學職（給你一個學生的名額），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捨晝夜。第二年，范仲淹離開了睢陽，孫生也就辭別他去了。十年以後，范沖淹聞泰山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他就和富弼協助石介，共同向皇帝推薦。卻想不到在朝廷上見面的「泰山先生」，就是當年向他要遊學費用的孫秀才。這就是范仲淹推己及人，以及他愛才的度量和德行，能夠大公無私地鼓勵培養出一個學者宗師的盛德。

　　至於范仲淹和張橫渠先生的故事，就又不同了。「張載，字子厚，世居大梁（河南開封）。父，迪，仕仁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四川涪陵），卒官（他父親在任上死了）。諸孤皆幼，不克歸（同胞兄弟姊妹們都很小，沒有能力回到故鄉開封）。以僑寓鳳翔郡橫渠鎮（陝西眉縣東）」。但他雖然是個孤兒，可是很自立，志氣不群，尤其喜歡談兵。當康定（仁宗年號）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聯合一批志願軍）取洮西（甘肅境內）之地。因此，上書謁範文正公。范仲淹接見他，知道他是大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便順手拿了一本《中庸》給他。他總算一點就透，聽了範文正公的話，就不投軍，立刻回去，返求「六經」。又與二程夫子交往，後來，考取進士，仕於朝廷，與王安石政見不合。但他的學養，卻開啟關中的風氣，成為一代宗師。尤其是他平常所講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四句名言，與範文正公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都成為北宋以後中華文化學者立志的典範，長垂不朽，永為後生所景仰。

　　總之，如果由周公、孔子以後看傳統文化中「儒者之學」，充竟是什麼樣的內涵和定義？其實，你只要仔細一讀《禮記》的《學記》和《儒行》兩篇大文章，就可明白秦、漢以前所謂「儒者」的規模了。「五經」是中華傳統文化儲藏庫，要想完全通達，頗不容易。「四書」是儒家實習經驗，也可以說猶如《學記》和《儒行》的續編。宋初從仁宗開始，儒學昌盛，但在「五大儒」之先，足以代表真正的儒宗儒行者，應當是范仲淹。他對儒學的造詣，是《易經》和《春秋》，志存經世致用，絕少如後起的「五大儒」中的二程夫子（程顥、程頤）等人，自稱為「出入佛老」，反求「六經」，而道在是矣；然後再來高談心性之學的微言，以自標榜為繼孔孟的絕學。他只以實事求是的作風，力行所知所學，為人民、為社會、為國家「誠意」，「正心」做實事，但求盡其在我，無負初心而已，這才是真儒實學的標準。他的一生，「內剛外和，泛愛眾而親仁，樂善好施（博愛他人，愛做好事，肯佈施），置義莊裡中，以贍族人（為故鄉地方族人買田，首先創辦魅會慈善福利的產業）」。但在他死後，家裡沒有太多積蓄，仍然保持兩袖清風，書生本色。他的四個兒子，也都學有所成，而且智勇俱備，公正廉明，猶如其父。古今學者，能才兼文武，德行純粹如範文正公仲淹者，便可以無愧於「儒行」了。



　　北宋後期儒林道學的現象

　　北宋的政權，由宋仁宗親政，正在公元一○三三年開始，接著就是英宗趙曙、神宗趙瑣、哲宗趙煦三朝，前後六十年之間，可以算是文運鼎盛，名儒輩出，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尊重相權，最尊重文人學者的時代。但由神宗到哲宗的三十年間，也是學者大臣各自固執我見，因意識主張的異同，互相爭執，互相對立，終於形成宋朝的「黨禍」，和真偽道學之辨的悲劇。

　　在神宗的時代，由「拗相公」王安石的執政時期，想要恢復王道的井田制度、實行管仲治齊的軍政管理、建立「保甲」等制度、整頓經濟財政的田賦稅收，便大力推行新政，不惜排除平時文章意氣相投的名儒大臣們的反對意見。漸漸演變，就明顯成為派系的鬥爭。到了最激烈的時候，就認定以司馬光為首的為「洛黨」，以蘇東坡兄弟為首的為「蜀黨」，極力加以打擊。因此使文名最盛，才華畢露的蘇軾（東坡）先後被放遠兩三次。這使他與廣東、瓊州（海南島）等地，在文化歷史上結了不解之緣。同時，在這個時期，如自相標榜為繼孔孟絕學，高談心性微言的二程兄弟，程顥（明道）、程頤（伊川），在王安石和蘇軾（東坡）兩大高明之間，因彼此觀點的不同，視為「偽道學」，那也是理所必然的結果。因為蘇東坡和王安石兩人，不但以儒為宗，但對於禪與道的見地，似乎比二程等人尤有勝處。程明道和王安石的學術意見和政見不合。程伊川和蘇東坡的政見意見也不合。歐陽修是明白表示，反對佛老。司馬光則保留態度，在他修編《資治通鑒》，但取《魏書·釋老志》以供學者的參考，比較少加意見。

　　如果專以宋神宗先後時期來說，比較學行純樸，足以為「五大儒」之首的，當以周敦頤（濂溪）為勝，尤其由他所制的「太極圖說」，綜合儒、道、陰陽的理念，常被後世道、儒各家所引用，做為依據。二程兄弟，早歲曾經從他求學，只是後來自相標榜，並不承認是學出「濂溪」之門。張載（橫渠）是二程世誼後輩，而且曾經從二程問學，但也自成一格。

　　唯一不同的便是邵雍（堯夫），世稱「康節先生」。他畢生闡揚易學，而且對於象數之學，別有師承。不但為宋代「儒宗」所推祟，由他開始，經元、明、清千年以來，易學的術數、方伎等等雜學，大多都以邵康節的象數方法為標榜，有形無形地影響民間社會的風俗。二程兄弟，平常很想向他探問易學象數的隱秘，但終因自視太高，不能明白他的精微。但在邵康節臨死之前，程伊川問他：「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他但舉兩隻手一比做答案。伊川不懂，再問他，這是什麼道理？他就說：「前面路徑須令寬。窄則自無著身處，能使人行乎！」換言之，邵康節深切知道程氏兄弟的學養，尤其對程伊川過於師心自用的個性更清楚，因此，便告訴他前面的路道要留寬一點，大窄了，會使自己沒有站的地方，怎麼好叫別人走得過去呢！



　　蘇東坡對神宗的建議

　　我們現在非常簡單粗淺地介紹了北宋後期由學術思想和政見的異同所引發的「黨禍」的可悲，以及對後世最有影響力的「五大儒」，和二程兄弟一系所標榜的「出入佛老，而反求六經」，才悟到孔孟的心法，認為「道在是矣」的宋儒性理微言的大概情形。因此在中國文化史上，開始以宋儒二程一系的理學，和南宋以後繼承「程門」心法的朱熹（朱子）儒學，便接替了上古歷代先聖和孔子的心印，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大誤會。這正如禪宗大師洛浦所說「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的感歎是相同的。

　　可是從元、明、清以來，都奉朱熹的「四書」章句為標準課本，教導後生小子千年之久，比起西方文化中的「黑暗時期」和「經院哲學時期」的沉沒還要長久。因此，二十世紀初期的「五四」運動，就不得不起來打倒「孔家店」了！其實，這是先師孔子枉受牽連，應當為之平反才好。但不料數十年後，覺得還打得不夠徹底，再由「四人幫」來演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悲劇。事實上，在宋神宗的時候，蘇東坡已經提出過糾正的呼籲，如說：

　　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性命之學，孔子沒有明講，就如子貢的高明，也沒有聽過夫子講性命之說）。而今學者，恥不言性命（但是現在的學者，不講一點孔門的性命之學，好像是很可恥似的）。讀其文，浩然無常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其實，他們哪裡是真能達到見性知命的造詣啦）？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這些人，都是中等人的資質，放任自己，高興隨便胡吹，皇帝你聽他們的高談學理，有什麼用處呢）！

　　神宗看了他的建議，如有所悟地說：「吾固疑之，得軾（東坡）議，意釋然矣！」再問他說：「何以助朕」？蘇東坡就說：「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鎮以安靜。」意思是說，第一是你想要改變政治體制，快點達到治國平天下的心太急了。第二是你聽了許多不同的意見，反而難以判斷誰是誰非了。第三是你為了要達到理想的目的，進用人才提升得太快了。最好，皇帝你自己先要鎮靜下來才好。

　　蘇東坡雖然說得對，但在歷史上稱「神宗」的謚號所謂的「神」，統如漢靈帝和明神宗等的謚號一樣，稱之為「靈」為「神」的皇帝，都是歷史評議，含蓄批評他們本身，生來就具有神經質的稟賦，思想情緒不太正常，當然無法求其「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的高明智境啊！

　　北宋王朝，由宋神宗到哲宗這三十年前後，公元一○六八至一○九八年間，學術思想的異同，和主張政治改革的新政意識，互相衝突，互相爭議，可是沒有因此而隨便處死一個大臣或學者。看來有相當的主張自由、言論自由的味道。但畢竟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文戲」；實際上，對當時南北對峙的局勢，富國強兵的作用，並無什麼好處。但我們應知道，在北宋這一時期，何以能有這麼多「儒林」學者產生？原因不外三個，第一，我們在前面說過、因有五代雕刻「九經」的流通關係。第二，因在宋仁宗慶歷時期，公元一○四八年間，有畢升用膠泥刻字，排比成活字印書版的發明，從此而使書本更為流通，古書得以保存留傳。而且還很快輾轉流傳到西洋，知道採用活版印書。第三，公立學校和獨家講學的「書院」興起，因此使文化教育較為發達。

　　古人說北宋五大儒的出世，是天命攸關。事實上，人間事還是人事所造成的，豈能推托於慮無飄渺的天命。可是在這個時期，在西方的歐洲，也還沉沒在「經院哲學」的神學洪流中，大致也並無多大的動靜。只在一○九五年間，有克勒芒的教士會議決定，派遣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四年之間，即一○九九年，十字軍取得耶路撤冷，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國。這是西方歷史上的大事。好像東西方的命運，又有一點相似之處。

　　在東方的中國方面，也正是由宋微宗趙佶繼承北宋的帝位，對於前期的學術思想上的論爭和政體變革等演變，都已漸漸談化。但因受上代以來文學文化的影響，宋徽宗也如五代時代的南唐李後主一樣，是一個名士風流的才子皇帝。他擅長書法，又會作畫，愛玩天然的奇石。他講究宮廷的建築，在皇宮的東北角，動工新建花園式的宮殿，以堆疊勞民傷財所搜括來的奇石。同時又相信道士林靈素等的蠱惑，篤信道教符咒神力，可以安邦定國，會打退金兵。所以便放心大膽去玩弄當時的名妓李師師。他也算很有福氣吧！就憑這樣—個敗家子弟的樣子，做了二十五年的皇帝。不料天兵大將抵不住金兵的進攻，就急急忙忙把皇位交給兒子趙桓繼承稱為欽宗。不到一年，父子二人和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都被金人所俘虜，最後，被囚死在東北的「五國城」。

　　北宋的王朝，就是這樣的劃分了歷史上的界限。接著就是康王趙構南渡，終於又在浙江杭州重新建立起一個朝廷，號稱「南宋高宗」。這完全和晉朝的情況一樣，前晉亡於北漢，歷史劃分它叫「西晉」，南渡以後繼起的王朝，便叫「東晉」。而在南北宋的時代，北方遼、金民族先後更替興亡所建立的王國，也並不是從境外入侵中國的外族。事實上，他們都是早由上代已經歸化居住在北方的少數民族。在文化教育上，仍然是以中國文化的儒家為主，佛道兩家為輔的「華夏」文明。大家只要多留意對遼史、金史的研究，就可明白北宋一百多年來有這樣的結局，完全由於宋太祖趙匡胤和宋太宗趙光義兩兄弟，在開國之初，戰略決策上犯了最嚴重的錯誤，因循自誤，沒有一鼓作氣，收復燕雲十六州，進而統一全國的江山。

　　「三代」以上，是以德化民成俗，用文治而平天下。「三代」以下，是以「止戈為武」的武功平天下，然後再事治國。「功德並用」，「恩威並濟」，才是傳統儒道文化的最大原則。而趙宋天下，在建國之初，但用「黃袍加身」、「陳橋兵變」的巧取豪奪政策而取天下，並非以正義之師來統一中國。從此便「偃武修文」，使用金錢財貨的外交和議政策，媚敵自保，因此養成後來的趙家子孫的職業皇帝們，統統成為「守文弱主」的結果，豈不是「事有必至」，「理所固然」嗎？



五七、南宋王朝和四書章句

　　南宋高宗趙構和欽宗一樣，都是徽宗的兒子。徽、欽二宗父子被金人俘虜北去，金兵曾經一度進攻到南京和臨安（杭州），但被韓世忠和岳飛等所擊敗，立即撤退北歸。可是金人曾兩次利用宋臣張邦昌，立作「楚帝」，跟著又立劉豫作「齊帝」。他想用傀儡的政權，作為緩和民族之間的抵抗情緒。宋高宗就在這樣戰況勝負不定，不聽抗金名將宗澤的建議，就由他最初被封為「康王」的封地相州（河南湯陰，今稱安陽縣），決計退到揚州，後來又一路逃亡到浙江的寧波、溫州而到杭州。正當宋室朝廷進退無主的情況下，他被臣工們擁護，就在杭州繼承帝位，是為「南宋高宗」。

　　但高宗在即位以後的戰略政策，既不想中興，更不敢想統一。他所想的只是偏安一隅，苟延殘喘而已，所以仍然學祖先的辦法，以金錢財貨的「和議」做為上策。因此罷李綱、韓世忠，以秦檜殺岳飛，表示「偃武修文」，以促成和議的成功。至於國破家亡，父兄被俘虜，在他做皇帝的三十六年，以及後來讓位給太子孝宗的二十五年，前後一共活到八十一歲之間，從來沒有表現過激昂慷慨的情緒，真是到達一切都不動心的景況，看來也算是歷史上一個稀奇的皇帝。另據宋人史料所載，當宋高宗出生的時候，他的父皇宋徽宗，忽然夢見「五代」末期和趙匡胤同一時代的吳越王錢鏐進宮，他就出生了。這個史料，雖然是古人迷信的傳說，但看來也非常有趣。錢鏐一變而做宋高宗，便把杭州做汴州（開封），大概正如白居易的詩所說，「未能拋得杭州去，大半勾留是此湖」吧！

　　宋高宗的所作所為，明顯的權術不少，例如他使秦檜殺了岳飛以後，便把岳飛的故宅來辦「太學」，這是要人懷念岳飛呢？還是教人只要讀書，不要學岳它以武力抗金呢？這就不得而知了。其實，他的心事，敵國的金人都很明白，只是不說穿，好做要挾而已。例如在紹興二十一年的春天，他總算要表示一番，就派了一個專使叫巫汲的，到金國去做「祈請使」。這個職責的名稱很奇怪，「祈」是「祈求」，「請」是「請安」。所以巫汲到了金國，首先提出要迎請靖安帝（欽宗）歸國。金主就說：「不知歸後何處頓收？」換言之，你們要欽宋回到南宋以後，不知道你們拿什麼地位來安頓他啊！做皇帝嗎？高宗肯讓位嗎？不做皇帝，他回去又做什麼呢？岳飛口口聲聲要「直搗黃龍，迎回二帝」，所以就不能不被殺了。巫汲聽了金主的問話，就無話可對，只好唯唯而退了。



　　宋高宗兩道互相矛盾的詔書

　　我們暫且不管歷史上的是非，再回轉來討論南宋開始的文運，和宋儒程、朱理學的興起，使《大學》、《中庸》大行其道，做為帝王領導學和帝王師之學的由來。

　　前面已經講過北宋末期五大儒和二程兄弟自稱「出入佛老，反求六經」而悟道，突然繼承孔孟的絕學，點燃千古心燈的經過。從現在的我們看來，只如浮光掠影，白紙上有一些黑字而已。而在南北宋之間，這可不是小事，它是足以震撼千古的奇跡，使當時的天下學者低首向「程門」的，實在不在少數。

　　宋高宗既然不顧宋室的國恥，決心以和議為上策。但他也知道，全國的人心是不甘於三分天下二分亡的局面，主戰和主和派的衝突，也很難調和。因此，他也要學祖先宋真宗那樣的辦法，怎樣可使人民的心理，安於偏安才好。武的不行，只有文的最好。因此先須收服一般讀書知識分子的輿論情緒，就在他倉促登位的第四年，也就是改年號為「紹興」的元年，「詔（追）贈程頤直龍圖閣大學士」。他下的這一道命令便叫「制詞」，大略如說：

　　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你）頤（程頤）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間其名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不在彼也。

　　他的這道「制命」，切實褒揚了程頤（伊川），是繼千古以來周公、孔子絕學的第一人。只有程伊川是真儒真學者，其他的人都是假道學，自己叫賣虛名而已。所以我要追封程伊川為大學士，希望大家都要如他—樣。不過，這篇「制命」的大文，不知道是高宗自己的手筆，或是哪個大臣所代寫的，看了它最後兩句，真的很有意思，也真的很可笑，是絕妙好辭。他說；「我所以現在要褒揚程頤、是要使大家明白皇帝給與他的榮耀，真正的意思，只是為了這個，不是為了那個。」你們不信，再讀一讀原文最後的三句試試看。他當時還是初登帝位，還在坐立不安的局勢之下，就先來捧出北宋王朝時代的一位新聖人幹什麼？根據他原文最後一句自做的答案，是「在此不在彼也」，豈非明白告訴大家謎底了嗎？

　　但在他下達尊崇程頤的詔令五年以後，便有儒臣陳公輔上書，要求禁止「程學」，高宗又照準了。陳公輔的奏疏內容，大略是說：

　　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

　　因此，高宗就另下一道詔書說：「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可是當時與「程門」有關的學者，也是開初推薦秦檜的名臣胡安國，又上疏為「程學」辯護說：「孔孟之道，不傳久矣，因（程）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這當然又引起另一些儒學大臣的反駁，反而弄巧成拙。



　　評朱子所謂「帝王之學」

　　南宋高宗初期用儒學相號召的文化教育政策，就在這樣的爭辯不定中過了二十多年，但二程之學的門人弟子，高談心性微言的學風，已經大行其道，在年號「紹興」的三十二年間，有「程門」的再傳弟子朱熹，自己主動「上封事」（當時的密奏名稱），首先提出；「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細必照，則自然心誠意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接著第二點，提出安內攘夷的理論。第三點，提出政府官吏的管理治權的根本，還需朝廷的正確決策等等。朱熹的這篇奏疏，除了他首先提出《大學》開頭的「格物致知」為帝王學的根本以外，其餘所論國家天下為政之道的見解，不但現在看來很平凡，在當時看來想必也很平凡。而且朱熹當時的官職，只是一個「監南嶽廟」的「監官」，等於現在湖南衡山的宗教局長，雖然已有「程門」傳人學術上的名聲，但到底還是官卑位小，人微言輕，當然是石沉大海，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在後世推崇朱子學說的人看來。便認為是無上的高見，因為他首先提出《大學》的「格物致知」為帝王之學，是為儒學出身的學者引起足以自豪的心態在作祟了。

　　其實《大學》的本文，只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並非說《大學》就是做天子的帝王學啊！它是說做國家第一領導人的皇帝也好，做一個普通的老百姓也好，不管做什麼，必須先要學好做人，以修身為本才對。至於由修身而外發為治國平天下之學，是做學問一貫的道理。並不是說，必須要出來做官，做事業發財，甚至要做國家的第一領導人，當上皇帝才是「明德」的學問啊！否則，著作《大學》的曾子，他自己為什麼不出去做皇帝，而且也不肯隨便去做官，做事業發財呢？

　　總之，學問修養是一件事，做皇帝或做官或發財，是另一件事。有學問修養的去做皇帝或做官，做事業發財，當然是好事。但沒有學問修養而能做個好皇帝或好官，那也就是真學問真修養。有學問修養，不得其時而行，就不出去做官做事，自守善道，做個規規矩矩的人。或者以「師道」自居，隨緣教化後生而「止於至善」，這也正是「大學之道」的一個典型，例如曾子就是這樣一個人啊！

　　話說朱熹，他在宋高宗的時期，並沒有得行其道，高宗死後，由孝宗趙慎登位，有恢復中原之志，準備講武，設置武舉十科，並以朱熹為「武學博士」。因為他對高宗「上封事」的書中，也講過有關恢復的事，所以便給他這個官銜。但還沒有開始講武，宋朝又與金人修好談和，而且朱熹又和當時的宰相及大臣們議論不合，因此就罷官。史載「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然因與韓侂胄等意見不合而罷官。當宋光宗趙惇的最後一年，才再召朱熹為侍講。跟著就是寧宗趙擴即位，韓

　　侂胄當權，宋室朝廷也正鬧嚴禁「伊洛之學」，視之為「偽學」。因此，又罷免了朱熹的侍講和修撰的官職，再過九年，朱亮以七十一歲的高齡過世了。

　　總之，朱熹生當南宋新朝的初期，經高宗到寧宗四代半壁江山的皇朝，主戰與主和的戰略紛亂、忠奸邪正的政黨相爭。他抱有以聖學匡正時弊的目的，處於無可奈何的局勢之中，但仍然堅守二程「伊洛」之學的師承，自以「主敬」的修養、主張「道問學」以達賢聖的宗旨，始終不變。實在也足為後世學者的楷模。他的一生對儒家經學的著作不少，但最用心得力的應該算是《大學》、《中庸》的章句。換言之，他把原本《大學》、《中庸》另加分章編排，自作註解。他自己並沒有說，只有我朱熹所編注的《大學》、《中庸》，才是空前絕後的孔門正宗心法，後世必須以此為準。但他編注的《大學》、《中庸》，卻變為後世元、明、清六七百年來的御用範本，用它來牢籠天下學者進取功名的思想，成為不可另有其他見解的意識形態。應該說這並不是朱熹的本心，這是元、明、清三代那些「不學無術」治國當家皇帝們的過錯。尤其是明朝開國之初的和尚皇帝朱元璋一手造成的罪過。



　　主張學以致用的名儒

　　事實上，當南宋初期四代帝王的八九十年之間，和朱熹一樣，同為當代的名儒學者，同樣具有以正學救時的用心，同時也在講學傳道授業者，並不少數。

　　例如在中國文化史上，或是儒家理學史上最有名的陸九淵（象山），便和朱熹有正好相反的治學觀點，他是主張學問修養之道，以「尊德性」為主，但得其本，就不愁其末了。朱熹主張的「道問學」，是由集成學識，加以理性的精思推理而到達「形而上」道的境地，是從捨本逐末入手，恐怕終生不得要領。「尊德性」是先行證入「明德」的「自證分」，自然可以貫而通之，達到一切學問的本際。因此，才有在歷史上著名的朱熹與陸象山在江酉的一場「鵝湖之會」，互相對話，辨證真理的學術會談。結果是各有勝論，難定一是。朱陸異同的「鵝湖會辯」，可以說是南宋初期儒家理學家們「理性主義」在邏輯上的論辯，是為後世學者所稱道的盛事。從西方歐洲的文化史來說，這時還正在經院哲學探究神學的階段。從陸象山、朱熹死去的二十年後，西方的哲學家培根才出生（培根生於公元一二一四年，正當宋寧宗嘉定的第七年）。看來也很有意思。

　　其實，在南宋初期，如以朱熹、陸象山兩人代表理學家的注重心性微言以外，其他的名儒學者也不少。尤其是調和朱陸之間的呂祖謙（東萊），後來列為浙東「金華學派」的代表人物。另如「永康學派」的陳亮（同甫），以「功到成處便是德，事於濟處是有理」的事功主張，與朱陸異同之爭，更為突出。如其自說：「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異同，原心於秒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主，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這些話很像孔門弟子子路的豪情壯語。因為他有志急切於事功，所以曾與當時退居浙南的軍事學家而兼詩人的辛稼軒往返，縱論國是。辛稼軒在他走後，用自己的經歷，作了一首《破陣子》的壯詞寄給他，可以說不是讚許的意思，還是勸勉他「知止而後定靜」的成分居多。原詞是：

　　醉裡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另如呂東萊、陳同甫之間的「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葉適（水心），大致都主張學以致用，不大同意高談心性，無補時艱的空言義理。其他還有「閩中學派」、「寧波學派」等等，也各有所長，各有專著行世。有人說：「哲學家和文學家，都出生在亂世和衰世的時代。」如果以這個觀點來看南北宋的文運，似乎覺得哲學和文學又太多了一點。但到了南宋建都杭州百年以後，十三世紀的後期，中國文化儒、釋、道三家的主流，也都如「強彎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了！由於理學的興起，傳統儒學的「五經」正義的經世致用之學，也已漸形沒落。禪宗從臨安大慧宗杲禪師以後，也已進入「說理者多，行證者少」的情況。道家有與朱熹同在福建武夷山的白玉贍，被後人推薦為繼南宗張紫陽真人的正脈以後，也就轉入元朝初期王重陽和長春真人邱處機所創的「龍門派」的道教了！

　　可是宋儒的道學，從出入禪道的樊籬，以《大學》、《中庸》為主導的「性理微言」，猶如異軍突起，勢不可遏。其中尤以朱熹所尊奉「伊洛學說」，並自創立以「道問學」為主導的性理學風，更為一般後起學者所歡迎。自朱熹以後，有真德秀和魏了翁二人。皆宗奉朱子的學派，最為傑出。雖然宋室的政權，已在風雨飄搖，垂垂欲墮的情勢之中。但被歷史認為促使宋朝滅亡的先後三大名相，如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也都是忠奸莫辨的人物。其實，是因為他們復興無功，建國無能，又在學術思想和政治作為上矛盾衝突，就弄得灰頭上臉，遺臭萬年。不管南宋的朝政如何紊亂，但在宋理宗時期，真德秀仍以儒家理學可以救時的用心，作了一部名著《大學衍義》，極力推祟「大學之道」便是千古不易的「帝王之學」。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為四大綱領，引證經訓，大旨在端正領導人皇帝的「君心」，嚴肅宮廷的齊家之道，排棄幸進者的當權執政等三個要點，都是針對宋室術代衰亂的情形而立論，所以更被當權者所忌憚。史稱其「立朝十年，奏疏數十萬言，皆切中要務」，終亦不免遭受排擠出局的必然結果。

五八、蒙古西征與西方人的誤解

　　我們姑且大略介紹南宋寧宗慶元六年，朱熹死了，韓侂胄當權的階段開始，正當公元—二○○年後的七八十年之間，北方的金國亡於蒙占族的元朝。南宋末代的宰相賈似道求和於蒙古，反而促使南宋早亡於元。這些歷史往事，都是發生在十三世紀的階段。也正是人類文化在東西方歷史上造成一個偏見的論點，那便是由成吉思汗的西征，造成西方人至今誤解東方人為「黃禍」，以及附會基督教《聖經》上所說的魔鬼，與東方中國龍的圖騰，連在一起，謬論連綿，形成畏懼和仇恨東方人和中國人的偏見心態。

　　當然在西方的歷史學家，或歷史哲學家，因為不大明白中國歷史，從來沒有人做詳細的研究，理出公平的理念。中國本土的學者，也往往隨便跟隨西方學者的觀點，認為凡是中國人便統稱蒙古族。也不仔細研究分析中國各民族，尤其是漢族，它和印第安族與蒙古族祖先的血緣傳統關係等等。希望將來的學者能正視這些問題，不要認為是不相干的事，而忽賂過去，造成人類之間的大誤會。因小失大，恐怕為將來世界上有些人借此挑起種族主義，或有色人種的戰爭，那就更加罪過了！

　　現在我們簡單地瞭解十三世紀這一階段的西方歷史故事：當在一二○三年十字軍攻陷君士坦丁堡後的第三年，即一二○六年，蒙古族的鐵木真統一了蒙古諸部，自稱「成吉思汗」。同年，東羅馬帝國建希臘帝國於尼西亞。一二○九年，法蘭西斯派修道士會成立。一二一二年，西班牙十字軍興。一二一五年，英王公佈大憲章，世界才有憲法之始。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西征。一二二二年。蒙古滅回回國（花剌了模），成吉思汗西征軍逼近印度。一二二四年，蒙古降伏南俄羅斯諸侯。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死亡。一二三七年，蒙古人進入俄羅斯。一二三八年，西大食建格拉納達王國。一二四○年，蒙古將領拔都征服俄羅斯，於第三年建欽察汗國。一二四—年，蒙古大破歐洲諸國聯軍。一二四五年，教皇英諾森第四派蒲郎卡皮泥東來。一二五○年，埃及馬木路克朝興起，是為歷史上著名的埃及奴隸王朝。同年，法王路易第九派羅伯魯克到蒙古和林。一二五四年，第六次十字軍終結。德國大空位時代開始。一二五八年，蒙古滅大食阿拔斯朝，開建為依兒汗國。一二六四年（甲子），忽必烈在中國北京正式建都，改年號為至元。一二六五年，英國創立國會，是為世界上有國會之始。意大利詩人但丁出生。一二六九年，元朝才由帝師藏僧八思巴根據藏文創作蒙古字。一二六○年，法王路易第九發起第七次十字車，到一二七二年終結。一二七三年，德國哈布斯堡家族開始。路德福第一被選為德帝（德國的大空位時代結束）。三年以後，即一二七六年，南宋滅於元朝。一二九五年，馬可·波羅來到中國，仕於元朝，後返抵威尼斯。我們大略看了這些對比的東西方歷史文化，既很奇怪也很有趣，好像十三世紀，便是成吉思汗的世紀，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到此劃分界限，成為黯然失色，大不如前的轉折時代。



　　成吉思汗為何西征？

　　從中國遠古史上研究中華民族上古氏族社會的淵源和分化，問題很大，也很複雜，暫且不說。如果只從中國北疆的蒙古、滿洲，以及漢代所稱的「西南夷」，與苗瑤等各個少數民族的血緣淵源來講，古人也早有說明，認為原在遠古，與我們同為一體血脈相承的共祖。例如在清朝初期的雍正，曾經為了滿漢民族意識的爭端，便親自寫過一部《大義覺迷錄》。他的論點，雖然一直沒有被漢人學者所承認，但也不能一概抹煞，從中華民族史學的觀點來講，應該算也是富有創意的論文。至於大元帝師八思巴對蒙古民族祖先的來源，用了印度小乘佛學上的觀點，另行「高推聖境」，那是針對元初開國的恭維話，老實說，是憑空捉影，在人類學上和中國民族學上，實在無所根據，不必再加討論了。

　　我現在首先提出幾個觀點，以供諸位及將來學者研究作參考。

　　一、蒙古這個名詞的來源，很可能是從西漢初期「冒頓」這個名詞的變音而來。等於現在西方人稱中國為china，是從秦的變音而來。冒頓，就是漢高祖親征時，把他圍困於白登的那個氏族。

　　二、自漢以後，匈奴、烏桓等族，喜歡尊稱他們所敬服的君長叫「汗」。事實上，是從仰慕漢朝的用意而來的。「汗」就是「漢」的同音語，只是為了區別，中國的歷史上便採用「汗」字，而表示劉氏王朝所建國的「漢」字，是華夏民族文化的正統。匈奴、突厥因景仰漢室的威風，也自己尊稱為漢，是要降格以從，所以便用一個同音的「汗」字來替代了。換言之，「漢」字也好，「汗」字也好，反正都是自認同樣是一個「大漢」的民族。所以到了唐代，因唐太宗李世民和李靖在武功上的威望，突厥便全體降服，尊稱唐太宗為「天可汗」。這個尊稱的含義，就是把中原皇帝稱「天子」的「天」字，加在「汗」字前面，便成為「天可汗」了。換言之，就是推崇唐太宗為皇帝的皇帝。因此，在十三世紀的開始，鐵木真崛起蒙古，便自稱為成吉思汗，也正由這種傳統觀念而來，並不是從「汗馬功勞」的「汗」字取名的。

　　三、在中外的歷史上，凡是原先居住在北方地區的民族，如果崛起南征，大多數必定會佔領南方，統一全國的。中國的歷史，是有很多次的先例。歐洲各國的歷史也是如此。甚至十七世紀新興的美國，也不例外。孔子也曾經說過北方之強與南方之強的異同，那是從地球物理，與地區民族性的科學觀點上立論，理由太多，一時說不完，而民不是本書的正題，就不多說了。

　　但在中國三千年的歷史上，無論是從地緣政治，或戰爭史實上來看，從北征南，江山一統的次數多，如漢、唐、宋、元、清。從南伐北，除了明代一次算是例外，幾乎沒有失敗的結局。其中的道理太多，牽涉太廣，也只提到為止。

　　四、成吉思汗在蒙古的崛起，包括他的子孫，在幾十年間之所以西征東討，南征北伐，無往不利的條件，並非天助，也不是蒙古軍別有好勇善戰的武功。實事求是來說，那是因為蒙古軍在當時，擁有了世界上強大兵種的關係。這也就是佛學上說輪王須有七寶中之一的「馬寶」。十三世紀的東西各國，雖然也早已知道使用騎兵，但使戰馬繁殖群生，加以嚴格訓練騎射等武功，而成為集團作戰的騎兵，卻以蒙古軍最為成功。這等於是二十世紀初期，用擁有大量機械化的坦克部隊，以壓倒性的攻勢，殲滅地面上的陸軍，當然勢如破竹，所向披靡了。但也不要忘了，能夠崛起而領導人群的人物，胸懷大志，腹有良謀，加以寬大坦誠的作風，有德才有威的形象，最為主要。成吉思汗便是這樣的一代之雄，才能培養發展出史無前例的騎兵威力。

　　五、成吉思汗崛起後，為什麼不先行南征，打垮金國，直下江南而統一南宋的天下，卻偏要遠征西域而打到歐洲呢？這個問題，大家似乎都忽略過去。尤其是西方的學者，過去素來不瞭解東方和中國的歷史背景，所以只以「黃禍」這一個觀念，用來概括蒙古或東方，甚至是所有中國人的野蠻了。

　　如果你熟悉中國史，不要說上佔或西周，你只要從秦漢開始，展開中國歷代的歷史記錄，幾乎不論哪一朝、哪一代，百年內外，或幾十年之間，沒有所謂匈奴、突厥等等從西陲、北疆進入的侵略戰爭，這種事件不一而足。中國歷史上所謂的「胡人」，就是指由西陲和北疆所有侵略中原的各個民族的統稱。而且歷代以來的胡人，其中大多數早已是胡漢交流的混血種族。不管如何，凡是從西陲北疆入侵的胡人，以畜牧為生，牛馬羊及駱駝的繁養，首先便需要佔領西北和北疆的蒙古草原，才能立足。而草原在中國西北的邊境，根本就無法嚴格劃界。因此，西胡、北胡的入侵，首當其衝的便是蒙古各族。鐵木真（成吉思汗）從幼小孤苦的心靈中，深受他族侵凌之害，而且也明白西胡的禍害特別深，所以一旦崛起，趁著屢戰屢勝的餘威，就長驅西向。所以他對被征服的各國說：「因為你們犯有滔天大罪，我乃奉天命來懲罰你們的。」這便是他西征的原因所在。

　　至於他當時對於在南方的金國，和更南方的宋朝，還沒有可以南征的認識，一直到他死後，他的兒子們南進，攻下全國所屬的潼關，才知道中原故國也不過如此而已。因此，才敢奢望華夏，但仍要先派人和南宋聯合，滅了金國。再到宋理宗景定時期，公元一二六○年，由忽必烈在東北的開平建都開始，才入主中國，統一海內。忽必烈在位三十五年，以後經歷六個皇帝，或三年，或四年，或十三年，一共加起來，不到三十七年，只有最後亡於明朝的元順帝，也和忽必烈一樣，在位三十五年。



　　藏密為主下的儒家

　　總之，無朝建國，先後只有九十年（從公元一二七七年起，至一三六七年止），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傷殘性就非常地大。

　　一、元朝當時的蒙古民族，因為久處在中國極北邊疆的草原，歷來都受西胡、北胡的侵擾，防禦和戰鬥，便是個常生活中的習性，本來就缺乏文化的基礎，並不像遼、金兩個民族，早已受華夏文化的熏陶。因此，自忽必烈首先進兵西藏，便受西藏密教喇嘛文化的感染，非常信仰。尤其他更驚奇十五歲的少年藏僧八恩巴的學識和神奇，就尊為國師，請他製作蒙古文字。到了統一中國以後，便和西藏的喇嘛共治中國，把大小的喇嘛分佈全國各地，主導各省、州、縣的教化。而且當時喇嘛還是以原始西藏密教的「紅教」為主，大都從事男女合參的「雙身法」。因此，使這些戒行有虧的番僧，得以仗勢姦淫婦，侵佔貪污，不一而足，民怨沸騰。至於傳統的禪、道、儒、佛文化，受到密教的摧毀，幾乎已一落千丈，從此欲振無力了。

　　二、蒙古在元朝的時期，本身種族人口並不太多，而且在西征到歐洲，北伐到俄羅斯，南征到中國全國，要分派各地統治的人才，根本就非常缺乏。因此，就把原先西征途中早期投降過來的人，都派出到中國各地，充當統治的官吏，例如馬可·波羅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從元朝開始，政府下達民間的公文，就有「各色人等」，或「色目」人等的文句。所謂「色目」，就是藍眼睛的人。「各色人等」，就是包括黃種、白種、棕色及黑色各種民族。中國的歷史，在元朝這個階段，也可以說已經有過人種血統大混合的一段經歷了。

　　三、在元朝初期忽必烈統治的時代，好在還有一個金國的遺賢耶律楚材擔任中書令的相職。同時還有一個和尚出身的漢人劉秉忠，都是受忽必烈所信任的人。耶律楚材是當時金國的禪宗正統大師萬松秀禪師的弟子，而且對儒家、陰陽家、雜家等學說，都有深造。他和元遺山一樣，都是金國末代具有中國傳統文化深厚修養的學者。當成吉思汗兵臨印度邊境時，因為接受他的勸諫，才沒有進攻印度。劉秉忠也是兼通儒、佛和陰陽家之學的特殊人物。因此，而使元朝初期，漸漸受到儒家學說的薰習，才能保存元氣。但元朝以來的儒家學說的理念，大部分仍是宋儒的傳統，尤其是以受朱熹影響的傳承為主。

　　四、元朝的蒙古族入主中原以後，除了崇信西藏密教的佛法，和藏僧喇嘛共治中國以外，漸漸也開始認識孔孟之道的儒家文化，而且受到一般儒家學者臣工們的影響。忽必烈死後，由他的第二個兒子繼承帝位，史稱為「元成宗」的鐵木耳，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而且這篇封號的文章「制誥」，實在勝過歷代敕封孔子的「詔書」，不知出於哪位儒臣的大手筆。如云：

　　制曰：先孔於而聖者，非孔於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為聖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並賜諸王《孝經》，到了「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史稱「元仁宗」的第二年，又詔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廷」。但元朝宮廷內外的重要大臣及其族眾，始終是信奉喇嘛的密教為主；尊重儒家，但為俯順士大夫們的習慣而已。古人所謂：「善於泳者溺於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因此，到了元順帝的時期，便有韓山童等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起義，宣傳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人間救世。跟著便有方國珍、張士城、陳友諒，乃至朱元璋等乘時而起，促使其亡。元亡於明的這個階段．已經到了十四世紀即是公元一二三三年至一三六七年，西方的歐洲，正當意大利人文主義開始發達，商業都市勃興。英法百年戰爭的興起，也正在這一階段。德國的帝位，正由諸侯選舉所產生。日本也正在分為南北朝的時代。西歐的文化，仍處在基督教神學昌盛的階段。從一三七八年開始，羅馬教會大分裂，直到十五世紀的一四一七年為止。



五九、明清的科舉與宋儒的理學

　　東方古老中國的文化，經過元朝百年以來的摧折，由平民起義的各路英雄，基本上都不如漢、唐開國的規模。明太祖朱元璋更不例外，既沒有漢高祖劉邦的豁達大度，更沒有唐太宗李世民的雄才大略。雖然朱明一代，與漢、唐、元都是一統山河的帝制政權，但前追唐朝，後觀清代，無論文治武功，都是黯然失色的。有人說，漢朝四百年，是劉家與外戚宦寺（太監）共有天下；唐朝三百餘年，是李家與女後藩鎮共有天下；明朝三百年，是朱家與宦官（太監）共有天下；清朝兩百餘年，是愛新覺羅與紹興師爺共有天下。這樣的史論，雖然過於籠統草率，但也蠻有道理的。



　　為朱元璋做個心理分析

　　我們在前面大概約略地提過，在整個的歷史上，反觀任何一朝一代的政風，都和開國之君創業立國的學養見解，有牢不可分的關係。這正是《大學》所講「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而後天下平」的原則要點所在。

　　明朝三百年來的帝室政權，之所以如此的陰暗，完全由於朱元璋本身的前因而來。他出生在元朝末代亂世的貧民家庭，在童年孤苦伶仃的生活中，早已埋下了看人世社會都是一片悲慘殘忍的心理因素。後來生活無著，為了餬口，只好列皇覺寺去做和尚。宋、元以來的漢僧寺院，仍然具有叢林制度的嚴格清規。儼然一個政治體制的組織。對於長上和各個職司，既要堅守戒律，又要集體勞務，所謂「敬」和「肅」的遵守，是它基本的精神所在。他做和尚的日了不算太久，對於佛教的慈悲和忍讓的內養修持功夫，雖然也有所瞭解，但畢競並未深入。況且皇覺寺的和尚，也避不開時艱年荒、流離失所的遭遇，他只好被迫出去化緣，仍然也混不到飯吃。因此才去投軍，參加平民起義的行列。

　　如果從心理學立場的觀點來分析，以朱元璋從小到長大的遭遇情況來說，假如事業有所成就，這種人就會變成三種個性的典型：

　　一是對社會人群，始終充滿仇恨和不信任的個性，變成刻薄寡恩的作風。

　　二是對社會人群，反而具有同感痛苦的同情心，處處推己及人，願意反饋社會，盡量做好事，成為一個大善人。

　　三是變成雙重人格，既充滿仇恨與刻薄，又很悲觀而具有同情心。但有時仁慈，有時殘忍，很難自制。

　　我們只要多讀《明史》，仔細研究朱元璋，你就可以瞭解到孟子所說孤臣孽子的心境了。如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可惜他所遭遇的是時勢造英雄，做了皇帝，卻不達觀。如果以他的聰明慧知，做一個中唐時代的和尚，一定會成為一代宗師，稱佛做祖。但他的根本學識習性，仍然沒有脫離少年時代在皇覺寺為僧時的僧院知識。因此在他所創建的明朝政治體制中，有關官職的名稱，有些仍然採用「叢林寺院」僧職的名位，如「都察院」、「都檢」，乃至稱僧職叫「總統」、「統領」等名詞，都是與「禪林寺院」職司的名號相同。

　　可是在他稱「吳王」開始，到登位稱帝以後，的確勤奮讀書，努力學習。但很可惜，沒有得到良師益友的輔導。如宋濂、劉基，他都是以臣工視之，並非尊為師友。如史載他對兩人的評語說：「宋濂文人，劉基峻隘。」所以對於他們，始終是有距離，用而不親，影響不大。在他心理上最大的缺點，就是始終有揮之不去的自卑感。古今中外的人性心理，凡是過分傲慢的人，都是由心理上有一種自卑感在作祟。他自小由環境所造成嚴肅忮刻的生活習慣，很難兼容並蓄，更談不到有「格物致知」的容人容物之量。

　　但他在登位稱帝以後，正如唐、宋開國的皇帝一樣，總想找出一個具有顯赫有名的祖宗，作為自己的背景。李唐皇帝，找到老子李耳。有道教教主的「李老君」做背景，是夠神氣的。趙宋也用道教的帝君來陪襯自己。朱元障找誰呢？開始他是想用朱大夫子朱熹的關係。當他還正在疑難不決的時候，剛好碰到一個理發的司務（相當於今天所稱的師傅）也姓朱。他便問他，你是否也是朱熹的後人？誰知那個理髮匠卻答說，我姓朱，是另有祖先的。朱熹和我沒有關係，我為什麼要認他做祖先啊！這句話，使他感覺到很慚愧，因此，就決心不認朱熹做祖先了。這個典故，不是憑空捏造的，是記在明人一部史料筆記中，我一時記不起書名來了，你們查對，一定會發現的。



　　科舉取士的利弊

　　但從明朝開國，創建科舉取士的考試體制，規定用朱熹的《四書章句》為標準，推崇《大學衍義》等傳統，實在出自朱元璋的創製規定，以後一直沿用到由明朝乃至清朝約六百年而不變，並非事出無因。另如以宋儒理學家的嚴峻規範思想，制定對婦女的節操觀念，限制重重，也是由他手裡所開始的。大家不可以把這些過錯，隨便歸到儒家的禮教和孔子、孟子的罪名上去，那是很不公平的。

　　現在為了縮短講課的時間，我們只引用明初朱皇帝有關這一方面的史料，大家看了，就可明白了。

　　元順帶至正二六年，即公元一三六六年，朱元璋正在稱吳王的第三年。即詔求遺書，如史載：

　　上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底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第二年，開始第一次創製文武科取士之法。如云：

　　「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年。

　　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觀歷代宮閫，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卿等纂修《女誡》，及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洪武三年，第二次詔設科取士，定科舉法。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策、律五事試之。

　　洪武十七年，第三次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鄉試，試三場。

　　八月初九日，試四書義三。經義四。四書義，主朱子集注。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義（程傳與夫子本義）。書，主蔡氏（沉）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

　　十二日，試論一。判語五。詔、誥、章、表、內科一

　　十五日，試經史策五。

　　禮部會試。以二月，與鄉試同。其舉人，則國子學生，府州縣學生，暨儒士未仕，官之未入流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主生徒。罷閒官吏，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俱不許入試。

　　同時，另有一件故事，從現代人的觀點來看，一定覺得他很愚蠢，不懂得科學技術，因此而限制了科技的發明和應用，非常可惜。事實上，科技的發展，給人類帶來無比的方便，而且大有好處，那是事實。但科技的發展，給人類帶來精神文明上的墮落和痛苦，那也確是有相等的負面損失，這也是事實。所以在中國歷史上，類似有朱元璋這種想法和作法的事，還不止他一樁而已。這件事，便是史載；「洪武元年冬十月，欽天監（管天文台的台長）進元（元代）所置水晶刻漏（最早發明的自鳴鐘）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鈴聲）鼓。上（朱元璋）覽之，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命碎之。」這樣一來，由元朝時期，從西洋引進的一些最初的科技知識，就很少有人再敢製作和發明了，實在很可惜。假如當時一反過去歷史上壓制「奇技淫巧」的政策，加以提倡獎勵，恐伯中國的科技，就早早領先世界各國了。

　　由朱元璋開始，制定科舉考試取士的程式以後，朱明王朝歷代子孫的職業皇帝們，便嚴守成規，奉為定例。但當時的知識分子，也有人認為把儒學局限在宋儒和程、朱一派的思想見解上，是很不恰當的。所以到了朱棣趕走他侄子建文帝允炆以後，自稱皇帝，改元「永樂」的第二年，便有江西饒州鄱陽儒士朱友季，「詣闕（自到北京皇宮大門外）獻所著書，專毀濂（周敦頤）洛（二程兄弟）關（張載）閩（朱熹）之說。」永樂帝看了，便說：「此儒者之賊也。遣行人押還饒州，會司府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其書。」並在永樂十二年，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開館於東華門外。書成，永樂帝親自寫序。從此便使朱明一代的儒學，偏向專注於性理的探討，推極崇高而不博大了。

　　過了四十年後，在明憲宗朱見深成化二十二年，有禮部右侍郎邱浚進所若《大學衍義補》一書。他認為真西山的《大學衍義》，雖是帝王學的中心思想，但缺乏治國平天下的事跡可供參考。因此，他採集經傳子史有關治國平天下的事跡，分類彙集，加上自己的意見，以備帝王們學習治國平天下的學識。紀宗特別賞識，賜給金幣以外，又進封他做禮部尚書，並命將此書刊行流布。邱浚是瓊州（海南島）人，少年時便有神童之譽，是一個才氣縱橫的人物。如他詠海南島五指山的詩，便有「疑是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中原」之句，大有嶺南學派人物的豪情壯志，目空一切的氣概。



　　陽明學說的興起　　

　　從此以後，到了明武宗朱厚照的時代，已經是公元十六世紀的初葉，在中國文化史或哲學史上產生了一位名人王陽明，他本名王守仁，儒家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他在明代歷史上的事功，是以平定江西寧王「宸濠之亂」而出名。但在文化哲學史上，他是以「知行合一」的學說，影響當時和後世。最為突出的，就是東方的日本，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之間明治維新的成功，便是接受陽明學說的成果。因明治維新的影響，當清末民初，中國一般留學日本的學生，回國以後，重新撿起陽明之學，作為革命救國的張本，提倡研讀王陽明的《傳習錄》，乃至陽明的治兵語錄，和曾國藩的家書等做典範，儼然日本在明治維新前期的作風，用來抗衡由西方輸入的各種文化思想潮流，形成一代的悲劇，為現代歷史增添了太大的不幸。

　　王陽明學說的由來，開始也和南北宋時期一般儒家的理學家們相同，也是為了追求形而上道和入世致用之學相結合，先是由道家和佛家的一般學理入手，而且努力參禪靜坐，曾經發生有遇事先知的功能。但他卻能自知，神通妙用的特異功能還不是道。因此退而反求儒家的經學，別有深入之處。恰好碰著在仕途上和當權的宦官劉瑾結怨，被貶到貴州的龍場驛以後，更有進益。總之，他後來心性學養的成就，如照朱熹所主張的道問學，和陸象山所主張的尊德性來講，他也是以尊德性為本。而且更與朱、陸不同之處，他在尊德性入道的同時，又特別強調以事功的實踐，與即知即行的良知良能相契合。實際上，王陽明的學問造詣，是由禪入儒，引儒入禪相結合，比宋儒朱熹的見地，實在別有勝處。他是極力反對朱熹的四書章句之說，認為朱注的章句，其禍害尤甚於洪水猛獸。因此，與當時宗奉朱熹學說，崇拜程朱學派的人，儼然對立。好在他有平寧王之亂的一段容功，震撼朝野，所以他在當時程朱學派的天下中，還能立足，這也是並非偶然的事。

　　如果我們把明武宗時期和王陽明倡導知行合一儒家理學的時期，和西方歐洲歷史文化作一對照，那也正是公元一五一七到一五六一年之間，德國人馬丁·路德開始從事宗教革命的同一時代。除此之外，也正是西方在這一時期（十六世紀）歷史文化上開始轉運的階段，如文藝復興運動的發生；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倡太陽中心及地動學說；維斯浦奇發現南美洲東岸；哥倫布發現中美洲；麥哲倫遠航周遊世界一周成功；葡萄牙人到了廣東租澳門為通商地，為近世歐洲人到中國的開始；葡萄牙人又到日本的種子島，首先掌握了東洋的貿易權；西班牙人征服了墨西哥；英國女王瑪利登位，禁信耶穌教，接著是女王伊麗莎白即觥，厲行新教；德國開宗教會議，重許信教自由，新舊教之爭結束；法國新舊教開始戰爭。西方的歐洲，在這個時期所發生的這些等等事故，和我們雖然還遠隔重洋，說是沒有關係，卻是很有關係，所以也在此順便提起大家的注意。

　　至於明朝在武宗時期，因有王陽明的學說出現以後，同時也影響了道家和佛家出家的和尚、道士，也有向王陽明參禪學道的出家人。王陽明雖然不像宋儒那樣，左批佛，右批道，但對佛道兩方，多少也有微言。不過，他和宋儒理學家相同，對性命之理，人生的生命之學，仍有存疑。他在晚年又研究道家的外丹，或者為證長生，果因為服食信石（砒霜）中毒而歿。

　　我們對陽明學說的是非暫不評論。總之，在明朝三百年來，特別注重以朱注「四書」為主的儒學，影響所及，到了晚明時期，如對宮廷具有影響力的佛教大師憨山德清，便以儒、佛、道三教一致觀點，著有《中庸克指》，以及《老子道德經解》、《莊子內七篇注》等。稍後，他的再傳弟子蕅益法師，又有《四書蕅益解》等著作。這些種種事實，都是說明由初唐（公元六二七）年起，到明末清初（公元一六四四）年間，有關儒、佛、道三家學說，卻已經歷紛爭了千餘年之久，由各自殊途而歸趨於一致，共同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才得匯流而集成。但也正如道家老子、莊子的觀點，「成者毀也」。由於西方的歐洲，正從物質文明之中逐漸發展，促使唯物哲學思想的光芒，正從地平線西面升起，在十六世紀以後，漸已東來了。



　　總結明朝的政治文化

　　我們現在不必讀歷史而流淚，為古人擔憂。只對朱明三百年來的政治文化，作一簡單的結論：

　　一、明朝的文運，由朱元璋（洪武）和朱棣（永樂）父子、制定以宋儒程朱理學為主導的儒學以後，同時既不尊重相權，又更輕視文臣學者。朱家子孫十五個職業皇帝，除了被太監宮女們玩弄在股掌之間以外，幾乎找不出一個對歷史社會有很好貢獻的君主。其中兩三個稍有特別天才的，如英宗朱祁鎮，如果不做皇帝，專學天文，應該可以成為名家。神宗朱翊鈞，不做皇帝，專業經營，或從山西票號做學徒，以他愛錢如命的個性，一定可以經商致富。熹宗朱由校，不做皇帝，專學建築設計或土木工程，也應該大有成就。但很可惜，他們都不幸而生在帝王家，當了職業皇帝，反而在歷史上留下許多劣跡，真是不幸。

　　二、朱元璋從佛門和尚出身，做了皇帝以後，除了本身太過嚴厲，殺戮太過，留給後代以刻薄寡恩的榜樣以外，其他功過善惡，很難定評。最大的缺憾就是「不學無術」。但「佛門一粒米，大如須彌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還」。所以他的子孫，仍然必要出家為僧償還這個因果。起初是由他的孫子建文帝朱允炆，被永樂所逼而出家。最後仍由崇禎的斷臂公主出家為尼，了卻佛門一代公案。

　　三、明朝三百年來的文運，規守在宋儒理學的範圍以內，使傳統的諸子百家之學，更無發揮的餘地。在《明史》上的儒學文臣，如于謙、海瑞、王陽明、張居正等少數特殊之士以外，其餘大多不得展其所長。因此，在代表一個時代的文學方面，也沒有格外的特點。如唐詩、宋詞、元曲之外，唯一可以代表明代的文藝，就是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封神傍》、《金瓶梅》等等，便是明代的作品。這些著作，也代表了明朝一般知識分子的心聲，生在一個無可奈何時代的反感和悲鳴。所以在神宗嘉靖時期。就早有李蟄（李卓吾）一類憤世嫉俗的學者出現。李卓吾明說當時的道學先生們為「鄙儒、俗儒、腐儒」，又說他們是「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人。但他不只反對道學，自稱「不信道，不信仙釋」，甚至討厭見任何人，既討厭和尚，更討厭道學先生，貶斥六經，認為不能專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因此而「得罪名教，遭劾繫獄，自刎而死」。古人所謂的「名教」—詞，就是指以儒家孔孟之教的意識形態。單是一個「名」字，有時便代表論理的邏輯觀念。「遭劾」就是被當時在朝廷的儒臣們所彈劾，認為他犯了意識形態上的大反動，所以就入獄坐牢了。事實上，他最初是從王陽明的學說中脫穎而出，因對時代社會的不滿，太過偏激，形成狂態。另如神宗萬歷時期的袁宏道（中郎）、袁宗道、袁中道三兄弟，都有才名，當時人稱「三袁」。尤其以袁中郎的聲名更盛，但他也是對時代不滿，早年就辭官不做，專以詩文名世，不與世俗相爭了。

　　明代的文運，諸如此類，所以到了萬曆後期，就形成以太監頭子魏忠賢為首，指顧憲成、高攀龍等兩百多名學者為東林黨，興起黨獄，隨便定罪殺戮儒臣學者。一直到了李闖的民兵入京，崇禎朱由檢自殺，滿清入關，才結束了從皇覺寺開始，到東林書院而變為東林黨的黨爭的歷史，使朱明與太監共天下的三百年王朝了結完案。因此而刺激了明末清初的大儒遺老，如顧亭林、李二曲、傅青主、王船山等，揚棄理學專講性理的義理的弊病，轉而重視實用和考據之學，才使中國文化，從清朝開始，歸於義理（哲學）、考據、詞章三大類的學問。對於獵取功名科第的科舉八股文章，都是餘事而已。

六十、外示儒學內用佛老的清朝

　　接著明代已盡的氣數，滿清愛新覺羅的入關，便是中國近代史到現代史的關鍵所在。當滿清入關稱帝以後，在過去兩百多年的時間，始終存在滿、漢民族意識情緒的鬥爭。但從滿族的立場來說，因為明末時期，明朝的政權，已經物腐而後蟲生，自己不能收拾，所以才請我們入關來澄情宇內。大家都是炎黃子孫，天下本是天下人的天下，有德者居之，這有什麼不對。雍正《大義覺迷錄》的立論，就是由這個觀點出發。

　　事實上，從中華民族發展史來講，暫且不說魏晉南北朗的階段，但從唐末五代到南北宋和遼、金、元這個時期，大約三百年之久，表面上，是政權上稱王稱帝和民族性的爭奪。但在華夏文化的立場來講，無論遼、金、宋、元、明、清，實際上，仍然部在儒、佛、道混合的文化基礎上發展演變。只在空間區域上有南北之分，在時間的軌道上，有朝代之別，從中華民族整體的統一文化來講，始終都是—致的。尤其滿族與遼、金在氏族的血統系統上，關係更為密切，這又是歷史上的一個專題，暫且不論。

　　滿族在明神宗萬曆十六年，公元一五八八年，從努爾哈赤統一建州衛（吉林省），首先修建第一座佛寺及玉皇觀等寺廟。正值萬曆二十七牛，公元一五九九年開始，仿造蒙古文字的方法，創造滿文，但那也只是從言語讀音的區別上，創立了文字的符號系統。而在人文生活的文化上，包括政治體制，仍然都是學習華夏文化的傳統，並無另有滿洲的文明。萬曆四十四年，公元一六一六年，清太祖努爾哈赤稱「汗」，建元天命，自稱國號為「後金」，這很明顯的便自認為是金人的後裔。

　　再列明熹宗七年，公元一六一七年，努爾哈赤卒，皇太極（清太宗）即位，改元天聰以後，政治體制，也更加漢化。尤其在天聰三年，即設立「文館」，並將以往由征明所俘虜的儒生三百人，分別考試優劣，逐漸錄用。天聰四年，議定官制，設立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統學明朝體制，並今滿族子弟，皆須讀書。當時初建的文館，後來再加改制，到了入關以後，在順治、康熙王朝，便正式擴充成為「內閣」了。所以入關之初的儒臣，如範文程、顧八代（文起）等人，都是鑲黃旗的明儒漢人後代。

　　皇太極在天聰五年開始，為什麼要命令旗人子弟，皆須讀書呢？如史料所載：

　　上（皇太極）諭諸貝勒曰：我國諸貝勒大臣之子，令其讀書，間有溺愛不從者，不過謂雖不讀書，亦未嘗誤事。不知昔我兵之棄灤州（河北地區）四城，皆由永平（河北盧龍）駐守貝勒，未嘗學問，不通義理之故。今我兵圍（明朝）大淩河（遼寧），越四月，人相食、竟以死守。雖援兵已敗，淩河已降，而錦州、松杏（皆在遼寧）猶未下，豈非讀書明理，為（明）朝廷盡忠之故乎？凡子弟十五歲以下，八歲以上，皆今讀書。

　　這就是皇太極在當時已經體會到讀書明理，與忠貞愛國的情操，確實具有重要關係，所以他要旗人子弟讀書。後來再發展到要求武將也必須讀書。但在當時所讀的書，基本上，就是孔孟之道的「四書」最為重要。

　　從開建文館，錄用明朝遺留在東北各地的儒生，歸入旗下以後，不到兩三年，他們果然成為為大清出謀畫策、文韜武略的中堅分子。如寧完我的首先上疏言事，建議厚待漢人。接著便有貝勒岳托提出優待漢人賜婚等等的辦法。然後，就有朱延慶、張文衡等先後上書，請即征明的建議，他們當然都是出身文館的明儒後裔儒生。但皇太極的頭腦並不簡單，不失為具有雄才大略的領導人，他對征明會議的講話，就大有可觀之處。如說：

　　進言者，皆欲朕速出師，以成大業。朕豈不願出此！但今察哈爾新歸附，降眾未及撫綏，城郭未及修治，何可輕於出師！朕於舊人新人，皆不惜財帛以養之（如明之降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欲使人心傾服耳。若人心未和，雖興師動眾，焉能必勝。膚反覆思維，我國既定，大兵一舉，彼明主若棄北京而走，追之乎？抑不追而攻京城乎？抑圍而守之乎？若欲請和，宜許之乎？抑拒之乎？若北京被困，逼迫求和，更當何以處之？倘蒙天祐，克取北京，其人應作如何安輯？我國貝勒及諸姑格格等，皆以貪得為心，宜作何禁止？爾高鴻中（時為刑部承政）、鮑承先（時為文信榜式）、寧完我、範文程（瀋陽漢族旗人）等，其酌議以聞。

　　同時，又諭文館諸臣擇史有關緊要者，據實匯譯成書，用備學習。如說：

　　朕觀漢文史書，殊多飾詞，雖全覽無益也。今宜於遼、宋、元、金四史，擇其緊要者：如勤於求治而國祚昌，或所行悖道而統緒墜，與其用兵行師之方略，及佐理之忠良，亂國之奸佞，匯譯成書，用各觀覽。又見漢人稱其君者，無論有道無道，概曰天子，安知其即為天之子耶？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能居之。亦惟有德者乃可稱天子。今朕蒙天祐，為國之主，豈敢遽以為天之子，為天所親乎？

　　接著就以歸降漢官，為各部承政，並遣大學士範文程祭先師孔子。



　　清取天下幾異數

　　事實上，他在這個階段，曾經有兩三次致書明朝請和，而明廷都沒有理會，當然更沒有正式回應。因此，便在計策萬全以後，才一步一步派滿蒙部隊侵近山海關。但仍然不敢有公然征明的大舉。直到皇太極逝世，由第九個兒子，年方六歲的福臨即位，多爾袞攝政。李闖民兵攻入北京，朱明末代皇帝祟禎自殺，吊死煤山，才有吳三桂向滿清乞師，使清廷正當孤兒寡婦當政的危機中，趁勢乘時而駕。由吳三桂為前驅，名正言順地入關進京，登上皇帝的寶座，成為大清朝入主中國的第一代皇帝，年號順治。這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來說，取得天下有如此的容易僥倖，真可算是最稀奇特別的一代，如照古文精簡的說法，便叫做「異數」。也就是說，有特別的好運氣，不是人力所能勉強做到的。

　　滿清入關，福臨在北京登位稱帝，改年號為順治元年開始，已經是十七世紀的中葉，即公元一六四四年。這個時期，除了帝都北京以外，中國的各省州縣，並未完全被大清朝所統一。除李闖、張獻忠等遣散的民兵勢力還未平定以外，在南方還有「南明」等臨時政權存在。而且各地的抗清武力，皆未削平。所以當順治在位十八年的時間裡，全國還在兵荒馬亂的戰爭狀態，清室的皇權，也還處在安危未定的局勢。

　　如從軍事武力來講，入關前後的滿清八旗子弟，全數亦不過三萬多人。加上在皇太極時代，收編內外喀喇沁蒙古的丁壯一萬六千九百十三人，另行分編為十一旗（屬於蒙古族的），總數加起來，還不到五萬人。至於當時蒙古的人口，大約在四十多萬內外，但並未

　　完全歸服滿清，何況扣除老弱婦孺，能徵調動員的兵力也非常有限。何以他們能以十來萬人的武力（這是比較寬鬆的估算）入關，統治當時三四億人的中國呢？我們如果要瞭解這個問題，首先就要明白在人類世界的戰爭史上，最先能夠運用「代理戰爭」的戰略，可以說便是滿清。他們在東北初起，由皇太極時代開始，略地攻城，奪取明朝在東北的要塞階段，已經運用收編了蒙古的旗兵參戰。入關以後，南征北討，也都是以蒙古旗兵參合互用，而從一般漢人來說，無論是滿旗、蒙旗，統稱之為滿清的旗人或旗兵。而且後來平定南方，統一全國，又是運用漢人漢兵作為代理戰爭的先驅。如用洪承疇及吳三桂、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藩鎮四王，便是最明顯的成例。

　　所以當鄭成功在台灣，率水師十七萬北上，入長江，克鎮江，圍南京的戰役，防守北方的旗兵，還不足萬人，而民大多是老弱殘兵。順治和皇太后，表面鎮定，內心已準備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就出關迴避。結果鄭軍因氣象變化，天時不利。加上鄭成功方面沒有準確的偵查情報，而且反攻鄭軍部隊的，也正是漢兵。因此，鄭軍只好迅速退走，反成敗局，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

　　但在北京順治一代的十八年間，除了還須隨時警惕在中國各地用兵的統一戰爭，更大的主要內憂，還在愛新覺羅內廷的齊家問題。所以研究清史上的第一疑案，就是生母皇太后是否下嫁多爾袞，以及順治的早年逝世是否別有原因，甚至民間相傳，都相信順治因受刺激而到五台山出家當和尚去了，這些事故，並不是空穴來風的謠傳而已。正如清代紹興師爺辦案的老調一樣，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而已。

　　但順治成長以後，嗜好禪宗佛法，確是事實，他曾經召請當時深負時名的禪師如：憨璞性聰、玉琳通秀、木陳道忞等大和尚進宮參學，而且自號為「癡道人」，或稱「弟子福臨」，情如世俗子弟。至於順治出家的詩篇，兩百多年來流傳在中國佛教的寺廟中，也並末遭到文字獄的取締，而且還可任意張貼流通，豈非怪事。如果照那些淺近暢曉的詞句來看，正如皇太極等初學漢文的筆法，如云：「天下叢林飯似山，缽盂到處任君餐。」「朕（我）本西方一衲子，如何落在帝王家？」「只因當初一念差，黃袍換卻紫袈裟。」「未生之前誰是我，既生之後我是誰？」這和他的孫子雍正登位以前所輯錄的《悅心集》等文句，幾乎都是很可愛的白話韻語。

　　總之，依史論史，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統治中國，除了滿漢民族性爭議的缺失以外，從版圖的一統、政治的清明，乃至文治武功的成就，不但無愧漢唐，甚至可說是超過漢唐。如歷代王朝的女禍、外戚、太監、藩鎮等弊害，幾乎絕無僅有。但這些比較良好根基的建立，完全是從康熙時代所奠定。唯一可惜的，如果在入關之初，捨棄滿族初期偏仄的習性，不改中國傳統的明代衣冠，不下令全國剃髮編辮子，那在統一江山的工作上，必然會事半功倍、順利得多了。我們研究歷史文化，須要特別注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衣冠文物」四個字，它所代表生活文化的重要性。例如滿清入關之初，並末遭遇太大的反抗。但自下令剃髮，改易服制以來，就使當時的全民引起反感，抗拒投降的意識就突然增強了。這種有關生活文化習性的群眾心理問題，看來只是一件小事，但恰恰是為政治國的大關鍵所在，可惜一般人見不及此，英明如康熙、雍正兩代，縱使心裡明由，但也不敢違背祖制，所以就增加歷史政治上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了。

　　以我本身親眼看到的—個事實，告訴大家值得參考的一個笑料。當我還在幼小的童年，清朝已被推翻，民國已經建國十多年了。可是在我家鄉的親戚故舊中，還有前清遺老，有秀才、舉人功名的兩三人，始終不肯剪掉辮子。後來被現實環境所影響剪掉了，卻馬上換穿道士衣冠，表示仍然不願投降民國，以此自居為前清的遺老。我的父親對我說，他老人家卻忘了道士衣冠，正是明朝士紳的便服啊！既然要做前清遺老，為什麼還要穿明代的衣冠呢！可見衣冠文物，對於民情心理來講，在無形中，就具有不可思議的精神作用啊！



　　勤於治學的康熙

　　康熙只有十三歲，就由他的祖母扶持即位，但清廷的局勢，還在內憂外患，岌岌可危之中。從他逐漸成長以後，內去權臣鰲拜，外平台灣及三藩之亂，安撫蒙藏，綏靖全國，先後做了六十一年的創業皇帝，實在真不容易。而且他對學識修養，也特別勤學，如對天文、數學等外來學識，也特別注意。對於中國傳統的儒家和理學，也很用心，尤其對宋儒程朱的《大學》《中庸》所說的修養，也很有心得。如果從帝王的統治學術來講，他是真的高明。現在只從文治的角度約略來講，例如：

　　康熙九年，以宋儒後裔襲五經博士職。並且擴充順治時代的鄉約，令各地方官責成鄉約人等，每月朔望，聚集公所宣講。自頒訓諭十六條，作為全國人民生活教育的指標；一、敦孝悅以重人倫。二、篤宗族以昭雍穆。三、和鄉黨以息爭訟。四、重農桑以足衣食。五、尚節儉以惜財用。六、隆學校以端士習。七、黜異端以崇正學。八、講法律以儆愚頑。九、明禮義以厚風俗。十、務本業以定民志。一一、訓子弟以禁非為。一二、息誣告以全良善。一三、誡窩逃以免株連。一四、完錢糧以省催科。一五、聯保甲以弭盜賊。一六、解仇忿以重身命。

　　十七年，詔修《明史》。

　　十八年，開博學鴻儒科，網羅前明遺老及全國所有不肯投降的讀書知識分子。

　　二十三年冬，南巡，到南京遏明太祖（朱元璋）陵，並親自拜奠。

　　二十四年，授宋儒周敦頤後裔五經博土職。並命勒德洪、王熙等修《政治典訓》。又頒四書、易、尚書講義於白鹿洞書院。

　　二十五年，詔增孔林地十一頃有奇，並免其稅糧。詔訪求遺書。記令武職官員應閱覽書籍，講明大義。

　　二十六年，授宋儒張載後裔五經博士職。

　　二十八年，由杭州南巡迴鑾，經南京，再祭明太祖（朱元璋）陵。

　　三十一年，諭大學士等云：前者，進呈明史諸卷，命熊賜履校讎，賜履寫簽呈奏，於洪武、宣德本紀，訾議甚多。朕思洪武系明開基之祖，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賢辟。朕自反厥躬，於古聖君，亦不能逮，何敢輕議前代令主。若表揚洪宣，朕尚可指示詞臣，撰文稱美。倘深求刻論，朕不惟本無此德，本無此才，亦非意所忍為也。至開創諸臣，若撰文臣事實優於武臣，則議論失平，難為信史，爾等當知之。

　　五十一年，升宋儒朱熹配享孔廟，位於大成殿十哲之次。

　　五十四年，以宋儒范仲淹從祀孔廟。

　　康熙這些舉動，都是尊重傳統文化，針對以儒學為政治思想中心的作用。事實上，康熙非常瞭解真儒實學，必須內（聖）養與外（王）用的實踐事功相配合，正如孔子所謂：「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曾經問過文華殿大學士張玉書說；「理學之名，始於宋否？」張玉書對說：「道理自在人心，宋儒講辯加詳耳！」康熙就說：「日用常行，無非此理。自有理學名目，彼此辯論，而言行不符者甚多。若不居講學名，而行事允合，此即真理學也。」由此可知，他對於孔孟之道和宋儒理學的明辨，早已瞭然於心，他只是為了化民成俗，順應民情而已。



　　中國之患重在邊防

　　講到這裡，我們必須提起大家的瞭解，中國幾千年來的禍患，都是由邊疆問題所引起。從秦漢以來的邊禍，如南北朝、五代、遼、金、元等時代，禍患常起於西北、東北及北疆，到了明清時代，幾經戰伐的混一，已連線為由西藏高原到新疆、蒙古而直達黑龍江畔到沿邊入海，至於朝鮮。自清朝中葉以後，海運開放，新來的邊患，使由西南到東北幅員萬里的海疆。但如本世紀三十年代初日車的侵華戰禍，他們仍然是利用滿蒙做起點。過去如此，將來未必不然。所以有志謀國的人，不能不先須留意中國的邊疆政治問題。中國古人的成語所說「天塌西北，地陷東南」，實在很值得深思也！

　　我們在前面大約講到清初康熙對統一大清江山的內政，和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關係。但在滿蒙之間，還是各懷二心，並非一致。而且蒙藏又是宗教一家，情有別鐘，應付起來，並不容易。可是出努爾哈赤到皇太極，早已心中有數，知道安服蒙藏的最高戰略，就是佛教，而且是佛教裡突出的喇嘛密教。在過去的歷史上，如南北朝的北魏等、以及南北宋時期的遼、金、元等，雖然都是歸向於儒、佛、道三家的文化基礎上，但北方的各個民族，注重佛、道的情緒尤過於儒家。這是歷史的慣例，也是由西北到東北各民族的習性。問題研究起來，並不簡單。有關密宗喇嘛教的發展來源，又屬於專門的問題，在這裡也姑且不說。

　　康熙對於這個問題，當然非常清楚。他在平定南方，統一中國以後，就回轉來要確實整理蒙藏了。所以他在康熙三十五年，便親征噶爾丹，先要示之以武。以後使用尊重喇嘛教來做為長治久安的政策。因此，他在多倫召集蒙古各族王公會盟，便對明朝永樂時期，宗喀巴所創黃教一繫在蒙古的章嘉二世阿旺洛桑卻丹，封為國師之尊。使章嘉和在前藏的達賴，在後藏的班禪等，為安服邊疆，協調蒙藏各族等的矛盾工作。這樣一來，就可省卻軍政的勞役和經費。至於在蒙古第一世的章嘉胡圖克圖，名章嘉扎巴俄巴，是青海紅崖子溝張家村人，原稱他是「張家活佛」。當康熙親征噶爾丹時，認為張家活佛名號不雅，便從第二代起改名為「章嘉」，從封為「國師」的尊號以後，就經常出入皇宮，奔走塞外，深得康熙的信任。事實上，第二代的章嘉喇嘛，也確是有道的高僧。

　　西藏第五世的達賴喇嘛羅卜藏嘉穆錯，對佛法的修持和世法的見解，都較有特別的造詣，章嘉二世早年也曾從他求學。五世達賴在皇太極的時期，已經派人到盛京（遼寧瀋陽）獻書進貢。到了順治九年，五世達賴便親自到北京朝見。順治待以上賓之禮，住在宮內的太和殿，又特別建一所西黃寺給他住持，封為「西天自在大善佛」。到了康熙三十四年，達賴左右的權臣第巴，曾秘密和噶爾丹等勾結，假借達賴名義，遣使向清廷奏請撤回西藏、青海等處所置戍兵。康熙心知內情，嚴斥第巴，不准所請。跟著便有御駕親征噶爾丹之役。第五世達賴身故以後，第巴把持前藏，造成轉世的第六代達賴有真假雙包案，也就是西藏歷代流傳第六代達賴文學名著情歌故事的一代。鬧到康熙四十九年，再經議政大臣等會議，認為拉藏及班禪呼圖克圖與西藏諸寺喇嘛等，合同管理西藏事務一案。「今經侍郎赫壽奏請，波克塔胡必爾汗，前因年幼，奉旨俟數年後授封。今既熟諳經典，為青海諸眾所重，應如所請，給以冊印，封為第六世達賴喇嘛。」從此以後歷代的達賴喇嘛，幾乎都有事故。直到乾隆五十七年發給金瓶抽籤，才定下了以人定勝天的解決辦法。至於這個乾隆時代所頒發的金瓶，到現在還照舊應用。據《註釋清鑒輯覽》所載史料如下（括弧內為原書之註釋，並供參考）：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定呼畢爾罕嗣續掣簽例：

　　廓爾喀既平，帝欲乘用兵餘威以革藏中積弊，故留兵戍藏，使駐藏大臣之權與達賴、班禪相埒，以控制之。先是宗喀巴倡黃教，禁娶妻，倡言教王乃世世轉生，不必以肉身世襲。其大弟子有二：一曰達賴喇嘛、一曰班禪喇嘛，並居拉薩（前藏之都會），嗣宗喀巴法，為黃教徒宗主。宗喀巴圓寂之時，遺囑達賴、班禪，世世「呼畢納罕」轉生，演大乘教，以濟度眾生。「呼畢納罕」者，華言化身也。（初，番高僧八思巴為帝師大寶法王，領藏地，後嗣世襲其號，西藏始為釋教宗主，其所奉皆紅教。迨及後嗣，漸流侈惰，綱紀廢弛，盡失佛教本旨。時宗喀巴學經於札什倫布之薩迦廟，既深觀時數，當改立教，乃入大雪山，修苦行。道既成，為番眾所敬信，因別立一宗，排幻術，禁娶妻，自服黃衣黃冠以示別，謂之黃教，而名舊教喇嘛曰紅教）。

　　達賴一世曰敦根珠巴，故吐蕃王室之裔，世為藏王，自是黃教徒之勢益張。傳至第五世曰羅卜藏嘉穆錯，及卒，有第巴專國事（達賴、班禪，惟總理宗教之事，不屑問世事，故二世根敦堅錯者，姑置第巴等官以攝理政事），唆準噶爾使入寇，藏中大亂。後第巴為拉藏汗所誅，而藏中所立之第六世達賴喇嘛，諸蒙古不復敬信，而別奉裡塘之噶爾藏嘉穆錯為真達賴，與藏中所立，互相是非。蓋宗喀巴有一花五葉之讖，故自六世以後，登座者無復真觀密諦，只憑垂仲神指示。垂仲者，猶內地巫師也（達賴喇嘛之化身第一世、第二世出於後藏；第三世出於前藏；第四世出於蒙古；第五世出於前藏，皆非限於一族一地而出者。至是，積久弊生，兄弟子侄，往往繼登法座，等於世襲，而達賴、班禪親族，或相率夤緣據要津，罔權利焉）。

　　帝久悉其弊，欲革之而未有會也。至是特創掣簽法，頒金奔巴瓶一，供於西藏大招寺，遇有「呼畢納罕」出世，互報差異者，納簽瓶中，誦經降神。大臣會同達賴、班禪於宗喀巴前掣之（法先使垂仲四人，演其降神之法，一旦達賴示寂時，則垂仲即將「吁畢爾罕」之姓名、生長、月、日，各書一簽，藏於金瓶內。喇嘛誦經七日後，招集各「胡圖克圖」於佛前，駐藏大臣臨席而後掣簽，若四人所指之「呼畢勒罕」同為一人時，則置空簽一枝於瓶內，若掣出空簽，則以為無佛佑，更別為掣簽雲）。而各札薩克所奉「胡圖胡克」其「畢呼勒罕」將出世，亦報名理藩院與住京之章嘉「胡圖克圖」掣之，瓶供雍和宮。

　　蒙藏兩地，從元明以來，都是堅信藏傳的喇嘛教為無上密法。對於內地的佛教各宗，除禪宗以外，都輕視排斥，康熙既能善於處置蒙藏兩地胡圖克圖（意為無上大師，俗稱活佛），各有差別待遇的辦法。以他的日常作風來說，決不肯強不知以為知，他當然對佛學也須要進一步深入的瞭解，平常只是絕口不談而已。他最喜歡親自題賜各佛寺的匾額，尤其在他的一生中，曾經三上五台山，實為以往帝王少見的舉動。第一次在康熙二十二年，也正是他三十五歲的年代，平定台灣及三藩之亂以後，就上五台山，住了一個月左右。因此後世的人們，就拿他做文章，說他是去親見出家的父親順治皇帝。第二次，康熙二十七年正月，是平噶爾丹以後的第二年，又上五台山。第三次，在康熙四十一年，春正月，再去五台山住了十多天。

　　五台山是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佛教徒們，依據佛經的敘說，認為五台山是大智文殊師利菩薩的道場，四川峨嵋山是大行普賢菩薩的道場，浙江普陀山是大悲觀世音菩薩的道場，安徽九華山是大願地藏菩薩的道場。文珠師利又是蒙藏兩地喇嘛密教最為尊祟的宗祖。五台山上的佛寺，過去以密宗的喇嘛廟為主，只有少數如內地的禪寺。康熙的鍾情五台，與其說他是去見出家了的父皇，毋寧說他是藉機澄心靜慮，親自體認「內聖外王」之道。治內地，須用儒家；治滿、蒙、藏地，須用佛教吧！不過，這是說明康熙時代的外示儒學，內用佛老作用的要點而已。



六一、從雍正說到乾隆

　　由於康熙自十三歲即位，長期處於內憂外患的情況中，他從實踐中所得的經驗，影響了他的第四個兒子雍正，自小就重視學問，尤其醉心於禪宗的佛法，這是順理成章的因緣成就。不然，雍正早年，還身為王子的時候，居然潛心佛典，後來被封為親王以後，更加認真，公然在王府中領導少數臣工，自稱學佛參禪。甚至還雜有出家和尚們的參預，豈非怪事。「知子莫若父」，如以康熙的英明，對兒子們這些作為，絕對不會毫不知情而忽略過去。事實上，他對雍正的參禪學佛，根本就不置可否，也從來沒有告誡過。這不能不說他是有有意培養，至少也是並不反對。

　　可是一般寫清初歷史小說的人，大多都把雍正的參禪學佛，寫作為奪嫡爭權的手段，認為是以退為進的權術。其實，在康熙的時代，根本就沒有把儲位的密旨，先行寫好，放在「正大光明」匾額後的辦法。這個辦法是雍正本人所開創的。因為他有鑒於歷史上對儲位之爭的故事，如唐太宗李世民，也為了立太子的事，氣得發昏。現在又親自看到本身父兄之間立儲和廢太子的事，又加眾多兄弟之間明爭暗鬥的慘痛內情，所以他在登位第一年的八月間，就命總理王公大臣等，將密封建儲事的錦匣，收藏於乾清官「正大光明」匾額後，並且明說是「以備不虞」。所謂「不虞」，就是意想不到的事。因為人的生命無常，況且身居高位，無常之變更多，萬一本身不保，後繼無人便難辦了。而且如果自己所定的人選，因環境影響而變質變壞了，要想更換另一個人，也會引起很大的不安。「凡事以豫立而不勞」，他不如採用這種公開秘密的辦法，早做準備為妙。然而從清末以後，一般人便顛倒清史的前後關係，說雍正用手段改掉了藏在匾額後的遺詔，搶得皇位，未免有欠公允。



　　晝夜勤勞「辦事定」

　　但我們現在要講的問題，是無關這些歷史疑案的爭議，只是說繼康熙以後的雍正王朝，更為明顯的是外示儒學、內用佛老文化政治的內涵。但要詳細說明這個理由和事實，又是一個很煩復的專題。我們只要提起大家的注意，現在還保存在故宮的檔案中，仔細查一查雍正在位十三年來所批過的奏折，就會承認他是歷代帝王中最為認真勤政，而且生活比較儉樸，嗜欲比較淡泊的一位皇帝。如果他無誠心辦事的真情，沒有過人的精力，的確是經不起這樣晝夜勤勞文牘的工作，但他在做皇帝時所批大量公文的同時，卻對禪宗佛學方面的編著，比起他所批奏折公文的份量還要多得多。批奏折、編著書，都要動腦筋，用手來寫的。那個時候，沒有打字機，更沒有電腦，他身為帝王之尊，不要說日理萬機，就是十多年來關門閉戶，專心寫作的人，也未必能有如此精闢豐富的成績。不過。對於雍正深入禪佛的學養方面，我相信將來必有專家去研究，我們姑且點到為止，不必多加討論。但要補充一點，雍正平生書法，也極力學習他父皇的字體，只是筆力勁勢稍有不同而已。所以只要在故宮保存康熙晚年所批的奏本中，找出已經有雍正為康熙代筆批閱處置的資料，便會瞭解康熙早已有心培養他可能繼承帝位的幹練才能。如果這樣，就可明自康熙在臨危時，何以匆促召來雍正，咐囑他來登位的史實了。

　　清初康熙一代的施政重點，在於平定內亂，統一全國。而且最注重的是治理黃河與運河的災患，費了很大的精神和力氣。對於全國知識分子「反清復明」的意識，存在滿漢之爭的緊張情緒，只能用懷柔綏撫的政策，舉行「博學鴻詞科」，以時間來爭取和緩。

　　但到雍正登位之前，他處身皇子之位，已有四十五年的經驗和閱歷，關於諸多兄弟之間的事故，以及八旗子弟與滿漢之間的情形，他是深知利弊。尤其對滿族旗人的貪婪和腐敗情形，正如他祖先皇太極當年所說的「諸姑格格等，皆以貪得為心」，必須做出處置。因此，他即位以後，立即雷厲風行，毫不留情地先從宗室動手整頓。接著，就是清理八旗子弟的遊惰和貪瀆。所以他首先得罪樹敵的不是漢人，卻是他自己的宗室和滿族旗人。因此，他的宗室族人勾結漢族臣民，造謠中傷不遺餘力，甚至盡量宣傳他是如何使用奸詐，取得權位的不正不順。

　　其次，在康熙的晚年，朝廷（皇室中央）收入的財賦及庫存銀兩，已漸見支絀，並且與各省地方之間的財賦庫存，已有矛盾。康熙四十八年，已經有詔諭戶部及各省，要「從長商榷」。其中有關宗室重臣及各省大吏的貪污侵佔情形，以及權臣如年羹堯、外戚如隆科多的別有異心，雍正在藩邸的時候，早已知道得很清楚。但康熙以寬大為懷，雍正自己又處在諸王大臣及兄弟之間爭權奪利的嫌疑地位，當然不好明顯表態。所以當他登位以後，便著手嚴格處置滿漢權臣，整頓田賦財稅，即使是兄弟宗室，也毫不留情。歷來在政治上整飭綱紀，肅清貪污，幾乎沒有一朝一代不弄得灰頭土臉的。宋朝的包拯雖稱「包青天」，但他也並末辦過整理財經的大案。不然，就是萬里無雲的青天，也會風雲變色。可是雍正卻不顧一切，親自動手做到了，清朝的國庫充足了，貪污犯罪的官吏傾家蕩產了。因此，有關滿漢反對派的怒怨，就一概集中到他「朕」的一身了。但他是學佛參禪的健者，他深切體認到永嘉禪師所說「辦事定」的學養，如「止水澄波，萬象斯鑒」。只要見地真，行履切，即有如莊子所說的「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決心，就毅然地做了。



　　雍正如何「平天下」

　　雍正元年，正月，還未正式視政之時，就頒諭旨十一道，訓飭督撫提鎮以下各官。這就是先聲奪人，告訴大家他要開始整肅了。如照現代觀念來說，他已首先宣佈他施政報告的方向了。我們現在依據史料所載，略選幾則他的主要施政，並酌加簡單說明如下。

　　如有關農業經濟的開發和利民的事，即定「起科之例」：「諭各省凡有可墾之處，聽民相度地宜，自墾自報。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不得阻撓。至升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為例。」（這是集權於一身的帝王專制政治時代，不是如二十世紀民主時代經民意代表的提案，再經會議決定來辦的。雍正他生在深宮之中，長於皇族家庭，可是他卻深察民隱，就是這樣地獨斷獨行，嚴今照辦。尤其他明白指出地方官的慣性勒索，和基層幹部的有意阻撓，是不准許的，這是很值得讚賞的事。）

　　夏四月，復日講起居注官（這也等於是自找麻煩，要大臣隨時記錄他生活和辦事的是非好壞）。然後才「初御乾清宮聽政」。跟著便下令「除山西、陝西教坊樂籍，改業為良民」。（教坊樂籍是當時歷代要唱戲及專為民間婚喪喜事等奏樂的賤民，其至包括做娼妓。這是明朝以來的弊政，把戰俘和罪人親屬歸入這種戶籍。子子孫孫，永遠不得出頭的貧民。可是雍正卻以佛家的慈悲，儒家的仁德，首先下令解放了他們。如照我們現代來說，他早已有了「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意識了。）

　　六月，命京師（北京）八旗兵無恆產者，移駐熱河喀剌河屯樺榆溝墾田。（他這道命令，對那些入關征戰有功滿族八旗的特權子弟，會引起多大的埋怨和憤恨啊！可是他卻嚴厲地做到了。後果呢？當然是眾怨所歸了。）

　　八月，諭諸鹽政約束商人，循禮安分，嚴禁奢靡僭越。（在中國過去歷代的財政經濟上，最重要的財貨，首在鹽和鐵的生產和貿易。經營貿易鹽鐵，是大生意。例如「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的揚州，就是大戶鹽商的集散碼頭。鹽商巨賈，有富至敵國的豪門，有了錢，便在蘇州造園林，奢侈的生活享受勝過王侯。做鹽道的官，比做皇帝還要闊氣。可是雍正非常明白，他是不願這些官商勾結，胡作非為。所以他這一道改革的命令，也是招怨的要素。）至於建儲匣，藏在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後面，就是這個月中的事。

　　九月，除紹興府惰民丐籍。（這又是一道解放貧民，使窮人翻身的仁政。所謂浙江的惰民和丐籍，他們原來都是明初俘虜張士誠部下的殘兵敗將的後人，一部分圈在浙江的紹興，既無恆產，又沒有謀生的技能，便永遠變成游手好閒的窮民。更苦一點，就淪為乞丐。由明朝到清初，還專門把他們編為惰民或乞丐的戶籍來管理，永遠不得翻身。可是雍正卻下命令取消了這種戶籍，使他們做一般良民的自由人，你能說這不是仁政嗎？）跟著十一月，又下令「禁止奸棍私販中國幼樨山口，賣與蒙古關口。官員兵丁，不行查拿者，分別議處。著為例」所謂著為例，就是「作為永久立法」的詞句）。

　　十二月，當時有西洋人，在內地潛傳天主教，因浙閩總督覺羅滿的報奏，恐會有煽惑人心，要求驅逐出境。但雍正不因宗教信仰不同的外國人便加敵視，卻下令各省地方官沿途照看西洋人，好好安插他們到澳門居住，以示寬大。

　　二年四月，命左右兩冀各立「宗學」一所，撿選宗室四人為正教長，十六人為副教長，分別教習「清」「漢」書。

　　六月，又命內務府餘地一千六百餘頃，及入官地二千六百餘頃，設立井田，將八旗無產業人，自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派往耕種。滿洲五十戶，蒙古十戶，漢軍四十戶。三年以後，所種公田之谷，再行徵取（這件事，他在文書中，便有「共力同養」的要求，如從現在人的觀念來講，等於是他首先實行「共產主義」的試驗農場。事實上，可以看出他一步一步對八旗子弟的整肅和管教）。

　　九月，首先命山西丁銀攤入田賦徵收。

　　三年正月，又「遣官於直隸固安縣擇官地二百頃為井田，命八旗無產之人受耕」。

　　三月，允朱軾請求，修浙江杭州等府，江南華亭等縣海塘，捍御潮汐。

　　四年二月，定陝兩延安府十七州縣丁銀概從下則，以二錢為率。

　　四月，命雲南通省丁銀，攤入田畝內徵收。

　　六月，禁賭，准許吏胥在賭場「所獲銀錢，不必入官。即賞給拿獲之人，以示鼓勵」，永為定例。

　　十二月，兩浙鹽商輸銀，照兩淮鹽義倉之例，於杭州府地方，建倉買米積貯，隨時平糶。

　　五年三月，命江西丁銀攤入地畝徵收。

　　四月，除江南徽州、寧國等處伴當世僕名色。諭旨有：「朕以移風易俗為心，凡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鹹與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樂戶，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賤籍，使為良民，所以勵廉恥而廣風化也。近聞江南徽州府則有伴當，寧國府則有世僕，本地呼為細民。幾與樂戶惰民相同。又其其者，如二姓丁戶村莊相等，而此姓乃彼姓伴當世僕，凡彼姓有婚喪之事，此姓即往服役。稍有不合，加以箠楚，及訊其僕役起自何時，則皆茫然無考。非有上下之分，不過相沿惡習耳。」故著該督查明除報。

　　九月，給各省入川逃荒之民，以牛具籽種，令開墾荒地。

　　十月，命建八旗學舍（督促八旗子弟讀書）。減嘉興、湖州兩府額征銀十分之一。其諭旨有云：「查各省中賦稅之最多者，莫如江南之蘇（州）、松（江），浙江之嘉（興）、湖（州），每府多至數十萬兩，地方百姓，未免艱於輸將。其賦稅加重之由，始於明初。以四府之人為張士誠固守，故平定之後，籍（沒收）富氏之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為額稅。有明二百餘年，減復不一……查嘉興額征銀四十七萬二千九百餘兩，湖州額征銀三十九萬九千九百餘兩，俱著簡十分之一，二府共免銀八萬七千二百兩有奇，永著為例。」

　　十二月，命江蘇、安徽丁銀均攤入地畝內徵收。

　　七年三月，命湖廣武（漢）、鄖（陽）等九府州、武昌等十衛所，丁銀攤入地畝內徵收。

　　八年八月，分京師旗莊為八旗，設官分理。「京畿各有莊屯之地方，旗人事務繁多。應以三百里內為一路，分為八路，設官八員，分司辦理。」

　　十一年春正月，命各直省設立書院。

　　四月，詔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及外省督撫，會同學政，薦舉博學鴻詞，一循康熙十七年故事。

　　十二年九月，諭各省生童，不許邀約罷考（嚴禁學生的罷考運動等）。

　　十月，命陝西督撫確查州縣歉收之處，奏請蠲賑。

　　十三年四月，停旌表烈婦之例（這是解放婦女的德政，免受那些死守習俗三貞九烈的虛名所束縛）。接著乾隆元年並即「諭審案不許株連婦女」，也是步其後塵而立法的好事。

　　至於歷來寫歷史或小說，描寫雍正的嚴厲殘忍手段，大多是以雍正三年，有年羹堯的幕僚汪景祺作《西征隨筆》一書；以及雍正四年，名士而兼名宦的禮部侍郎查嗣庭所作的私人日記；和雍正七年，因湖南生員曾靜，而禍及呂留良父子家人這三件文字獄的大案，作為罪不可恕的論斷。這三件大案，都是有關當時滿漢民族之爭的問題，其中的是非曲直，善惡因果，頗為複雜，我們姑且不論。如從雍正素來是飯依佛學的禪者立場來說，他當然知道早在兩千多年前，釋迦牟尼佛已經首先提出泯除民族歧見、國土界別，眾生平等的道理。但結果他仍然無法脫離滿族祖制家法的立場，採用嚴刑峻法的手段來處理，可以想見其內心的矛盾和痛苦。因此他便嘔心瀝血，親自寫作一本《大義覺迷錄》來辯說民族平等的問題。這個書在清朝兩百多年中，雖然並不受人重視，但它卻啟發了民國初年五族共和，以及現在各個大小民族共和的國體，應該也算是先聲之作了。

　　雖然如此，雍正總難逃「為德不周，為仁不達」的遺憾。但再退一步來講，過去古今中外英雄帝王們的統治手法，都會如三國時代劉備說過一句坦白的老實話，那就是「芝蘭當門，不得不鋤」。有罪無罪，同為一例。所以佛、道兩家便教人要知時知量，明哲保身，做為苟全性命，不求聞達，獨善其身的規範。但如不幸處在兼善天下的地位上，那就隨時會有可能碰上棘手的事，瓦礫黃金，同為廢物，即使聖如堯舜，也有殛四凶的記載，孔子也有殺少正卯的故事。雍正雖學佛參禪，當然更不能比於堯舜與孔子，應當受到後世的批評。



　　大禪師整頓佛教

　　但做了清朝十三年守成皇帝的雍正，他受當時讀書人及後世攻擊的真正原因，就是他嚴格整頓佛教禪林的結果。因為從明朝中葉，王陽明理學一系的興起，以禪宗明心見性的宗旨歸入儒學的知見，以孔孟之教的良知良能作為禪宗開悟的極則。因此，陽明之學的流弊，到明末時期，大都猶如狂禪之流，到處都是。當時便有人嘲笑明末儒家「聖人滿街走，賢人多如狗」的情況。那時禪宗的大匠如密雲圓悟禪師，雖然望重禪林，但他的出身，猶如唐代的禪宗六祖慧能大師一樣，並非儒林名士出家。可是從他求學的人，很多是為了逃避明末的黨爭，逃禪入佛的學者名士。他有一個名儒削髮為僧的弟子法藏，自認是從密雲那裡開悟得法的高足。因此，一般有進士、舉人功名的人，就紛紛歸到法藏的門下，從禪宗的習慣，都尊敬簡稱地為「漢月藏」或「三峰藏」禪師。「三峰」、「漢月」就是他掛褡在江蘇的庵名代號。

　　「漢月」的弟子中學者眾多，聲勢日盛，便有談禪的專著，闡揚唐宋以後禪宗的五家宗旨，標榜一個「○」（園相）為指標，或說平常著衣吃飯，即知即行等等，就是「當下即是」佛法的禪。其實，給人有法可得、有道可修的作為，早已離禪離佛愈遠。這樣流傳廣了，密雲大師知道了，大為不然，就著文章來批駁他們。可是「漢月藏」的弟子們不服氣，又著書反駁師祖密雲。如《雍正語錄》所說的《五宗救》、《辟妄》、《辟妄救》等書名，就是這個故事的由來。

　　但自滿清入關以後，「漢月（三峰）」一派的弟子，愈來愈多。其中大部分還是「反清復明」的讀書分子，有的以出家為僧作掩護，有的便以居士身份，住在禪林寺院，做為伺機而動的據點。明末有名的詩僧蒼雪大師，就與「三峰」及「反清復明」分子有密切的往來，而且以詩文交誼、不涉世務做擋箭牌。蒼雪大師遺著《南來堂詩集》，在他唱和的詩中，便有許多明末人物的史料。「漢月藏」一系，後來又專以禪宗五宗的「曹洞宗」相標榜，意在脫離「漢月藏」的傳承來自「臨濟宗」的作用。雍正在王邸的時候，早已開始參禪學佛，和他交往的方外僧人也不少。而且他受章嘉大師的啟迪印可以後，對於禪悟，自認為是已經破了三關的大徹大悟者，所以也公然以居士帝王禪師的身份，收出家和尚們做弟子。因此，他對明末清初佛教的禪宗叢林，和蒙藏密宗的教法．其今的利弊得失，以及龍蛇混雜的情形，都弄得非常清楚。

　　雍正登位以後，便以禪師而兼帝王的立場，大刀闊斧來整頓佛教的禪林，下令盡毀「漢月藏」一派《五宗救》、《辟妄救》等著作，並命「漢月（三峰）」一系的出家僧眾，統統要重新改投「臨濟宗」的門下。在聖旨威嚴管束的同時，他又聲明自已是個明眼宗師，如果有天下老和尚認為他的見地有錯誤的，儘管進京找他面談對錯，他只以出家衲僧的立場相見，絕不以皇帝的權威壓人。總之，要和他講論佛法，他自認為只是一個禪師或居士而已，並非就以人王之尊的面目相見。可是當時如雍正一樣，對於參禪學佛，確實下過一番真參實證功夫的出家人，並不多見，當然便沒有像南北朝和唐代的禪師們，一領布衲，芒鞋拄杖，敢在帝王前面瀟灑自如地侃侃論辯佛法了。因此，他把幾個跟他參禪學佛多年的和尚徒弟，分別派到江、浙及其他省分去做禪寺叢林的住持，並命督撫以下各官照應，做為佛門的護法。如揚州的高旻寺、杭州的淨慈寺、嵩山的少林寺等，都是由他派出和尚徒弟，住持整頓。經費由地方財政的贏餘中劃拔，及募集功德所得，或由皇室支付，統報由雍正自行核定。但從雍正的整飭佛教和禪宗以後，便使中國的禪宗，局限於高旻寺的禪堂之中，只以參一句「念佛是誰」的話頭，定為參禪的風規，直到現在。這倒合了一句古話：「良冶之門多鈍鐵，良醫之門多病人。」

　　但我們需要知道，雍正整頓佛教和禪宗各叢林寺院，從佛法的立場來講，他是確有正知正見，並非歪纏。但同時也使那些皈依佛門，抱著「反清復明」思想的知識分於，臨時冒充參禪學佛的和尚，走投無路，弄假成真了。因此，後來「反清復明」的幫會組織，就

　　都離不開與佛門有關。可惜過去一般對歷史記錄的大儒，偏偏固執成見，認為佛、道兩教，都是孔子所說的「異端」，從來不關心它與中國政治文化有關係的重要，所以並不深究。尤其對於清史，如入關前後的一百多年中的三四代皇皇，如不瞭解禪宗和密宗的淵源，當然所有論斷，就多有外行之談了。中國過去的歷史，尤其在佛教的宗教史上，認為破壞佛教最厲害的，便是「三武一宗」之難（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以及後周世宗）。但並沒有說雍正這樣做，也是佛教史上的災難。事實上「三武一宗」的事，是有關歷史文化恩想的衝突，和佛、道兩教的宗教鬥爭，以及那些昏君的不知正面治理所造成的結果，但也並非是政治上的絕對盲動。至於雍正的整頓佛教禪林，他是以內行對內行，他的本心原在維持佛法的正知正見，當然不能把他做為迫害宗教的事件來論斷。

　　但另有一件與雍正整頓佛教禪林有關的故事，我也追究了幾十年，直到如今，仍然是屬於「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疑案，那就是：中國佛教的出家人，為什麼要在光頭上燒戒疤？開始在哪個朝代？根據佛經大小乘的戒律，以及印度原始的佛教和蒙古、西藏等地區的佛教傳承，出家人剃除鬚髮以外，也都沒有這個規定。我曾經在五十多年前，訪問過幾個前輩的師友，都無法作答案。有一次，在峨嵋山上，和一位老和尚討論過此事。他說，應該從清朝入關以後開始，而且可能起於雍正的時代。

　　如果這樣，那就是在雍正收拾「漢月（三峰）」一系，飭令統統歸到臨濟宗門下以後所開始。他為了同時緩和滿漢之爭的作用，施行仁政，當他在位的十三年中，曾經兩次在夏天盛暑時間，命令清除刑獄，釋放一些罪犯。如誠心願意懺悔改過，准許入佛門出家修行。但又恐一般始終心存「反清復明」思想的人，從中煽動，便咐囑他所派往江南一帶住持大寺的和尚徒弟們，提倡以《法華經》、《藥師經》和《梵網經菩薩戒》的捨身懺罪、燃燈供佛的作用，接受三壇大戒（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的同時，便在一身最寶貴的頭頂上燃燈，以表志誠。這樣一來，即使要在出家以後，再來蓄髮還俗，從事「反清復明」運動，或是怙惡不悛者，都無法逃過檢查身份的法網了。從此以後，除蒙、藏喇嘛以外，就形成內地漢僧的頂上，都有戒疤為記了。除此以外，又有在禪堂中警策參禪入定的香板，也是由雍正當時在王府領導修行，交一把寶劍給一個和尚徒弟說，如果你在七天中不開悟，就以此自裁吧！結果，此僧果然不負所望，所以後來在禪堂中集體參禪時，便變更形式，做成劍形的香板，也是雍正禪師的傑作云云。有關這兩件事，是否如此，我仍然不敢確定，只如野老村言，備做研究參考而已。

　　至於後來寫歷史小說的人，便把雍正描寫成學武少林寺，並與南京大俠甘鳳池、白泰官，乃至了因和尚交往，以及呂四娘報仇等事，說得津津有味，有趣之至。甚至還有把乾隆也寫成曾經學藝南少林寺，和洪熙官有關係，因此火燒少林寺等等，不一而足。雍正是學禪的行者，他在即位以前所編集的《悅心集》中便收有「十載勳名身外影，百年榮辱鏡中花」的警世名言，這些毀譽對他來說，又何足論哉！



　　定鼎守成一奇才

　　至於雍正在位的時期，對於中國文化上歷來所敬重的儒家傳統和先師孔子的尊號，他雖然不像歷代其他帝王一樣，隨時要聽從儒者出身的大臣們的建議，做出特別表示尊儒尊孔的舉動，但他也步康熙的後塵，做過幾件事，算是對儒家文化也有了交代。如雍正元年六月，加封孔子先世五代，俱為王爵（這又是出手不凡，以虛名以博實譽的出奇之舉）。二年八月，定從祀孔廟三十一人，包括有鄭康成、諸葛亮，乃至清初的名儒蔡清、陸隴其等。三年正月，親試應差學政各員文藝。如云：「因從前學政主考，皆就其為人謹慎者派往，並未考試，其中並有不能衡文者。或因中式之後，荒疏年久者故耳。著將應差之翰林，並進士出身之各部院官員查奏。俟朕試以文藝，再行委差。」六年六月，授先賢冉雍後裔世襲五經博士。雍正為什麼忽然心血來潮，在孔門七十二賢中，偏要這樣重視冉雍，實在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唯一可以為他解釋的，可能是他有感而發，覺得有德有學的帝王之才，實在太過難得。孔子曾經稱讚「雍也可使南面」，所以他便有這一道詔命吧！

　　依照前面所講的觀點，總結雍正在位十三年來有關整肅傳統文化的作為，從明儒王陽明開始，融會禪學於儒理的流弊，到明末萬曆祟幀時期的黨爭，以及進入順治、康熙王朝以後，所有逃儒入禪的前明遺老和遺少們，在這位「雍和宮圓明居士允禎（雍正）破塵大禪師」的棒喝之下，幾乎都無立錐之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了。

　　同時又設置僧錄司管理佛教事務，內分善世、闡教、講經、覺義，左右各二人，號為「僧錄八座」。選任出家的僧官，先由禮部考試，再送吏部備案，最後交內務府（皇宮內務主管機構）的掌儀司、禮部的祠祭司會同考核，再報由內務府大醫請旨準可，才移吏部頒發符札委任。這樣一來，掌握僧官的實際權力都在內務府中，等於是由皇帝的親自監管。各省地方僧官的選任權，便交內督撫決定。至於從雍正親自主持參禪，經他自己認可的禪師和尚，有資料可查者，而且經他親自派遣，住持江南等名剎，便有性音、明鼎、超盛，以及拈花寺方丈超善、萬壽寺方丈超鼎、聖因寺方丈明慧，和元日、超源、實徹、悟修等十僧，猶如他出家眾中的十大弟子。當然，也等於是他外派視察民情的耳目。在滿漢的大臣中，如張廷玉、鄂爾泰、福彭、允祿、允禮、天申、圓壽，和他自己的兒子寶親王弘歷（乾隆）等八人，等於是他座下在家眾中的得法弟子，可倚為治國的左右手。其他有關從他隨緣參學的妃子、宮人、太監，當然在他的選佛場中，還不能得到榜上有名的記錄。

　　清朝入關定鼎八十年後，有了一位文學詞章並不亞於任何一位翰林進士；談禪說道，並不遜於禪門宗師的雍正皇帝。他的為政之道，使人不敢欺，亦不可欺。內肅權貴，不避親疏。外立綱常，赫如烈日。用此守成，當然可使內外肅穆，誰敢與之抗衡。一般評論，便只能說雍正猶如漢代的文（漢文帝）景（漢景帝），過於忮刻而己。但他對用人之道，卻真能實踐「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的原則。換言之，他在需要外派整治事功的人才，「寧可用黠而能者，不肯用愚而廉者」。如果學問好、有品德，如張廷玉等人，始終就給以高位，留置內廷。出身功名不高，但的確別有才能，如田文鏡、李衛等人，便委以重任外放。至於科名循序漸進的人，雖詞章華麗，也只能位任文員，安置在翰林館職而已。雍正在十三年中，得以坐鎮京畿，背靠漠北的滿蒙，右握西北，左攬東南；西南有事，只需一個能臣，一旅雄兵，便可唾手而定。他是真實奠定了清朝的江山，付予兒孫好自經理，實在可算是歷代定鼎守成帝王中的一代奇才，為歷代職業皇帝中絕無僅有的一人。如果以「修身、齊家、治國」之道來說，他確是做到了如《詩經》所說：「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了。但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道來說，他卻落於「靜慮而後能得」的窠臼，對於「親民」而「止於至善」的外用（王）的實際，難免自有遺憾之處。明儒兼通佛道的洪自誠說得對：「涉世淺，點染亦淺。歷事深，機械亦深。故君子與其練達，不若樸魯。與其曲謹，不若疏狂。」雍正即位以後的禪病，正陷在過於練達而又曲謹的漩渦中而不自覺。

　　也許大家會問：他究竟是怎樣死的？既然已經開悟，又何以只有五十八歲就死了呢？參禪開悟，並非是求仙道的長生。一個人事無鉅細，都要事必躬親，晝夜勤力，日裡萬機十多年，不累死也會癱瘓的。況且他對佛法心宗意生身的轉身一路工夫，還需求證，並未到家。這是他無法告人、無處可問的關鍵所在。他究竟是怎麼死的，也許將來或可知道謎底吧！



　　十全老人的乾隆

　　清朝從雍正以後，接著就是他許為已破禪宗三關的兒子寶親王弘歷，即晚年自稱為「十全老人」的乾隆即位。事實上，在秦漢以後的歷史上，本身做了六十年的太平天子，活到八十多歲，傳位給兒子嘉慶以後，又以太上皇的身份，仍然還得干政，乾隆的確是絕無僅有的一人。那些相信宿命論的算命先生，算他的八字，是「子午卯酉」四正的命，好像很有道理而不盡然的巧合，卻很有趣。

　　不過，以乾隆一生的際遇來說，他真是得力於父祖的遺蔭。照俗話來說，也可說他靠祖宗有德的結果。從他的祖父康熙立下統一的根基，經過他父親雍正的整肅守成，打好財政、經濟、吏治的穩定基礎後，他在正當青年的時期，稱帝六十年。在他手中，編集了《四庫全書》，對於中國文化做了最大的貢獻。又對明末第三代的遺老遺少們，再舉行一次「博學鴻詞科」，一網收盡遺留有「反清復明」學術思想的漢人讀書分子。從此使清朝的文運，真正做到「銷磨天下英雄氣，八股文章台閣書」的作用。讀書知識分子，考取功名以後，大多數是浮沉宦海以外，便轉向在文學詞章上爭取文藝的勝出。有關儒家「四書」、「五經」的義理之學，只走向如《十三經註疏》和《皇清經解》等巨著的考證路線上去。少有如宋明那樣的理學和禪宗大師人才輩出，論辯縱橫的情景，似卻產生了學識淵博，考證精詳，文詞華麗，蘊藉風流的人士，如紀昀（曉嵐）、王文治（夢樓）、舒位（立人）、袁枚（子才）、趙翼（甌北）、張問陶（船山）等等一群風流瀟灑的才子。在詩文詞章上的成就，或變更成規，或注重性靈，但都不免帶有孤臣孽子的潛藏情感。因此，使清代乾隆前後的文學境界，並不亞於中唐的格調，大有特色，值得欣賞。

　　他自己除了批注歷史，編了一部《御選通鑒輯覽》以外，又作了很多評論歷史的詩。同時把清宮裡所收集的歷代名畫，任意在空白處題詩寫字，蓋上「乾隆御寶」的印，自己以為是很藝術，其實是破壞了藝術作品的壯舉。並且命臣工編輯《御制文集》，誇耀白已為「翰林天子」，有意與那些進士狀元出身的文人爭一時的短長。但從乾隆一代的內政來講，實在確是一個昇平盛世。所以他在那時所作的春聯，便有「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乾坤春浩蕩，文治日光華」，乃至有「文章華國，詩禮傳家」、「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的現實情況。

　　因此，他到了晚年，自稱為「十全老人」，並且在讓位授璽（交印）歸政給兒子顒琰，改年號為嘉慶的時候，又自稱為「千古第一全人」，比起十全老人更要全了。其實，他所謂的十全，是包括了康熙、雍正前兩代的功業在內，是指清朝的武功而言，並非完全屬於文治。因為由於清代「康、雍、乾」三朝的領土擴張，全國版圖，除元朝以外實為中國歷史上版圖最大的一朝。東至鄂霍次克海與日本海，朝鮮與庫頁島在內；南至安南、緬甸、暹羅。西邊的阿富汗、吉爾古斯、浩罕，西南的廓爾喀、哲孟雄、不丹，均臣服中國，北與西伯利亞接界。至於乾隆時代自誇的武功，便是曾經征服準噶爾、大小金川、廓爾喀各兩次、臣服回部、台灣、緬甸、安南各一次。以此自弦，便稱為是十全武功。他不像他的父親雍正，或用「寶月居士」的身份而談禪說佛，可是他卻能通藏文，注意藏傳密宗的修持。他曾經翻譯藏文黃教主要修法的「閻曼德迦」《十三尊大威德修待儀軌》。據說嘉慶即位，正當白蓮教作亂。他在太上皇的寧壽宮皇極殿上，手持念珠，跏趺禪坐，為大清江山保平安而修密法呢！

　　總之由順治算起，自公元一六四四年，到嘉慶末年一七九九年為止，大清朝的江山已經過了百多年的昇平歲月，時代即將進入十九世紀。乾、嘉以後，清朝也由盛而衰，整個中國文化，正開始受到西方文藝復興運動以後工商業科技文明、發明的撞激，不變而變，非變不可了。如果要講中國的近代史或現代史，準確一點，應當從嘉慶時代開端，不是鹹（豐）、同（治）時代才開始啊！但我們應該知道，有關「四書」、「五經」的文化，尤其是朱注《四書》章句，和明清兩代八股考試文章的結合一體，直到光緒末年才告一段落。可是中國人到現在，仍然對讀經與不讀經的爭議，還在喋喋不休。其實，讀「四書」、「五經」是為了知道自己國家民族的文化根本來源，它和國家的興衰成敗，以及國運的強盛富有，不能混為一談。事在人為，不是事在書為啊！傳統文化的詩書並不害人，只怕自作高明的人為害了詩書的精義而已。

　　清朝由嘉慶開始，匆匆百年之間，經道光、咸豐、同治、光緒、乃至宣統，這六七位愛新覺羅後代的職業皇帝，都是卑卑不足言，何足論哉！況且地球世界的人類文化在變。中國和所有東方國土的文明，正如「白日依山盡」，「朝陽西海升」的情況。隨著而來的，中國即處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紊亂和刺激之中。現在我們需要對西方文化自十六世紀文藝復興以後，十七世紀開始，怎樣漸次興起，怎樣逐步東來，影響我們今天的情形，扼要作了瞭解。

六二、鳥瞰西方文化的演變

　　我們從中國文化的立場說到西方文化，一般都會說到清朝道光十九年到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二年）間的歷史事件，即林則徐在廣州虎門銷毀英商的鴉片煙土，中英爆發鴉片戰爭，以及中英簽訂南京條約，並由此刺激了中國人起而注重洋務，開始學習造輪船、造槍炮。到現在為止，大約前後經過一百六十多年來，都在討論中西文化或東西文化的問題。事實上，文化這個名詞，是包含很多方面內涵的統稱，如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法律、文學、藝術，乃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生活習慣、語官文字等等的總和。東方和西方都有五千年來的文化歷史，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代號意識，就能隨便概括文化的全環。

　　而且隨便說一聲西方文化這—個名詞，是指歐洲所有的那些國家民族的文比，或是指在北美洲新興建國二百多年來的美國文化呢？這都需要弄清楚，嚴格地說，這都不可混為一談。因為講到正式的西方文化，當然要從歐洲方面上溯到幾千年前的事。但他們並不像中國一樣，已在公元前二二○五年開始，雖然氏族分封，但國土已經有統一規模，而且已經有夏、商、週一樣的類似統一朝代的傳承。如果說文化有衝突，也是表面的、暫時的現象。由所謂衝突而交流融會，構成人類世界的整體文明，應該是即將來臨的情況。歐洲在上古卻是各個民族獨立，王國自分，語言文字也各個相屬。例如公元的四○○至公元前二四六年之間，我們在周、秦之際，全國政權一統，文字統一的局面，相對歐洲來說，直到今天，從來也沒有出現過這種局面，而且從歐洲各國不同的文字語言來說，最早也只能追溯到拉丁文的根源。

　　我們為了簡略起見，姑且撇開埃及和印度文化，僅從西方文化開始最光榮稱道的斯巴達、雅典之希臘文化說起。而且濃縮文化一詞歸到學術思想的範圍來說，當在公元前六四○年，也就是中國東周襄王十二年的時期，在文化史上，希臘著名的哲學家泰勒斯創立一元論的自然哲學。到公元前四七○年，也就是中國東周元王六年時期，希臘著名的哲學家蘇格拉底在世。到公元前四○三年，中國東周威烈王三十三年，雅典投降斯巴達以後，最為突出的便是雅典恢復民生政治，乃至第二年蘇格拉底受審，終於自盡。繼有相拉圖的著作《共和國》。乃至亞里士多德的在世，馬其頓的名王亞歷山大在位等故事。這些希臘的輝煌歷史，都是發生在公元前三九九年（東周安王三年）到公元前三三七年（東周顯王二十二年）之間的事。

　　過此以後，最為顯著的，就是羅馬帝國興亡史跡前後的故事，不必細說端詳，現在已有各種譯本的《羅馬興亡史》可供參考。這樣直到了中國西漢平帝元年，即王莽稱安漢公那年，就是相傳耶酥基督降生的第三年，也就是後世定為公元第一年的開始。到了中國東晉孝武帝年間（公元三九二年），羅馬定基督教為國教，直到中國南北朝時期，從蕭齊到梁武帝之間，也就是公元五○二年時期，歐洲自第五世紀羅馬帝國瓦解，新國紛紛迭興，戰爭相尋不止，人民生活困苦，文化低落，在西方歷史上，稱謂「黑暗時期」，長達五百年之久，直到第十世紀。接著而來的，便是西方歷史所稱的歐洲中世紀時代，整個文化，都以哲學即神學的思想，以基督教的教理為目的，一切文化，皆出於教上所集會的經院。這在西方文明歷史上，便稱謂「經院哲學時期」，又長達六百年之久，大約從第九世紀開始，直到第十五世紀為止。這樣由羅馬文明，轉到黑暗時期，又進入經院哲學時期，前前後後，歐洲的文化大約有一千兩百年之久，猶如《易經·屯卦·彖辭》所說：「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但對東西兩方的接觸來說，仍是漠不相關的事，正如我們當年背誦《幼學瓊林》所說的：「參商二星，其出沒不相見。」我們受西方歐洲文化影響的開始時期，都是在十六世紀以後，也就是明朝嘉靖以後。

　　現在我們為了明白清楚起見，先由有關人類應用科學說起，同時並及人文文化，如社會科學，政治思想等等。

　　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交流

　　當十五世紀中葉到十六世紀之初，正是明朝景泰（景帝）到嘉靖（世宗）時期，即公元一四五—全一五三六年間，由西方的意大利和德國開始，發生震驚世界、開始改變東西方文明的大事，便是意大利人哥倫布，深信地球是圓形的觀念，在一四九二年得到西班牙國王斐迪南第五及其王后伊薩伯拉的贊助，率舟三艘（那時還沒有輪船的發明），越大西洋航行，終於在—五○二年到達北美巴哈馬群島。嗣後另有人繼續探航數次，陸續發現西印度諸島及南美沿岸等處。這便是後世所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歷史大事。從此開展了西方航海經商和殖民，攫取世界上落後民族土地財富的新時代。

　　但在意大利本土，還正在動盪不安，政治經濟衰落，教會又在挑撥製造事端。便有學者政治家馬基雅維利（一四六九至一五二七年間），主張領導國家的君主，應該深知謀略權變，運用權術，避免武力衝突而能統治國家，因此著了一本《君主論》的名著，後世德、法各國所有自命不凡的英雄人物們受其影響極大，如法王路易十四、拿破侖、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但如比起《春秋》、《左傳》、《戰國策》等書來說，未免有小巫見大巫的感覺，只可惜我們自己不肯讀書，互作參考而已。

　　接著，在一四七三全一五四三年間，使有德國天文學家兼數學家哥白尼，著《天體運行》一書，推翻向來所風行的托勒密的天文學說，而主張太陽恆靜不動，地球與其他行星繞之而行。這是近代天文學上地動學說的基礎，但當時也遭遇泥古不化的天文學家及教會的攻擊。而且在一四八八至一五四六年間，德國的馬丁·路德，也正在反對教會，發動宗教革命，建立新教。僅由哥倫布的探險地球，哥白尼的翻天覆地，馬基雅維利的教導君王用權術，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這倒合了如《陰符經》所說：「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編按：《陰符經》有多種版本。有的版本在「天發殺機」句下，為「星辰殞伏」；有的版本則逕接「龍蛇起陸」，而少掉「地發殺機」一項。）因此十六世紀以後的地球，當然就要翻天覆地，變化多端了。

　　事實上，十六世紀的中葉（一五三五至一五五六），中國和日本，以及葡萄牙已經發生三邊的衝突，這個時候，日本正是豐臣秀吉操縱王政，意圖侵佔朝鮮和中國，也就是明朝嘉靖時代的名將俞大猷、戚繼光抗倭戰爭的時期。葡萄牙入侵福建漳州，佔領澳門。同時又出沒在日本海岸的種子島。日本在我們明末清初時期，公元一六三九年，由江戶幕府發佈了鎖國令，因此，清朝兩百年間，海疆幸少東來的邊患。後來日本受美國的壓力才重新開放，那已是一八五三年的事。

　　但很遺憾，大家注意東西方的文明衝突，忘記了早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八十年前，正當中國明朝永樂到宣德初年，十五世紀前期（一四○五至一四三○年間），明朝的三保太監鄭和，已經奉命比使南洋，由江蘇、浙江、福建南歷南洋群島，乃至非洲東岸，及印度、波斯等東海岸，前後出使七次，歷經三十餘國。雖然他是奉有特別任務，只做試探性的航行，但他志在宣揚國威，施加德化，既不想佔有別人的土地，更沒有貪圖他國的財貨而做貿易，反而代表明朝，賞賜安撫那些弱小民族的國家，所以直到如今，印尼邊境地區，還存有土人們為鄭和修造的神廟來紀念他。關於鄭和下南洋的事，還有人寫作小說，變成家喻戶曉的故事。但冷靜沉思，和哥倫布等發現新大陸相比較，問題並不一樣，這就是代表了中華民族素來愛好和平，不貪圖不仁不義財富的習性。也可以說是民族傳統文化教育上的深根固蒂，並不能認為是不懂商業利益，或是民族性的弱點。當鄭和第七次出使的時期，也正是法國的聖女貞德，為愛國戰爭而犧牲的時期。

　　接著由明末天啟間到清初順治時期，德國的天主教徒湯若望來中國傳教，並教明朝製造大炮，傳西洋曆法。明亡入清，出任欽天監正之職，掌管天文。跟著，又有比利時耶酥會教士南懷仁來華，由順治到康熙時期，教習數理，任欽天監副職，後擢監正。康熙向他們學習天文及數學，並完成天文曆法上兩大巨著，即《新制靈台儀象志》十六卷，及《康熙永年曆法》三十二卷。同時又有意大利神甫兼藝術家郎世寧，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任職畫院，傳授西洋畫法，又學習中國畫法，使兩者融會一體，為中國的宮廷院畫，建立風規。這都是東西文化初期的交流，沒省挾帶火藥味的一點往事。

　　在公元一六四五至一七一六年間，順治、康熙時代，德國的哲學家兼數學家萊布尼茲發明微積分數學，主張先天學說，以唯心論與英國唯物論、經驗論哲學相抗衡。甚至有人稱他為亞里士多德以後的第一人。但他自稱發明微積分的學理，是受中國《易經圖說》的啟發。他遺憾自己沒有見到「易圖」全書。他最得力的名著，便是《人間悟性新論》、《神惡論》、《單子論》等書。他與湯若望、南懷仁是先後同時的人，他說的《易經圖說》，也許是由他們手裡流傳過去的。當時世界隔於重洋，東西文化的交流史跡，是很難考證清楚的。

　　清初以來西方國家的重大變革

　　總之，當清初順治在位十八年的時期，公元一六四六至一六六一年，也就是世人慣稱的十七世紀的年代，南明四鎮還未平定，清朝的政權還未完全統一，但歐洲方面也差不多。如一六四六年，英國內亂終止，查理第一出奔蘇格蘭。一六四八年，威斯特法利亞條約成立（三十年戰爭結束）查理國王被處死。宣告共和制（清教徒革命）。承認荷蘭、瑞士獨立。一六五四年，荷蘭承認英航海條約，英國從此雄霸海上。俄國派使節來中國。一六六○年。英國王政復古，查理第二即位。一六六一年，法國路易十四親政。

　　但正當歐洲英、法、德國際政局處在動亂之秋，而在人文與科學方面，都有別開生面的啟發，時在順治初期，公大一六四九年間，法國的哲學家兼數理學家笛卡兒，發明解析幾何，首創坐標公式，打開數學的新紀元。同時又著有重演繹法的《方法論》、《沉思錄》、《哲學原理》等書，主張心物二元論，但特別注重理性，影響此後西方思想至為深遠。但今天西方已有學者對此思潮提出反思與批判。在西方的哲學史上，還有一位比他早期的英國哲學家培根，是主張歸納法的鼻祖，這項方法成為日後科學方法的重要基石，也影響甚為深遠。因此，笛卡兒與培根都有近代哲學之父的尊稱。

　　十七世紀——順治時期：順治二年（一六四六年），英國內亂終止，查理第一出奔蘇格蘭。朱舜水（之瑜）乞師日本，日人從學經術，禮而師之，但不出兵，以致終老日本。鄭成功向日本乞師援助，被日本幕府拒絕。五年（一六四八年），西發裡亞條約成立（三十年戰爭結束）查理第一國王被處死。宣告共和制（清教徒革命）。承認荷蘭、瑞土獨立。十一年（一六五四年），荷蘭承認英航海條約，英國從此雄霸海上。俄國派使節來中國。十七年（一六六○年），英國王政復古，查理第二即位。十八年（一六六一年），鄭成功據台灣逐荷蘭人。法國路易十四親玫。

　　十七世紀——康熙時期：康熙三年（—六六四年），英國佔領荷蘭人的據地阿姆斯特丹，改稱紐約。七年（一六六八年），法國和英國、荷蘭、瑞典三國同盟，西班牙承認葡萄牙獨立。二一年（一六八二年），俄羅斯彼得大帝與其兄伊凡並立，其姊索非亞攝政。二三年（一六八四年），英國牛頓發明萬有引力說。二四年（一六八五年），清軍敗俄人於雅克薩。英王詹姆士二世即位。二五年（一六八六年），英國建加爾各答府於印度。二六年（一六八七年），俄國侵佔中國黑龍江地，旋即請和。二七年（一六八八年），英國光榮革命。法國路易十四第三次侵略戰爭。廿八年（一六八九年），中、俄國界劃定，尼布楚條約成立。英國權利宣言發佈。俄國彼得大帝親政。

　　十八世紀——康熙時期：康熙四十年（一七○一年），普魯士改稱王國。英國國會通過王位繼承條例。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清朝宮廷亦起太子承繼問題）。四十三年（一七○四年），繼培根之後，英國經驗學派哲學家、民主學說的創始人洛克約翰卒，著有《悟性論》、《政府論》、《教育雜感》等書。英國取直領羅陀。四十六年（一七○七年），英格蘭、蘇格蘭合一，稱大不列額。

　　十八世紀——雍正時期：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准許英國等來中國互市。西班牙割宜布羅陀與英國。十一年（一七三三年），喬治亞殖民地設立，形成北美十三州。英國凱伊發明織布飛梭。

　　十八世紀——乾隆時期：乾隆七年（一七四二年），查理七世當選為德帝。八年（一七四三年），英國奪取法國在美洲的殖民地。十年（一七四五年），英、法爭取殖民地權利，在印度交戰。十三年（一七四八年），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所著《法意》出版。十六年（一七五一年），法國《百科全書》出版。十七年（一七五二年），富蘭克林證明電光電氣是同一物體。二○年（一七五五年），法國和英國在美洲殖民地起戰爭。二四年（一七五九年），英軍佔領魁北克，英國統治加拿大。二七年（一七六二年），俄國彼得三世即帝位，其後葉卡特琳娜廢之而自立。法國人盧騷（梭）所著《民約論》出版。二八年（一七六三年），英、法殖民戰爭終止，巴黎和約成立。二九年（一七六四年），英國人瓦特發明蒸汽機。三○年（一七六五年），印度莫臥兒帝割孟加拉等地給英國東印度公司。英人公佈印花稅條例。美殖民地不服。三二年（一七六七年），英國人哈格裡甫發明紡紗機器，一輪十八線，兒童亦能運用。三三年（一七六八年），俄國、土耳其開戰。三七年（一七七二年），科克發現太平洋群島。波蘭第一次瓜分。三八年（一七七三年），法國路易十六即位。俄、土講和。

　　乾隆四一年（一七七六年），北美十三州發表獨立宣言。英人亞當·斯密《原富》出版，開創重商政治經濟學的傑作。北美大陸議會通過並發佈《獨立宣言》，制訂邦聯條規。四三年（一七七八年），法國、西班牙承認美國獨立。科克發見夏威夷群島。四四年（一七七九年），英國發生八萬人搗毀機器的運動，從此時起，應稱為工業革命之開端。四八年（一七八三年），英國承認美國獨立。五二年（一七八七年），北美制定新憲法。俄、土宣戰。五三年（一七八八年），美國開第一屆國會。英國開始殖民澳洲。

　　乾隆五四年（一七八九年），華盛頓被選為美國第一任大總統（第二年建都稱華盛頓）。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開始。制憲會議發表《人權宣言》。德國哲學家康德的《調和經驗論》與《理性論》等著作，以及詩人兼小說家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憫》，人稱厭世主義或悲觀仁義的叔本華之《意志與表象之世界》等書，均在此時出版行世。五六年（一七九一年），法國立法議會開會。五七年（一七九二年），推翻君主制度，法國國民大會開會，第一次共和政治成立。第一次歐洲對法大同盟戰爭，五八年（一七九三年），法王路易十六被處死刑。波蘭第二次瓜分。六○年（一七九五年），英國取好型角。波蘭第三次瓜分，國亡。

　　十八世紀——嘉慶時期：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年），法國拿破侖第一次征意戰役（到一七九七年）。二年（一七九七年），法國滅威尼斯共和國。三年（一七九八年），拿破侖征埃及。英將納爾遜破法海軍於尼羅河口。四年（一七九九年），乾隆崩。和珅死。英結第二次歐洲對法大同盟戰爭（到一八○二年）。拿破侖回法國，推翻督政政府，被舉為第一執政官。五年（一八○○年），法第二次征意戰役。北意大利歸法。

　　十九世紀——嘉慶時期：嘉慶六年（一八○一年），英與愛爾蘭合併。八年（一八○三年），拿破侖佔領瑞士。美國由拿破侖手上購得路易斯安那。美國黑船航抵日本長崎要求通商。九年（一八○四年），法國拿破侖《法典》頒布，登皇帝位。莫臥兒帝國受英保護。十一年（一八○六年），第四次歐洲對法大同盟。神聖羅馬帝國亡。拿破侖公佈大陸封鎖令。

　　嘉慶十二年（一八○七年），美國人富爾頓發明輪船。德國哲學家費希特，因法軍下柏林，發表《告德意志國民書》，提倡國家主義之教育。為後來啟發希待勒等國家主義的有力之作。十五年（一八一○年），法吞併荷蘭。拿破侖極盛時代。十七年（一八一二年），英與美戰。拿破侖進攻莫斯科旋即撤退。十八年（一八一三年），英結合第五次歐洲大同盟攻法，大敗法軍。十九年（一八一四年），清廷限制英商船，並查禁鴉片。歐洲同盟軍攻陷巴黎，放逐拿破侖於厄爾匹島（拿破侖的戰伐功業，僅有十九年的歷程）。英人史蒂文森發山火車。二○年（一八一五年），拿破侖逃回法國，復戰同盟軍，大敗於滑鐵盧（拿破侖死於次年）。德國將軍克勞塞維茨著《戰爭論》。二一年（一八一六年），英採用金本位制。二三年（一八一八年），德國絕對哲學的唯心論哲學家黑格爾所著《法理哲學》、《美學》、《宗教哲學》等書問世。

　　十九世紀——道光時期：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美國發表《門羅主義宣言》。墨西哥共和國成立。英國詩人拜倫死。十年（一八三○年），法國七月革命。十一年（一八在一年），馬志尼領導建立「青年意大利黨」。法國里昂工人起義。美國弗吉尼亞黑人起義。中國廣東黎人、瑤人起義。十三年（一八三三年），英國法拉第發明發電機。十五年（一八三五年），美國人摩爾斯發明電報。十七年（一八三七年），英女皇維多利亞即位（二十三年後，清廷慈禧垂簾聽政）。英國發生工業危機。因機械技術發明之變革，亦稱產業革命或實業革命。最初發生在英國，後漸及於世界各國。其特徵為：一、手工業多變為機械工業；二、家庭工業制變為工廠工業制；三、鄉村人門減少，城市人口增加。

　　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清廷派林則徐駐廣東查辦海口禁煙事件。輪船始航渡大西洋。法人發明照相術。廿年庚子（一八四○年），中、英鴉片戰爭起。英國統一上下加拿大。二二年（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終，中英訂立南京條約。二七年（一八四七年）。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產黨宣言》。因德國革命，馬克思返故國。旋走巴黎，著《資本論》名著。二八年（一八四八年），法國二月革命，第二次共和政治成立。三○年（一八五○年），洪秀全太平天國起事。林則徐卒。

　　十九世紀——咸豐時期：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年），英、法開始電信交通。三年（一八五三年），日本開放海禁，美艦到浦賀。俄國對土耳其宣戰，東方戰爭開始。德意志重建關稅同盟（太平天國定都南京。福建、上海小刀會起義。雲南彝族起義。捻軍起義）。四年（一八五四年），英、法對俄宣戰。美國堪薩斯州發生內戰。清廷始用外國人為稅務司。七年（一八五七年），英、法聯軍攻陷廣州（一八六○年），俘去兩廣總督葉名琛。歐洲和美國經濟危機。

　　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法國侵略越南。英國東印度公司取消，印度歸英國政府直轄。英國首倡「進化論」的生物學家達爾文發佈《人之世系》、《人與動物之情緒》等書。其學說「物竟天擇，適者生存」的主張，以及英國生物學家及哲學家赫胥黎著《科學與教育》、《進化與倫理》等書，更為進化論大張旗鼓，從此影響世界人文至深且巨。在此時期，尚有英國哲學家兼綜合科學家，開進化主義的先河者斯賓塞著《綜合哲學提要》、《社會靜學》、《教育論》等數十種書出版，自成一家之言。在德國則有哲學家黑格爾、恩格斯、馬克思等震世學說，都是改變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注重唯物哲學的思想家與社會學家。但對今後演變的整體人類文化來說，其得失是非，尚在未可遽下定論的階段。九年（一八五九年），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出版。蘇伊士運河工程開始。達爾文《物種起源》出版。美國約翰·布朗反對奴隸制度的起義。十年（一八六○年），林肯當選美國總統。美國南部發生獨立運動。英、法聯軍侵略中國，再度攻陷天津，進攻北京，焚掠圓明園。中國開始洋務運動（一八九四年）。日本還在「尊王攘夷」的末期。十一年（一八六一年），美國南北戰爭開始。慈禧當政。

　　十九世紀——同治時期：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法國控制越南南部，越、法簽訂條約。俾斯麥就任普魯士首相。二年（一八六三年），美國總統林肯頒布釋奴令。四年（一八六五年），美國政府軍勝利，南北戰爭結束，林肯被刺。日本開海禁。英人侵入不丹。五年（一八六六年），歐、美經濟危機（一八六七年）。瑞典化學家諾貝爾發明黃色炸藥，使人類結束了黑色炸藥的時代。六年（一八六七年），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德國人奧托製造了世界第一台內燃機（引擎）。美國向俄國購得阿拉斯加。清廷設立同文館。七年（一八六八年），中、美加簽天津條約。日本王政復古，明治維新開始。德國哲學家尼采，從叔本華生活意志的理論，達到解脫理想目的之轉變，而認為權力與意志為人間至高原理，也為一切價值之源，存於自我，努力與世奮鬥，滿足本能，為人生之目的。人為動物進化，更進便為超人。故超人之說，即由此起。後來墨索里尼、希特勒的法西斯思想，受尼采哲學思想的影響很深。七年（一八六九年），蘇伊士運河開始通航。十年（一八七一年）巴黎無產階級革命，成立巴黎公社（三至五月）。

　　十九世紀——光緒時期：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英國維多利亞女皇宣佈兼印度皇帝。清廷收回英商所築吳淞鐵路，毀之。英國人貝爾發明電話機。三年（一八七七年），美國愛迪生發明留聲機。五年（一八七九年），愛迪生改造電燈泡成功。六年（一八八○年），列強開始瓜分非洲。俄國出現「虛無黨」。俄國的思想家大文豪托爾斯泰發表《安娜·卡列尼娜》及《懺悔錄》、《復活》、《主與僕》、《黑暗的權勢》等名著。十年（一八八四年），定格林威治子午線為萬國基本子午線。德始在歐洲及非洲殖民。日本派伊籐博文到中國，談判朝鮮問題。十一年（一八八五年），馬克思《資本論》第二捲出版。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德帝威廉二世即位。鐵血宰相俾斯麥在職。十六年（一八九○年），歐洲經濟危機（一八九三年）。十九年（一八九三年），夏威夷廢王政，建共和。德國議會通過擴張軍備。

　　光緒二○年（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開始。孫中山先生創興中會於檀香山。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出版。二一年（一八九五年），美國侵略夏威夷。德國物理學家倫琴發明X光線。廿三年（一八九七年），日本實施金本位制。意大利馬可尼發明無線電報。二四年（一八九八年），英、俄、法、日強制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清廷向英、德續借款一千六百萬英鎊。清廷殺譚嗣同等六人，戊戌變法失敗，康有為、梁啟超逃亡國外。夏威夷與美合併。二五年（一八九九年），美國提出強迫中國門戶開放宣吉。第一次萬國和平會議開會於海牙。世界經濟危機。

　　二十世紀——光緒時期：光緒二六年（一九○○年），義和團抵抗外國侵略聯軍。八國聯軍攻佔天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緒逃到西安。美國採行金本位制。三○年（一九○四年），日、俄在中國領土上戰爭，清廷宣佈中立。法國人居裡夫婦發明鐳。三十三年（一九○七年），世界經濟危機。中國改良派在各省設立籌備立究機構。

　　宣統二年（一九一○年），三八國際婦女節開始舉行。三年辛亥革命，清朝結束。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德國數學家兼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相對論》問世。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俄國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成功。蘇維埃政府成立。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開幕。意大利法西斯蒂團成立。民國南北政府各派代表議和於上海。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兼教育家杜威在五四運動前期，到中國任北京大學哲學教授，及北京高師教育研究科教育學教授。一九二一年返國。杜威倡導實用主義及工具主義。認為經驗即生活；生活即應付環境；於應付環境中思想最重要，故思想即為應付環境的工具。應放棄研究虛玄的哲學，而以解決人生實際問題為主旨。其重要著作有《學校與兒童》、《思維術》、《平民主義與教育》、《試驗倫理學》、《自由與文化》。他影響本世紀的美國及中國教育很大。美國人注重現實生活，就是杜威哲學教育的結果。從表面來講，重實踐與經驗，與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有相同之處。但並不盡然。杜威主義只是當時教育上一副治標不治本的藥劑，得失是非及其流弊，尚須另作研究，並非人道教育的大經大法。

　　民國九年（一九二○年），英國哲學家及數學家羅素來中國講學，當時頗得好感。一九五○年獲諾貝爾獎。他在哲學上主張心實在論。在政治上極端重視個人。重要著作有《政治思想》、《心之分析》、《社會改革原理》、《哲學中之科學方法》。民國廿五年（一九三六年），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出版其名著《就業利息與貨幣之一般理論》，轟動一時，有二十世紀凱因斯經濟革命時代之稱。因他特別提出政府應衡量而對抗經濟的萎縮，一反歐洲古典學派認為政府不應干涉經濟事業的理論。其學說的主旨：一、以流動性的偏好，代替貨幣數量。二、以所得決定儲蓄投資，代替利率決定儲蓄與投資。三、貨幣與工資的伸縮，決不能保證充分就業。確認貨幣因素、價位，為經濟動態的決定者。重視貨幣政策，為其經濟政策的特徵。一般工商界所謂的消費刺激生產的口頭話，也就是從凱因斯經濟理論所產生的一般見解，流弊不淺，後患可慮，實須值得檢討。

　　但正當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時期，在西方歐洲文化中，影響人群社會較大的兩種學說：

　　一是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學說，亦有稱之謂「析心術」的。他認為夢境與精神病的起源，都由於平時受抑制的願望和情緒的反映。尤其以來自天然性愛的欲求更為普遍突出。因此而為現代心理學的主流學理之一。同時，有以弗洛伊德的理論與蘇俄生理學家巴甫洛夫條件反射（替換反射）的理論混為一談，影響當代人文思想極為巨大。

　　二是由丹麥思想家克爾凱戈爾在十九世紀開始的「存在主義」。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後，流行於法國、德國以及美國各地，由小說與戲劇的闡揚，就風行一時，成為時髦。這是對人生生命存在的懷疑與探討。認為人是生存在無目的之宇宙中的一個個體，應當掌握現有個體的真正自我，反對盲從，而注意內在的自由意志。但個人又須負自由行動所生後果的責任。我們親眼所見二次大戰以後美國、日本等地，受到存在主義所影響的「嬉皮」，酗酒、吸食麻醉藥品，浪漫而頹喪的青年，到處皆是。二十世紀後期，漸已改變，由於股票和金融市場等的刺激，轉入新興少年資本家典型的「雅皮」了。

　　公元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一九一五年，德國地球物理學家魏格出版《海陸起源》。一九二八年，英國弗來明發現青黴素、抗生素。一九三○年，英國恰克威發現了中子。美國人米吉萊發表《有機氟化物汽媒》的論文，從此以後冰箱、空調進入家庭，才逐漸成為事實。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三大有機合成技術：塑膠、人工合成纖維、合成橡膠興起。一九三六年，美國卓利金髮明全電子式的電視機。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開始，日本在盧溝橋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繼而佔領上海、南京，國民政府退往重慶。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原子彈爆炸獲得成功。第二次大戰結束。一九四六年，第一台電腦問世。一九五○年初，英國布倫建造世界上第一台錄放影機。一九五七年，前蘇聯，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一九六○年初，像神經網絡式的集成電路問世。美國科學家梅曼製成世界第一台鐳射光器，開創鐳射光技術的光河。一九六九年，美國發射宇宙飛船，首先試送人類登上月球！

　　上面簡略而濃縮地列舉三百年來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大要，使同學們知道所謂西方文化以及科技文明獻發展。是包涵了什麼內容。同時也應反思中國在這三百年來是如何形成積弱的原因。

　　美國文化與美式霸主

　　但中華民族在十八世紀以後，遭遇人類歷史風暴的巨變，她憑什麼依然能夠在這種洪濤駭浪中倖存而屹立不倒？所謂中國的、或是東方的文化力量，究竟是一種什麼力量？而且更不要忘記我們仍然還正在艱危憂患之中，不要就自以為是，閉戶稱尊。我經常引用古代禪師們一首白話詞說：「昨夜雨滂澎，打倒葡萄棚。知事普請，行者出力（管事的請大家出力）。拄的拄，撐的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事實上，我們的國家民族，需要切實明白，自己還處在這麼一種情況中，豈只「居安思危」而已。

　　至於一般人誤解了美國的文化就是代表了西方的全部文化，尤其是美國人經常把美式的民主自由，誇耀世界，及至要求國際各國，都要向她的美式民主方式改制。當我十多年前，旅居美國的時候，和他們的學人們閒談到這個問題，一說到民主共和，他們就眉飛色舞大談雅典和希臘的文化，認為那便是他們「祖述希臘」的光榮。我總是對他們說，你不如說十七世紀以來，法國的文明，盧梭時代的文化，以及法國人幫助你們打垮英國，才得形成美利堅的光榮。你們的確是西方多國文化混合所生的驕子，但並不一定就可算已經建立了人類文化的坐標。至於美式民主的來源，那是因為最初到北美新大陸的移民，是形形色色，從歐洲各地陸續而來的墾荒者，都是唯先來的英國清教徒的馬首是瞻，所以才形成了美式的民主。基本上，你最初的來源，並不是從一個固有統一的文化，和固有統一民族而來的，所以才有現在的架構。直到如今，我看你們本身潛在的問題，還很多。我是外國人，也是外行人，不好多說什麼。

　　現在我們只需將北美開始移民的歷史資料，略作介紹，便可知道美國社會民主文化形成的基因了。一六一九年（七月三十日），也就是明朝神宗萬曆四十七年，北美弗吉尼亞每一移民區，選出兩名代表，同總督的參事會一起在詹姆土的教堂舉行會議。這是第一次弗吉尼亞議會，為北美洲第一個民主性代議制的機構。一六二○年，倫敦「五月花」號船到達美國東北部，建立普利茅斯殖民地。殖民者在船上討論，通過《「五月花」號公約》。公約中的民主思想與一八一九年弗吉尼亞議會方式，便是後來美國形成民主制度的兩塊基石。

　　以下是一個已故老朋友給我的資料，說明美國初期的情形，緬懷故人，並此致敬致謝。

　　十八世紀的一七七六年，北美洲的英國殖民地，展開獨立運動。經過七年的奮鬥，美洲合眾國出現於人類歷史的舞台。這個新大陸的共和國，所有的領土，只是密西西比河東岸的土地，人口也不過區區百萬人，內中以英人的血統佔優勢。到了十九世紀起初，她開始改換自己的面目。首先是一八○三年，由拿破侖手上購買路易斯安那，擴地於密西西比河西岸。一八一五年，她擁有人口九百萬，內雜有法蘭西人、德意志人和黑人。一八一九年，她向西班牙購買佛羅里達，伸手於南方的墨西哥灣，一八二三年，她宣佈門羅主義。一八四六至一八四八年，為要完成西進，她與墨西哥戰爭，勝利後，取得得克薩斯和加利福尼亞。這時候，她成為太平洋東岸的大國。

　　為合西進的需求，一八六七年，她以一百四十五萬鎊，向沙俄購阿拉斯加。一八七五年，她併吞了夏威夷。一八七八年，她的人口增至五千萬人，歐洲諸國，除了沙俄，無一超過她。這個新生的大國，是古老歐洲文化的產兒，雖然在十九世紀間不能東顧，與英、法爭逐歐洲的霸權，卻有西進的機會。依記載，一七八四年，她的「皇后」號貿易艙已西航至中國，用海豹皮交換廣州的茶葉和別的物品。一七九一年，美國人在南美智利附近發現抹香鯨巢。這刺激捕魚業，她的捕鯨船因之不斷出沒於太平洋。一八二○至一八二一年間，美船可望見日本的，有三十艘之多，但還沒有對日貿易的企圖。

　　一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情況大大不同。一方面，大陸上有成群西進的冪車，另一方面在太平洋上有增多的捕鯨船與貿易船。依統計，一八四七年間，太平洋上各國九百艘捕鯨船中，美佔八百艘。計投資二千萬美元。每年捕鯨價值一千三百萬美元。至於美國的貿易船，多受荷蘭人的僱用，航行長崎各地，在廣州的初有五艘，到一八三二至一八三三年間，增至六十艘。這麼多船隻，就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航海技術而言，長途的航行，需要停泊所和煤水的補給站。打開地圖一看，理想的停泊所和補給站，自然是琉球與日本。

　　為著那一原因，美國希望日本開國。這一希望，又因對華貿易的激增，愈感迫切。我們要知道，在一八三四年（清道光十四年），美國對中國廣州一地的貿易額，已達一千七百萬美元。早在一八三二年，關心太平洋方面利益的美國總統傑克遜，曾派羅勃調查印度洋的貿易，和日本對荷、華貿易的實況。同年，國務卿李文斯頓也綜合各方的報告，請總統代表團赴日，要求日本皇帝開放門戶。不久，中國發生鴉片戰爭。美人與清廷所訂的條約（鴉片戰爭的第一次不平等條約，訂於一八四二年），或為至一八六○年止，成為外國人與中國交涉的樣本。自然，美人希望將它應用於日本。一八四五年，國會議員蒲拉特要求政府採取確定的方針，與日本、朝鮮發生通商的關係。

　　一八三二年，美與暹邏（泰國）訂約，派羅勃前往，帶有與日通商的訓令。羅勃以日本情況特殊，不能進行所負的使命。後兩年，為交換上述條約的批准書，重派羅勃前往，攜有總統致將軍的漢文和拉丁文書簡，並訓令赴江戶（東京）談判。羅勃曾購一萬美金的贈品出發，一八三六年，因客死澳門，不克傳達總統的訓令。

　　一九○○年，美國在八國聯軍進攻天津、北京之中，順手牽羊佔了便宜。開始實行金本位制。從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一九四一年日本襲擊珍珠港的二十多年間。她除本身擴充海陸空三軍的裝備以外，又乘機擔當同際爭端的兵工廠。世界上最奢侈的浪費莫過於戰爭，但這個遠處在北美新大陸的龐大兵工廠，由於各個落後國家內戰和抵抗侵略的需求，正好大發其橫財。並且因軍工的發達，碰上科技文明發展的迅速，她首光把原子彈製造成功。一九四五年，她向日本投下原子彈，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從此使她睥睨國際，自行登上世界盟主的寶座，儼然以制約各國民主體制的霸主自居，號令天下而叱吒風雲了。其餘大家可以讀《美國史》和《世界通史》一類的書，便可大概瞭解兩百多年來美式民主文明和文化發展的大要。

六三、反思檢討三大問題

　　我們在前面非常簡略地述說由十五世紀開始，所謂代表西方文化的英、法、德、意等文明大國，以及荷蘭、西班牙、美國等文明發展史的情況，雖然簡化再簡化，已經花了很多時間。僅對於其他相關的歐洲等國家的史跡，以及最重要的軍事武器的發展方面，都還沒有談到。但也只好略去不講了，個然，又不知要花多少時間了。

　　我們現在只需要瞭解這些歷史發展的大要，便可反思檢討幾個重點問題。

　　一、有關國際形勢問題

　　所謂西方各國，截斷世紀前三千多年遠古史而不談，只從公元紀年前八百多年並始，就是我們有信史可征的周朝〔西周〕實行共和政體時期，也正當希臘紀元的開始，第一屆奧林匹克賽會的時期算起。再到公元二四九年，我們已由東周時期的春秋、戰國階段，也就是文化史上所謂的諸子百家爭鳴的時代，轉進為秦始皇時代所創的「廢封建、改郡縣、書同文、車同軌」的全國統—局面。雖然經過漢、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改換，但所謂中國文化，和江山一統的格局，經歷兩千多年，依然如故，並無過份重大的差異。但在西方的歐洲呢？就從十六世紀文藝復興運動以後，直到現在，仍然處在文字語言並非同文，各個國土地區，隨時隨地存在有種族問題、國界問題，乃至國際間的利害衝突等種種問題的矛盾。昨天是英、法百年戰爭，明天又是英、法聯盟。今天是德、意同盟，後天又是德、法和議。完全猶如我們兩千年前春秋戰國時代的縱橫捭闔，機變百出，爾詐我虞，誰也不服誰，誰也信不過誰。

　　一到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之間，各國的強手，便轉向於東方的印度、日本和中國，乃至澳洲、新西蘭和東南亞各地，互爭雄長，猶如列子所說的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當眾伸手攫取市面上的金人，毫無顧忌。美國雖然是西方文化混血初生的嬌女，比較含蓄，但那種欲取還休的驕縱之氣，也正在成長，她也許正想試著學習十九世紀中的英國，要把美國的國旗，安插在整個地球上面，使它永遠沒有日落的時刻。這就是西方文化國際間的現勢。假如我們現在要想自強不息，號稱向西方先進文化去學習，不知道我們要學西方哪一個國家，哪一種榜樣，才算是真正做到先進的「野人」呢？（孔子說的，先進於禮樂，野人也。）這是值得深思反省的第一問題。

　　二、西方的文化和文明

講到西方的文化和文明，毫無疑問的，便是我們在十七世紀以來最欠缺的自然科學，和科學所發展的精密日用等科技。但那是包括所有歐洲各國，以及新興美國的科學文化和文明，並非是只限於西方的某一國家。但需要特別小心的，就是我們要迎頭趕上科學文明的發展，為自己、為人類帶來在生活上過去所沒有的便利，卻絕不一定會為自己、為人類帶來永遠長治久安的幸福。現在世界上的有識之士，早已知道科學的最後作用，必須要與哲學碰頭會面，重新為人類的人文和人生的真諦，做出定論和歸結才行。

　　科技發展的最高目的，不是專為經濟價值，或市場競爭做工具的。我們對這個課題，先要瞭然於胸，才有資格可說「迎頭趕上」這四個寧。所謂迎頭，就是別人已經走過的道路，不必要再去花力氣，只需要撿用他們已經走過的經驗，站在時代的前頭，先跑一步趕過去，這樣才叫迎頭。

　　不過，我默默地觀察了幾十年，我們的青年學子，的確已有這種能力。這倒要感謝上輩的人，把政治鬥爭搞得太過、太久了，這些青年學子們，畏懼而且厭煩，乾脆避開現實，決心在學習的本科上潛心研究，所以才有這種默默無聞的成就。只是可惜一般高唱科學論調的人，其實並不懂得科學的內涵精神，還沒有充分發揮和培植這一代青年科學工作者的才華。而且更沒有高贍遠見去設計，如何把科學與科技的教育，跟哲學與人文文化匯流，做出一番前無古人的大事業，為人類做一重大的貢獻。不然，科學發展如一頭無羈的野馬，它會給人類本身帶來毀滅性的禍害。

　　三、有關人文文化與政治社會

　　我們從鴉片戰爭以後，清廷才開始警覺，注重洋務運動。到了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開設同文館，翻譯西書，同時也派遣少數滿、漢人員，到歐洲去考察和學習。

　　先從日本說起：日本也在這個時期，派留學生到歐洲學習。這個區區東洋三島的國家，在公元一八六七年，也就是清同治六年，就有王政復古，開始明治維新的變革，一躍而登為東方強國之先哪！在這以前，日本不是正在大聲疾呼，提倡「尊王攘夷」的高調，極力反對西方歐、美文化的東來嗎？他們怎麼這樣快速改變「尊王攘夷」，做到明治維新的局面呢？我們必須先要瞭解這個問題，才有所借鑒而反思其中的道理。而有關這個問題，最好大家先要研究日本的歷史。我們現在只取日本史簡單而直接的中心來講，大家需要知道日本自古至今，他們真正的信仰，是他本土的「神道」，並非是把佛教做為國教。日本所謂萬世天皇一系的皇家世系。本來就是神人不分，也可說是天人一體的天皇就是大神的象徵。這與中國上古文化有關，所謂皇帝就稱天子一樣。但在日本史上，約從我們的宋、元以後，天皇的政權旁落，在明治維新以前的五六百年，天皇只是虛設的象徵，所有治國和軍政的大權，統統落在日本式的藩鎮，先後遞興的所謂「幕府」手裡。其至其中有幾代的天皇和宮廷，由「幕府」拔給他們的生活費都不夠用，也無著落。迫得那些徒有虛名、虛位的可憐的天皇靠賣字維生。自己寫些字，蓋上天皇的圖印，叫宮女們拿到外面去賣了以維持生活。曾經也有一代皇室被迫反抗而失敗，由皇后帶著年少的天皇和玉璽寶劍，跳海自殺了事。

　　但在公元一六四四年前後，也就是順治初年時期，中國一位前朝的忠貞遺老朱舜水，為了反清復明而到日本乞師，兩次往返，達不到目的，便永遠留在日本，受日本朝野的尊敬，傳授儒家學理。從此而使日本文化的中心，幾乎盡成儒家學術的天下。後來他們又接受了明儒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更加尊重儒學。所以遇到西方歐、美文明東來，要日本打破鎖國主義，敞開貿易的大門，他們就以「春秋」大義的精神，全國知識分子，憤怒而起，提倡「尊王攘夷」的主張，為抵抗西洋外夷的侵略而自強。

　　但在這個時候，恰好碰到日本最後一個幕府權勢的沒落，也就是日本最有名的德川家康所創。江戶幕府的主人德川慶喜，他被日本的一般救國志士所激發，便自己向天皇提出「奏請歸政」。這樣便促成明治維新，明治天皇真正成為日本的天皇。而且全國上下，也知道「攘夷」是不可能，乾脆一變而反之，就成為「尊王師夷」，派留學生到歐洲學習，如派伊籐博文等去研究憲政，回國以後，他們採用奧地利政制的模式，建立君主立憲的國體，改革內政而整軍強武。不久，到了公元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甲午），因朝鮮的事故，與清廷一戰而勝。清廷的海陸軍皆敗，從此為之氣餒，而不敢輕攖其鋒。他們又於公元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學步英、美，採用金本位幣制。再到公元一九○四年，日本和俄羅斯在中國東北的領土上戰爭獲勝，從此更不可一世，成為東亞強國，更加跋扈而驕橫了。

　　民國初期階段：清廷最初所派到歐洲留學的人，主要目的，是學習海軍與陸軍的軍備，並不注意政治體制和司法行政方面的事。對於其他的科技，更少留意。因為清室朝廷，以慈禧太后為主，始終仍夜郎自大，認為皇基永固，絕對不會滅亡。後來因甲午之戰，屈辱於日本之後，到了光緒時期，才再派留學生到德、日去學習憲政，以備變法維新。但主要的，是想學日本君主立憲的體制，以保有大清的皇位為目的。尤其由李鴻章時代開始，開建北洋海軍和武備學堂等，所謂整軍建武，以圖自強。同時清廷又派張佩綸在福建馬尾建立南洋的海軍，也是聘請外國教習，擔任師資。但是無論北洋和南洋的海軍，都在很短期間，因清廷的倒台而解散。

　　可是北洋海陸不的學生們，自然就自己團結成為一個體系，互相聯繫，影響推翻清朝以後的政局，有舉足輕重之勢。尤其是海軍所剩的幾艘兵艦，向南靠攏國民革命，或是擁護北洋，便使南北勝負之分，立見效果。而且陸軍方面，由北洋武備學堂以後，又繼辦有「保定軍官學校」，自行培養實力，準備逐鹿中原稱王稱帝。因此在民國初年到民國三十七年之間（一九一二至一九四八年），無論是北洋政府或國民政府，最高上層的舊軍閥、舊官僚，或新軍閥、新官僚，大體上，還都是保定軍官一系的天下。換言之，都是德、日派軍國主義的糟粕遺風。至於在清末以前，各省所辦的講武堂，或陸軍小學等，都成了保定軍官一系的附庸，並不能起重大團結力量的作用。

　　至於人文方面，由光緒時期的戊戌政變失敗，乃至康有為、梁啟超的流亡國外，接上清末民初的階段，大家想要建立新中國，首先最需要的，就是政治、司法和新教育的人才。因此，在民國初年，最為吃香的學校和學生，並不是留學西洋或東洋的留學生，更不是由北洋京師大學堂改制的北京大學的學生，最時髦的，便是法政學校和各地師範學校的學生。畢業了，或即任職政府，或擔任新辦學校的校長。至於清華、燕京、南開等大學，還是後來的事。但無論法政學校或師範學校，初期所接受的西方文化，以及自然科學方面，大多都是從日本留學回國的學生，加上前清遺老或遺少們來擔任師資。因此，所接受新式的西方文化，也都是先由日本轉譯過來的二手貨，並非是由英、德、法等原文直接而來。

　　這個時候．新譯西書，最吃香的、最突出的名人，便是南洋海軍學校出身，後來留學英國的嚴復（字幾道），以及自費留學的辜鴻銘。至於請人口語翻譯、意會而譯成中文的，便是林琴南的譯本，例如《茶花女》等書，也算是風行一時的新學新知。至於嚴復所譯斯賓塞的《群學肄言》，更被大家視為西學寶典。但很奇怪的一部書，早在民國初年，已經風行一時的，便是《福爾摩斯的偵探案》。這本書，幾乎是所有國共兩黨的革命先輩都曾經讀過的新知小說，它所影響的負面作用也很大，那就是在民初的革命和黨爭中，造成不擇手段暗殺的風氣，實在不足為法的敗筆。

　　講到這裡，接著便要很客觀地討論中國八九十年來的現代史，和現代中西文化的演變史。但我忽然覺得心裡上報悲感，真有「毀桀譽堯終未是，有身贏得臥深雲」之慨。而且這個問題很大、也很複雜，牽涉到我所認識交往的許多老少前輩、同輩，以及後輩的功過是非，實在無法講下去。並且手邊現存的資料，足以供我所知、所見、所聞做參考查證的也不夠。我上面所講第三點一段，也只是憑現場偶然的一點記憶來說，或者多有錯誤的地方，也希望你們給我指正。

　　六四、結語：中國希望和平共存的世界

　　我最後要講的，是在民國初年到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的時期，我們國家民族自己本身幾千年來的傳統文化，因為時代的撞激、社會的演變、教育政策的錯誤，幾乎已到了一息僅存，命如懸絲的情況。固有傳統文化打倒了、革命了，新興的文化，根本沒有建立起一個基礎，就碰到日本人的侵略，全民起來從事抗日戰爭。有關中華文化的重建，和中西文化交流融會的工作，就根本無法起步了。

　　總之，由民國初年到一九三七年的階段，所謂西學東漸的主流，大概來說，還都在德、日派留學的學人，及德、日派的舊軍閥和新軍閥的主導階段。到了八年抗日戰爭將要結束的時期，才轉向於英、美派留學的學人所輸入的西方文化的學術思想。尤其以哲學思想，影響政治思想方面的如：康德、黑格爾、叔本華、尼采、馬克思、恩格斯等等學說，以及我們在前面，對照中西年代所列十六世紀以來的西方重點名著，乃至經濟、政治等書籍，才比較流行。至於蘇聯學派輸入的文化思想和政治意識的大量學術，都是一九三七年以後的事。其他由法國留學派的影響，都是社會政治革命的實行者，不在本題討論的範圍。

　　我現在對你們重新提出中國儒家孔子一系的《大學》，對照歷代歷史的現實演變來講，是要大家明白，我們的國家幾千年來，是仁義博厚，恪守寬容忍讓，希望天下人類，真能達到和平共存的世界，既沒有侵佔其他國家的利益，更沒有壓迫其他民族的野心，同時也沒有自認為是天下第一的狂心。我們具有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忍辱負重的文化根基，也絕不甘願接受不合理的侵略和壓迫，雖然在極度的艱苦危難中，也必然自強奮發，終於做到以德化人，以禮讓相安為志。

　　總之，這次講述《大學》一書，引論比較龐雜，其中的原因，主要的是以三千年的中國文化來印證中國歷史的發展，說明內聖（明）和外王（用）之道，也就是孟子所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之道。它是做人之學的重要綱領，告訴我們怎樣才能做好一個人之所以為人，以及如何齊家之道；至於治國、平大下不過是聖人的餘事，內聖（明）的發揮而已。我希望通過這次原本《大學》的講述，還它本來的面目，也希望中國人瞭解本國的文化精神，開拓未來要走的道路，並正告一些存有成見、偏見，或居心叵測的外國人士，能夠知道中國文化的精神，以及我們的民族性。如果能夠有助於這個地球上各國家、各民族的互相瞭解，減少誤解，而互相交流融會，促進人類的和平與進步繁榮，這正是這次講述原本《大學》，也是我數十年來所禱祝的心願。

有些該知道的事
( 以免不懂文化的人確開口閉口怪罪傳統文化 ; 不懂禮 ,更沒有文化思想的人就如同禽獸一般,作出家暴的事,有人莫明其妙的把家暴事件算在傳統文化的頭上,這是多麼無俚頭的事啊!)

泊客 寫到:43、煉石補天靠母性

　　現在我們回到《大學》所引用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開始。我們要瞭解中國文化中，先來看看代表儒家的所謂萬世師表的孔子，他對於人類社會的看法是如何呢？大家都知道，他曾經說過一句：「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名言。尤其在他所研究的《易經·序卦》下篇，便更明白地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等等。換言之，他畢生主張盡「人道」以明「天道」，但從人類社會的現實開始，「天道遠，而人道邇（近）」。後來代表道家的莊子也提出，「六合之外，存而不論」的理念，都有類同之處。因此，孔子在他所整編的《詩經》第一部分的「國風」裡，開頭就引出與男女夫婦最有關係的《關雎》一篇，所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乃至「求之不得」，又是「寤寐思服」囉！「輾轉反側」囉！比起現代男女戀愛的情歌，激情都是一樣，並沒有什麼強調古人多是「聖人」，後人都是「剩人」的樣致。

　　從「只知有母」到「女主內」的演變

　　簡單扼要地講，這都是說明，這個人類社會的天下，主要的是男人一半，女人一半，平等！平等！女人並非是從男人拿出的一根肋骨變化出來，所以女人並非是永遠附屬於男人的。這都是傳統文化很明顯平實的基本原理。但是東西方的人類文化，自古以來，如「宗教學理」，以及「倫理道德」等的學說，甚至都把自然社會觀念變成同樣的「重男輕女」，變成了以男性社會為中心的現象。

　　其實，我國的歷史傳統文化，自有上古的記載開始，便很公平地認為遠古人類的社會「只知有母，不知有父」。開初原來都是以母性為中心的社會。但因男女天然的生理不同，在女性的生理週期，以及最為重要的懷孕和生育時期，乏力再去自謀飲食和其他勞務，很自然地必須要男性的幫助和照顧，因此，就漸漸形成習慣，慢慢建立了男女兩相結合共同生活的「家」。因為有了「家」的形成，又漸漸演變成「男主外、女主內」的初步習俗。然後為了飲食和生活，才自然地知道需要收藏、儲蓄、佔有、開發等行為，就初步形成了如後世所謂的「私有財產」或「家庭經濟」的基本形態，這正是合於唯物史觀發展的原理。但這是沒有加入人性心理變化成分的觀念，同時，更沒有涉及人類社會發展的「自然」和「必然」的規律。有關這種綜合性的「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進程，以及它的循環往復的法則，在孔子所著《易經·序卦》裡，都早已有了很科學性的邏輯理念了！

　　因此，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於遠古，上古史上，便都有對「母性社會」、「母系為中心」的簡單記載，稱之為「氏」。我們姑且避開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來說，有巢氏、燧人氏，乃更伏羲氏、神農氏，直到黃帝有熊氏，因其母生「帝」於軒轅之丘（河南新鄭），因名「軒轅」。長於姬水，故又以「姬」為姓。但從黃帝以後，仍稱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直到帝堯開始，人類社會的文明漸盛，才改變以母系為中心的習慣，從其封地開始，改稱為「唐堯」。乃至「虞舜」。可以說，從堯、舜以後，以男姓為中心的「族姓」風俗，才開始建立。至於認為「氏」即是「姓」，「姓」即是「氏」的觀點，那是漢代儒家們，從「重男輕女」的狹隘思想開始，才把母系為中心的「氏」，輕易曲解改變過來的。事實上，中國歷代歷朝的政府所習用的，都是一直稟承上古傳統文化的習慣而有分別，直到清朝末代，還是如此。如男人冠「姓」，女人冠「氏」，男人稱「丁」，女人稱「口」，後來才統統混合通用，就叫某某「姓氏」的「人丁」或「人口」。其實，這種區分的稱呼，不是階級的觀念作用，是適合邏輯的分類而已。

　　如果再向遠古史上溯，那就必須要如荷馬的史詩《奧德賽》、《伊利亞特》或屈原的《離騷》一樣，要推到遠古流傳的神活，便是代表歷史的根源上去了。例如我們傳統的古史神話之一，就說到黃帝和蚩尤的戰爭，那位被後世稱為「戰神」的蚩尤，頭觸不周之山，因此而使「天塌西北」、「地陷東南」，所以使中國變成了現在的地勢，西北高，多沙漠，東南低，多海洋。好在感動了我們大家的老祖母女媧氏，看不下去了，才出來「煉石補天」哩！女媧稱「氏」，仍是代表了上古以母系為中心的意義。而且人們所生存的最偉大的天地，有了嚴重的缺憾，還是要靠這位人神之間的老祖母出手撐持，才能挽回人類的浩劫。女媧氏，才是代表了人類母性的最偉大的光榮和功德。

　　好了，我又說累了，也覺得自己愈說愈遠了，就到此打住。為什麼我要從遠古說起，以母系社會為中心的道理呢？簡單總括的一句，我要特別提出聲明，我是認為中國文化傳統繼續保持了五千年，大半是靠過去歷史上女性偉大的犧牲，以及她們所付出的「忍辱負重」的功勞。換言之，女性對中國傳統的社會文化，的確猶如女媧氏「煉石以補天」的功德。但這是說過去，今後是如何？我也和大家一樣，只能知過去，並不能知未來，更不明白現在。

　　可是我們傳統的歷史文化，如從黃帝開始，下至夏、商、週三代前後，都是依循以「重男輕女」的男性社會觀念為中心，關於女性，大多只記其反面。對於因得力於母教的記載，少之又少，只有在商湯以一旅中興邦國的故事，還稍微表彰了商湯革命的成功，是得力於母教的成就。其他所記載的，都是對因女禍而破家亡國的故事，反加極力描寫。如夏桀因嬖妹喜而國亡，商紂因嬖妲己而國亡，周幽王因嬖褒姒而國亡。看來夏桀、商紂、幽王，還遠遠比不上後世的唐明皇，他卻是：空憶長生殿上盟，江山情重美人輕。華清池水馬嵬土，洗玉埋香總一人。

　　美女子和美男人，那是天地父母自然生成的藝術品，它本身並不一定有善惡好壞的作為，無論是普通老百姓，或是一個帝王，因為有了美女而終至於國破家亡，那是男人本身沒出息，專門拿婦女來做代罪羔羊，這不算是公允吧！

　　但到了西周的古公亶父東遷岐山，再到周文王、武王的興起，總算在歷史上有了公平的記載，極力讚揚了周朝初期的「三太」（古公亶父的后妃太姜、文王的生母太任、以及文王的后妃太姒，事見前述），外帶及周武王的賢後邑姜，她是太公望之女，「賢於治內，輔佐武王。有妊，立不跛，坐不差，笑不喧，獨處不倨，雖怒不詈」，生太子誦，就是後來的周成王。因此在孔子的思想觀念裡，女性的功勞對於「治國齊家」十分重要，他還極力讚頌了周初姬家母教和母儀的偉大，對於周武王革命事業的成功、周朝的興起極力推祟，因他有了十位最重要的賢臣，其中一位，還是女性呢！

　　周武士的革命成功、建立了周室王朝的政權以後，開始整理自上古以來一脈相承的道統文化，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傳統文化的，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後世所謂的「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據說都是周公姬旦彙集主編，然後才規定發佈的。當然囉，也許有些是出於他人之手，後來又經過孔子刪訂改編而成的。這樣說是屬於考據學專家博士的事，我是「後進於禮樂」的野人，也是粗人，就不必細心專說了。不管如何，由周初周公「制禮」開始，從孔子的觀念來說，中國人，才真正開始有了一套整體的文化體繫了。因此他鄭重讚歎周朝是「鬱鬱乎文哉」的開始。三禮制定了政治、社會、經濟等等禮儀，可說是一部「憲法」法理的大原則。同時在婚喪等等禮儀以外，制定男人成年的「冠禮」（等於後世的法定，有了成人資格，可以行使選舉權或人權了）以及「婚禮」，乃至女子的「笄禮」等等，幾乎相當繁瑣，別成一套體系的學問。但如仔細「好學、審問、慎思、明辨」一番，其中所包涵的生理、物理，以及人和自然界的關係等學問都有，並不是一部陳腐不堪的老賬簿。

　　「三從四德」的時代意義

　　好了，單說我們過去所要打倒的「孔家店」裡有關女性的問題吧！「五四」當時，搞婦女運動的人，一聽到女子要有「三從」、「四德」，就大喊打倒，而且都盲目地歸罪到「孔家店」裡去。其實這都出於《禮記》中《儀禮》上的記載。而且「三從」、「四德」的內涵，並沒有一點輕視女性、或是壓迫女性的意思。所謂「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或謂老來）從子」，就叫「三從」，那有什麼錯？你把「從」字換做現在流行的法律術語，變成「負擔」或「負責」來想想就通了，那真是對女性的尊重啊！女子在未嫁之前，應該由父母負擔生活，負責教養，有什麼不對？結婚出嫁以後，作為丈夫的男人，就應該負擔起妻子一切的生活費用，負責妻子的安全，那又有什麼不對？除非是反過來，男人要靠妻子生活的才對嗎？丈夫死了，當然妻子自身的父母也老了，不靠子女的照應，怎麼辦？

　　當然囉！從現在來說，可以靠政府所辦的社會福利，但真是一個男子漢或好兒女，把父母養老的感情和責任，完全推之於社會，也未免有點那個吧！尤其在父母子女的情感上說，恐怕不是味道吧！為別人、為大眾爭福利的養老是大好事，如果是只為自己，那便不算是「民主」的本意，只能算是個人自由（自私）主義的什麼吧？也許我又錯了！不過，你如從上古的歷史社會來設想，三千年前，教育並不普及，尤其女性，根本無法受教育，不是完全無權受教育。而且基本上，上古是全靠人力的古老農業經濟社會，女性更沒有自由獨立謀生的能力，那麼，在家不從父，又要從誰呢？出嫁，當然也就是要有取得長期飯票的需要，不從未，又如何呢？至於夫死從子，事實很明顯，就不要多說了。但是還要知道，夫死、子小，還要「母兼父職」，撫養子女成人，試想那又是究竟誰從誰呢？如果你把「從」字只當做「服從」、「盲從」的意義來解釋，那便是你這個中國人，還沒有弄通中國字的內涵，還需要再回去在「孔夫子師母」那裡多學習學習吧！

　　說到「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的「四德」，這是有關婦女人格和人品養成教育的目標，不只適合於女性，即使是一個男兒，也同樣需要有這種教養。一個人的品德有了問題，不論是男女，當然是不受人歡迎。言語粗暴，或是刻薄貧嘴，或是出言不當等等，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沒有口德，那也當然不行。至於「婦容」一項，更不要誤解是在選美。古文簡略，它所謂「容」，是指平常的「儀容」整潔，不要故作風騷，給人做笑料。「婦功」一項，過去在有的書上，要把「功」字讀成「紅」字的音，那是專指刺繡，或裁縫衣服和精工紡織的技能。尤其在過去以農業經濟為主的農村社會裡，這對於充實家庭經濟的作用更為重要，即使到現在「四德」中的這一項，我覺得對於現代和將來社會中的女性，更為重要。簡單地說，還在二十多年以前，我有一個朋友的女兒，大學畢業了，和一位在外國的華僑青年結婚，他們在出國以前，奉父母之命向我辭行。我就對那位朋友的女兒說，你出國第一件最重要的事，還要去求學。我不是叫你去讀一個什麼博士或碩士的學位，我希望你去學習一種個人獨立謀生的技術，如依一般女性來說，學會計也好。因為時代到了現在，尤其是將來婚姻制度快要破產了，愛情是抵不過麵包和米飯的。所以現代的女性，從小開始，必然要學會一項專業獨立謀生的專長，才能保障自己和夫妻的關係，這就是「婦功」的重要。這位小姐，後來照我的話做到了，固然不負所望，也不出所料。

　　在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古老社會裡，雖然不是政府的明文規定，但在自然形成的風俗中，對於幼小男女的教育，尤其是「婦功」方面，早已自成為一種當然的行為。長話短說，我們只舉南宋詩人范成大一首《田家》詩，便可呈現出一幅江南農村社會教育的真實畫面了：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升瓜。

　　另如清末的名臣曾國藩，當了那麼大的官，但是對家中的女兒媳婦，每天要績多少麻（做布的原料），織多少布，或者做鞋底，都有很嚴格的規定。其餘的例子不勝枚舉，也就不用多說了。

44、治國齊家須女寶

　　總之，《大學》所講「治國在齊其家」，首先所提出的「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便是依照傳統文化《周禮》的精神，要點是講一個家族、家庭中，首先需要有一個具有婦德的女主人，才能使這個家庭、家族父子兄弟，上下老幼，各得其「宜」。這樣，當然可以使這個家庭中的男人們，向外發展事業，不但無內顧之憂，同時還可以得到賢內助的助力了！但就下一句的「而後可以教國人」的結語來說，他的重點還是在指「家天下」時期的帝室家庭，以及王侯將相，乃至當權士大大們的家族而言。因為上古的時代，還在「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封建制度的社會，所以對於上層領導的要求，更為重要。這就是所謂的「春秋責備賢者」。

　　從「婦德」到「母儀天下」

　　其實自古以來，從東方的文化來講，當在周、秦時期，不但從孔子開始推祟《周禮》的文化，重視王朝帝室「齊家而後治國」、「婦德」和「母儀天下」的主旨；就如以「入世而後山世」的印度聖人釋迦牟尼佛來講，也是同樣推崇治世的「轉輪聖王」，將他等同於佛。同時他也強調所謂治世「輪王」的福德，必須同時具備「七寶」（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但在人道上的第一重寶，就是「女寶」，也就是賢良有德的后妃。所謂「輪寶」，有兩重意義，一是指猶如現代精密科技的海陸空等武器。二是指歷史時代的巨輪，等於俗話所說的有好運氣，和「天命攸歸」的意義。「像寶」、「馬寶」是指交通和征戰所用的快速交通工具。「珠寶」是專指經濟、財政極發達的財富。但上面所說的四種，都屬物質文明方面。講到人事方面，第一需要有賢德智慧的后妃「女寶」。另一就需要有善於理財的經濟、財政的能手「主藏臣寶」。你們知道嗎？日本人叫財政大臣「大藏相」，就是出典在佛學中。另一最重要的就是善於知兵，統領大眾所向無敵的大元帥「主兵臣寶」了。

　　雖然如此，但印度的古代信史，已很難稽考，例如著名的阿育王或孔雀王朝的好壞后妃，更是沒有信史可征。在中國傳統的「二十六史」中，除了周室初期，接連記載著四代的賢德后妃以外，自秦、漢以後，可以稱為帝王體制時代較為賢良的后妃，為數實在寥寥無幾。以開國創業的那些帝王來說，除了漢光武的陰皇后（陰麗華）和朱元璋的馬皇后以外，即如李世民的長孫皇后，還當退居其次才對。尤其是朱明開國的馬皇后，她是一個基本上沒有受過教育的鄉村婦女出身，但她的德行，卻遠遠超過歷代的賢後之上。而且她在朱元璋稱帝封後的時候，嚴謹地提出警告說：

　　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

　　足見她對朱元璋個性的瞭解和規勸，是多麼的高明啊！她比范蠡警告文種，越王之為人「只可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的話，更有深度。因為她從人生艱苦的經歷中，瞭解到人性的反面。但是，她是朱元璋同甘共苦的妻子，她也深愛這個丈夫，只好在他得意歡樂登上皇帝寶座的時候，流著眼淚，對丈夫說了這樣警告性的歷史名言。短短的十個字，比起那些文章千古的大臣「諫書」，更為有力，真可以說是擲地有聲的金玉良言啊！

　　下面，接著「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之後，便是「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了。對於「宜兄宜弟」的出典來源和內容，前面已經說過，話不重提。但他引用這句在「治國在齊其家」的一段裡，那是用來專指在家庭、家族中兄弟姊妹，互相爭寵，互相爭鬥，尤其在權位和財利之間的爭奪，甚至還不及路人和外人，彼此互相殘殺的，歷代歷史所記載的太多了。豈只有初唐開國時代的「玄武門事件」，宋朝開國時代的趙匡胤兄弟的「燭影斧聲」，乃至清代雍正奪嫡的疑案等等。即使像一般平民老百姓，稍富裕的家庭，甚至如三家村裡薄有幾分半畝田地，或幾間東倒西歪的破屋的兄弟姊妹為了爭產分財，鬧得你死我活，實在也是不可勝數。如果推廣「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個觀念，如現代社會上的政黨、社團、公司、店號等的同志和同仁，都如兄弟姊妹，彼此都能夠「同心一德」，互相尊重，互相關愛，那是廣告中言語文字的「美聲」，事實上，恐怕比水面上畫花紋、小孩子的吹氣泡還要難得。

　　因此，曾子只好著之於書，告誡奉勸天下後代，真正儒家「孔門」所教育的學問重點，對於「治國齊家」之道，首先重視有「賢妻良母」的「宜其家人」。同時就是兄弟姊妹之間，和妯娌、姑嫂之間的「宜兄宜弟」，就是如此而巳。尤其如現代人，已經開始有了「四海為家」的習慣了。假使碰到為了個人的利益關係，和兄弟姊妹、朋友之間爭得太過分痛苦的時候，我總是常常提醒他們一句話，古人說的「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退一步，放一著，就可自求多福了。話雖如此，如果沒有「知止」、「誠意」的平日涵養工夫，一碰到事情，就絕難做到了。

　　「為政」不等於「政治」

　　接著而來的，在「治國在齊其家」的本節末後，就又引用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的名言，用來說明「治國」與「齊家」的「宜其家人」和「宜兄宜弟」，都不是只在要求妻子和兄弟姊妹來做到的。真正能夠做到使妻子和兄弟姊妹都能和樂相安相處的，都要由於自己本身一人的品德行為和學養教化的影響才行。這便是《大學》開端所說的「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效果的發揮了。「其儀不忒」，是說自己本身「誠意、正心、修身」的榜樣，始終一致，表裡如一，從來沒有言行相違、口是心非的敗德。那麼，自然而然地會「正是四國」，可以感化普及於國人了。

　　所以它在做最後的結論便說：「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但須注意，在這裡所用的「法」字，不是指法律的法，而是作傚法的法來用。這是說，假如你能做到，使父子兄弟們都要傚法以後，漸漸就可使人民也都來傚法了。這就是孔門儒學所說的「為政」的道理。「為政」是正己然後正人的教化，由君道、父道而同時兼具師道的道德，感化人民的作用，不是「政治」；「政治」，是依法管理和治理人民的作用。如果望文生義，看來都是同一名詞，好像意義都差不多。事實上，它是大有差別的。

　　例如，東周以前，周（姜）太公呂望的「治齊」，以及後來管仲的「治齊」，他兩位都是真正大政治家的做法，而稍微兼具有「為政」的風範。其他如周公兒子伯禽的「治魯」，比較重視「為政」的德化，可是卻使魯國在春秋、戰國末期，始終似嫌懦弱。可是到了秦亡、漢室初興的階段，東魯儒生始終還存有保全儒家傳統文化的風儀，影響兩漢而流傳於後世。所以說，文化是人類民族的靈魂，尤其是一個國家民族，切不可自毀靈魂、但取軀殼地糟蹋文明，更不可自毀千秋的文化大業，而偏取後世的一家之言，便當作金科玉律。那是必有自懺孟浪，後悔莫及的遺憾啊！